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关注中国重大公共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联系实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在上一期中提出“深化理论研究，助力深化改革”的主题后，收到不少青年学者的投稿，稿件都试图从理论构建的视角探讨深化改革的理论。这些稿件，有的虽然还略显稚嫩、理论功底不足，或论证的深入性、系统性、全面性和逻辑连贯性不强，但反映出来的积极思考和对中国公共管理现象的洞见及理论抽象、价值追求，已经展现出不少闪光之处。本着不拘小节、不苛求全面、鼓励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培养青年理论人才的宗旨，本期通过外审挑选几篇青年学者理论构建方面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本期张璋的论文《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是继上一期尚虎平的《中国本土“红色管理学”初探》一文后的又一篇有关中国行政理论探索的文章。作者试图用经典行政官僚的理论为参照系，考察中国行政体系的特征，研究中国本土公共管理经验，寻求东、西方管理理论沟通的途径。张璋提出，中国特有的治理传统和现有的单一制政治体制，使中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行政官僚体系，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一体，以民主集中制和统一的公务员制度为基础，以干部考核、教育培训和行政监察为管理手段，在体制内同时解决了执政动机和执行力的问题，是一种强激励机制。它的优点是克服了西方政治—行政两分制度中执行力弱的问题；缺点是存在着对官员的政治要求和业务要求相互矛盾的现象，影响了专业化管理。另外，这一制度安排，有着顶层设计和顶层决策不能出错的高度风险，还需要探索解决。张璋的文章是在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个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它过去以及现在的功能是什么？它的优点和弱点在什么地方？能否在未来保证改革发展的势头，保障中国人民从脱贫走向小康，从小康走向民主、富强？这是我们这一代公共管理学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余敏江、章静的《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包容性民主构建研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与人文社会文明之美的核心是包容性民主的实施。陈宝胜的《从“政府强制”走向“多元协作”：邻比冲突治理的模式转换与路径创新》则提出以“多元协作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来克服原有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不足，促进邻比冲突治理。彭宗峰的《社区治理视域中服务型政府建构——一个多维的透视》提出以管理创新、民主自治、伦理重塑来推动服务型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治理。马全中的《论非政府组织促进伦理精神的三个维度》则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功能，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服务导向和伦理性。匡亚林《行政伦理的法治化建构及其价值彰显》则提倡通过法治手段来彰显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这几篇文章从平等、价值、伦理和民主导向的视角讨论公共政策和政府行政，反映了学者们对行政行为的关注及其价值理性的终极思考。如果文章能结合哲学和政治学原理，深入探讨我国现发展阶段应有的价值追求在公共政策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的表现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政策与行政的实施方法上，读起来会更有味道。 还有几篇文章则延续了我们对实证研究的追求，从务实和关注政策实践的视角讨论公共管理问题。吴怡频、陆简的《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干预：教育、医疗、城市化》一文，对41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发现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投入可以缓解不平等；政府加大公共医疗支出能够显著地缩小贫富差距；快速城市化会扩大贫富差距；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段晖、刘畅的《北京市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政策下患者满意度状况研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分析》是一个经验性研究。作者对“医药分开”政策实施后的患者满意度进行测评，探讨医药分离改革措施的效果。徐元善、金华的《话语失序与网络舆情治理危机研究：困境与路径》则提出了一个在网络时代政府管理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网络话语体系的失序，或者说，社会话语表述危机。作者认为，网络日益成为主流媒体，而它的虚拟空间成为不同话语主体意见表达和情绪发泄的公共场域，跨越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和时间边界，信息和情绪高度复合，错综复杂。在网络话语高度自由的情况下，网络的话语暴力、群极现象、反权力话语盛行，形成话语失序的舆情危机，造成对话、沟通和了解情况的困难。这些问题出现的频率很高，在网络中被诱发、弥漫、放大和激化，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要想构建健康的舆论环境，需要有破解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路径选择。 在我们编辑这一期文章时，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了。这次全会给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协调发展战略；十大关键工作领域——经济增长、信息技术、服务业开放、全国统一大市场、收入分配（关键是扶贫）、人口老龄化、生态环保、投融资体制（PPP）、国企改革、军民融合。“十三五”时期中国政府工作和公共政策的重点，将会聚焦在这些方面，这也将是我们杂志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五年规划全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53—2005年完成了十个五年规划，2006—2015年完成了两个五年规划。最早的“一五”计划确定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十五”计划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二五”规划开启了十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些规划都是中国发展的灯塔性文献。文献精神的具体落实，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和13亿人民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比如说，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虽然争执很多，但大家对这一模式的共识就是“政府在引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与政府的作用分割开来。英国在工业化时期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经商，建设殖民地，政府对其有重要的支持；德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俾斯麦政权的改革和推动，也不无贡献；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为发展教育推行的赠地学院、反托拉斯、反经济危机、反贫困、农业补贴、低息信贷、药品监管、金融监管、医疗保险等政策，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说，关键的学术问题不是政府的作用是大还是小，而是这些作用应该发挥在哪些方面、发挥到什么程度、如何产生作用、什么时候产生作用，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又比如说，在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传统的投资驱动和GDP导向。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的方式都比较单一，政府关注的核心政策问题是投入和产出。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开始出现问题，党中央果断做出了调整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公共政策面临的任务就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综合的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也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而是政治经济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哲学伦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城乡发展理论等支持下的复合公共政策理论。传统学科设置将学科划分得很细，有利于专业化研究，但面对现代综合学科以协同合作、集体攻关为使命的需求，自然显得力不从心。在我们努力寻求理论文章的过程中，发现能够娴熟运用跨学科理论解决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文章为之甚少，学者群的学术背景和专注的问题，常常与中国轰轰烈烈的行政和公共决策实践相距较远。中国公共管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代政府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现代监管理论和策略、科技政策、社会保障、住房政策、财税政策、城乡发展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改革现实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加强。 最后，从投稿情况来看，在我们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文化、国别的差异，而且还要注重发展阶段的区别，注重国家、地区和具体工作部门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需求，区别历史的合理、现实的合理、理想性的合理和未来现实的可能之间的区别，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维与哲学上的形式推导相结合，将不同的学科理论与现实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为中国改革发展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做好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