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与自由的背反：康德历史哲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哲学论文,自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康德那里，大自然的计划的概念包含有“上帝的计划”的意义。这“大自然”就是 人类历史或上帝而不是天然的自然。把历史同自然分开，形成上帝、历史、自然三个层 面的划分，是人类思维和哲学、神学的进步。这可以借用中国的天、地、人(天：上帝 ；地：自然；人：历史)划分来表述。一部中国历史充满着自然循环，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由一往无前、一次性、一劳永逸的人类事件(而不是自然现象)组成。自然界没有 目的、意义，只有规律。在康德那里，已经有上帝、自然、历史的划分。上帝是在自由 的世界历史中，而不仅仅或不主要是在自然的必然循环中启示显明自己。自然的必然性 循环没有新异、奇迹；自由的世界历史则推陈出新，充满新奇。一种文明的进步程度， 常常要看它脱离自然有多远。康德认为，各个民族作为国家，也如个人一样，在其自然 状态中是互相侵犯的。因而他希望建立各民族联盟。然而，他说，这不同于各自然民族 的国家。一个世界主义的社会和世界历史将民族状态的国家(即自然状态的国家)的作用 降到最低。在自然状态中，人服从于必然性，人还没有进入历史。因而，脱离自然的程 度较小的“民族”没有历史，“民族历史”的概念不成立。
康德还使用了“智慧的创造者”和“天意”。他之所以使用“大自然”一词，是因为 这里仅仅涉及理论而非宗教，因而使用“大自然”一词比使用“天意”更得体，更谦虚 。康德的“自然的意图”和黑格尔的“自然的狡诈”是一样的。一个在幕后悄悄实现自 己的目标的“大自然”，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康德谈到的“大自然”，其实是上帝，或 上帝借以启示自己的人类的历史，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于中国和东方的在自然中显灵 的神。基督教的上帝是在人类历史事件之中(如出埃及，过红河，列国争战，王冠落地) 的政治事件中，而不是在自然中显示自己的。这是保障历史中的人类自由的上帝，而不 是使人服从于自然律的拘禁的上帝。
自然与历史
康德认为，人应当走出自然状态，以便成为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一个伦理共同体的概 念是关于遵循伦理法则的“上帝子民”的概念。民族国家仍处在自然状态中，或离自然 状态不远，还没有加入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一个世界性的伦理共同体只有作为一个遵 循上帝诫命的“上帝子民”来遵循普遍的德性的法则，才是可以思议的。只有在“世界 历史”中，才有普遍共同一般的人权概念。处在史前自然状态的人只讲一部分人的权利 和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国权和一部分优秀人的权利，只是特权。“上帝子民”乃普遍 性的世界公民。“炎黄子孙”强调的是既往自然血缘状态的民族的人，处在必然的、封 闭的自然阶段。(注：葛剑雄先生批评全民公祭黄帝陵(《南方周末》2004.4.8)。中国 有大批民族“神”，自然“神”、土地“神”、血缘“神”、家族“神”、民族部落“ 神”、地方主义“神”、行业“神”、性别崇拜“神”。中国鬼比人多。)华夷之辨强 调自然、体质、肤色、种族、生理的差别，不是世界历史中的“自由”观念所包含的。
自然领域属于必然王国，属于现象世界；历史领域属于自由王国，或属于本体世界， 或渐趋于自由王国，或服从于自由王国。自然领域要服从于决定论和必然规律；社会历 史领域要服从于自由选择、目标和目的。在自然状态中人服从于本能；在社会状态中人 服从于理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就是从自然进入历史，从现象进入本体。在自然 领域中善是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在历史领域中“恶”是起指导作用的原则。自然的必然 性排除竞争。而在历史中，个别的恶造成了整体的善。人类历史的进程不是从善到恶， 而是从恶到善。历史开始于人类的堕落。
历史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自从组建社会以来的历史，而不是草莽朴野世界和混蒙 未判的自然状态。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哲学的文化，不可能也不应当拒绝必然与自由、 自然与历史、民族与世界的二重划分。一讲到历史，就是人类前行的历史，而不是“自 然史”——自然的演进如此缓慢，以至我们可以说自然界没有历史；自然界只有循环： 日升月落，寒来暑往，冬去春来。自然界也有历史，但由于其演进仅是量变，以至我们 可以认为自然界没有飞跃，没有历史。人类社会历史乃由质变组成，而不仅仅是量的变 化。自由的历史是推陈出新，是突变，是新异和新奇。而且，任何历史都是世界的历史 。民族没有历史。今天，我们看到的太阳同远古游牧人看到的太阳并没有太大差别。但 今天的社会历史却与古代迥异。因而产生历史哲学的基本前提是天人相分——自然与历 史，民族与世界，必然与自由的划分。
历史是自然演化的较高阶段，但从根本上又有别于必然和自然，只服从于自由。人类 历史的出现乃奇迹，乃跳跃，乃打破规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意义上的规律)。因而历 史哲学断乎不可能包括规律、循环、重复在内。历史事件乃一次性并且永久如此，苟日 新，又日新。自然界没有奇迹，没有剧变，没有历史。剧变乃属于人类历史的专利。人 类历史远高于自然，不是停留在自然阶段，因而历史哲学断不包含自然在内，规律、循 环、决定论属于自然状态。在康德看来，自然状态不是理想状态，更不是人类终极归宿 。“文人们那么赞颂过的黄金时代的投影”是空洞的渴望(注：康德：《人类历史起源 臆测》，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5页。)。在 自然状态中，人类很难使自己的存在有比家禽更高的价值。
