略论毛泽东的七言律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诗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一）
七言律诗，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知1917年毛泽东的第一首七律（残篇）算起，至1973年80岁高龄的诗人的最后诗篇，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与“七律”这一旧体诗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学习、研究和创作七言律诗，几乎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已知70余首毛泽东的诗词当中，共有七律20多首，占所作诗词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诗人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晚年时期写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幼读诗、学诗，从青年时代起便开始从事旧体诗词的创作。贺子珍曾回忆说，在井冈山的时候，毛就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实际上，这时毛泽东对于长短句（如宋词）熟悉的程度不会低于唐诗。此前他所作的《贺新郎·别友》和《沁园春·长沙》两首词，已充分显示出他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出类拔萃的诗人天赋。在随后长达20多年的战争年代里，毛泽东的诗作多以短词小令为主，这也是同诗人当时所处的紧张多变的战争环境相适应的。而毛泽东擅长长短句的创作，恐怕还与他的性格、爱好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有外国学者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毛应该叫作“词人”。[1]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作第一首七律前，毛泽东已有一些四言、五言、七言的短篇诗文和联句。特别是他在22、23岁时写下的五言古风长诗《挽易昌陶》和五律《泛朱张渡》（一说是毛与罗章龙的联诗），更使人们对这位青年诗人的造诣刮目相看。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学习律诗的开始。
毛泽东在旧体诗词方面的渊博学识和高深修养，源于他长期以来对于古典诗歌的悉心研读和反复揣摩。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张贻玖（张曾参加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的整理工作）编写的《毛泽东和诗》一书。据该书及其他书籍统计，毛泽东一生熟记的中国旧体诗词应在2000首以上，涉及诗人约500位左右。另据笔者统计，在毛泽东手书（基本是凭记忆默写）的100多首古、近代诗词当中，共有完整的七律诗40多首，其中包括李白、杜甫、李商隐、刘禹锡、温庭筠、罗隐、韦庄、高启、林则徐等人的作品。他还多次书写或引用诗中的名句名对，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白居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等。除了从古、近代诗人的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外，毛泽东还经常向现代诗词专家、他的战友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切磋请教，虚心征询他们对自己诗作的意见。同时，毛泽东也十分留意现实题材的旧体诗词创作情况。1965年，他在报上看到叶剑英元帅的《七律·远望》，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竟一字不错地全文默写出叶帅这首诗，把它赠送给自己的孩子们。此外，毛泽东有时也帮助他人修改诗作。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给对方修改的多是长短句（词），而他请对方修改的多是自己的七律诗。
毛泽东后来几次谈到对律诗创作的感受。1957年夏，他同词曲学家冒广生谈话时提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又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2]这些话，既是毛泽东自己的切身体会，又是他不断摸索和努力实践的方向。
1965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给诗友陈毅元帅的信中写道：“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谈到古人的作品时，他又说：“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信中毛泽东还表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3]应该说，这是一封对于自己诗词创作生涯带总结性评论的信件。从以上所引内容看，毛泽东表明了这样几点看法：第一，律诗要讲平仄，否则即非律诗。第二，在填词（长短句）与作诗（主要是律诗）当中，他比较偏重填词。第三，在七律和五律当中，他较多作七律（注：毛作绝句也如此）。第四，对已作的七律诗他本人仍不甚满意。最后一点，固然含有自谦的成分，但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通过这封信，可以窥视诗人孕育半个世纪之久的对于诗词艺术的思考。
