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情结”与当代思想——“当代思想史”片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片断论文,情结论文,思想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以后的中国历史，直接间接地，处处都和“五四”有关……
“五四”运动的意义甚多，人们从任何角度上去观察它，都可得到一种“意义”。因为它本是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而文化则是无所不包的。
——余英时
什么是“五四情结”？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主题（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主题就是“百家争鸣”，魏晋时期的文化主题则是崇尚玄学……等等），不同的文化主题显示了不同时期的人们追求不同的文化目标的兴奋点所在。以这样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五四情结”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主题。在此，我没有用常见的“五四精神”这个概念，是因为“五四精神”常常被宣传成实用性太强的几个口号，而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及“五四”那一代先驱者留给后人的思想史料都充分证明：那一代人所触及到的文化主题、思想矛盾，其丰富性和深刻性，都远不是几个口号所能包容得了的。基于这种考虑，我用了“五四情结”这个词，因为“情结”二字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五四”文化主题的博大与繁杂、深刻与持久、一言难尽与常说常新。
说到“五四精神”，最常见的解释是“科学与民主”。的确，倡导科学以反对愚昧，倡导民主以反对专制，是中国追赶现代化的两大目标。而二十世纪中国在发展科学，追求民主上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以前的所有时代。然而，另一方面，科学亦非万能灵丹，民主也结出过“文革”期间“大民主”那样的恶果，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陈独秀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主张“以科学说明真理”，[1]可到了二十年代，不还是爆发了“玄学与科学”的论争么？而梁启超也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启迪：“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2]一直到世纪末，七十年代末“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不是也同样没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以至到了1980年，《中国青年》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立刻风靡全国，并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格局么？
再说民主。先驱者的思考也众说不一。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3]——完全是西方民主制的设想，可他本人当选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后，却又是专横的“家长制”作风（由此可见“主义”与“个性”的矛盾）；而李大钊则认定：“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4]他的构想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5]——显然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两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对“民主”的理解尚有如此的分歧，其它主义之间的歧义就可想而知了。整整一个世纪，姓“资”的民主和姓“社”的民主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前者蜕变为独裁，天怒人怨，一朝瓦解；后者滑向“大民主”，十年动乱，终于幻灭。直到今天，“健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更复杂的问题还在于：陈独秀倡导的西方式民主，以“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6]为前提；李大钊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也以“重自由…谋各个之并立”[7]为基本内核之一；——都将“民主”与“自由”看作两个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概念，而民主进程的艰难却常常使“权威主义”再三登场，以牺牲“自由”作建设民主制的代价。[8]这样，就产生了以“民主”作旗号、以“权威主义”为内容的政治奇观。但“权威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践屡屡受挫与二十世纪民主主义思潮的空前高涨也证明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尽管如此，到了八十年代末，不是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争鸣么？“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权威”的关系，理论上好说，到了实践中，却为什么那么难以处理？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各股社会势力的较量，都使得二十世纪的民主进程无比坎坷、无比曲折。
如此说来，“科学与民主”作为启蒙主义的文化主题，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既立下了丰动伟绩又催生了无数的疑难。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所以，“五四精神”也常常被解释成爱国主义的传统。但对于“爱国主义”的不同解释，也产生过十分猛烈的思想交锋。胡适主张“全盘西化”，未免偏颇，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还产生了回应？鲁迅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9]也相当偏激，鲁迅还反对“爱国的自大”，倡导“个人的自大”，为的还是医治“中国的昏乱病”，[10]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在愤激的深处，是挚爱、是挚爱与愤激的水乳交融！李大钊是伟大的爱国者，可他也说过“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11]之类的话；陈独秀是伟大的爱国者，不是也说过“吾国之俗，习为委靡，”[12]“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13]这样的话么？——因此，才有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强音，才有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前仆后继、为改造中国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还是保守的爱国主义。例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辨析了东西文化的不同路向：“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14]在他看来，“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15]于是，在“欧化蒙罩的中国”，他力倡“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6]具体地说，就是张扬孔子的刚的学说：“提倡一种奋发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纪的需要。”他想以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纠正老庄“总偏阴柔坤静”的弊端，[17]他坚信：“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8]这与梁启超欧游归国后重新倡导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主张“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承担起“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19]可谓不谋而合。