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分析——基于CEE和CIS国家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路径论文,时期论文,国家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62—69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在各产业部门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甚至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都是扭曲的：工资与工人技能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联系，工资差别受到压制，相对工资结构扭曲，失业率极低，甚至不存在失业。在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系统被市场取代并实现价格自由化后，转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便是资源再配置。从转型国家的经验看，这个资源再配置过程主要体现在从重工业向服务业、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转移。①
在关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研究中，引用最多的理论文献为Aghion和Blanchard（1994）创建的最优转型速度（Optimal Speed of Transition,OST）模型，本文将从OST的理论预测出发，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CEE（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中东欧）和CIS（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独联体）国家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进行考察，比较分析两种路径之间的差异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为中国现阶段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若干借鉴。
一、转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的冲击及OST理论的预测
1.计划时代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及转型冲击
在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国家劳动力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与能源、原材料以及商品的计划配置相似，劳动者遵从计划制订者的安排，到某地区某企业从事某个岗位的工作。从需求角度而言，国有企业根据“软预算约束”的中央计划体系下的产值标准来雇佣劳动力，为了追求产值目标，对劳动力成本毫不在意，因此在极端形式下，劳动力需求呈现出“无限制增长的趋势”。② 从供给角度而言，国家规定公开失业为非法，③ 因此不存在失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同时对就业员工的不良表现却采取容忍姑息的态度。工资的设定存在很多的限制，消费品的短缺使得企业普遍对员工采用非货币化的补偿方法，降低了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很小。④
转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于需求、供给、价格（工资）的自由化。由于转型造成原有经贸体系崩溃、产出大幅度下跌，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问题，导致劳动力需求急剧下降，失业和隐性失业剧增，迫切要求建立失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另外，国有部门的衰落及私人部门的兴起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方开始呈现出多元趋势。劳动力供给逐渐自由化，但是经济的结构性重组使得原有的大量专业工人所掌握的技能迅速过时，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供给无法与需求相匹配。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工资）逐步自由化，由于大量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存在，造成实际工资降低，但随着工资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逐渐相匹配，劳动力价格的平均主义也一去不再复返。
2.OST理论对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路径的预测
最优转型速度，即OST 理论是转型经济学中关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最早、最成熟的文献，根据OST理论，再配置的过程应该包括三个关键的调整机制：（1）国家补贴的取消及相应预算约束的硬化，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出；（2）大量的隐性失业公开化，失业的规模将取决于国有企业关闭的速度；（3）伴随着新兴部门的成长，失业将逐渐被吸收，新兴部门主要为私人企业，一般聚集在零售贸易、服务、最终消费品领域和中央计划体系下被人为压制的一些行业。
基于上述调整机制，OST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主要通过失业来进行，必须对改革进行严密的时间安排，转型的速度和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在私人部门没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前，要避免产生过多的失业，否则，与日趋上升的失业相关的社会不安及政治上的反对、由失业福利支付造成的财政压力或者其他的“反馈”机制（如大量失业造成的收入效应）会阻碍改革的推行。另一方面，改革速度也不能过慢，因为私人部门的成长需要能够自由使用一些资源，在普遍认为雇主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工资谈判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失业来对工资产生一定向下的压力，并且提高生产率来促进投资。因此，必须安排一个最优的失业率，即一个最优的国有企业关闭的节奏，以实现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失业和发展私人部门之间的政策权衡，使劳动力再配置的速度实现最优。
二、CEE和CIS国家在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不同路径
