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极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人口老化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外生变量，从多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从长期趋势看，我国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但是，分阶段看，则会发现，我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2020-2025年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是弊大于利。
【作者简介】 于学军，1964年生，1995年1月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而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
1 人口老化对我国的投资资本积累的影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要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个部分。积累基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宏伟战略，下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需保持6.0-6.5%的高水平。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的发展目标，中国需将其国民收入的30%-35%用于投资资本的积累。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基金的增长意味着积累基金的减少。中国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这是因为，(1)从过去15年的经验看：1978年，离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为17.3亿元人民币，1993年增长到了913.7亿元人民币，15年增长了50倍。(2)从预测的情况看：据劳动部预计，到2050年，我国退休职工总数将超过1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3)从老年人口的需求看：为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国家需兴建一批公共养老设施、老年活动场所，增加相应的老年服务项目，这些都需从非生产性基建投资中列支。(4)从改革的要求看：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建立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需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这些都会大大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提高消费基金总量，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在于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国内资本不是国内投资的唯一源泉，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国内投资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吸引国外资金是解决国内资本积累不足问题的另一有效途径。
2人口老化对我国储蓄率的长期影响。国内储蓄是投资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投资资本的积累。一般说来，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较低，而劳动力人口的储蓄水平较高。因此，一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的提高会降低储蓄率。我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阶段为1990-2010年，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下降趋势，即从1990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51.3%。这一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负担系数的上升速度，因此，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下降趋势，这对我国储蓄水平的提高无负面影响，在2010年前的5-10年间，这种影响甚至是积极的。第二阶段为2010-2025年，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开始上升，即从2010年最低点的51.3%上升到2025年的58.2%。此期间，第一阶段的积极影响开始减弱，并转化为缓慢的消极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仍然较低，对储蓄水平的提高仍然比较有利。第三阶段为2025-2050年，我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将突然加速提高，并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即从2025年的58.2%上升到2050年的75.2%。如果说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对储蓄水平的影响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不明显，甚至有时是积极的话，那么，第三阶段则是一个走向消极的过程。
3人口老化对我国税收总量的长期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收总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的多少。在总人口中，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是税收收入的享受者，只有劳动力人口是税收收入的提供者。因此，一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税收总量有直接的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使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发生变化，它意味着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意味着纳税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如果在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的总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将会使政府的税收总量受到影响。因此，为保证政府税收水平的稳定或逐步提高，要在不同的时期，依据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税率的高低。
4人口老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方面的影响。在众多关于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的文献中，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导致劳动力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短缺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有些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国的劳动力数量是先增后减，但始终占总人口的60%左右。从绝对数上看，2000年后，基本上都在8亿以上，特别是在2010-2030年的20年间，劳动力人口都在9亿以上。因此，我国不必为人口老化给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影响而担心。相反，可能对缓和劳动力的失业问题，甚至于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从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
5人口老化对我国劳动力结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人口老化将使劳动力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出现老化。我国45-59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将上升16.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5-29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却将下降17.2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和结构上的老化，这会使个别岗位出现空缺现象，造成部分生产资料的闲置。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经深有感触，而在我国部分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已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结构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要作相应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使劳动力能合理地流动，同时要求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与之相适应。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所需要的新技术结构的劳动力将不得不依靠对已有劳动力的重新培训和教育。但届时，劳动力年龄结构已经老化，4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5上升到1/3以上。高龄劳动力的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需求。这就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即合格的劳动力短缺，而不合格的劳动力剩余。如果调整不当，其后果将可能是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总产出下降、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6人口老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之所以对劳动生产率有影响是因为有些工作由不同年龄的人去做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考察人口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要看构成劳动力三部分的“青年劳动力”、“中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的比例的变化趋势。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是“青年劳动力”，即15-29岁的劳动力的规模会逐渐缩小，从1990年的3.5亿减少到2050年的2.62亿，比例从1990年的48.6%下降到2050年的31.4%，下降17.2个百分点。“老年劳动力”，即45-59岁的劳动力的规模将逐渐扩大，从1990年的1.36亿增加到2050年的2.95亿，比例从1990年的18.9%上升到2050年的35.3%，上升16.4个百分点。而“中年劳动力”，即30-44岁的劳动力的规模基本上一直占劳动力总数的1/3左右而无大的波动。即使到2050年，“中年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在33.3%，比1990年的水平还略高。这样，在今后的几十年里，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使“老年劳动力”的比例提高16.4个百分点，同时也会使缺乏经验的“年轻劳动力”的比例下降17.2个百分点，而“中年劳动力”的比例无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大。
7人口老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一般认为，支付老年人口的费用占到国民收入的10%为“警戒线”，超过了这一警戒线将给国家财政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实践就是前车之鉴。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1.4%上升到了1993年的3.7%，13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即使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2030年前，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的费用份额也会超过10%。届时，人口老化给政府带来的宏观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后果。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人口老化和退休人员的增加，我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的迅速增加已经给国民收入的分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1980年到1993年的13年间，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职工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的比例，已经分别从37%上升到了54%，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则从6.5%上升到了18.6%。从绝对数上看，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从1980年的50.4亿人民币增加到了1993年的913.7亿元人民币，每年平均增长66亿元人民币。离退休人员的费用的快速膨胀一方面影响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的比例，从而影响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另一方面，在目前我国老年保障的体制下，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竞争能力。
