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增长速度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①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差异。1950-1952年实行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体制上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迅速发展，但是造成了全面“短缺”和经济的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并引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和干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经济增速“大起大落”。1978-2012年中国GDP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制度变革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2013-2015年受到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中国GDP增速由10%左右的高速回落至7%左右的中高速。GDP高速增长、中高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中的常见现象，但有中国特色。在坚持“四要四不要”的标准下，合理的GDP增长速度是以7%为中轴线的上下波动。 一、GDP增长速度的阶段性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整体看GDP年均增速很快，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GDP（以下数据除注明者外，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依据，可以将1949-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分为1949-1956年快速增长、1957-1978年慢速增长、1979-2012年高速增长、2013-2015年中高速发展四个阶段。1949-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慢速-快速-中高速”发展的状态。与改革开放之前GDP增长速度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相对平缓。 （一）1949-1956年快速增长 1949-1956年GDP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4.2%。这一阶段包含1950-1952年、1952-1956年两个周期。其中第一个周期的最高、最低增长年度分别是1952年和1951年，GDP增速分别为22.3%和16.6%。1950-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需要迅速恢复，属于恢复性经济增长。若排除恢复性增长的年份，1953年和1956年都为波峰年份，为一个完整周期；其中最高、最低增长年份分别为1956年和1954年，GDP增速分别为14.1%和5.8%。这一周期GDP增速波动周期较短，强度不大；波位较高，较为平缓（图1）。 （二）1957-1978年慢速增长 1957-1978年GDP年均增长6.0%，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这22年是GDP增速较慢的时期。其中，经济增长较高的1958年，GDP增速为21.3%；最低的1961年，GDP增速为-27.3%，两者相差将近50个百分点，波动幅度非常剧烈。1960年、1961年、1962年、1967年、1968年、1976年六年出现负增长，GDP增长率分别是-0.3%、-27.3%、-5.6%、-5.7%和-4.1%。这一阶段包括六个周期，分别是1956-1958年、1959-1966年、1967-1970年、1971-1973年、1974-1975年、1976-1978年，其中第二、三、六个周期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这一时期GDP增速波动周期较短，波幅较大，波位较低，属于低位一大起大落的波动类型，其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图1）。 （三）1979-2012年高速增长 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而同期世界GDP平均增长仅为2.9%，②中国是世界平均增速的3倍多。同期，全国整体GDP增长速度的稳定性增强。中国GDP增长速度波动起伏的曲线显示（图1），GDP增长的三次高峰是1984年、1992年和2007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5.2%、14.2%和14.2%；三次低谷是1981年、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率仅为5.2%、4.1%和3.8%。这一阶段包括1979-1984年、1985-1987年、1988-1992年、③1993-2001年、2002-2012年5个周期，④平均每个周期4.8年，它们都属于经济增长周期（没有负增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波幅减小很多。5个周期内平均增长率最高达11.3%，最低达8.7%，相差不到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微波化”的新趋势，印证了刘树成的判断。⑤GDP增速有4次连续2至3年低于8%，1979-1981年是第一次，1989-1990年是第二次，1998-1999年是第三次，2012年是第四次。由于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例如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洪灾以及2008年的地震灾害等随机冲击造成GDP增速有所放缓，但前3次GDP增速回落后又高速增长。这一时期GDP增速波动周期较长，波幅较小，波位较高，较稳定，属于高位—平缓型（图1）。较小的波动表明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⑥
（四）2013-2015年中高速发展 2013-2015年，GDP增速分别为7.7%、7.4%和6.9%，GDP增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发展，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主要由依靠资源和要素高投入驱动的GDP高速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中高速发展的反映和要求，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理性回归和质量速度效益的和谐统一。⑦ 二、GDP高速增长的国际比较 （一）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比较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能够保持GDP将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首先是日本，1956-1973年GDP保持了18年9.2%的高速增长；其次是新加坡，1963-1979年GDP保持了17年9.3%的高速增长；再次是韩国，1966-1979年GDP保持了14年9.1%的高速增长。⑧1978-2012年，中国GDP年增速9.8%，持续了35年的高增长，打破了经济起飞时期日本和“四小龙”创下的高增长纪录。 （二）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 1979-2012年，中国GDP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位居“金砖四国”的首位，年均增长率为9.8%；印度则紧随其后，GDP年均增长率为5.9%；俄罗斯从1999年起迎头赶上，1999-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3%；而巴西1979-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2.9%，处在最后（图2）。 （三）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11个经济体比较 通过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11个经济体GDP增长率（表1），可以看出GDP增速最高的前3个经济体依次是阿曼、博兹瓦纳和中国。按持续高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由高到低的排序，阿曼最高，高达13.65%；博兹瓦纳次之，为10.91%；再次是中国，为9.87%。阿曼、博兹瓦纳都是小国，不具有可比性。从各国GDP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看，变异系数越大，GDP增长速度的离差越大，波幅就越大；反之则相反。阿曼、博兹瓦纳GDP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在所比较的11个经济体中最大，分别为1.47和0.56，而中国最小，为0.28。通过国际比较显示，中国GDP增长速度呈现出显著的“高位—平缓型”特点：位势较高，波幅较小，稳定性较强。 （四）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比较
