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哲学史上西周思想的意义——透视“哲学”用语的定译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东亚论文,西周论文,史上论文,用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7)06-0009-05
现在，不论在中国哲学界还是韩国哲学界，一提起西周大家都知其人并略知其思想。特别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哲学”这一用语是由日本人西周翻译的。这件事不仅仅是个语言翻译的问题，也是东亚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本文拟以“哲学”用语的翻译过程为线索，探求西周思想在东亚哲学史上的意义。
一、“哲学”用语的定译是东西思想融合的产物
(一)“哲学”用语的定译
西周(1829-1897)之所以被誉为“近代日本哲学之父”，首先在于他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虽然早已众所周知，笔者仍拟就此再谈些想法。
实际上，西周在幕末“蕃书调所”任教时，从阅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著作中得知了其中包含的“philosophy”这一学科。由于对该学科理解尚不透彻，他只能以片假名或汉字标记其发音。如1861年西周在为津田真道(西周同时代思想家并且一起留学)的稿本《性理论》所写的《跋文》中说：“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诸术(科)，间有窥其室者，特(独)至吾希哲学一科，则未见其人也……今此论颇著其机轴，既有压夫西哲而轶之者，不知异日西游之后，将有何等大见识以发其蕴奥也。”[1](第1卷，P8)显然，西周在此是用“希哲学”来表述西方“philosophy”的，并且期待津田在留学西欧之后能对该学科有更深刻的阐释。1862年西周在赴荷兰留学前给友人松冈邻次郎的信中谈及留学志向时，借用宋儒关于“性理之说”的提法，将“philosophy”理解为“西洋之性理学”(亦即“ヒロソヒ之学”)。1862年6月西周在留学之前曾写下《西洋哲学史讲案断片》，这是日本研究西方哲学的嚆矢。[2](P40-41)在这里，西周又以片假名音译“ヒロソヒ”，并且根据希腊语原义解释说：“以ヒロソフル之名述说，其语意是指爱贤德的人，应与所谓希贤之意相同；正是此ヒロソフル才成为希哲学之开基。”[1](第1卷，P16)“希哲学”的译语源自中国周敦颐的“士希贤”，表示希求贤哲之意，基本接近于“爱智慧”的原意。
1862年9月，西周与津田一起从长崎出发赴荷兰留学，翌年6月到达荷兰。在给其导师莱登大学维塞林博士的信中进一步说明自己的留学意图：“为与列强交际并改善国内政治法制所必须的、且在我国尚不知晓的统计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有用的学科很多很多……进而还要了解叫做哲学的这一学问领域。不过，早就由笛卡尔、黑格尔、康德等确立的教义，与我国法律不承认的宗教思想是不同的东西。学习它也非常困难。但是，考虑到它对我国文化会有贡献，我想从该学问学习一些东西。”[3](P43-44)可见，西周在留学前通过阅读西文著作已经对“Philosophy”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开始使用“哲学”这一术语予以表记。在荷兰留学期间，他不仅学习各种实用性学科，而且认真学习哲学。维塞林虽然不是哲学家，但却是一名持实证主义哲学观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周深受其影响。其间，西周还阅读了当时荷兰哲学界大家奥普祖莫的著作和讲义。奥氏推崇穆勒、孔德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成为风靡荷兰学术界的主流。可以说，实证主义亦成为西周其后理论活动的基石。
1865年回国后，西周一方面翻译维塞林等人的著作，一方面展开独自的理论研究。1870年(明治三年)，他发表了《开题门》一文，指出：“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1](P19)这里西周仍以汉字音译“Philosophy”，同时把它等同于东方的儒学。在“附载文”中，西周通过东西学问体系的比较，已经认识到两者的区别，尽管他仍然借用朱子学的一些用语，但在释义上却向哲学靠近。在讲义《百学连环》(1870)中，西周基于实证主义立场，以路易斯的《孔德的科学哲学》为蓝本，开始构建“统一科学”(即哲学一笔者注)：“实理上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此学问的根源，是法人孔德及英人休埃尔、穆勒，穆勒此人至今尚在。此三人以前，虽有空理上学问，但从孔德便开始了实理上学问。其说三阶段，言事物的发展是经过神、空、实三个场合。至当今穆勒氏，而一切学问乃大发展。”[1](第4卷，P181)在《生性发蕴》(执笔于1871-1873年)中，西周把“生性”理解为生理学与性理学，前者意味着“物理”、后者意味着“心理”，诸学大别为此两类；西周则要在诸科学间寻求“统一的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在此文中数十次地使用“哲学”、“哲学家”、“哲学史”等用语。至《百一新论》(写于1866-1867年)1874年出版时，西周经过反复推敲与比较，最后择定“哲学”这一译语，正式公布于世。他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1](第1卷，P289)从此，“哲学”这一译语逐渐为日本思想界承认，遂之又传入中国(“哲学”这一用语究竟由何人第一次导入中国、见诸于何文何刊，尚待查证)，为中国学人认同。“哲学”用语在中日两国一直沿用至今。
(二)西洋思想中的“philosophy”
由上述“哲学”译语的选择过程可以看出，西周首先对“philosophy”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众所周知，“philosophy”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门古老的学问，意谓“爱知求知”即探求知识、智慧的学问。西周在《生性发蕴》(1871年)中说：“哲学一词的原语……是从希腊语的philo-爱‘智’者之意、‘sophy’-贤的意思传来的。在爱贤者的意义上，其学叫做‘philosophy’，是周茂叔所说的所谓士希贤之意，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直译为理学理论。但这一译法引起许多其他纷争，现译为哲学，以示与东方的儒学区别。”[1](第1卷，P31)(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由这段引文可以窥见西周对“philosophy”本义的理解。从哲学的发展脉络看，“philosophy”这门学问的主要特点，一是在于它不是一种“实用”的学问，而是超越一切经验科学追求形而上学的学问：“哲学”所提问题，乃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一种表现。