8人口老化对家庭分配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老化速度的加快，家庭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会减少，而老年人的数量会增多。这种家庭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对家庭的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而言，一个家庭中被抚养人口越少，就业比越高，抚养比就越低，家庭中需要分配给被抚养人口的消费份额越少，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也就可能越多。我国家庭的人口负担大致可以202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25年。这一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口的负担系数下降很快，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上升缓慢，导致家庭规模缩小，抚养比率下降，就业比率上升。而且，这时我国人口老化尚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家庭中“年轻老人”和“中年老人”占多数。这种形势会使家庭中用于被抚养人口的消费负担减轻，有利于家庭其他成员消费水平的提高。第二阶段为2025-2050年。这一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已不再下降，有时甚至上升，而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却加速上升，这就会导致家庭的抚养比率上升，就业比率下降。特别是这一时期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中老年人”和“老老年人”的比例会大幅度提高。这时的家庭中被抚养人口的负担会不断加重，不利于家庭其他成员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对家庭分配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家庭经济收入分配和家庭消费水平方面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家庭其他成员时间分配方面的影响。在我国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医疗、康复和护理还远远没有社会化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康复和护理工作多数要由家庭来承担。对于劳动力人口来说，时间就意味着收入，时间的损失意味着收入的损失。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中风后遗症、心衰和骨关节病变对康复及长期护理的需求会逐渐增加，从而会使家庭的收入数量和分配方向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9人口老化对代际分配的影响。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活动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一生的经济行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的生命周期总是要从未成年阶段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小于消费；接着是劳动力年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大于消费；最后是老年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出再次小于消费。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处在生命周期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人口需将其净产出（产出和消费之差）的一部分分配给处在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和第三阶段的老年人。无论在任何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命周期三个阶段中的这种分配关系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这种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通过家庭分配、通过公共部门分配或通过市场分配。无论以哪种方式分配，我们都统称为代际间的分配。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时，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有所变化，从而导致代际间分配比例的变化，导致有些年龄组的人受益，而有的年龄组的人受损。如果对此处理不当，会引发代际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东方人素有尊重父母的习惯，但在台湾、日本和美籍华人中都已发现上下代关系紧张、情绪对立、互相争夺财富等问题。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在中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为调解这一矛盾，政府在代际间的资源分配上必须改变其原有的分配倾向和分配数量，充分考虑到代际间的相互平衡，以免产生资源分配在代际间的不平等现象。
10人口老化对交换的影响。交换是指市场商品的流通，包括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人口老化对交换市场商品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上看，总的情况是未成年人口的数量在减少，但减少的数量不太大，1990-2050年的60年间不过减少7000万。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数量却在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1990-2050年的60年间将增加2.87亿。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对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种的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对老年人口的消费品种的需求将大幅度地提高。所以，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关心未成年人口的“朝阳市场”，进一步开发未成年人口消费品的种类，但更要关心老年人口的“夕阳市场”，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消费品种类。人口老化不但对交换市场上的商品需求结构有影响，而且对市场上的商品数量的供求也有影响，这是因为老年人口的经济地位下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自然就相对较小。因此，在一个人口老化程度较深，老年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会下降，对市场上的消费品的需求就会下降。但这里我们要注的是，老年人口的购买力固然较低，但是，未成年人口的购买力则更低，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收入。因此，在考虑人口老化对消费品需求的影响时，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成年人口的变化情况。
11人口老化对人均消费基金水平的影响。过去，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数量对国民平均消费基金水平的影响，这里的一个假设是所有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总人口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总人口数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导致对消费基金总数需求上升；而在消费基金总数为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导致人均消费基金水平事实上的下降。同样，人口老化对微观家庭的消费也有直接的影响，因为：(1)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从而影响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2)家庭人口老化，即老年人口的增加和未成年人口减少会使家庭总的消费负担水平上升，从而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水平；(3)家庭人口老化会增加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偏好。特别是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来说，这些影响尤其明显。人口老化不仅会对家庭的消费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间接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多，中国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小而储蓄偏好较高的大家庭的比例必然会减少，这会使我国总的储蓄量下降，从而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状况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口老化对微观家庭消费的影响。从我国城镇的家庭状况看，56-60岁组、46-55岁组和60岁以上组的家庭人口消费支出水平始终居于前三位。随着中国人口老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在总人口中，45岁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而4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则会逐渐上升。根据本文的预测，从1990年到2050年，15-44岁的人口占15-60岁的人口的比例将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而45-60岁的人口占15-60岁的人口的比例将上升15个百分点左右。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家庭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会降低储蓄水平。
12人口老化对消费负担的影响。消费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一。如果说生产是这一过程的起点，那么，消费则是这一过程的终点。人的一生都要进行消费，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成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社会的人口中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同，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的比例将逐渐上升，而成年人口的比例则基本保持不变。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模式将对我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水平最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次之，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最低。由于地区和标准上的差别（包括老年人的年龄界线、社会和家庭支出范围等），老少消费比一般在1:0.3～1:0.7之间。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取中间值——1:0.5作为老少消费比的标准值，即老年人口的标准消费系数为1，未成年人口的标准消费系数为0.5，对中国未来负担人口消费状况的变化趋势加以预测。这里，我们采用“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来说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消费负担在未来的变化状况。根据这一指数，连同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1995-2050年中国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的发展变化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5年。在这一期间，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低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第二阶段为2010-2025年。经过2005-2010年间的过渡，这一时期，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开始超过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并且开始加速增长。第三阶段为2030-2050年。经过2025-2030年间的过渡，这一时期，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显著高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是下降的，但是却没有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上升的快。特别是2010年后，由于未成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下降的速度非常缓慢，而老年人口的被负担消费指数却加速上升。这使我国总的被负担人口消费指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发展。这一结果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尽管1990-2050年间，我国总人口的抚养比会出现“U”形的变化，即先下降，后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总人口的消费负担会有所减轻；(2)人口老化不仅会改变我国的消费结构，而且会使我国总人口的消费负担加重，它要求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扩大。
综上所述，从长期趋势看，我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如果分阶段看我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2020-2025年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即弊大于利。只要我们能利用前二、三十年的有利机时，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收稿时间：19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