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明经世思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思想史的主潮是经世致用，这在学术界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关于晚明经世思潮兴起的背景，学者们却有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大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理学反动说。这一派的观点以梁启超为代表，强调晚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空疏、腐化是导致明末社会“天崩地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相率“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社会经济变迁说。这一派的观点以侯外庐为代表，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对思想所造成的冲击。三是内在理路说，这一派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强调因义理派别之争要求“取证经书”，从而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以上三类观点，前二者属于外缘的解释，最后一种则偏重思想史的内在发展。他们的诠释各有独到之处，贡献极大，但由于诠释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在诠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偏差，所以，其观点皆有待补充、修正。本文试图立基于上述三种说法的基础上，对晚明经世思潮的兴起作初步探讨。笔者认为，晚明经世思潮的兴起，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因素，又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阳明心学在晚明的衰颓与“天崩地裂”的晚明社会危机的氤氲生化。
一、阳明心学在晚明的衰颓
阳明心学自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很快便风靡海内。“学其学者遍天下”[1]。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即将王门弟子按地域划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支系。阳明学派在当时不仅是控制整个学界的强大的文化势力，而且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政界的强大的政治势力。席书、张璁、方献夫、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申时行等先后入内阁而执国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亦居六部而握实权。正如清人陆陇其所说：“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2]在王门弟子的推波逐澜下，王阳明被追赠为新建伯，从祀孔庙；阳明心学也盛极一时，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当时“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3]，致使“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4]。阳明心学遂取代朱学而居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显学”。然而阳明心学的余焰方炽，即于万历中期跌入了衰颓期。
客观公正地讲，王阳明的学说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泼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界确实起了很大的解放作用。他的“致良知”说以合心与理为一体的良知取代了程朱超验的天理，将道德律令与个体的内在道德意识融合为一，赋予了心以个体性吾心与普遍性天理双重品格，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它不仅补救了朱学支离繁琐之弊，将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起到了“震霆启寐，烈耀破迷”[5]的启蒙作用。在经历了程朱理学的漫长统治之后，阳明心学的出现，确曾因其简易直截而使人们“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6]。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它必将没落的命运已为本身世界观的根本谬误所注定。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7]王阳明正是通过片面地无限夸大“精灵”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如果说，在心学形成的过程中，王阳明还没有完全摒弃“事功”思想的话，那么到了晚年，已经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逃禅倾向[8]。
嘉靖六年九月，即王阳明去世的前一年，王阳明曾同他的高徒钱德洪、王畿有过一次关于“四有”与“四无”[9]的讨论。他调和钱、王的不同意见，对自己过去提出的“四句教”作了一番修正，形成了对心学基本思想的最后的经典式的表述。他说：“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便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10]在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顿悟”与“渐悟”两条“引入于道”的途径。所谓的“顿悟”之法，根本之点乃是一个既否认客观世界（“物”）也否认主观世界（“心”、“意”、“知”）的“无”字和一个反对社会实践、不仅取消感性认识甚至也取消理性认识的“悟”字。所谓的“渐悟”之法，虽然也讲“心与知、物皆从有生”，但它所说的“有”，仅是一种“善”、“恶”的道德观念；所说的“物”，只是意验的体现；所说的“工夫”，只是静坐式的内心涵养；而且在经过一番“为善去恶”的工夫之后，最终仍然是“从有归于无”，达到“四无”的神秘境界。因此，实际上，“渐悟”之法的根本点同样是一个“无”字和一个“悟”字。这种以“无”和“悟”为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禅宗教理的翻版，而“顿悟”与“渐悟”的两种方法，也正是禅宗“顿教”（南宗）与“渐教”（北宗）两个派分的变种。王阳明正在把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庄严职责让位给神学的无稽之谈。事实证明，“四无”之说的被肯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为王门后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的大肆泛滥打开了闸门，从而为心学的腐朽和没落埋下了祸根。因此，清代不少的学者都批评说，“风俗之坏，实始姚江”[11]，“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12]。