其实，就难度而言，填词（尤其是某些长调）在许多方面都要超过作诗（指律诗、绝句）。仅就词牌讲，现已知传下来的旧词牌就多达几百种，并且每种词牌都有不同的“规矩”。在这些规矩里，除了包括作五言、七言律诗所必须的字数、平仄、对仗、押韵等基本要素外，还有许多额外的讲求，如长句（7个字以上）、断句、变韵、入声等。比较起来，律诗和绝句虽然在形式上也很严格，毕竟要显得单一一些。再从中国旧体诗词的发展过程看，也是遵循“先诗”、“后词”这样的顺序走过来的。所以诗、词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般说来，诗人和词人并不矛盾，真正的诗词大家往往是集二者于一身，即能诗善词。而掌握诗或词写作规则的一把通用“钥匙”，就是“律句”（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句式，但有些词牌也有特殊要求）。从青年毛泽东所作和所改的诗文看，他显然很早就掌握了这样一把“钥匙”。毛泽东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多词少诗的现象，主要是他本人的一种主观的选择，而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又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李白、李贺都是毛泽东喜爱的唐代诗人，他们的作品分别以浪漫和险峻著称。如果对二李的性格以及他们不写或少写律诗等情况加以分析，或许能够从中揣摩出一点毛泽东曾经“冷淡”律诗的缘故。
尽管毛泽东前期较少作七律，到晚年仍不满意自己所写的七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七律这种体裁的研究与创作。事实证明，诗人毛泽东完全称得上是律诗的擅长者和大手笔。
（二）
为叙述方便，这里把毛泽东创作七律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段。
第一段从1917年夏作第一首七律起，到1949年4月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止。这个时段长达30多年，而今天仅见到毛泽东4首七律（包括一首残篇）。第一首《骤雨东风过远湾》，是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暑期游历途中所作，可惜后来萧只记得其中的6句。[4]从这6句诗看，这篇诗文当是青年毛泽东“咏物抒怀、触景生情”之作。按格律推算，该诗所缺的应是颌联，即其中的第三、四两句。虽然如此，仍可以看出诗的概貌。这首颇具唐诗格调的七律，意象清新、语言隽永，对仗整齐，并无一处“拗句”和“失粘”。应该说，此时诗人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七律创作的要领。1935年9月著名的《长征》诗，是时隔近20年后诗人的又一首七律。作为历经磨难的党的领袖和军队统帅，毛泽东这时的心态和感受已绝非他的学生时代所能相比。全诗贯穿磅礴的气势、形象的比喻和高度凝练的笔法，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将士藐视强敌、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尽管有人认为这首诗在形式上稍有不足（有几处同字），但仍不失为一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实现了有机结合的佳作。从诗人晚年仍多次书写该诗的情况看，《长征》应是作者比较喜爱的一篇作品。第三首《有田有地吾为主》，是诗人在1945年写的。[4](P,393)据说此诗当时曾在重庆等地流传。诗中“重庆有官尽墨吏，延安无屎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的句子，很有些像当年“红军布告”里的宣传用语。大概是由于诗味不多、格律不严（有“孤平”和“拗句”，并使用多韵，但基本属于律诗），作者后来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这首七律。第四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此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新中国的诞生就在眼前。在这种形势下，诗人挥毫写下这首气势非凡的诗篇。在发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历史沧桑感的同时，诗中警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在当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比较来看，这一时段诗人所作七律的数量远远少于填词的数量，说明他仍不太习惯使用七律这种体裁。与此同时，以《沁园春·雪》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词作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还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毛词多是对于具体景物或事件的描述渲染，特点是“借景生情”；而毛诗则趋向对于重大史实和方针政策的概括总结，特点是“直抒胸臆”。这种“分工”虽然后来有所变化，但某些特性还是保留下来了。总之，这一时段毛泽东的七律诗已由青年时期的“入门”，步入了他中壮年时期的“成熟”。
