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后工业经济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家在具备了经济稳步高速增长的全部必要条件，加之内外稳定的环境下进入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首先是1992年美国的突飞猛进，接着是1994年的西欧，先后占有了信息经济成果，取得了“第四”产业的辉煌。1998年美国第一次实现了30年来的联邦政府预算盈余，失业率降到了40年代的水平，通货膨胀几乎完全得到了控制。这一切应归功于90年代信息技术及与其相关的通讯领域的现代产业革命。
90年代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
今天，信息产业领域可以进行资源生产，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日见枯竭的资源。西方向海外输出其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不但没有减少其在国内的份额，而且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减少逆差的源泉，这也就是80年代后工业国家在贸易方面有别于其他工业国家的特征。当时，信息产业的发展并没有遇到任何消费需求的限制，因为，一方面它的产品还相对便宜，另一方面对其产品的需求本质上将是成幂指数式的增长。据资料，美国1991年为获取信息和信息工艺的支出超过了购置固定资产的费用；1992年这方面的支出突破了250亿美元，而且在逐年上涨。新型计算机系统不但越来越快速地取代它的上一代，而且满足着市场对它更大的需求。例如，英特尔公司将“奔腾”MMX技术微处理器大量投入市场两年的芯片销量，同上一代因特尔486DX处理器批量生产两年的销量相比要高出40倍以上。稍后即出现了对新型信息产品雪崩式的需求增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加入因特网的速度在1996～1999年增长为每年66～100%（美国1997年1月1日每千人中不到40人，1998年1月1日就超过了60人，到1999年1月1日就达115人）。美国个人就业的扩张已经成为对付失业最有成效的手段之一。美国的信息产业主要集中在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就业率破天荒地达到了劳动力总数的90%。信息产业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将不再依赖于能源和材料消耗的成比例增长，后工业国家政府已经承诺在最近的30年中将国民个人收入的资源消耗量降低90%，即每100美元国民生产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从1996年的300公斤降低到2025年的31公斤。
当我们关注在新型产业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投资积极性以及其快速打入新市场的战略性生产时，最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几十年来习惯了的产业结构排序所出现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预示了新的经济增长的形成走向，可以说，当代跨国公司的投资新战略和新品质为西方世界的新成果提供了可能，后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占据了说一不二的地位。
传统的经济理论肯定“投资与增长”的相依关系，减少投资被认为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而增长速度的降低则是经济波动的明显证明之一。但是，这一假设的正确，只适用于当投资作为旨在吸引消费以扩大生产时。后工业经济体系却不然，它认为最有效的投资是对劳动者自身的投资，因为后工业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与劳动者个人的需求不可分离的。在发达的信息产业中，经济增长和国民总产值中的储蓄额度将由过去两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变为彼此中立而失去关联的因素。
90年代，后工业国家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储蓄利率下降。1975年美国的储蓄利率最高值为9.4%，到1996年降到了4.3%，而到1997年降到了3.8%，大大低于战后以来的利率。80年代，美国储蓄利率为日本的1/3，而到了90年代，仅为德国的1/4。但是，储蓄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对投资积极性造成预先想象的灾难性后果。当然，1996年美国所动用国民总产值的18%的投资需求很难来同工业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当时日本为28.5%，韩国为36.6%，中国为42%，但是完全可以同瑞典(14.5%)、英国(15%)、意大利(17%)、加拿大(17.5%)、法国(18%)等并列。可见，现代条件下的储蓄低利率绝对不意味着投资政策的无效，而恰恰相反。
劳动生产率的低速增长，并不一定是对经济所感受到的艰难的认可。对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积极投资往往不会提高传统理解中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会使之有所下降。信息工艺或者高科技的产品，虽然廉价，但不一定有效益，劳动生产率并不会像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一样获得增长。众所周知，战后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战时以及第一次大战之前的10年（分别为2.3%，1.8%和1.6%）。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在获取服务领域的新信息工艺中已经花费了7500亿美元之多，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约为0.7%，在个别行业中的情况则更为反常：零售商业中新技术的投资年增长率为9.6%，劳动生产率增长只为2.3%；银行业为信息技术的花费增长速度为27.9%，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没有超过0.1%；卫生部门投资增长为9.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年-1.3%。由此可见，如果投资新技术领域的话，大规模的投资并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既然新工艺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那末，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就不一定会反映后工业强国在产业进步方面的真实水平。