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的主要部分基本上是按照“顿悟”、“渐悟”两条道路发展的，形成了以二王（王畿、王艮）为首的顿悟派和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的渐悟派两大派系，而尤以二王顿悟派的势力最大。他们都片面地发展了王学的糟粕，而使它走向了日益空虚、贫乏和简陋的绝境。所以，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13]王畿为学“以无念为宗”[14]，鼓吹“现成良知”说，认为“良知”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现成”的，既不需要读书明理，也不需要砥砺德性，更不必社会实践，只要“从心悟入”，便可“一了百当”；只要“大彻大悟”，便可“破千古之疑”[15]。王艮为学“以悟性为宗”，“以太虚为宅”[16]，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说什么“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17]，认为只要“于眉睫间省觉”，便可当下顿悟“天机”[18]。以邹守益等人为首的渐悟派，虽然认为“良知”需要“渐修功夫”才能显露，但是他们所谓的“功夫”也只不过是静坐敛心而已，以为只要不着物，不思念，虚静无欲，枯槁寂寞，就可逐渐悟出“天理”，成为“圣人”。
王门后学对虚无主义世界观的鼓吹进一步加深了心学禅宗化的程度。如果说王阳明熔儒、释、道于一炉而创立了“致良知”学说的话；那么，他的弟子王畿等人则把这个学派改造成了一个以“虚寂”为共同基础的三教合一的“良知教”。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宗教，王畿曾大造舆论。他说：“良知”乃是“范围三教之枢”，“老氏曰虚，圣人之学亦曰虚；佛氏曰寂，圣人之学亦曰寂。”“世之儒者不揣其本，类以二氏为异端，亦未为通论也。”[19]在王门后学的鼓动下，嘉隆以后，净心自悟，面壁坐禅之风奄袭整个学界。“空”、“无”思想的泛滥，加上心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当时的士子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探讨实际的学问，不研究当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只知空谈心性，背诵语录。
“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须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20]已经把“空”、“无”思想贯彻到底的心学，不仅决定了本身必将衰败的结果，也为经世实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二、“天崩地裂”的时代对经世实学的呼唤
“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21]只是思想本身的原因，还不能使心学衰落和经世实学兴起的必然性变成现实性。决定心学没落和经世实学兴起的，还有深厚的社会根源。
明朝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失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皇帝、贵戚、宦官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他们穷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皇帝和权臣，以“官田”名义，垄断了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在江南富庶地区被豪绅地主霸占的土地一般均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之田赋税收的苛重剥削，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以吴中地区为例，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22]。民生凋敝，经济残破。中原大地，“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旧征未完，新响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23]就连京师也是“穷民赤体者遍街衢矣。每近日暮，皇城左右，哀号之声悲惨万状”[24]。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至17世纪初，终于汇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
此外，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和纺织、造纸、陶瓷、冶铁等手工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商业市镇大批兴起，到万历年间，长江三角洲和其他一些富庶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的享受，加紧了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掠夺。除加重税收以外，还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借开矿、收税之名，横征暴敛，任意搜刮，因而激起了市民阶层的强烈反抗，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对矿监税使的广泛斗争。如苏州、常州、扬州、荆州、徽州、宁国、广德、江阴等地，都曾掀起了相当规模的市民反抗运动。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间的矛盾也在激化。随着东北女真满族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后金与明朝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讨明，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反明战争。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对明朝的威胁日甚一日。