一切科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上为“实用”服务的，然而，哲学恰恰因为它在根子里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所以它才具有更加持久的意义。[4]二是在于它又离不开人的现实生活、并且能够从宏观上和更深层面给人以指导。前者侧重于“知识”，后者侧重于“智慧”，而且哲学给予人的是“大智慧”。在上述引文中，西周从字源上考察了西方思想中“philosophy”的本义。在此基础上，第一，由表示“爱知求知”之意的希腊语philosophia出发，西周直接联想到了被誉为宋学创始人的周敦颐所著《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一段文字。第二，因为是“讲授理之学问”，故而直译的话就是“理学理论”，但最终定译为“哲学”，则是为了要和儒学区别开来。在翻译由西欧传来的新的学术用语时，一方面首先要与江户幕府的公认思想朱子学的原有用语相适应，因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已经接受了朱子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与直至明治初期一直对抗“洋学”之支配地位的国学以及延续着的“儒学”划清界限，遂决定使用“哲学”这一新的创造词语。第三，应该看出从“希哲学”中去掉“希”字的理由。其理由在于西周所说的“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这句话。这里的所谓“后世习用”，从古代亚里士多德将“philosophia”探求的东西定义为“关于第一原理、原因的理论性学知”[5]为开端，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文将“哲学”的目标定格为“摆脱和舍弃爱知这样的名称，寻求现实性的知”，从而把对“哲学”的理解推至极点。西周正是鉴于当时西欧对“哲学”的自我理解及其在学问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才毫不顾忌地将“希”字从“希哲学”中去掉的。[6]
(三)中国思想中的“士希贤”
由上可知，西周依据宋儒周敦颐《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最终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那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究竟有没有“哲学”这一用语呢？在中国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孔子临终时曾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哲学的“哲”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深远的起源。至于“学”字，《论语》中便有大家熟知的“学而时习之”；但在“学问”、“学说”、“学派”的意义上使用它的，则是庄子的“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篇》)。西周在充分理解philosophy作为一种“爱知求知”的学问后，基于深厚的汉学修养，从汉字中取“哲”与“学”结合对译philosophy，可以说思考深刻，译语准确精练。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认为，中国古代所讲的“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西周早于冯友兰57年认识到“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
总之，西周关于“哲学”译语的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通、融合的过程；“哲学”用语的定译，则是此一过程的结晶。从西周关于哲学译语的选择过程可知，他对东西方思想均有深厚的修养。起初，他在与欧美思想的“遭遇”中开始反省本土文化的理念、不断加深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最终以其坚实的汉学底蕴译定“哲学”用语。西周通过翻译实现了两个转换：一是语言的转换、即把“Philosophy”转换为“哲学”，二是意义的转换、即把东亚思想中的“性理学”、“士希贤”转换为“Philosophy”(哲学)。前者是表层的转换，后者是深层的转换。对于翻译者来说，相应译语的择定并非容易，没有后者的转换即深层意义上的理解是不可能选择准确而合适的译语的。
二、“哲学”用语定译的意义
“哲学”用语的定译，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翻译本身：学界借此导入了东亚人未知的崭新学问“哲学”、引发了人们对东亚思想的反省，进而促进了传统知识的近代转型。
不论在日本、中国或是朝鲜半岛，其近代的思想传统都是以儒学为核心展开的。关于近代日本如何以“哲学”的定译为契机、推进儒学向哲学的转变，高坂史朗在论文《从儒学到哲学》中作了详细论述：“对于日本人西周翻译的philosophy即哲学，中国思想家对它加以积极地吸收，以这一契机为鉴，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也在变革着自身的思维方式。”[7](P74)实际上，在“哲学”的冲击下，近现代中国的学问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转型。谢地坤指出：“就哲学领域而言，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日本哲学家西周在1874年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y’，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样，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处于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中，而且这种影响如影随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8]也就是说，在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历史上，西周翻译的“哲学”用语传入中国后，才真正拉开了中国的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帷幕。