因此，康德提到的历史乃是普遍的人类的世界历史。进入世界普遍历史，才能进入自 由状态。他预见到“伟大的国家共同体”，即各民族的联盟的国际政府。他认为普遍的 世界公民状态终将实现，这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历史时期。进入历史状态的国家和社会 ，不同于自然状态(强调种族、肤色、自然疆域)的主要之点是民主与法制。康德提到公 民的宪法及其法律，这是历史与自然的最大差别。自然状态的国家尚未进入历史，尚停 留在非法制的人治阶段。
自然界没有进步可言，只有循环往复，然而人类自由的历史领域却不断迈向进步。惟 其进步，才称得上“自由”；惟其自由，才有“历史”可言。康德在《重提这个问题， 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中说：一个病人抱怨说，“天天说病会好的，可我却 快要死了”。然而人类历史的确在好起来。个别人死于疾患，但人类终究会由此而得到 医学的进步，治愈疾病。他引用休谟的话说，尽管人类有战争，但这好比两个醉汉在瓷 器店斗殴，他们必须为此赔偿损失。人类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从而获得进步 。他相信，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终将到来。(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 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 7、118、75页。)
历史哲学必定涉及历史中的目的和历史的意义。循环论的多元历史观难以达到历史的 目的和历史的意义的概念。没有目的和目标的运动当然没有历史的“意义”。任何意义 都存在于历史终了和结局之中。历史过程之所以有意义，乃在于它对未来的结局有重要 性。因而历史哲学的题中之义是“未来”意识，目的仅仅指向未来，并对未来才有意义 。难道可以说目的在开端之初吗?共产主义理想乃西方社会的产物，它指向未来，提示 了人类历史的意义。循环式历史观不可能有目的、目标和未来，因而也没有意义的观念 。中国的历史观永远指谓往昔，只有往古，而无来今。一个不包含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 和目标的历史观不能成为历史哲学，而是自然哲学。
在此意义上，历史哲学乃基督教的历史哲学。所以，一部历史哲学必须把未来和目的 包含在内，而应把自然必然性排除在外。自然必然性排除新异、新奇、剧变和创新。自 然必然性排除了目标和未来，它把未来包含在往昔的必然趋势之中。自然界没有目的。 说自然界有目的，这是中国古代万物有灵论，停留在自然宗教阶段。目的与意义只存在 于历史过程中，只体现于历史的终了。
人类历史因而就囊括了未来历史。历史并非仅仅有关前尘往事，而且是一部有关未来 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言性的历史(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 18、75页。)。康德认为，人类历史不是自然史，不是单个民族的概念，不是种属概念( singulorum)，而是人类全体(universorum)概念，即普遍史、共同史。包含未来在内的 西方“人类共同史”概念，涉及的是人类全体而不是个别种属，它是全体人类(non
singulorum,sed universorum)。人类一直朝着改善前进。相对于大自然(上帝)的全能 ，人类微不足道。但如果统治者把人看作动物，那就是违反造化本身的终极目的。造化 (即上帝)的终极目的不是自然，而是历史人类。(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 、77、118、75页。)
因之，康德论述的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概念，而不是自然观 念，也不是从自然民族成员的观点看“历史”。自然民族观点中没有“世界”，也没有 “历史”。他处处论述世界行程的合理性和目的，就是历史。他认为“大自然”不是没 有规划与目标地行进，他心目中的“大自然”是上帝、天意和历史(上帝和天意是在人 类历史中而不是在自然界的必然循环中显启自己)。这里的天意(Providence)不是“天 人合一”的“天”。
历史与自由
康德的四个“二律背反”之一是：一方面，除了依据自然律的因果关系以外，还有一 种“因果关系”即自由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没有自由，一切都依据于自然规律。对 这一背反，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在自然领域中，因果必然性居于支配地位，没有自由； 而在世界历史领域中，自由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即自由的“ 因果律”。正题和反题各发生在不同领域。正题表示的是自在之物世界和自由的历史领 域，反题表示的是自然领域的必然性的经验世界。
自由乃与自然分离，较大的自由离开自然较远。康德认为，自然状态绝非人类的理想 归宿。他反对复古倒退，反对回归到自然状态。人类应当独立于自然，自己设定目的， 并利用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注：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载《历史理性批判 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5页。)他也谈到因果性，但谈论的不是 自然的因果律，而是目的性的因果律——目标、目的，乃是人类行动的原因——这当然 不是自然界的因果律。人类的目的不取决于自然条件，它自身就是自由的，这就是人： 道德的人，自由的人。惟有人类才是终极目的。这不是自然的人而乃本体的人，具有超 感性的能力，即自由。自由即摆脱感性的必然性。当康德把人当作自然的终极目的时， 文化便同自然分开了。他认为，人在自然中的所有目的也就剩下了形式的、主观的条件 ，即自己为自己本身设定目的。人类在规定自己的目的时，不设定条件，而是按自己的 自由目的把自然当作手段利用。古留加指出，康德的目的论不是要发现“自然界的规律 ，他考察的中心仍然是人。只有人(类)才能给自己提出自觉的目的，结果便产生了文化 世界”。(注：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7 页。)