本文试图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来分析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劳动力再配置的路径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体就业和工资相对GDP变动做出相应变动，即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总产出的变动进行数量和价格上的调整；在中观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行业部门之间进行结构性再配置；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企业层面上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以及由此构成的微观就业再配置。
1.宏观：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相对总产出变动的数量和价格调整
自开始转型以来，CEE和CIS国家的宏观经济经历了两次显著的产出剧减：第一次是转型初期的“转型衰退”（Transition Recession），第二次是1998年左右由捷克的国际收支危机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产出急剧下降。由此可以将CEE和CIS国家转型后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90—1997 年的“转型衰退”阶段，一是从1998年至今的恢复增长阶段。
伴随着“转型衰退”所发生的，首先便是大量国企员工失去了原先的工作岗位，“隐性失业”显性化， 且就业的下降幅度随着产出下降幅度的变化而变化。 结合CEE和CIS各国历年GDP及就业率的变动情况，可以计算出1990—1997年CEE国家就业和真实GDP的相关系数达到0.46，CIS国家却为－0.01。可见在“转型衰退”时期，CEE的就业和GDP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即伴随着产量的大幅下降，就业进行了充分的调整；而CIS国家就业—产出的相关关系微乎其微，说明这一时期CEE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对产出下降所进行的数量调整要远远大于CIS国家。
1998—2003年，CEE国家就业和GDP变动的相关系数为0.29，就业—产出弹性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数量调整不再占主导地位，伴随着产出的恢复，基本没有出现就业的净增长。并且，CEE各国之间的就业—产出调整也有所区别， 如波兰和捷克在经历了低失业之后，到恢复阶段反而出现就业的“报复性”下降；尽管经济逐步复苏，斯洛伐克却一直延续着就业率持续下降的状态；只有匈牙利的就业增长基本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处于连续数年的“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中。而同期CIS国家就业变动和真实GDP变动的相关系数达到0.17，相比“转型衰退”时期的－0.01，就业—产出弹性有所增强。
产出的变动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除了就业数量外，另一个反应就是实际工资的变化，即劳动力的价格调整。“转型衰退”阶段，CEE 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调整要明显地小于CIS国家，这一时期CIS国家实际工资的累积下降达到60—70％，而CEE国家仅为20—25％。⑤ 这意味着CIS国家在产出大幅下降的同时维持原有的高就业（即微弱的数量调整）是以牺牲劳动力的收入为代价的，从另一角度而言，是以牺牲劳动力的生产率为代价的。
到恢复增长阶段，CEE国家并没有出现就业净增长的局面， “无就业增长”导致实际工资的提高，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领先的转型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转型之前；同样CIS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出现大幅反弹，反映了企业重组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体现到劳动力的价格之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这一时期就业数量调整下降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的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是相互作用的，理论上，工资的灵活性能够发挥平衡机制的作用，能够根据失业情况进行自发调整，事实上，该机制在CEE国家相对更有效。但由于一些制度性的原因，工资相对于就业（失业）变动的灵活性并不充分，这已成为阻碍转型国家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中观：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再配置
根据OST理论的预测， 与转型伴随的是大量原有国企的倒闭和新兴私人企业的增长，因此，再配置应当首先发生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转型初CEE和CIS国家国有部门的就业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CEE国家中，匈牙利和波兰相对较低，为66％左右，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分别达到了91.9％、95.1％和93.1％，保加利亚甚至为100％；CIS国家，以俄罗斯为例，这一比例也高达88.7％。⑥ 伴随着私有化运动的深入，各国私人部门占GDP的比重逐步增大，私人部门的就业迅速增长，⑦ 到2003年，CEE国家中的Visegrad四国⑧ 私人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70％，匈牙利已经达到84.5％，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分别为75％和62.1％；CIS国家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私人部门就业比例已经接近CEE国家的水平，但其余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⑨ 私人部门就业的增长主要反映了一种存量调整的过程，即是为了弥补计划体系下贸易与服务部门发展不足所造成的就业缺口。私人部门主要由小规模企业构成，这些小企业依靠内部融资，支付的工资一般要低于国有企业。