——这一类主张与激进的爱国主义主张针锋相对，却都燃烧着振兴中华的热忱。二十世纪“新儒家”的几度崛起显然也昭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爱国主义，原来也歧义纷陈。如何去爱？先驱者也各有主张——李大钊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20]这号召已开毛泽东呼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河，可谓“民粹主义的爱国论”；鲁迅则呐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1]堪称“个性主义的爱国论”；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实用主义的爱国论”；罗家伦则高度赞扬了“五四运动”中“学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造中国的原素。”[22]又是“激进主义的爱国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救国”的呼声最急切、最响亮，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努力却并不因此而偏废。到了世纪末的建设时期，“革命”的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中减弱了，“科学兴国”、“教育兴国”的主题又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观察各种主张的救国论、兴国论，研究它们的此消彼长、互相激荡，又可以使人产生多少感慨：关于爱国主义的种种说法，是怎样自彼此冲撞又互为补充的呵……（甚至具体到先驱者各人，也常有前后矛盾之论。例如陈独秀，1915年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1920年就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了，[23]但到了晚年，又由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而警醒：“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24]这样就又回到了“民主”的主题。又如鲁迅，1918年也大声疾呼：“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25]到了1919年就神往于革命了：“看看别国……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到了1925年，鲁迅一面继续鼓吹“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27]一面也呼唤“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28]认为“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29]但在1927年，他又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30]到了1930年，他还是回到了“改造国民性”的话题上去了：“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31]……透过这些多变的思绪，我们不难洞察时代风云变幻的痕迹，也有对先驱者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左右彷徨的矛盾心态一目了然。）
爱国、救亡，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又一个基本主题：从“五四”到“一二九”、从“红卫兵运动”到“知青运动”、再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从游行示威、唤起民众到武装斗争、抗御外侮，从“抵制日货”的呐喊到“独立自主”的悲歌，从“改革开放”的急起直追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凛然正气……浮躁的二十世纪，多少悲剧和喜剧都与爱国主义的情结紧紧相联！
既要启蒙主义的“科学与民主”，又要民族主义的“爱国与民粹”；既要走向世界，又要民族自尊；既要政治改革、经济起飞，又要思想革命、文化转型；既要激进的热情，又要理智的冷静……多少事，从来急；理想的构思一落到实处，就遇上了重重的难题。旧的矛盾未得彻底解决，新的困惑又在不断涌现。在时代大潮前行的曲折航道上，浮躁的心态理所当然成为时代精神的典型状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从“五四”先驱者那儿寻找思想的武器，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之作出各取所需的说明——这样，“五四情结”便成了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主要源头。
毛泽东的“五四情结”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对他人格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在他早年的书信与论文中，好些言论都显示出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我现在很想作工”的心声以及创办“自修大学”的实践都与李大钊的“尊劳主义”相合，也直接导向他晚年号召全国人民走“五七道路”的浪漫奇思；“我一生恨极了学校”[33]的心声也显然是“五四”时期“大众教育”的新潮的回声，[34]这一心声驱使他在晚年多次发生“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怒吼：“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35]的信念也浸透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并使他在晚年回首平生时，说出了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话，还以他的非凡个性魅力影响了一代“红卫兵”的成长，使他们在“文革”中以“造反有理”的冲天激情在一个“个人主义”被冠以“资产阶级”标签的年代里上演了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一幕幕悲剧。“毛泽东与红卫兵”无疑是当代思想史上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专题。
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后，他多次撰文评价“五四运动”，从“五四精神”中汲取推动中国革命的力量。作为一名具有农民文化背景的革命领袖，他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功利性和政治鼓动性——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36]这样的概括是一种独到的解释。毛泽东对“彻底”、“不妥协”、“革命”这些词的强调，足以表明他的激进立场。这种激进的立场无疑是他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时，他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7]——“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在此为“科学与民族、大众”的主张所取代，意味深长。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大众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38]的题中应有之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39]的爱国主义情怀，还出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39]的战略考虑。尽管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40]但他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以及战略需要，都使他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倡大大多于“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思考。由此可见，他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更偏重于民粹主义的选择。这样，他多次强调“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41]“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42]也就是必然的了。他一生都大力倡导这一条，但过激的立场却没能导致“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功。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深入研讨。