康德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然界，而应当深入到作为自在之物的人的本质领域，深 入到世界的本质即自在之物中。人同时属于两个世界，作为受自然因果律支配的生物， 人属于现象世界；作为自由的生物，人属于超感性的心智世界和世界历史。在现象世界 中，人没有自由。在超感性世界中，人是自由的。这个超感性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领域和自由王国。
康德认为，“理性使人类完全地超出动物”。“人类是大自然的真正目的”。(注：康 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版，第65页。)这样，人类本身就是目的，他应该作为这一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是作 为手段被利用。(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大自然”( 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的安然状态，使人离开自然状态，来到充满忧患、艰辛和灾难的 人世间。人类脱离天堂，乃是从动物自然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从本能过渡到理性，也 可以说是从自然进入自由的历史状态，进而从民族状态进入世界公民状态。此乃走向完 善状态的进步。
人作为自由的自动者是独立于欲望(即自然)的一切影响的，按自由的法则决定自己的 意志。康德认为，自由是人为自己立法，自由摆脱自然规律。康德“历史理性批判”要 说明的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道德律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和终极目的会引导到宗 教。宗教把责任看作本身就是自由的。他因而认为不能使自由隶属于规律。自由是一种 纯观念。自由的主体和感性世界(即自然)毫无关系，并与自然律对立。一种自由的原因 不为感性世界的规律所决定。
在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属于自然，本体世界属于自由。这种二分非常必要。但他认 为，自由也体现在自然中，自由的目的也可以在自然中实现，自由的目的以自然本身的 合目的性为条件。他也划分了自然与历史，认为在自然界中，我们能认识的仅是严格的 机械因果关系。他提出了道德目的论，以别于自然目的论。自然目的论应由道德目的论 来补充。道德目的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即异于人、支配人的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即真正属 于人类历史并由人类支配自己的领域)的进步。人类逐渐摆脱而不是服从于自然必然规 律。在自然王国里，人服从于必然性，服从于规律和决定论，缺乏自主和自由，缺乏目 的感。在历史的自由王国里却只有目的和主观，而没有规律，没有因果律。康德的哲学 ，从而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根本划分和两橛。
西方大多数哲学家不承认历史有自然界那样的规律性、因果性，因为规律和因果性意 味着重复和循环。费舍说：“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而关于它无法作 出任何概括的伟大事实……人类命运的发展只是一些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力量的游戏。 ”(注：费舍：《欧洲史》，转自赵家祥《历史哲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 23页。)西方历史哲学因而大都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 果性属于必然王国，带有拘禁的性质，不属于自由王国和人类的自主选择行为。康德永 久和平的观念适合于人类历史的自由王国，而不适合于循环与默默无闻的自然。
金岳霖说：“事实没有普遍性”，这里的“事实”指的是人类历史与社会中的事实， 而非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没有事实，只有现象。人类社会的任何事实都是在某时某地 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人物在改变，因而物是人非，不可能有重复的事件发生。 人类历史事件都是“昨日黄花”，“好事不再”。事实只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可重复 的。(注：参阅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6页。)陈先达也说，如 果把“主体性”概念引入自然界，就会走向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注：陈先达：《陈先 达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自然界没有主体性，没有主观性， 因而没有目的，没有自由，没有意图，没有安排，没有历史。自然界只有规律、必然、 循环和重复。循环和重复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必然的现象没有历史意义。事有必至 ，理却无固然。把目的赋予自然，则会走向巫术、迷信和万物有灵论。
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必然性，而在人类历史中只有自由。另一方面，人类的自由意志既 不会发生在自然界，也不会发生在科学规律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只能如康德说的，发生 在本体世界中。历史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的截然划分，是西方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我们 不可以把历史包含在自然之中(即不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作宇宙自然演化的一部分) ，也不可以把自然包含在历史中，不可以在讲人类历史时，大讲人类体格、血统、生理 以及自然环境的演进，因为自然界没有历史——尽管也许历史还具有某些自然的属性。 李梅在《权利与正义》中说，康德把自然与历史统一起来，认为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歪曲了康德。李梅说：“历史表现为自由发展的过程”(注：李梅：《权利与 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这就把历史同自然区别开来。自 然是现象，有可以从外部观察的必然性，而历史哲学则进入现象背后，进入物自身，进 入自由领域，因而人类的行为是自由和自我决定。笔者很赞成这种看法。