信息经济还有一个反常之处：无论投资规模如何，无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如何，都不会作为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据，同样也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据。90年代，美国的储蓄利率在后工业国家中最低，美国公司纷纷投资国外（其规模几乎为日本和德国国外投资总和的1.5倍），他们的资本回收始终保持高踞于日本、英国和德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的资本回收之上。在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投资利润同样大大高于德国和日本的利润。
这些事实和走向越来越让人发生疑问，当代低储蓄率与经济飞速增长的并存是真的吗？结论是，新的规律性反映的完全是信息经济的现实。当投资用于提高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并且支持个人积极投入社会生产时，传统的投资制约经济增长的概念就必然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近10年来，用于教育、卫生和各类职业技术学习，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投资不是减少，而是全面增加了。可以说，当代后工业社会通过最大地满足个人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自我调节机制已经形成。也可以说，新经济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开发最有效的资源已经全面满足了个人发展的需求。当工业国家被迫走上缩减需求之路时，后工业国家却能够使个人需求达到最大化，而且其成果会如此令人瞩目。看来，后工业世界的进一步加强，完全用不着顾忌自己需求的限制。
当代后工业化跨国公司的新品质，既可以认为是推动投资战略变化的原因，也可以认为是其结果。跨国公司结构的改变，首先反映在对其员工智力活动价值的重视上。今天，工业类大公司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控制下属生产部门了。500家美国公司，在70年代初占有美国国民总产值的20%，今天的生产不超过1/10，而1996年美国出口的一半是由仅19人或者更少的员工的公司生产的，只有7%公司的员工超过500人。与跨国公司结构变化相伴的是高科技领域中新公司的快速发展。欧洲合资资本的迅猛发展只是90年代初开始的，而在美国最富有的20人中有15人是在近一二十年涌现出来的公司中：微软、Metromedia，戴尔、英特尔、Oracle、Viacom、New Word Communications。欧盟各国从1973年开始的合资资本每年以35～40%的速度增加，90年代已经达到90多亿美元。1996年设立了欧洲高科技企业基金指数EASDAQ，在其排名中共有26家公司总价值为120亿美元（在美国的NASDAQ中，1998年中期有5412家公司，总值为21万亿美元），1997年和1998年，欧洲高科技指数的增幅约为100%。今天，比尔·盖茨拥有微软21%的股权，价值超过820亿美元；M·戴尔控制着戴尔公司约1/3的股权，价值约110亿美元；亚马逊书网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占有20亿美元；掌管着著名的“雅虎”网的德·菲洛和杰·扬格已经成为亿万富翁，而史蒂夫·凯斯的“美国在线”1998年夏天的市值为270亿美元。
辉煌时代
90年代初是工业化模式第二次危机的序幕，在这次危机中遭到损害的不仅有资源采掘地区，而且包括那些只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品和工业设备生产的大多数国家。这场危机完全是由后工业社会经济体制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所引起的，当时，后工业社会正在经历向信息经济的过渡，投资模式随着当代跨国公司新战略的确定正在发生变化。于是，这场危机就成了后工业文明自给自足形成的第二幕，而且同它先前抑制资源采掘国家的要求一样，这次危机使得那些奉行“追赶”发展的新工业化国家的处境大大恶化了。
后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竞争能力的增长是由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决定的。
第一，遥遥领先的科研潜能完全集中于美国和后工业世界之中。如果全世界平均科技人员的数量在90年代初每100万居民为2.34万人，而在北美则为12.62万人。发达国家控制着全世界390万件发明专利的87%（截止登记于1993年底）。由此可见，后工业世界在创新源泉方面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美国和西欧就是这一市值不断增长的创新源泉市场主要操盘手。伴随着工业经济地位的下降，传统产品的价格竞争能力也在下降，这就是美国和西欧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巩固的首要原因。