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和经济的结构性重组紧密结合，通过计算要使劳动力的行业结构接近于可比较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而言，在部门之间进行转移的劳动力比例，就是要实现转型所需要的劳动力再配置的程度。一些劳动经济学家为此构造了“结构重组指数”（Restructuring Index，RI），⑩ 根据该指数，CEE和CIS国家劳动力配置行业结构不平衡的程度有所差异，相对市场经济标准的差距，CEE国家要略小于CIS国家，在给定人均收入水平的条件下，CEE国家已经拥有了相对较小的农业部门，但工业部门也很庞大。另外，在CEE内部，各国情况也有所不同：1989年罗马尼亚的RI为36.4％，是匈牙利（16.5％）、捷克（17.2％）和斯洛伐克（18.4％）的两倍；保加利亚（24.2％，由于其庞大的农业部门）和波兰（23％）相比捷匈等国所需的结构重组幅度也要大得多。(11) CIS国家，以俄罗斯为例，RI达到26.8％，远远高出CEE的平均水平。
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农业、矿产和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过多，服务业部门就业不足，但到2002年，CEE 国家的就业结构已经非常接近于市场经济国家。最近几年，欧洲CIS 国家的就业结构也逐渐向市场经济标准靠拢，但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而其余CIS 国家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再配置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农业部门就业继续膨胀，现代服务业部门发展缓慢。(12)
劳动力行业结构性再配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即工业部门就业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大多数CEE国家（除罗马尼亚外）的“去工业化”与农业部门的就业缩减紧密相连，大量原有工业劳动力转向了第三产业，农业就业比例呈持续下降的态势；而CIS， 尤其其中的低收入国家，经济的落后使得服务业无法为其他部门分流的员工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去工业化”后大量的工业劳动力反而流向了农业部门。
劳动力资源结构性再配置中另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服务业。服务业部门在CEE国家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在CIS国家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CEE国家公共行政部门、银行和商业贸易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就业比例也有所上升，另外，由于外部经济活动力量增强，旅游等行业的发展也增添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对企业重组进程缓慢、居民实际收入长时期呈现下降趋势的CIS国家，总体上服务部门并没有从其他经济部门的大规模调整中获得实际利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没有出现大幅增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服务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的许多行业地下经济十分猖獗，因此理论上，服务业占总就业的比例应当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
3.微观：转型时期企业层面的就业再配置
随着市场逐渐替代计划，大多数行业内部都会频繁发生新企业进入和绩差企业退出的情况，同时，现有企业为了生存或扩大市场份额，也会采取措施进行企业内部的结构性重组，这两个方面都会造成就业的减少或增加，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企业层面上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变动的规模和特征，进而分析对就业再配置（Job Reallocation）(13) 的影响。
转型国家在制度变迁时期发生了大量的就业再配置：转型之前这些国家的就业再配置率为10％左右，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增长到20—25％，并且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缩减率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仅仅用数年的时间，转型国家的就业流动就从非常低的水平上升到接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的时间特征密切影响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情况。所有国家在“转型衰退”时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就业缩减，但各国就业创造的反应各不相同。转型国家中相对发展速度较快、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些CEE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其就业创造的速度在较快时间内就赶上就业缩减的速度，形成较为平衡的就业流动。经济转型进程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等CIS国家和罗马尼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就业创造都要落后于就业缩减的速度，或者造成失业数量的上升，或者造成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下降。
从转型各国的经验看，转型初期影响就业创造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新企业进入市场的能力。例如俄罗斯在开始转型之前，由于企业的周转所造成的就业周转(14) 只占全部就业周转量的20％不到，而到转型开始后，这一比例大幅上升；转型开始之后，新企业进入对就业创造的贡献率在匈牙利达到40％，在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要达到70％之多。随着转型的深入，企业进入对就业创造的贡献度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就业流动的特征也越来越趋同于市场经济，即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由企业内部的调整引起，但在这方面，两个改革相对滞后的CIS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则呈现出相反的模式，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进入对整体就业创造的贡献度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时，企业退出（倒闭）对就业缩减的作用却显示出和企业进入对就业创造相反的趋势，由于随着转型的深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加大，所以到转型的第二阶段，由企业退出造成的就业缩减开始上升。