历史与天意
在康德哲学中，个别的人是执行上帝计划的工具。人类是“大自然”计划(上帝的意图 )的执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也认为人是工具。他明白无误地说，“大自然”就是 “天意”。他所说的天意乃是合目的性，即通过人类的纷争乃至违反人类的意志而实现 和谐，乃指以人类客观的终极目的为方向并预定世界进程的原因。康德期许人类国家共 同体。经过多次革命之后，“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就是“世界公民状态”。世界连成一 体，每个国家的动荡都会给周围地区带来不安，以至其余国家要出来仲裁。这就是伟大 的国家共同体，即各民族的联盟。这里，“大自然”是天意，属于历史领域而非属于自 然界。
康德说：“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 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 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的目标”。(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 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 )自然的目标当然不是指沉睡千载默默无语的大地。自然如果有目标，则他会是一个人 格神。尽管单个的人有目的意识，但个别人的行为不合“大自然”(上帝)的意图和目的 ；尽管整体没有意识，但只有整体的行为结果才合目的。单个的人其实不知道整个宇宙 的目的，但整体就显出目的，实现自由，进入自由王国。
康德说：“他就应该探讨他是否能在人类事务的这一悖谬的进程之中发现有某种自然 的目标；自然的目标是人类历史和人的充分自由。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 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的计划的历史” 。(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 、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这里显然不是指浑浑噩噩 的沉睡的山川，而是指人格神。
基督教的上帝不做劳而无功的事，不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其目的。“大自然决不做劳 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她把理性和以理性为 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这就已经是对她所布置的目标的最明显不过的宣示了。” “大自然仿佛是以其最大的节约在行动着，并且把她对动物的装备安置得如此之紧缩、 如此之精密，刚好够一个起码的生存的最大需要而已；就好像是她有意让人类……大自 然却根本就不曾做任何的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安乐，反倒是要使他们努力向前奋斗…… ”(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 、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上帝让人有自由意志，让 人类自己去选择。自由的人类承担重负。自然暴君专制下的人无此种烦扰。但上帝并不 包办人类历史事务。人只有在社会历史中而不是在自然中才是自由的，而天意体现在历 史中，上帝以人为手段。
康德说：“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事有 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意；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 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显示了一位睿 智的造物主的安排”。(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 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这里显 然是谈论“大自然”即“天意”，亦即睿智的造物主。上帝让各民族人民语言不同，从 而通过差异与纷争达到大同。和而不同，多样化，是上帝的选择；上帝让人类受苦，乃 是为了达到至善。“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 的公民社会。”(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大自然” 的目的是创造人类社会。这分明是历史哲学，而非自然哲学。因而，历史哲学断不可如 中国哲学停留在自然上，而是要进入历史视野。康德瞩意的，不是风花雪月的自然，而 乃法制公民社会。
康德认为，应当“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 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 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 页。)“大自然”的计划，“大自然”的目的——人类社会中的目的和计划(即上帝)是 也。康德的视野是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世界。人类历史表达了对造化的智慧的赞美。 在历史中有上帝的目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是上帝的安排。