第二段从1949年4月作《和柳亚子先生》起，到1955年10月作《和周世钊同志》止。在开国前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的诗词数量不多，并且主要是对友人的答作。这期间他的两首七律也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诗友之间赠和的一般规矩：赠诗可以写得平一点，以期“抛砖引玉”；而和篇的水平不能低于赠篇，至少两者要不相上下才行。从毛泽东的这两首和诗看，其思想境界、气质格调和艺术手法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已不在律诗大家之下。《和柳》诗，是目前所知毛泽东诗交中的第一篇酬答作品。其中“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和“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联，更显情真意切，颇具特色。正是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超凡的胸怀和底蕴，使得自恃清高的柳亚子心服口服，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导。《和周》诗，是毛泽东给青年时期同窗好友周世钊的答作。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重游故地后，周赠毛七律一首，内容是记叙此次游访活动。其中有“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和“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等句。同样的题材，毛泽东的和诗却不同凡响，开篇便气势恢宏，意境深远：“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诗的颌联“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更是自然贴切，语意精微。不用说，这两篇答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明显优于赠诗，尤其在“比”、“兴”上有新的升华。“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诗词答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如此，由于答作的特性所决定，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仍属被动式的创作。
第三段从1958年7月作《送瘟神》起，到1966年6月作《有所思》止。在这8年里，毛泽东的七律诗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峰”，共产生了14篇作品（含3首未发表诗作），平均每年有一至两首，与诗人同期其他形式诗歌（包括词、七绝、杂言诗等）的总数大体持平。更重要的是，这时诗人的作品多是主动创作，题材多样，并且间隔短暂，彼此衔接。这些情况表明，七律已逐步成为晚年毛泽东诗作的主要形式。《送瘟神》，是得知江西余江县基本消灭了对群众危害很大的血吸虫病后，诗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气呵成这两首诗。从内容上看，诗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侧重揭露、感叹、想像，下篇侧重颂扬、联想、应答。从格调上看，两篇一暗一明，一悲一喜，一问一答，给人对比强烈，感情真挚，色彩鲜明的印象。这种两篇以至数篇主题相接、内容互补的情况，在后来诗人七律作品当中仍有表现。第二年夏秋，毛泽东再作《到韶山》、《登庐山》两篇。前篇诗人回顾历史，抒发久别后重返故乡的感慨，包含对先烈们的缅怀和称颂；后篇诗人评点现实，对外“冷眼向洋看世界”，对内“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两首七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创作出来的，并且脉络相通，前后呼应，集中地表达了诗人的思绪和情感。和被毛泽东称为“宣传诗”（注：毛泽东：《致胡乔木》（1958年7月1日）。）的《送瘟神》一样，这两首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年代的痕迹。然而，诗中所表达的对祖国山川的赞美，对故乡、故人的眷恋和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却是无可置疑的，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同年冬至翌年夏，毛泽东的七律诗“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以“批判修正主义”为题连续写下的几首讽刺诗：《读报有感》。[5]更确切地讲，诗中贯穿的对外“反修”的主题，实际上是针对屡屡向中国党和政府施压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这些诗无拘无束，嬉笑怒责，挥洒自如，手法别具一格。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国际背景，就能够理解诗人“气”从何来。“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这类极而言之、正话反说的句子，把诗人“不怕压，不怕迫”、“上参天，傲霜雪”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性格尽情地展示出来。类似的例子，还有1961年11月的《和郭沫若同志》和1962年12月的《冬云》。这两首七律，也都属于主动创作。撇开这两首七律的“反修”主旨和背景，单从艺术上讲，两诗不仅意境高远，格调挺拔，手法也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流水对）。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些人们熟悉的句子，最能体现诗人的性格与魅力。1961年秋冬，毛泽东还有另一篇和诗。这就是他还赠老友周世钊等的《答友人》。此前，周世钊、李达、乐天宇赠七言诗、斑竹笔给毛泽东，赠诗描绘了湖南境内九嶷山的雄奇壮阔，并有“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的诗句，署名“九嶷山人”。友人所赠诗、物，再次勾起毛泽东对故乡故人的思念。“红霞万朵百重衣”（隐含对“霞姑”杨开慧的怀念）和“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细腻、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1963年12月作的《吊罗荣桓同志》，是毛泽东惟一的一首凭吊七律诗。“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尾联采用反问的句式，充满了对逝者的惋惜之情，也折射出对逝者的高度评价。