转型时期CEE和CIS国家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基本符合OST的理论预测，即经历了从国有到私人部门的大规模再配置并与经济的结构性重组相结合，但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以下差异：
首先，两者劳动力市场相对产出变动所进行的就业和工资调整表现出不同时间特征。“转型衰退”时期，CEE国家以就业调整为主，而CIS国家的工资调整大于CEE国家；到恢复增长阶段，两者的实际工资普遍上涨，CEE就业调整幅度下降，CIS的就业调整略有上升。
其次，两者的劳动力资源行业结构再配置的速度和幅度不同，相对市场经济标准的差距CIS仍要大于CEE国家，主要表现在前者仍然留有一个庞大的农业部门，前者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远不如后者。
最后，从企业层面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而言，CEE 国家已经实现了较为平衡的就业流动，而CIS国家的就业创造仍然落后于就业缩减的速度， 导致失业的上升或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
三、造成CEE和CIS国家劳动力资源不同再配置路径的原因分析
1.转型初始条件差异的影响
Melo，Denizer和Gelb（1996）曾将有关影响转型进程的初始条件的指标分成结构性、扭曲程度和制度性三类，按照该分类对CEE和CIS国家进行的比较如下：
初始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开始转型后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规模、幅度和难易。首先，转型之前，CIS国家GDP中农业和工业所占的比重要高出CEE国家8.4个百分点，城市化程度相对落后，并且经互会的解散对CIS国家造成的贸易冲击甚于CEE国家。这意味着CIS转型之后必然要求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在各个行业部门之间实行再配置，以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其次，无论是经历中央计划体系时间的长短，还是是否在转型前已经做出部分市场化的尝试，CIS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由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的积弊要比CEE国家严重得多，这就造成CIS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比CEE国家要更为僵化，机制建设更为落后， 开始转型后进行劳动力再配置的难度也更大。并且CEE国家在地理上更接近西方国家，对劳动力跨地区、 跨国界流动的限制也更少，较好的劳动力流动性将更有助于转型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2.对新老企业政策差异的影响
由于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必须通过约束老企业和鼓励新企业来实现，这方面CEE国家的整体情况要优于CIS国家：CEE中最为发达的匈牙利和波兰，实行了硬预算约束，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通过自由化鼓励新企业的发展，营造了对吸引内外资的有利环境；捷克和斯洛伐克虽然软预算约束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但目前已经杜绝；CIS国家中的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类似，虽然实行了自由化，但长期不能通过硬化预算来加强对老企业的约束，老企业通过控制政府行为严重阻碍新企业的进入，造成投资环境恶化，而对新企业的政策鼓励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其他CIS国家，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更为糟糕。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自由化，但未实行硬预算约束，严格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对国有企业采取优惠政策。对新老企业政策的差异既影响了转型国家结构重组的步伐，使得CIS 国家的重组一直落后于CEE国家，也影响到企业层面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 新企业发展受限直接导致其就业创造能力不足，而对老企业的姑息也只是将更多的就业缩减推到了将来。
3.劳动力市场制度差异的影响
造成CEE国家的就业调整幅度大于CIS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拥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大多数CEE国家在开始转型的同时便建立了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包括包容性比较大的失业福利和社会救助措施；而CIS 国家转型之前的社会保障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转型之后的社会保障形同虚设，(16) 例如直到2005年初，俄罗斯才正式开始对不堪重负的苏联时代的保障体系进行改革，而其他相关的改革进程仍十分缓慢，甚至远远落后于政府所提出的时间表。(17) CEE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工资向下调整的空间，导致相比CIS国家出现更多的失业；而CIS社会安全网络的缺位造成原有企业无法将大量的冗余劳动力推向社会，只能通过缩短就业时间等降低劳动力生产率的方法来维持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大部分成本必须由工资来承担。
另外，CIS的就业中介和职业指导服务也落后于CEE国家。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一起，CEE实行了比较全面的“主动型”和“被动型”劳动力市场政策，(18) 提高求职者和空缺职位之间的匹配效率；而在CIS国家， 利用私人关系依旧是个人求职的主要渠道，例如根据俄统计服务机构Goskomstat的数据，俄罗斯劳动力的求职模式主要有五种，分别为向国有就业服务部门申请、应征求职广告、通过朋友亲戚熟人等私人关系求职、直接与雇主联系以及向商业化就业服务部门申请，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通过私人关系求职，达55.7％，比例最小的是向商业化就业服务部门申请，仅为2.4％。(19) 由此可以看出，CIS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较差，供需双方信息渠道不畅，通过市场来实现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效率还比较低。