第二，美国和西欧国外公司的投资活动。近30年来，美国的出口份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几乎缩减了1/3，但据最近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在这一期间始终保持了约17%的不变水平。因此，美国出口额的缩减只能看作是对其来自国外公司出口额增长的一种平衡补偿。90年代，美国国外公司用于科研开发的资金每年提高10～25%，超过了美国本土这一指标增长速度的5倍之多。这样看来，正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廉价，构成了现在西方跨国公司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动因，而且还是其生产和科技潜能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原因。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美国的大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属于对生产部门或者科学技术研究的直接投资，而国外公司的产品通常是再转口进入美国和西欧，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大可能对这些投资的有效性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
第三，后工业世界内部消费和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1990～1997年期间，美国内贸交易额增长大于4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高科技产品消费市场和销售的发展。仅1992～1997年反映最终消费者信心指数(index of consumer confidence)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1969年以来的最高值。美国从不断上升的资金市场中获取了巨大的额外收益。今天，股市总资金的大约28%被44%以上的美国家庭所持有。由于美国公司股价的剧升，本国投资人的金融资产近5年来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大部分资金又转为在国内市场的再投资。必须指出，当大部分消费支出用于不可能进口的卫生保健和教育时，后工业国家会出于保证自己国民经济稳定性的额外因素，而完全使自己避开从前的国际竞争形式。
经济稳定化和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缓减了国内债务问题的紧张和保证了资本市场的空前看好。
90年代末，发生在后工业国家的经济巨澜，大大地改变了整个国际经济的局势。西方世界无论在原料供应方面，还是传统工业品的进口方面都达到了独立自主，同时还占据了信息资源的上风，与此同时，在其他众多的消费品市场上残酷竞争达到了白热化极限。向自主发展模式的过渡，使得个人创造潜能成为最重要的投资资源选择，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内部动因则取而代之为经济活动的目标。离开了这一目标的工业国家，不得不在加强自身竞争能力方面增加投资力度。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工业国家对简陋落后的生产手段的转移和对劳动力更加积极的节约，也就是说，今天新型工业国家同后工业强国的竞争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近年来，新工业国家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独创的生产工艺，而是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国家。他们所选定的发展战略依赖于不间断的外国投资，因为自身积蓄的内部潜能已经耗竭了。为了发展经济而刺激人为消费不足，工业国家大大地紧缩了自己的内部需求，而已经增长的消费品产量更加单一地依赖于国际市场。这样，工业世界必然在两个方面完全遭到西方的左右：大大缩减来自国外消费者的需求，或者大大削减其资本输出以使工业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瘫痪状态。1997年夏季，两种趋势，而不是其中的一种，同时全面显露出来，工业国家“追赶”发展的希望破灭了，这是20世纪最后一次经济危机。这是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近十年来所经受的衰落和萧条之后新的百年的第一次动荡。
亚洲工业化模式往何处去
从70年代开始，亚洲是最有前途的经济中心这一观点普遍流行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间。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似乎也有着充分根据。这一地区从6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有了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保持的最高记录：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年增长率为7～8%，马来西亚为8.1%，香港地区、韩国和新加坡为9.4%、9.5%，中国台湾为10.2%。这些国家和地区在80年代尽管遇到了石油和其他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大多数国家没有低于7%。这一不可遏止扩张的结果，使得后工业强国在世界国民总产值的份额有所下降，从1953年的72%降到了1985年的64%，再降到1992年59%。在1991～1995年间，增幅大于50%的10项产业中的8项集中在亚太地区，其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增幅分别为136%和124%。1996年初，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被列入世界12个经济大国之中，除它们之外，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进入商品流转额前20位领先者之列（19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超过俄罗斯20%，超过印度一倍）。据预测，2000年东南亚的新工业国家将保持全世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57%，届时，包括日本在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将仅占有12%的份额。