对作者来说，写凭吊诗已不同寻常，使用这样的评价就更不一般。1965年冬（？）写的《洪都》和1966年6月写的《有所思》，是毛泽东这个时期最后的两首七律。《洪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年逾古稀的作者对于已迫在眉睫的党和国家新老交替（含“接班人”？）问题的思考。“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两句，表明诗人的自信与乐观。《有所思》作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此时正值“神都有事”，作者远在南国。“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这是诗人眼中的国内政局和“革命”的场面。在晚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的分量不比过去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要轻。而真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更绝非易事。当看到“革命”的烈焰已如愿燃起，作为发动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这首七律以传神之笔生动地记录下作者的感触和心态。需要说明的是，此前的1965年7月，毛泽东已明确表示对过去所作七律均不满意。尽管这样，他又继续选择这种体裁写下《有所思》。就这一点来说，诗人创作的这篇七律的水准理应提高而不会降低。再从诗的本身来看，它在意境、手法等方面确实达到了“巅峰”，当入毛泽东七律诗中的拔筹之列。
第四段即毛泽东1973年8月的《读〈封建论〉呈郭老》。[6]这首七律，是目前所知诗人自《有所思》后惟一的诗作（不包括其他改诗、联句、赠言等）。此前，毛泽东已有整整7年“无诗”。对于酷爱诗词、常作诗词的他本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客观地说，这首以“批孔”为主题的诗已谈不上什么诗意，因此很难称其为“作品”。它不过是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一种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都没有收入这首七律。
（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专家和爱好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负责的态度，对已发表或未正式发表的毛泽东的诗词及注释（包括上述毛泽东的七律诗）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考察和论证，发掘出不少宝贵的史料，取得了重要进展。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笔者肯定多有疏漏），加上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以下就有关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1、关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1958年12月和1964年1月，毛泽东本人两次回忆他青年时AI写作的诗句。1966年7月，他又在一封信里引用了这两句诗。出于好意，有研究者提出，可将这两句诗的前后顺序颠倒一下，以便嵌入前述毛泽东1917年作的“骤雨东风过远湾”的七律诗（残篇）当中，使该诗完整起来。这固然只是一种设想，并非认定这两句诗就是残诗所缺的内容。而笔者觉得，这种“嵌入”法比较勉强。首先，作者两次回忆和一次写出这两句诗时所记的文字完全一致，可见印象深刻，误记的可能性不大。再从上下句的关系看，两句的逻辑顺序是清楚的、合理的，其中略去的主语应是诗人自己或指与他一起的“同学少年”。这样，按照韵脚的位置，这两句诗很有可能是作者一篇七古诗中的句子（虽然这两句诗均属“律句”，且平仄、语义相对，这在七古诗中并不乏见）。例如，青年毛泽东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用的就是此韵。
2.关于《长征》。对该诗的创作和首次发表的时间，经研究者考证应分别为1935年9月和1937年3月，而不是一般认为的1935年10月和1957年1月。此外，有论者认为，该诗中出现的4处“同字”（即“军”、“水”、“千”、“山”）属于“瑕疵”，未免遗憾。笔者以为，对这种情况应作具体分析。按照律诗和绝句的规则，诗中应尽量避免同字，尤以绝句为要。但大可不必因此而损意，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何况律诗同字现象古已有之，不足为怪。如崔颢的《黄鹤数》、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等，不仅同字，而且同词，甚至一词多用，但都未妨碍这些作品成为千古名篇。至于将原《长征》诗中的“浪拍”改成“水拍”，却是有道理的。因为律诗的颌联和颈联是关键句子，要求更严，如出现同字，就属于“瑕疵”了。这大概也是作者欣然采纳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的缘故。
3、关于毛泽东所和郭沫若原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对这首诗中“当剐”现有两种解释，一作“正要刀剐”，一作“应当刀剐”。这里，还应参考一下后来郭老自己的说法。1964年，郭老在报上发表文章，谈到写这首诗的心态：“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7]也有人认为，这是郭老事后“以错就错”的一种说法。对这种看法自另当别论。笔者以为，即便“当剐”作“正要刀剐”解，也并不影响毛泽东关于郭诗“针对唐僧”和“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的基本观点。因郭诗除颈联“当剐”一句外，首联、颌联和尾联（“愚曹”句括郭认为是“蠢人”的唐僧，毛泽东和诗里“愚氓”亦是）都有指责唐僧的意思。据此，郭老提到自己（包括诗中）“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也应是实情。