在“五四”的先驱者中，毛泽东最敬佩鲁迅。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43]他肯定了鲁迅的革命性和民族性、人民性，却忽略了鲁迅的孤独感和现代性。这不失为政治家之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扬，才使得鲁迅的书在大陆一直广为流布。甚至在“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大劫难中，毛泽东还专门发出过“读点鲁迅”的指示，使鲁迅的书得以再版，成为文化饥荒年代中许多青年的宝贵精神食粮。这些青年中的一部分佼佼者通过鲁迅的书走上了新启蒙的道路，发扬光大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现代意识。在“五四”先驱者中，鲁迅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也与李大钊、陈独秀那样的激进革命者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革命家毛泽东，还是新启蒙思想家李泽厚、评论家王富仁、钱理群、黄子平、王晓明、陈思和、汪晖都对他情有独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毛泽东对“五四精神”的革命性、民族性、大众性阐释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的阐释自成一家之言。但由他发动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鲁迅的学生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都酿成了历史的悲剧。这些悲剧都昭示了激进主义的隐患以及片面理解“五四精神”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重返“五四”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经历过那段天翻地覆岁月的人们应该记得：新时期是从清算“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开始的，是从再次吹响“向科学进军”的进军号开始的。这样，“反封建”和“学科学”便成为新时期开始的两声号炮。这样，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便与“五四情结”一下沟通了。而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也正好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呐喊回应了“五四”时期鲁迅那篇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声。
“五四情结”，如此根深蒂固！如此难以解开！这是中国之幸还是不幸？
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纪念之年。这一年的《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的专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文中指出：“中国的封建传统，确如恩格斯所说，是‘历史的惰力’，一种极端顽固保守而又难以觉察的习惯势力，在群众中无所不在，连革命者自己在所不免。”在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漫长历程后，黎确认：“批判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彻底加以破坏，是近代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封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它在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比资产阶级思想要广泛得多，牢固得多。彻底解放思想，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黎澍在此又一次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两个“彻底”，充分显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激进姿态。
同年，李泽厚出版了影响远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该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谈了和掩盖了其他……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农民革命的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封建剥削和统治……经济基础不改变，自由民主将成为空谈；而要改变小生产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又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方面，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由旧民主主义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43]这儿，李泽厚指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问题，同时，将“思想启蒙”与“改变经济基础”、“健全民主”紧密相联，显示出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也是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了“批判封建主义学术讨论会”。《光明日报》当年11月13日刊发了讨论会发言纪要——《深入批判封建主义，彻底肃清封建流毒》。纪要认为：文化专制主义、腐败的官僚政治、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是封建主义的特征，也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三十年来，我们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必要的，却没有系统地有力地批判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走后门、破坏法制等等。”——至此，“思想启蒙”的主题已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重叠在了一起。这样的呼声，也显示出了当时的学者强烈的使命感与战斗精神。
“反封建”的呼声就这样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它与旨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相映生辉。
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代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与“五四”先驱者用过的武器完全一样，那便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倡导“科学与人权并重”，鲁迅呼吁“任个人而排众数”，周作人宣传“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44]到了七十年代末，饱受“文革”摧残的当代人也开始为人道主义正名。