评价亚洲工业化经验时必须指出，尽管东南亚靠近现代化的时间不相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在40年代末，韩国和印度尼西在60年代初，中国在70年代末，越南和老挝在90年代初），但他们都重复了片面地追求产量发展的道路。例如，韩国在80年代中期机器制造业在工业产量中占到25%，而电子工业为17.8%；在1970年，冶金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保持出口的12.8%，而1985年为60%。
但是，工业的快速增长并不具有内部极大需求的稳固基础。亚洲国家的工业化是在人均国民总产值极低的情况下起步的。马来西亚在5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产值不超过300美元，遭到战争破坏的朝鲜50年代末人均约100美元，台湾地区在60年代初约160美元，中国1978年为280美元，而越南在80年代中期才达到人均220美元。工业化的结果是产量大大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60年代末的韩国当时仅有16.5万辆小汽车，但开工生产的工厂计划为年产30万辆小汽车，于是出口就成为新模式诞生的必然因素。新工业国家在为自己选定世界劳动分工位置时，特别注意电子业和机器制造业。还是韩国，这类产品的年增幅为20.7～21.1%，而马来西亚80年代末电子业占到21%，出口份额却超过44%。90年代初，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电子产品总量估计为每年450亿美元。
但是，工业发展指标并不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唯一证明，仅有工业发展也无法构成一个富有经济活力的高水平生活的人群。在整个工业化加速期间，东南亚工人的收入水平十分低，加之高利率储蓄更加重了这一局势（1991～1992年间，台湾地区为国民总产值的24%，香港地区为30%，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为35%，印度尼西亚为37%，新加坡为47%）。同时，另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以农民为代表的乡镇工厂队伍不断扩充，以至工业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并不提高工人工资。90年代初，新加坡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到51%，韩国上升到48%，台湾上升到40%。这些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年2500小时，而大多数欧洲国家法定为每年不超过1500小时。同早期工业化发展一样，9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国家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相当滞后的：德国BMW工厂工人工资为每小时30美元，美国纺织业工人为每小时10美元、冶金业工人为每小时24美元，朝鲜和新加坡的熟练专家工资每小时不超过7美元，马来西亚为每小时1.5美元，中国和印度为每小时25美分。
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急于依靠典型的发展动员模式的优势，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出前工业时代，而选择达到目的的方法就是抑制工资，控制通胀，鼓励出口，为了提高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采用直接和间接的国家补贴。80年代，韩国将70%以上的预算资金用于扶植几家最大的工业金融公司（三星集团1988年销售额为320亿美元，利润4.39亿美元，收益率1.5%，而福特公司当年的销售额为1444亿美元，利润220亿美元，收益率14.5%）。用于发展出口的贷款利率还不到世界银行利率的1/2，仅为预算资金市场平均价的1/4。
东南亚的发展采取了一种非常粗放的方法，是典型的工业化经济模式。如果就50～70年代不同国家生产能力在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进程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当台湾地区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9.4%时，其生产能力的增速仅为2.6%；韩国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10.3%时，生产能力增速仅1.2%；新加坡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为8.7%时，生产能力增速仅0.2%。与此同时，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速为5.0%时，生产能力增速为3.0%。有专家指出，“年青的亚洲工业国家同1950年的苏联当年一样，取得高速增长的主要方式是令人吃惊的资源动员……他们的发展同苏联当年高速增长期一样，劳动力和资本消耗的空前增加是其主要因素，而不是提高生产的有效性。”这样的政策不可能去保障社会福利。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同西方七国相比，相应下降了7.23%和34%。无可置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唯一基础是国内资金，随着资金消耗，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缓和中止。因此，国外资本的集中输入就成了新工业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60年代开始，国外资本的加速流入就如雪崩一般猛烈。