“大自然”的终极目的是人，也可以说“大自然”的终极目的是历史。目的王国或自 由王国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实现，天意就体现在“大自然”中。历史哲学就是要寻找出 “大自然”的这种智慧。布克哈特批评康德说：“我们并不与闻永恒智慧的秘密，也不 知道他的目的。这些关于有一幕普遍计划的大胆预测引向了错误，因为它们是从错误的 前提出发的。”(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转自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 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这说的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神学。这就 是说，“大自然”实指永恒智慧即上帝。
康德说：“唯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大自然的最高目标，亦即她那全部秉赋的发展， 才能在人类的身上得到实现。大自然还要求人类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大自 然所规定的一切目的那样；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 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 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 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 。)“大自然”(即上帝的目的)不是停留在朴野的自然阶段，而是使人类进入历史状态 和公义的公民宪法。这才是历史哲学的本义。这里，康德瞩目的是“社会”、“人类” ——“大自然”的目标是人类全部秉赋的充分发展，他甚至提到法治和公民宪法。
因此，他认为哲学探讨的一部人类最古老的历史的结论便是这样：应该满足于天意， 应该满足于人间事务全体的总进程。这个总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渐 地发展到好。对于这一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种对灾难的看法，与基督教相同。历史哲学的基本前提或出发 点就是把历史从自然中划分出来。这才有可能把人类同自然界划分开来，这是西方把上 帝与自然划分开来的必然结果。
康德的“天意”不是指中国苍苍有形之“天”(自然)，他的历史哲学断不是天人合一 ，而乃天人相分——人在其未来中把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所谓“吉人天相”，就是“天 人合一”的一种表现。天人合一不可能产生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开始于人同自然的分 离，开始于天人相分。天人合一只会产生自然哲学(很可能连自然哲学也不能产生)，不 会有历史哲学。基督教使天人相分，使历史脱离自然，才有历史哲学。天，即自然，没 有目标；人却有目标。人类之所以异于自然界，乃因为人类有目的、有未来、有创新。
康德在信仰上比较真诚。虽然上帝存在不能被证明，但为着实践的需要，也要保留对 上帝的信念。海涅说康德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正是为了说明，如果没有对上帝 的信仰，这会有多大不便。海涅还说，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人打碎了哥廷根城一条街上 的全部路灯，然后站在黑暗中向路人演讲说，没有路灯会坏事。康德否定从理性论证上 帝存在，但在道德领域和历史领域又肯定上帝存在。纯粹理性不能证明上帝、灵魂和自 由，但是这些却是道德和历史的必然条件。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就要否定知识。因此 ，在世界历史与自由的道德领域中，康德给上帝留下地盘；而在自然必然领域中，他摧 毁了上帝证明。
自由与原罪
康德赞成《圣经》，他把“恶”看作“天意”，看作进步的驱动力。他认为，摆脱外 来威胁，对进步乃一大危险。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而，不应当一开始就有和平， 只能通过战争消除战争。和平是结果，是目标，而非原因和起点。自然灾害也如战争一 样。他认为，连《圣经》中的洪水也有利于消除人的罪愆。“人类历史的灾难……对于 他们的学习和改善过程是有益的，而且是有用的”。(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 —9、77、118、75页。)他又说：“合目的性就是通过人类的不和乃至违反人类的意志 而实现和谐一致。”(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他对“ 恶”的这些看法，同《圣经》世界观一致：“恶”乃天意。
康德认为，自然的性好就其本身来说是善的。基督教也认为只有人性才败坏，自然的 性好并不坏。自然界并不恶，恶属于人类社会。人毕竟是从恶开始的，他永远不可抹杀 这罪责。这种原初的恶就是根本的恶。这是个人性的债务，不可转账。按基督教，历史 中的苦难由罪而来，人必受苦。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不受苦，安然自得。他的历史哲学 与基督教信仰一致。按照他的说法，自由领域是上帝的计划得以实施的领域。与其说上 帝存在于自然中，不如说上帝存在于人类自由的历史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人类的 自由与历史的进步提出上帝存在的证明：人类的历史不能不臻于完善(否则历史会越来 越坏)，任何完善都有使之完善者，这“使之完善者”便是上帝。