还是在1979年，美学家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三期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引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点论证“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与此同时，《上海文学》也在当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驳斥“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恢复以“真善美的统一”作文艺创作的灵魂。到1980年，汝信在《人民日报》（8月15日）上撰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更进一步指明：“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最后……变成了对中世纪式的非人道的肯定。”“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就成目中无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
李泽厚也是在1979年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这本完成于1976年的康德述评已经触及到了康德哲学的现实意义：康德对“人类主体性的主观心理建构”的关注对于“共产主义新人的塑造”十分重要。[45]“为黑格尔总体主义所淹没的个体意识在现代生活条件迅猛抬头和发展，个人存在的巨大意义日益突出。”[46]到了1981年，李泽厚进一步提出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为“主体性哲学”的复兴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使“主体性哲学”成为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影响至大的学说。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书中论及康德思想渊源的一句话：“科学与民主是当代也是以后许多世代的两大基本问题，康德接受牛顿和卢梭的巨大影响也正在此。”[47]这句话中对“科学与民主”的强调也令人感到李泽原的“五四情结”。
而外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则在1980年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肯定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发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精神，追求人的真正的价值。”[48]联系到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以及这场大讨论后，随着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的出版（1981年），“萨特热”风靡思想界、读书界的事实，足以令人产生如下的思想：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归，个性主义思潮的复兴，“萨特热”的流行，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都是“新启蒙”运动的需要。
到了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再次从历史的深处浮现了出来。一批鲁迅研究专家由阐发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入手，继续深化着启蒙的主题——王瑶的《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严家炎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49]钱理群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50]朱文华的《鲁迅与人道主义思想》、易竹贤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邵伯周的《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再认识》[52]……直至1983年，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强调：“鲁迅所力图加以证明的是：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着深刻的思想革命，必将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流产。”“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务，始终是为了清除封建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广泛社会影响。”[53]直至1985年，王富仁在《〈呐喊〉〈彷徨〉综论》中呼喊：“回到鲁迅那里去！”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55]——启蒙、启蒙、启蒙：为改造民族性而启蒙，为现代化进程而启蒙，成为八十年代的历史强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思想界、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青年界的启蒙主义者掀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讨论，为完成“五四”先驱者的未竟之志而大声疾呼，也在当代思想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那正气浩荡、激情奔腾的岁月，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向往……
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反思：质疑“五四”
有正题就有反题。有鼓吹就有质疑。
早在1980年，李泽厚就发表了《孔子再评价》一文，肯定了孔子的“仁学”“突出了原始氏族体制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同时还“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无疑是对“仁学”的当代阐释。李泽厚相信：“伪善的东西不可能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主张把宋儒塑造的孔子偶像与塑造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孔子原型区别开来；将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孔子区别开来。李泽厚在张扬启蒙主义的同时又努力重新评价中国文化传统，是出于这样的深谋远虑：“也许可能在将来不致发生所谓‘真实的存在’（个体）象被抛置在均一化整体机器的异化世界，而倍感孤独和凄凉？”[56]而这样的考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也代有传人——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牟宗之、匡亚明、杜维明、余英时……
1985年，当王富仁、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等人大声疾呼“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的同时，两位青年作家却向“五四”的“反传统”口号质疑——阿城指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57]郑义也有同感：“‘五四运动’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实？‘打倒孔家店’作为民族文化之最丰厚积淀之一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地，不是批判，是摧毁；不是扬弃，是抛弃。痛快自是痛快，文化却从此切断。”[58]阿城与郑义，都是知青出身的作家，都深受“文革”之害，不曾接受过系统化的文化知识（包括传统文化）训练，这样，便在开始文学事业不久就痛感文化根基的薄弱，痛感文化“寻根”的必要。在他们大胆质疑“五四”“反传统”思潮之前，他们已经写出了《棋王》、《老井》那样蜚声文坛、感人肺腑的“寻根”力作。《棋王》对道家“真人生”境界的追求、《老井》对儒家“自强不息”、“舍己为公”精神的讴歌，都雄辩地证明了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在实际生活中的深厚道德伟力。