面对这一机遇，投资者竭力抓住最大限度地使用廉价劳动力和诱人的生产条件，投资亚洲经济形成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981年至1993年期间，外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增长了两倍，在韩国增长了3.5倍，同时投入到马来西亚经济的资金从1987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8倍，泰国增长了14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15倍。亚洲的外国投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投资增长并没有为这些国家继续进口配件和技术提供国产化自主的保证。80年代末，韩国生产计算机的85%价值是由进口配件组成。配件总数的95%是按许可证生产的，而程序软件100%由国外提供保障。其他国家的依赖规模更高：1985年10个亚洲新工业国家的进口额为7480亿美元，超过了欧盟的当年进口额，而且欧盟进口的绝大部分为技术商品。第二，投资亚洲新工业国家的主力也是工业国家，而后工业强国要少得多。90年代中期，美国和欧洲公司仅仅率先在新加坡和韩国投资，而随后的是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1993年日本、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占外国在泰国投资的59.7%，当时美国的份额未超过20%，等等。
90年代初，在东南亚的投资膨胀起来。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低缓，但仅1996年在这一地区的国家投入的直接外资就达930亿美元，比前5年增加了两倍。更不寻常的是，当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增长。1990年的资金总量不超过20亿美元，而在1990年到1994年间这一总量超过420亿美元，使得当地公司在股市中的牌价上涨。1994年马来西亚公司的市场资本化程度超过国民总产值300%，是美国的2倍。
但是，这些资金还无法满足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求国家通过财政进行积极干预，取得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出口。这一途径的不良后果就是稍后显示出的生产效率下降和使用短期贷款后的经济体系超负荷运行。到1997年韩国最大的30家公司得到了总额为650亿美元的贷款，占国民总产值的39%；为了支付这一贷款的高额利息，只得通过一部分新的贷款来实现。马来西亚的公司需支付的费用，在金融危机前夕达到国民总产值的160%。迷恋于追逐短期借贷，早晚要遭到经济的倾覆。
9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高积累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出口和外资投入的萎缩使国家无法支撑已有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国内资金动员的可能已经接近零位。1995年世界银行认为，越南在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为20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这方面的需求估计为4400亿美元，而中国的需求将达5000亿美元。本地区的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感觉到了危机的降临：韩国的贸易和投资赤字达230亿美元，台湾地区1990年到1994年间的外债，从国民总产值的4%增长到14%。
寄望于对外贸易同样不能成为如前几年的灵丹妙药。出口额与国民总产值的比值大小只能说明本地区对国外市场依赖的程度。完全可以说，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中的42%和74%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工业产品买主。发达国家的出口额比值不高于7～8%，而亚洲国家的这一比值相当大——中国为21.2%、印度尼西亚为21.9%、菲律宾为24.4%、韩国为26.8%、泰国为30.2%、台湾地区为42.5%，马来西亚为78.8%，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甚至达到117.3%和132.9%这一难以置信的水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性有着明显的不均衡特点。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和西欧的出口一般构成为45～60%，而发达国家面向亚洲新工业国家的贸易额却相当小（如法国和意大利为4.3%、德国为5.5%、英国为7.7%、美国为16.3%）。还应该指出，1995年至1996年间，来自亚洲的出口增长明显地减缓。如果1995年韩国的出口增额超过30%，马来西亚增额26%，中国增额25%，泰国增额23%，则1996年相应增额为4.2%、4.0%、1.5%和0.5%（另有资料为0.1%），最终导致东南亚国家1996年国际收支赤字达365亿美元，年增幅达10%。
如果按照后工业国家家庭年均收入25000美元的消费标准来考察，那么79%的家庭属于发达国家。在新工业国家中符合这一标准的中产阶级同样为数极少：印度尼西亚不超过居民的4%、泰国约7%、韩国约10.5～11%，而且这仅是对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猜测。