人类堕落，就有了历史。人类历史开始于人的堕落即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堕落，使人 逐渐离开自然状态。人作为自由存在者，摆脱了自然法则。康德认为，人性中最根本的 是恶，而不是善。固然，在人的本性中有向善的原初禀赋，但在人性中却存在着作恶的 倾向。自然是善，而人性却恶。在原初的无时间性、无历史性的伊甸园中，人是善良的 。但后来有了恶，这乃是一种进步。在最好的人身上，都有作恶的倾向。因此，人天然 地是恶的。尔虞我诈，恩将仇报，这种种恶习表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恶人，就已经 是好人”(注：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1997年版，第31、78、82页。)。这同《圣经》观点一致。《圣经》说：“这里 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全都是罪人——没有人(凭着法则的精意)行善，就连一个也没有。 ”(罗3：9-12)自然的出现开始于善(上帝出于善而创造了世界)，人类的历史开始于恶( 堕落、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人的堕落是一落千丈，人将来的得救也是一步登天。 这里没有从量变到质变。
康德给自由的定义是“没有人能强制我按照他的方式而可以幸福”(消极的自由)。“ 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认为是美好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积极的自由)。他又 说：“一个政权可建立在对人民仁爱的原则上，像是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那样，这就是 父权政治(imperium paternale)”(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 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 页。)，这是一个“仁爱”的政府，但却没有个人的自由。这其实是专制主义。专制主 义并非不让人过好日子，它有时也能带来一些福利，但不会让人自由。自由意味着人类 可以运用自由意志去犯错误。专制统治者可能有英明的决策，使人民少走弯路，但这远 不如人民有权犯错误带来的好处多。人民宁愿自己摸索探求寻找。
康德在谈到战争时，一如基督教对暴力、罪过、灾难等负面因素的肯定一样，也对暴 力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加以赞许。他认为，天意是要在艰难困苦中鼓舞勇气，并使我们 格外看重自己。“战争本身就胁迫国家首长尊重人道，中国由于无须害怕强大敌人，因 而连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 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57、163、2、2、5、8、8、18、8—9、77、118、75页。 )康德认为，人是自私的，这正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类的 全部能力，推动他去克服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 们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由此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进步。” (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145、1 57、163、2、2、5、8、8、18、8—9、77、118、75页。)从野蛮进入文化，就是从自然 进入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如果人之初性本善，则不会有文明的进步。人之 初性本恶，则人的终局会是善。康德认为，万物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是好的，一经 人手就变坏。也可以说，人类进入历史便是堕落，人类在堕落中上升。战争乃带动文化 前进的手段。
康德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这样一个恶的存在者被造出来，又由于自己的堕落而丧失 了在天国本来可能拥有的全部财产。上帝知道人类要犯罪，但并没有制止。“最高的智 慧(上帝)对理性的存在物(人类)的统治和治理，却是按照他们的自由的原则对待他们( 人类因自由而犯罪，人类又因犯罪而自由——引者按)，并且无论他们会遇到什么善的 或恶的东西，都应该归于他们自己。”(注：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 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31、78、82页。)上帝让人类自己负 责。上帝宁愿人类犯罪也要使人有意志自由。这犯罪的自由使人类自尊，使人类进入历 史。因此，一个恶的国度(即自由王国)违背善的原则建立起来了，所有以自然的方式起 源于亚当的人都服从于它。“恶的原则还始终被称作这个世界的王”。(注：康德：《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31、 78、82页。)
笔者认为这符合辩证自然观。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恶逐渐趋向于善。历史领域即人 的领域是自由王国，属于恶的王国，但趋向于善，所以人类可以最终选择善。如果人永 远停留在必然王国里，那里没有“恶”，人被预定不犯错误，但那也不会导致最终善良 的结局。在某些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里，人类可能不犯错误，但那里没有真正的善，有 些地方还停留在自然状态。市场经济下的恶，即竞争(恶)，使人类趋向于善。伊甸园里 的“善”，是自然状态，然而没有历史。但人类的恶却趋向于善。
康德的这种乐观主义同时包含着对单个人的悲惨评价，这同基督教一致：结局好，过 程恶；全局好，局部恶。由此我认为，全局乃人的社会性，局部乃人的非社会性。全局 为人类，为大家；局部为自己，为个人。此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出发点“ 人人为我”，结局“我为人人”。