四、CEE和CIS国家的比较及其对我国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启示
到目前为止，从最成功的转型国家获取的经验是：优化配置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政策环境，能够约束低效率的老企业，使其让出资源，鼓励高效率的新企业，令其能吸收新资源进行新投资；创造两者公平竞争的环境，政策不向任何类型的企业进行倾斜。虽然我国经济的发展大幅度地受益于对抑制性部门（如对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的放开、发展农村工业和大量FDI的流入，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样受阻于对国企的软约束，大型企业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仍然缺乏缩减就业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动力，私营企业的就业创造仍然只能在大型国企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进行。因此，在新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我国还要加快将亏损国企推向市场的步伐。
同样，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主动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不到位等现象在我国的存在，也是阻碍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因素。陈淮（2005）指出，在我国，由于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后顾之忧，有流动要求的劳动力难以卸下体制性“包袱”，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目前，我国的城镇已经开始发展就业中介和职业指导服务，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渠道仍不够畅通，尤其在知识层次较低的劳动力流动的市场，“黑”中介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尽快建立效率高、覆盖广的就业信息网络应当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政策之一。
收稿日期：2006年10月
注释：
① 参考［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② 物资的短缺使企业贮藏劳动力的行为变得理性，这样才能在生产物资到位的时候马上能够有足够的人员投入生产，详见Kornai，1982。
③ 如1985年，匈牙利有7000人因为无所事事而被判入狱。
④ 参考Edited by Nicholas Barr,Labor 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Transition and Beyond,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1—141.
⑤ 具体参考ILO（LABORSTAT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以及Boeri，Garibaldi (2004)。
⑥ 数据来源见Employment Observatory,Russian Gomkomstat，世界银行WB estimates.
⑦ 除了俄罗斯之外，就业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新增的私人企业， 而不是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
⑧ Visegrad集团四国是指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
⑨ 资料来源见EBRD转型报告2004。
⑩ 最早见Davis & Hattiwanger,1990,1992,该指数指就业缩减部门多余劳动力数量和就业增长部门净增加就业量的平均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
(11) 该差异进一步强调了初始状况对一国经济调整的重要性。
(12) 有观点认为，随着苏联体系的崩溃，这些国家不再获得补贴，收入水平愈发与其比较优势及经济特征相符合。
(13) 所谓就业创造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有企业新增加的就业的总和；就业缩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企业所减少的就业的总和。就业创造和就业缩减两者相加之和便是该时期的就业再配置。但由于关于劳动力的企业层面的数据非常之少，本文只能尝试就这部分内容做简单分析。
(14) 企业的周转（turnover）指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就业周转（jobturnover）指就业的增加和减少。
(15) CIS—5指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在转型国家中属一般水平；CIS—7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转型国家中属于低收入国家。
(16) 转型期间俄罗斯每年的登记失业率和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平均只占实际失业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标准统计的失业率）的20—30％，说明俄罗斯的失业福利体系形同虚设。
(17) 参考Russian Federation:Selected Issues[R],IMF Staff Country Report No.00/150.
(18) 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有“被动”和“主动”之分，“被动型”政策指向失业人员提供福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而“主动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ALMPs）主要目标为帮助潜在的失业人员抵御失业风险，或者帮助失业人员提高自身竞争力以重新回到就业岗位，直接ALMPs包括提供公共部门就业机会、对私人部门就业进行补贴、为失业人员提供创业补助等，间接ALMPs包括再培训和职业培训、就业服务活动等。
(19) 参考Natalia Smirnova,Job Search Behavior of Unemployment in Russia,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Working Paper,No.62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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