早在17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中国时，以传教士为中介，中国思想与欧洲哲学开始相遇，中国人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得知欧洲哲学。[9]值得提及的是，不论是传教士还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述及philosophy时与西周采取的路径基本一致，即一是用汉字音译之(如毕方济在《灵言蠡勺》中用“费录苏非亚”)，二是根据philosophy原意，以中国传统儒学的概念对译之，如译为“格物穷理之学”或“爱知学”。直到清末即近代中国，尽管对philosophy含义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但在表记上还是沿袭前人用法，只不过在对译时又增加了“格学”、“性理之学”等译法，西学大家严复在其名著《天演论》中说“斐洛苏非译言爱智”。可见，中国学人并没有向西周那样苦苦思索philosophy的汉译，直到1901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使用“哲学”用语，随后严复、蔡元培、胡适等便都以“哲学”来介绍philosophy，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种种汉译名称。这说明，西周翻译的“哲学”译语是在1894年左右传到中国的。吴光辉指出，对于日本教育界出现的哲学研究这一事实，清末的中国人也倍加关注：顾厚焜《日本新政考》(1888)、黄庆澄《东游日记》(1894)、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皆提到东京大学的“哲学科”或日本的“哲学会”。[10]也就是说，“哲学”用语是伴随中国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开启近代化的经验时被介绍到中国的，此时中国人对philosophy的原意有所了解、且认为日人的译语更确切而采用之。
具体而言，导入西周的“哲学”译语是与国人学习日本近代教育紧密相连的。随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时明确规定“哲学”为文科课程之一。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通过哲学教育启发民智，提高全民的思维水平，可以说是哲学的功能之一。同时，“哲学”被列为独立学科后，打破了此前视哲学与儒学同一、甚至把哲学隶属于儒学的理解方式，以至进而以“哲学”反观儒学等传统思想，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
哲学学科的独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吴光辉指出：“首先，它排除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仁艺’的纲领，开始具备现代学科体系的雏形；第二，哲学的条目不再是不同地域、不同思想的单纯统合，而是依据了哲学自身的划分体系；第三，哲学自身的体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无疑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第四，这一新的体系的确立，也在树立哲学的普遍性的前提下，为反思中国传统思想的存在价值，使它进入普遍性的哲学化的体系提供了一个参照。”[10](P323)这一分析大体是正确的。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近代应对西方冲击失败之后，乃不得不接受西方人对物质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在人文领域接受包括哲学的学科分类。冯友兰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终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代。对“哲学”学科的接受既具有上述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其后百余年的中国学术研究带来许多困惑。
在反思中国传统、使之哲学化的起初，大抵是经由模仿到独创的过程。蔡元培在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序中讲到中国古代学术没有变成系统的记载时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1923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指出：“最近五十年，虽然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11](P76)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冯友兰、熊十力、张岱年、金岳霖、贺麟等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梳理，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理式，力图走不同哲学和文化之会通融合的道路。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牟宗三的“新心学”等。因此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开始发生两大转变：一是由“经学”向“哲学”的转变，创立“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二是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深入到具体的“中国哲学”，提示和凸现后者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具体而非抽象的普遍性理念。“哲学”导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三、全球化潮流中的“哲学”
如果说在西周翻译“哲学”的时代，世界上曾经发生了以西化作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运动(欧美列强单向地向全球扩张包括文化在内的势力)，那么在12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又发生了更大规模和内容更为广泛的全球化运动。所不同的是，近代伊始在西方强势文化东渐中尽管含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欣然为东亚人所接受，成为东亚国家实现知识更新和文化转型的杠杆；而在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进展，“哲学”的功能似乎在减弱、以至不再为人们所重视。