4、关于《洪都》的写作时间。1964年4月和9月，毛泽东曾两次到江西视察。第二年5月和12月，他又两次来到江西。那么，1965年诗人称“到得洪都又一年”，指的是同年的哪一次呢？经查，毛泽东这年两次南下的路线分别是：（3月至6月）北京→郑州→武汉→长沙→井冈山→杭州→上海→济南→北京；（11月至12月）北京→济南→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北京。应注意：这年5月下旬，诗人由长沙经株洲、醴陵直入江西，乘坐汽车“重上井冈山”，并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词二首。5月29日下山，30日从吉安经峡江、分宜到樟树，再换乘专列离开江西赴浙江，于6月1日抵达杭州。这样，毛泽东第一次南下去南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未见有毛去南昌的记录）。第二次他再来江西的时间是12月下旬，并确实到过南昌。此时国内的形势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而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也刚开过不久。如果这个时间（1965年12月）能够确定，就可结合当时的背景进一步分析诗人的心态，有助于理解该诗的内容。
5、关于《有所思》。如前所述，这首七律的背景是比较清楚的：1966年5月，中央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彭真等人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正式成立。此时，在南方的毛泽东所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的问题。在作者的草稿里，曾给该诗拟了三个题目：“正是神都”、“颂大字报”和“有所思”，发表时选了“有所思”这个题目。这里“颂大字报”一题值得注意，它或许能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这首诗。“神都”，古谓京城或神州，这里指首都北京，也是诗人正在关注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地。“大字报”，应为6月1日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颈联“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两句，当指“第一张大字报”播发后激起的强烈反响，包括作者的居住地杭州。据有关资料载，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播出当天，浙江省会杭州的各大专院校立刻贴满“声援”北大的大字报，许多师生还来到省委机关，指责省委“压制”群众运动。“有所思”，这里既指诗人自己，也指“故国人民”（草稿先作“七亿人民”，后改）。从上述情况看，这首七律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这年的6月初，写作地点为杭州西子湖畔。
6、关于“违律”的问题。在以上毛泽东的七律诗中，违反格律的情况很少见到，说明诗人对此问题的重视。有些不符规则的句式如“重庆有官尽墨吏”（孤平）、“劝君少骂秦始皇”（拗句）、“熟读唐人《封建论》”（与上句失粘）等，但还不至于影响全诗。而个别的句子还可能是传抄时的笔误，如“不战不和欲何如”（应为“不和不战”）。前面说到，毛泽东熟记大量古典诗词曲赋，对于作诗填词所必须遵循的“律句”规则早已烂熟于心，运用自如。这里仅举一例便能说明诗人这种基本功掌握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原有一句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见1967年5月发表剧本）。这句话如果放到旧体诗词里，就是典型的“拗句”。毛泽东看后，提笔将“春天”改作“春色”。[8]仅动一字，全句节奏大变，抑扬顿挫，十分提气——这正是“律句”的妙处所在。毛泽东堪称“一字之师”。
7、关于《咏贾谊》诗的真伪。最近，已有研究者对这首七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主要理由是该诗通篇“违律”。试看：“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9]对照格律，全诗句句犯忌，没有一句称得上是“律句”。如果这首诗确系毛泽东所作，它应当是诗人七律诗中的一个“特例”（即毛讲的“有韵的非律的诗”）。这里不妨换一下思路：作为精通诗词格律的毛泽东来说，会不会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呢？作律诗不依常格而故意加以变换者，称为“拗体”。古人所谓“拗”，除有时变换第二、四、六字外，着重在五言的第三字和七言的第五字。两联都拗的称“拗句格”，通首全拗的称为“拗律”。这首《咏贾谊》就是“拗律”。有人认为该诗写于1958年。在当时形势下，作者会不会借这个题目作某种“创新”的尝试呢？在古代诗人当中，也有故意这样作的。清王轩《声调谱序》中说：“韩（愈）、孟（郊）崛起，力仿李（白）、杜（甫）拗体，以矫当代圆熟之弊。”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并不足为据。从毛泽东多次谈到的对律诗创作的理解，他最终还是主张讲格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拗律”的尝试似乎并不成功。另外，还有研究者从其他方面对该诗提出异议，认为它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诗风”和“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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