阶级斗争的怒涛，民族战争的烽火，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存在。而明王朝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却愈加腐败。明神宗怠于政事，长期不朝，“中外章奏，悉留中”[25]。中央统治机构陷入瘫痪，“曹署多空”[26]。统治集团内部，党争激烈。各派之间党同伐异，势不两立，而置国危民艰于不顾。“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27]从万历后期至明朝灭亡，王朝的政治一直处在争吵不休的混乱状态之中。统治集团的力量在党争中消耗殆尽，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南寇北奴（虏），日益滋大”[28]。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明后期的五十年，的确是一个风起云涌、“天崩地裂”的大动荡时代。如何消弭社会危机，挽救朱明王朝，是当时社会提出的最大课题。然而，面对明王朝即将倾覆的现实，专以“明心见性”为高的王学末流，非但无力扶危定倾，反而由于它的空疏腐朽，更加剧了这种社会危机。由于心学的泛滥，在政治上，空谈心性成了官场的时髦风气。什么国计民生、典章制度，一概不习、不讲。“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29]“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30]。造成“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31]。在经济上，鼓吹“重义轻利”之说，以空谈心性为高雅，以理财治生为卑俗。造成无人理财，无人治生的局面。在学术上，他们“尊陆以毁朱”，“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黉校几废；著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32]。导致“以学术杀天下后世”[33]的严重恶果。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拯时救危需要的是治国经邦之术，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和能为它们服务的进步的社会思想。社会存在决不允许社会意识长期的与自己相背离。必须用有用之实学取代无用之清谈，乃是时代向思想界提出的迫切要求。这种要求逐渐被关心国事民瘼的有识之士们所认识，纷纷“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34]。这样，以实学“救世”为己任的心学反对派便应运而起。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生死搏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展开了一场“实”与“虚”的激烈论争。各种反心学观点的汇合，构成了汹涌澎湃的经世思潮。
三、经世思潮的奇峰突起
在晚明，最早抨击心学空虚之弊，开经世思潮之端绪的，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他们对王学末流“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过快活日子”[35]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虚玄的心性之学，是“率天下而归于一无所事事”[36]，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37]。因此，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朱子学的经世传统，由“盛谈玄虚”转向“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实学”，关心国事，提倡改革，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高攀龙明晰指出，东林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救治“虚疾”而“反之于实”，“不贵空谈，而贵实行”[38]。在晚明血雨腥风的年代，东林党人确乎实践了“贵实行”的诺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大胆地“讽议朝政”，抨击阉党，视死如归，从而以“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39]的高风亮节，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上写下了凝重的一页。在东林党人的倡导下，经世思潮如洪波激流，迅速泛滥天下。顾宪成、高攀龙也开始取代王阳明，而成为“一时儒者之宗”[40]。
徐光启也是晚明经世思潮的先导人物之一。他目睹“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以致酿成“实者无一存”[41]的现状，一生为学“务求实用”，志在“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42]。以其毕生的学术实践，充实了经世思潮的学术内容，使之走上了健实的发展道路。
同是主张学以救世的学者，徐光启却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不一样，他没有步入由王学向朱学回归的路向，而是积极倡导并实际讲求“天下要务”。早在天启初，他即指出：“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而兵事尤亟，务须好学深思。”[43]崇祯元年，在送呈崇祯皇帝的奏疏中，他又阐述了“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的道理。他指出，对“屯田、盐法、河漕、水利等事”，“必须备细考求，精加参酌”，以使“天下要务，略如指掌”。徐光启认为：“救时急务，似当出此。”[44]
在“务求实用”的思想指导下，徐光启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为学、为政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他说：“臣志图报国，于富强二策，考求谘度，盖亦有年。”在谈到富强之道时，他归纳为两个方面：“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45]为此，徐光启不仅用心讲求与发展农业有关的水利、漕运、农艺、屯田、历法等，而且身体力行，亲临西北进行农田水利调查，先后在故乡上海以及寄居地天津进行农业试验，推广良种。同时，他又向当时来华的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数学、历法，翻译西方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编译《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和《泰西水法》等实用科技著作。为了国家的富强，他以一个儒臣而亲临营伍，选练士兵，写成了《徐氏庖言》、《选练条格》这两部军事著作。在徐光启的晚年，他倾注全部心力领导《崇祯历书》的编纂，完成了我国古代不朽的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