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的惟一一次性地向着天国超越的人类历史 ，因而乃是历史神学。西方历史哲学自来就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中国的 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土壤上不可能长出历史哲学——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六十年一甲子 ，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十二生肖，七八年再来一次，这种循环论的自然循环观当然登 不得历史哲学的象牙塔。希腊人从自然哲学的循环论——水土火气的循环——得到的是 历史的循环，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其显例。故希腊人没有创立历史哲学。
康德的哲学被新康德主义者发挥阐扬。康德关于自然与历史的划分仍不彻底。在他那 里，历史仍带有自然的印痕。对历史的重视到新康德主义那里更臻完备。新康德主义强 调的是历史的独特性，强调的是把自然与历史分割开来。从唯物主义看这当然是二元论 。和狄尔泰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划分开来一样，新康德主义者也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 学划分开来。在狄尔泰那里，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与普遍必然性的概括，人文科学处 理的是特殊与个别的事物。他认为在历史中并无规律可循，因为在历史中探究者和创造 者是同一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开。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 的是一般规律，历史科学研究的是特殊事实。历史是由特殊事实组成的，自然界则由规 律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普遍定然判断——在自然界，一定如此。历史研究的是实然 命题——事情碰巧如此。自然界由规律和必然性组成，历史领域则由单个偶然事实组成 。自然界始终如一，历史则是由一次性事件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规律论就是历史循 环论，因为任何规律都必须可以反复无数次。他认为历史强调的是事实、事件、人物、 过程、一次性与特殊性。规律和事件永远对立。“历史规律”根本是矛盾术语。
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进一步区分了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文化领 域中只有个别，自然领域中才有一般。“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 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注：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9页。)历史是关于 事件的研究，而自然科学则是要判定法则；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探求普遍规律，历史研究 的对象是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历史领域没有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此，自由的 人类世界历史进步与客观必然规律处在彼此矛盾的地位。自然界只有一般，存在着规律 ；文化事件却完全取决于其个别特征。“由于规律概念所包括的仅仅是那种可以永远被 看作是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所以，历史发展的概念与规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9 页。)历史与价值领域有关。自然规律却不牵涉价值。只有处在自然状态的人才对必然 性感到敬畏，才歌颂“太阳的光辉”。自由属于人类历史领域。李凯尔特把自然与文化 加以区分，这类似于自然与历史的划分。历史文化研究的是个别，自然领域却服从于一 般。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在历史领域内，“怎么都行”
(Anything goes)，人类是自然的支配者；在自然领域内，人是自然与往昔的奴隶。
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学提供有关个别的知识，而不是一般规 律或普遍性知识。这与新康德主义一致。人类的活动浸透了人的思想、动机、意图、目 的和计划，不服从于自然因果关系。奥克肖特(M.Oakshott)认为，历史不需要任何因果 律。
历史领域中的决定论是以自然科学的自然决定论为基础的。非决定论者波普尔反对“ 泛自然主义”，反对把历史看作自然，反对用宇宙自然观解释人类历史与社会现象。波 普尔认为，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而历史哲学则是理解历史事件的意图和意 义；(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伦敦，1945年，第6页。)在自然领域中只 有因果律，没有飞跃和断裂，没有停顿，而在自由的社会领域里，任何预测都不可能， 这里只有单独的历史过程。(注：王晓林：《重读波普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21页。)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历史哲学中形形色色的反决定论都以反自然主义和 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这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与自然、历史与理性的对立，因为在历史领域 内起作用的主要是非理性和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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