阿城和郑义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质疑立刻激起了商榷之声——青年学者王友琴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在研究、整理民族文化方面做了最多工作的也是他们。”[59]青年学者汪晖也指出：“鲁迅等人在反封建的大旗下，主要以否定和批判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其角度或着眼点并不在于否定中国文化的特点，而在于这种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社会的影响。”[60]这样的辨析是符合史实的，但同时，这样的辨析也就在承认传统文化值得研究、整理这一点上与阿城、郑义的主张殊途同归了。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该批判的就批判。该继承的还得继承。在这样“具体分析”的态度中，已滤去了激进的情绪，而呈现出理性的风度。
1985年，是“新潮文学”崛兴之年。是非理性主义思潮高涨之年。同时，1985年又是“寻根文学”的丰收之年。是中国作家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民间文化）中汲取重铸民族精魂的力量的奋斗之年。“新潮文学”与“寻根文学”在1985年的撞击是巧合？还是昭示了当代文化的某种宿命？耐人寻味的现象还有：“新潮文学”在打开了当代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同时也触发了“伪现代派”的争鸣。这场争鸣像当代许多思想交锋一样，都以各执己见而不了了之。不过，李陀关于“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没意思，没劲”的直言却道出了文学贵在独创的真谛。[61]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在向传统文化挺进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棋王》、《老井》、《红高粱》那样的有口皆碑之作，根据《老井》、《红高粱》改编的电影甚至夺得了国际电影节大奖，并且因此而在当代文坛上产生了百花争艳的“地域文学”繁荣景象，也再次验证了那条众所周知的老话：愈是民族的，也就愈是世界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理性的思考与非理性的情绪常常难以沟通。尽管1986年，“宽容”的呼声十分流行，房龙的《宽容》一书也非常畅销，但激烈反传统的情绪仍然在高涨。刘晓波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以狂人的姿态呼吁“继承‘五四’传统，担负起进行旨在改造国民劣根性、扫除千年封建传统的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重负。”他一气批判了中国人缺乏危机感、知识分子深厚的惰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感性反悟性、中国作家缺乏个性意识，但他欲以“感性、非理性、本能、肉”（他解释道：“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作“反传统”的武器时，[63]激进的斗士形象也就与放纵的痞子形象别扭地重叠在了一起。刘晓波的激进言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青年学生中很有市场，决非偶然。同样是激进的“反传统”，鲁迅式的“绝望中抗战”与刘晓波式的“绝望中放纵”境界相去甚远。
宣泄焦灼的情绪，不难。难的是深沉的理性思考。做斗士，有勇气就够了。做思想者，非有深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力不可。
也是在1986年，李泽厚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一篇世纪末反思“五四情结”的命运的思想史论。“救亡压倒启蒙”，是二十世纪的无情现实。“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至‘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不过，李泽厚也认为：重复五四那种激烈的批判和全盘西化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们今天的确要继承五四，但不能重复五四或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如此。不是像五四那样，扔弃传统，而是要使传统作某种转换性的创造。”因此，就要对“五四”传统“作进一步具体的分析、细致的研究和理论的建设。对待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也应如此。”[63]他还在另一次答记者问时指出：“鲁迅的特点恰恰的是从前期一般的国民性批评、社会批评，转到后期抓具体问题不放的韧性战斗。”在他看来，“目前阻碍改革的，主要是封建官僚主义。……避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谈，而把一切罪责都归诸于文化传统、国民性，这不太空泛了么？”[64]——这是针对刘晓波现象提出的批评。而这种“抓住具体问题不放”的态度也足以令人想起“五四”时期胡适的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的，你不能不承认：当“主义”流于偏激的空谈时，研究问题也许更有实际意义。“五四情结”中，不仅有激进的“反传统”呐喊，也有研究“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64]的理性之思。
在“宽容”与“理性”的共鸣中，青年学者李书磊还发现了“温和”的意义。他在读过《知堂书话》后写的书评中反省：“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直受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激进态度的熏陶……再加上我们身处在中国传统旧文化的直接压迫之下……所以我们总是意气难平，总是不能平心静气……‘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占了上风，但后来的社会结果却是中国旧文化和旧传统不断得到强化和泛滥，一步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我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态度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因果关系。……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用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或许新文化的激进方式本身就是违背新文化而适合旧文化的。我发现旧文化最可怕的也许不是它的文化内容，而它唯一的，专制的存在方式和它的排他性，用新文化的专制去代替旧文化的专制……这种专制方式本身就是对新文化内容的否定和背叛。”周作人的书使他“重新估计新文化运动中这被长期忽视的另外一派：温和主义。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也许只有温和主义才能给新文化带来最后胜利。“李书磊的思考与海外学者余英时同时（1988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颇有不谋而合之处。余英时提出：“在激进思潮仍然高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始养成一种文化上的雅量，对于‘保守的’或近乎‘保守的’言论不动辄之以轻薄或敌视的态度？”“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现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始终与中国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余英时倡导“科学精神”以批判“激进思潮”，与他是当代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立场有关，也与海外思想界“激进化的历程大有为多元化取代的可能”[67]的趋势有关，与开放型社会对稳定、宽容、和平共处的需要有关。而大陆思想界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对“宽容”、“理性”、“温和”的呼唤不也体现出开放的大陆需要健康的文化心态、恢弘的文化气度吗？
激进的“刘晓波现象”与温和的宽容精神针锋相对，显示了巨变的大陆思想界的多元景观，也传达出一个文化信息：在启蒙主义已成大气候的背景下，启蒙主义者也开始分化。激进主义者和温和主义（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交锋共同成就了世纪末思想史的壮观景象。
到了1989年，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陆思想界又掀起了“重评‘五四”与“质疑‘五四’”的热潮。