在东林党人和徐光启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下，崇祯间，“复社”诸君子闻风而起，把经世思潮大大地向前推进。“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对当时“士无实学”[46]的社会现实强烈不满，而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47]为“复社”的宗旨。在他们的率领下，“复社”成员汲汲致力于经世实学研究。“凡经函子部，迄历代掌故家言，君子小人所以进退，夷狄盗贼所以盛衰，兵刑钱谷之数，典礼制作之大，无不博极群书，涉口成诵。”[48]崇祯十一年（1638年），陈子龙领导复社诸君子编辑了卷帙浩繁的《皇明经世文编》。全书网罗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的军政要务，试图从中探寻学以救世的途径，以“资后世之师法”[49]。《皇明经世文编》的问世，“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50]，成为晚明经世思潮高涨的标识。崇祯十二年初，在《皇明经世文编》刚刚编就之后，陈子龙等人又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徐光启《农政全书》的整理，并写了凡例、序文，付梓刊印。
晚明经世思潮，在东林党人、徐光启以及陈子龙、张溥等复社诸君子的鼓动下，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它不仅摧毁了阳明心学一家独尊的地位，造成晚明学术文化生机勃然，而且以强大的延续力延伸入清初。由于晚明的社会矛盾在清初并没有因明朝的灭亡而全部解决，明王朝的覆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灭清复明”武装斗争，更刺激知识分子在总结明亡教训中力倡“有用之学”，以达到“复兴故国”的宗旨，晚明经世思潮因而在清初仍拥有延续和强大的土壤。此外，晚明经世思潮还哺育了一批承上启下的思想家，这就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唐甄、颜元等人。他们在明末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强劲的经世思潮中锻铸了自身的经世思想和实学根抵，在清初则成为“经世致用”的旗手。晚明经世思潮和清初经世思潮以他们为中介而得以一脉相通，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思想史上一个光辉的阶段。
注释：
[1] 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南雷文定五集》卷1。
[2][34] 陆陇其：《学术辨》，《三鱼堂文集》卷2。
[3] 顾炎武：《日知录》卷18。
[4] 《明史·儒林传》。
[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师说》。
[6]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3，《顾端文公遗书》。
[7]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8] 参见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末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下文一些观点也见诸此文。
[9] “四有”即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坚持此说，而王畿反对，认为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都是“无”，故称“四无之说”。
[10] 王畿：《天泉证道纪》，《龙溪王先生文集》卷1。
[11] 陆陇其：《答臧介子书》，《三鱼堂文集》卷5。
[12]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1。
[1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
[14] 王畿：《趋庭漫语付应斌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5。
[15] 王畿：《答南明汪子问》、《与狮泉刘子问答》、《三山丽泽录》、《留都会记》、《闻见书院会语》等，均见《龙溪王先生全集》。
[16] 李贽：《续藏书》卷22《王艮传》。
[17] 王艮：《与俞纯夫》，《王心斋先生遗集》卷2。
[1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王艮传》。
[19] 王畿：《三教堂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7。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22] 顾炎武：《日知录》卷10。
[23] 吕维祺：《请免河南粮疏》，郑廉：《豫变纪略》卷1。
[24] 高攀龙：《圣明亟垂轸恤疏》，《高子遗书》卷1。
[25] 《明史·夏嘉遇传》。
[26] 《明史·赵焕传》。
[27] 《明史·顾宪成传》。
[28] 《明经世文编·黄澍序》。
[29] 《明史·王应熊传》。
[30] 《明史·王嗣昌传》。
[31] 李塨：《与方苞书》，《恕谷后集》卷4。
[32] 袁裘：《世纬》下。
[33][34] 高攀龙：《顾秀时行状》，《高子遗书》卷11。
[36]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3，《顾端文公遗书》。
[37]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18，《顾端文公遗书》。
[38] 高攀龙：《讲义·知及之章》，《高子遗书》卷4。
[3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
[40] 《明史·高攀龙传》。
[41] 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徐光启集》卷2。
[42]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2。
[43] 徐光启：《与胡季仁比部》《徐光启集》卷10。
[44] 徐光启：《敬陈讲筵事宜以裨圣学政事疏》，《徐光启集》卷9。
[45] 徐光启：《拟上空边御虏疏》，《徐光启集》卷1。
[46]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序》。
[47] 陆世仪：《复社纪略》。
[48] 周锤：《七录斋文集序》，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首。
[49] 《明经世文编·序·凡例》。
[50] 吴晗：《影印明经世文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