就日本情况看，1992年起大学教养课程体系开始瓦解，哲学课程及哲学科在许多大学中消失；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新科系的设立，如信息、福祉、传媒科系等，以文史哲为机轴的文科被迫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哲学”仅在少数著名的大学被保留。可以说，哲学在日本已经失去了制度的保证，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以追逐金钱为价值取向的风气弥漫全社会、以至浸透到教育领域。在大学里，未来能够赚大钱的实用性热门专业成为考生的首选，而哲学、历史等专业则日趋萎缩。起初，哲学科压缩招生人数或更名为哲学社会学系、哲学管理学系等；之后，有些学校取消了哲学系科。原先国内的一些大学设有日本哲学专业，其乃至招收日本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如今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没有一所大学设立日本哲学专业及课程，以至连全国唯一的“东方哲学”博士点也被取消。哲学因不是实用性学科而在全球化潮流中被日趋边缘化。
在职业哲学家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曾展开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激烈论争，也就是围绕“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能否成立而展开的争论。中国古代虽有自己的义理之学，但其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那么，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的“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恰当的方式吗？“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能得到恰当的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论根据呢？“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呈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以“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尺度作为前提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或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规范“中国哲学”之“方”“圆”呢？正是在此通过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人们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哲学”的异同以及当下中国哲学的目标等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就中西哲学而言，由于各有其诞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分，中西哲学讲述的“话题本身”以及“话语方式”都大相径庭。换言之，中西哲学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体认方式和表达方式亦大异其趣，由此产生了关于哲学定义的不同规定。(详见赵景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
面对上述现状，有识者开始重新质疑何谓“哲学”这个问题并对哲学自身进行反省。其一，哲学理论的内涵需要拓宽。尽管哲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学问，不是“实用性”的学问，但它作为“百学之学”(西周语)，必将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成为“科学之科学”(西周语)。因此，结合各门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是当今哲学不可回避的课题。尤其对东亚哲学家来说，如何全面理解西方的philosophy、超越形式上的“概念”束缚，发展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以此解构理解“哲学”概念的西方中心立场、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东亚人的哲学智慧？这是关涉哲学之命运价值的核心问题。其二，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成为启导民众日常生活的智慧之学。如果把哲学限定于职业哲学家的知识讲授、使哲学研究止于推理和论证环节，哲学家就会日益被社会生活边缘化，哲学也会日渐偏离其本意。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哲学探索的领域都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具有外在或内在的超越性质；同时因其受制于历史、民族和时代的限制，而不得不面对和回应我们生活的时代问题。其三，要认清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承认并且尊重各个民族的哲学传统。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甚至每个人的哲学都具有哲学意义；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每个人的哲学又各不相同。1937年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就以“类名”与“特例”之别，力图解决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二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依后一种看法，“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即它也是哲学这个“类名”的一个“特例”。[12]这并非过分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而是说明中国也有自己的哲学。基于此一认识，不仅欧美有哲学，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反省在全球化潮流中被边缘化的哲学现状，回顾西周翻译philosophy本义的哲学意味、境遇及其后百余年哲学在东亚走过的历程，我们“饮水思源”不能不敬佩与感激西周。正是他翻译了“哲学”之后，东亚各国才开始了真正的哲学研究，才着手撰写东亚各国自己的哲学史。正因为有了百余年的“哲学”研究基础，东亚哲学家才有可能通过对话、沟通来共建21世纪的“东亚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是东亚近代哲学史上的伟人，他的思想对东亚学术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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