李泽厚在这一年进一步强调“具体的、实证的研究”。他认为：“现在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启蒙以及文化问题，而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些反传统最激烈的人恰恰掩盖了这一点，过多地谈论文化，实际意味着错误人人有份。这就为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开脱了”。“所谓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很具体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而确立其法律保证的形式……我愿意再三强调法制。”[68]这样，他便由“文化批判”进入了“全面反思”的大境界。
另一方面，“文化批判”的沉思也在深化。许纪霖注意到：“五四运动”的教训在于“启蒙运动实际成了一场为政治选择作论证的意识形态革命。”“知识系统与信仰系统在启蒙思想中的严重失衡，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指向的过于自觉，这便埋下了‘五四怪圈’的潜在种因。”为了避免在新世纪再度陷入“五四怪圈”，他主张“淡化文化讨论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保持开放的，多元的文化氛围。……各种知识价值和信仰系统在平等的多元并存中形成‘共识’，形成新的民族精神。”[69]——他也主张“宽容”、“并存”。（有趣的是，他又颇为欣赏刘晓波，认为刘晓波“充满血性、直面真理”，作为一名“现代狂人”，一位“斗士，”“他肩负的不是文化的使命，而是社会的使命”。[70]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宽容”也应与“激进”共处。这样的悖论事实上也折射出注重学理研究的许纪霖难忘社会忧患的内心矛盾，而这矛盾又岂止许纪霖一人独有！）
魏明康则认为：忽略平等，是“五四”口号的缺陷。“民主与科学难以在中国实际化……具体而言之，就是它们未能充分满足20世纪中国对于平等的需要。”而“平等是特权的天敌。”[71]如果我们联想到法国启蒙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便是“平等”（另外两个是“自由”和“博爱”）、联想到“均贫富”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基本口号……虽然世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但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人道主义口号，它的意义的确是“民主”所不能包容的。
而钱谷融、张广照、钱理群、甘阳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个性”对于启蒙思想的核心意义。钱谷融回顾了郁达夫、茅盾、鲁迅等人关于“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72]的论述；[73]张广照的见解是“科学与民主不过是早期思想家们坚船利炮和共和立宪的翻新，并未超出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改进封建主义的局限”，而“解放生产力必须从解放个人、发展个人自由开始。”[74]钱理群注意到：“五四”先驱们对以“群体”消融“个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作出过深刻的批判，他们大力宣传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个性自由，才是“五四的时代最强音”。甘阳也在“检查五四传统的阙失面”时认为：“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自由’说到底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艺家所标榜的‘意志自由’，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即‘公民自由’。”“没有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只不过是所谓的官僚组织制，没有个人自由的‘科学’也只能造就所谓的技术官僚。不先奠定‘个人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这种所谓的‘民主’和‘科学’都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形式、新的专制方式。”[76]
陈来则注意到：“当我们重复五四的甲子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文化上似乎重新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不同的是，政治上的反帝救亡的主题变为经济上如何免于‘开除球籍’……站在这样新的背景和视野中，重新审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急进功利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得失”，各有其失：急进功利主义者“绝对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抱工具理性”，文化保守主义者维护了价值理性，却偏激地排斥工具理性，“也未能与政治的变革有效地协调。”如何解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人的历史使命。[77]
秦晓鹰、黄万盛则深入探究“民主”的真义：“民主，究竟是初衷，还是远谋？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究竟是止步，还是起步？请所有人回答。”[78]民主，包含三层涵义：一是民主理想、二是民主体制、三是民主实践。只有三者全面实现，才能称得上是“民主化”。[78]——他们因此而反对1988年末至1989年初喧哗一时的“新权威主义”，捍卫着“五四”的“民主”思想。
——就这样，“五四情结”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再次强烈地显现了出来。当代思想者对“五四”传统的阐释、质疑、反思，无论是从学理的层面，还是从伦理的层面，抑或是从政治的层面，都凝聚了当代人历史之思与现实忧患。关于“五四情结”的众说纷纭也成为那个年代百家争鸣的一个缩影。
质疑“五四”，是为了超越“五四”。然而，人们不断地、热烈地、持久地谈论着“五四”，似乎又暗示了这样的宿命：“五四”是难以超越的。这种难以超越不仅由现代化进程远未结束的无情事实所决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情结”是中国的现代化情结），而且由“五四情结”的理想主义品格所决定（从根本上来说，“五四”先驱者们孜孜以求的不仅是中国的富强，而且是永恒的人文主义理想——鲁迅所渴望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80]周作人所展望的“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81]胡适所倡导的“少年中国精神”——“批评的精神”、“冒险进取的精神”、“社会协进的观念”，[82]李大钊所鼓吹的“少年运动”——“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83]……这一切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不正是人类永远追求的文化目标吗？虽然在饱经忧患的以后的这个世纪末，信仰这些主张的人已经不多了）。
是的，“五四”是难以超越的。
九十年代：捍卫“五四”
九十年代初，商潮高涨。以嘲弄理想、解构意义为基本特质的“后现代主义”流行一时，正好适合了社会转型期“游戏人生”、“休闲人生”的需要。另一方面，由八十年代“文化热”所触发的“国学热”的复兴也一直不衰，“钱钟书热”、“陈寅恪热”、“《易经》热”、“新儒家热”、“佛学热”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展示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强大势头。更由于商潮高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剧增，人欲横流可怕，重新提倡传统文化精神、张扬传统美德也成了时代的强大呼声。费孝通先生关于“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出现”的呼声[84]就产生了许多人的回应……
时代变了。“五四情结”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只为部分学者、思想者关心的话题。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战乱（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主要是一部战争史）、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年的思想启蒙和经济建设（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日益成了首要的主题。但它却不可能只是唯一的主题。否则，为什么文学界还在九十年代兴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为什么思想界还在九十年代兴起了“顾准热”？