本地区国家在教育方面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性同样明显。生活低水平，教育不会真正体现其有意义的价值，创造性活动也不会成为有组织的迫切需求。如果法国有44%的中学毕业生和美国65%的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高等学校，而在马来西亚的这一指标仅为12%。大部分东南亚学生是在高等工科院校学习，而不是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青年专家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工艺工作，而不会创造新的工艺；举日本为例，更不要说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战后整个10年中，提高员工的熟练技能只摆在经济增长10个最重要因素的末位。从80年代开始涌向国外学习的大潮同样不能证明教育自身的价值：90年代中期，有1/4的韩国学生，1/3的台湾地区学生走出国门，这些大学生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欧洲和美国的景色不再返回祖国。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未能解决后工业社会形成的必要任务，最终造成其经济动力必然的停滞和衰落。
我们认为，1997年开始的那场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今天完全用不着“第三世界”就可以对付，而当时的“第三世界”却无法在自己基础上发展。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国际市场的狭窄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工艺战略，以及对国外投资的单一依靠性。最终，外债偿还困难，加之无法保持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汇率稳定，就成了引发金融动荡的借口。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开始于边缘市场的1997年危机并没有对全球财政金融的稳定产生真正的影响。10月21日至27日，道琼斯指数从8060点降到7161点，降幅11%，但没有过一个半月，12月5日，指数回升达到8149点，以高于1996年末23%的7908点结束了这一年。欧洲并没有出现亚洲式的任何灾难性后果。1997年10月危机期间，伦敦指数下跌7.6%，巴黎指数下跌11.2%，法兰克福下跌14.5%，然而回升也是快速果断的。1998年1月初至6月底，主要股票指数继续攀升达到了空前高度：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从7908.25点升到9367.84点，德国的DAX从4249.7点升到6217.83点，意大利的Mibtel从16806点升到26741点，法国的CAC-40从2998.9点升到4404.9点，半年中的最大涨幅为59.12%，最小涨幅为18.46%。
1998年初评价亚洲危机对西方金融市场和对后工业世界经济全面影响有了可能。第一，原料和工业品市场价格的降低，是亚洲外汇贬值和来自危机笼罩下国家的出口增长所致。十分明显，俄罗斯是这场灾难的下一个牺牲品，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完全依赖于能源和原料出口。第二，后工业经济对出口亚洲的依赖性实际上被过高估计了，因为出口的缩减并没有涉及高科技生产。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灵活性和不可预见性上到了更高一个阶段。1995年道琼斯指数在平均值为4215点时收盘价平均每天的振幅为20.8点(0.45%)，而1997年在平均值为7639点时收盘平均每天振幅为79.0点(1.02%)。
1998年夏开始了又一场悲剧。7月17日道琼斯指数达到9388的最高点之后，到8月31日跌落到7539点，每月下跌超20%。俄罗斯的金融问题是这场危机的原因。俄罗斯被完全排斥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往来之外，但在政治上却是十分有意义的。俄罗斯专断体现10年改革所形成的软弱于8月全面暴露无遗，当时国家拒付债务，随即引发了多家大银行破产，卢布下跌75%，而PTC金融指数跌幅达80%以上（从1997年11月的571点降到1998年9月的46点）。西方投资者蒙受的损失达1000亿美元。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亚洲危机走出了小国门外，击败了日本、拉丁美洲和原苏联之后又损伤了几乎半个世界经济体系。”
但是，大多数西方市场避过了这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在1998年后半年和1999年第一季度大幅上升，牵动道琼斯指数突破11000点大关。欧洲国家1999年上半年取得新高的仅有法国的金融指数，其他国家成绩平平，原因在于科索沃武装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增长缓慢和从1999年1月1日开始的欧洲统一货币发行的全面疲软。
从泰铢贬值开始的两年已经过去了。它告诉人们，今天世界后工业体系即使面对地球其他地区经济动荡，同样可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功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看到的不仅是金融投机者的影响，还有其深层原因，这就是一味追求以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追赶”式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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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这最近十年来的课题之一，就是在后工业中心和工业世界之间选择一个最佳的协调模式。
应当看到，当代后工业强国不仅是从未有过的经济和金融援助的中心，同时还是未来社会动荡的潜流。后工业国家内部新知识阶级与日益疏远的大众阶层间的裂口正在扩大。今天的后工业体制有着完善化的特征，没有尖锐的矛盾，它将依照既定的规律在自我基础上继续发展。有一点是无疑的，下一个百年的世界将是一个垄断中心的世界，其特征将唯一由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标定。
摘自俄罗斯 Свобо
нɑя Мысль，No.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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