1994年，《顾准文集》的出版在思想界激起了热烈的议论。顾准，一位在专制年代里独力思考着人类的命运与中国的前途的思想家，一位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在他的著述中继续了“五四”先驱者的事业，为“科学与民主”招魂（《顾准文集》中，仅在标题中标明了“科学与民主”主题的文章就有四篇——《科学与民主》、《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当代人读顾准的书，抒发的却是自己对现实的忧患与感慨——吴敬琏指出：“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制度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85]石泠也认为：“奇怪的是近年流行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仿佛民族自省不但早已完成，而且已经过头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东方文化颂。似乎中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是来自改革开放，而是来自中国文化或某一地区文化有与众不同的基因；至于过于一百多年的落后，则是侵略者的罪行，与本国固有文化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于是，萨伊德此时驾临中国，正是圣之时者也。”[86]——这是对“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负面效应的批判。
李锐则由顾准的民主思想产生思考：“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同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出现王宝森现象是不可避免的。”[87]——这是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唤。
朱学勤还由顾准的思想境界发出感慨：“八十年代养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经学会以点数海外新学理新概念为能事。但是，无论就知识规模的全幅气象，还是见识兼胆识的锐利目光，乃至为走出蔽障承当了那样深重的牺牲，我们当中又有谁敢于说——‘我超越了顾准’？”[88]
顾准的深刻，与“玩学术”的时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顾准的大气魄，与“学问越做越小”的时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顾准的胆略与勇气，与“人云亦云”的媚俗风形成了惊人的对比。顾准在九十年代大放光芒，是“五四情结”注定不会消散的证明。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纪念顾准诞辰八十周年座谈会。同年，何西来、钱竟、邵燕祥、杜书瀛、刘心武、白烨等评论家、作家也在北戴河的一次长谈中重说“五四”——邵燕祥主张“从‘五四’再出发。几十年来，很有些现象已经是从‘五四’后退了。我看现在的多少路‘特异功能’下山，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鲁迅当年抨击的扶乩之类现象，这还仅仅是从封建迷信的角度来说。”白烨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四反封建、反传统反过头了，造成了文化的断裂、传统的丢弃。这样的看法在‘寻根文学’讨论中初露端倪，这几年的‘后国学’也鼓噪得很厉害。这种言过其实的言论，似乎又成了新的时髦。”他认为“更应当思考我们这些年对‘五四’精神是继承了，还是偏离了，甚至丢弃了。”说到激进主义，刘心武说：“局部的激进行为可以起到校正、调整社会不公正的作用，都温和起来也不行。”“在社会的变革中，有些良性的激进行为究竟怎么看，是可探讨的。”[89]——这些议论，都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五四”提出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五四”的成果，面临着被抛弃的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去，“超越‘五四’”或“质疑‘五四’”，从学理上说得通，在现实中却可能产生误解。学理研究是一回事，思想探险是一回事，现实的忧患是另一回事，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年代，这一点尤为突出。
1996年的《读书》第六期上发表了雷颐的文章：《超越五四？》。文章结尾处引用了美籍学者周策纵论及“五四”历史意义的论点：“中国经历了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变革。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左右着今天；那个时期提出的深刻问题依然有待重新思考和解决。”
诚哉斯言！
在世纪末的文化漩流中，新潮迭起，各领风骚若干年。但细细探究起来，它们的深处总是与“五四情结”（与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与“科学与民主”、“激进与保守”、“个性与多元”、与“改造国民性”、与“少年中国精神”……的情结）紧紧相联。
“五四”，就这样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五四情结”，这这样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主导情结。
这究竟是中国的悲哀还是幸运？！
1996年9月29日至10月6日
注释：
[1]《敬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第7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260-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吾人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文选》第16、17页。
[4]《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同上，第236页。
[6]《一九一六年》，《五四运动文选》第10页。
[7]《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同上，第152页。
[8]秦晓鹰：《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12日。
[9]《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10]《热风·随想录三十八》。
[11]《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2]《敬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第4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13]《一九一六年》，《五四运动文选》第9页。
[14]《梁漱溟文选》第18、116、118、1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5]《梁漱溟文选》第18、116、118、1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6]《梁漱溟文选》第18、116、118、1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7]《梁漱溟文选》第18、116、118、1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8]《梁漱溟文选》第18、116、118、1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9]《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0]《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146、150页。
[21]《坟·文化偏至论》。
[22]《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见《五四与中国》第569页，台湾时报文化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
[23]《谈政治》，《五四运动文选》第425页。
[24]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0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25]《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26]《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27]《两地书（一0）》。
[28]《两地书（一七）》。
[29]《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30]《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31]《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32]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6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33]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7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34]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见《五四与中国》第171-172页。
[35]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36]《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669、667、666、668、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37]《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669、667、666、668、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3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669、667、666、668、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39]《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669、667、666、668、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41]《青年运动的方向》，同上，第529页。
[42]《五四运动》，同上，第523页。
[4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669、667、666、668、658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44]《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45]《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6]《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07、81、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7]《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07、81、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8]《读书》1980年第7期。
[49]均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50]见《十月》1982年第1期。
[51]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
[52]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
[53]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54]《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55]《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56]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57]《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58]《跨越文化的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59]《我只赞成阿城的半个观点》，《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
[60]《要作具体分析》，《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
[61]《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62]《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63]《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
[6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五四运动文选》第314页。
[65]《温和的意义》，《光明日报》1988年6月14日。
[66]《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22、219、21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67]《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22、219、21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68]《“五四”的是是非非》，《文化报》1989年3月28日。
[69]《现代文化史上的“五四怪圈”》，《文汇报》1989年3月21日。
[70]《我看“狂人”刘晓波》，《书林》1988年第7期。
[71]《忽略平等：“五四”口号的缺陷》，《社会科学报》1989年2月23日。
[72]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第29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73]钱谷融、吴俊：《个性、启蒙、政治》，《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1期。
[74]《自由：现代文明的基石》，《经济家周报》1989年4月16日。
[75]《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76]《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读书》1989年第5期。
[77]《五四文化思潮反思》，同上。
[78]秦晓鹰：《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12日。
[79]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
[80]《坟·摩罗诗力说》。
[81]《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82]《少年中国之精神》，《胡适讲演》第407-4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83]《“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同上，第238页。
[84]《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
[85]《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读书》1995年第5期。
[86]《你无法不面对顾准》，同上。
[87]《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东方》1996年第2期。
[88]《愧对顾准》，同上。
[89]《重说“五四”对话录》，《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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