经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GDP增长率依然强势稳定。1996-2012年的17年，中国GDP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地保持在9.7%左右。泰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1998年GDP增长速度骤降为-10.5%，1999年、2000年稍有恢复，2001年又降至2.2%；韩国经济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1998年GDP增速猛降到-6.9%；1998年，日本GDP增长速度降至-1.8%，1999年又下降至-0.2%；1991-2001年是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扩张时期，之后GDP增长速度降低至0.8%；1998年，俄罗斯GDP增长速度降至-5.3%，2001-2012年，GDP增长速度在5%-7%之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都是负增长，GDP增长率分别是-2.0%、-2.3%、-5.5%、-7.8%，韩国经济增长率迅速降为0.32%，印度和中国经济依然强劲稳定增长，但2009-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2%，高于印度1.7个百分点。⑨
1978-2012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发展奇迹；其持续时间和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6.0%的年均增速，而且超过了曾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和韩国。35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汇率法）从1978年的0.14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23万亿美元。2012年，中国国民总收入（PPP法）达到了14.73万亿美元；⑩同年，全球只有中国、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10万亿美元（PPP法）。人均GDP以不变价计算由1978年的190美元升至2012年的6 100美元，提高了31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在全球排名由1978年的175位上升至2012年的112位，(11)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资源环境恶化等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严重失衡已成为制约GDP高速发展的突出障碍。
三、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的原因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持续性和均衡性，与1978年以后的稳态经济增长相比，GDP增速总是大起大落、大波大动。每一次经济衰退大多是由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激进改革造成的。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等严重摧残了中国经济，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造成了1960-1962年连续三年GDP负增长，经济严重衰退。1963-1965年经济开始复苏，这三年GDP增长率反弹到10.2%、18.3%和17.0%。但这一轮经济复苏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更大的、涉及面更广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66年5月到1976年8月中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搅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与规则，1967年、1968年和1976年GDP再次负增长（图3）。(12)以上这些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另外，中国拒绝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与世界其他国家商品贸易，与世界繁荣的经济相对隔绝。1957-1978年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资源配置依靠政府指令计划，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造成整个经济波动幅度大，效率低下。 （一）GDP高速增长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传统人口红利、科技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 1.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认为，制度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条件下，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关，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3)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平稳型过渡。图3显示，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都没有再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从体制上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14)改革红利释放与经济增长周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99%，非公有制经济仅仅占1%。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对GDP增长和税收的贡献率分别超过60%和5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高达90%。(15)个体、私营、外资经济逐步成为GDP增长、税收和就业增加的新动力。 1978-1991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速为9.3%。1978年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为释放人口红利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创造了条件；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尤其是商业流通体制改革，释放了被抑制的生产潜力，GDP增速获得提高是很自然的。受到制度因素改变的影响，我国GDP增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16)1984年，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5.2%，达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峰。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繁荣走向过热，主要源于新旧经济体制存在摩擦。政府采取压缩财政支出和紧缩银根的“双紧”政策，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的价格闯关、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1986-1991年GDP年均增速下降至8.1%。但是，这种曲折，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来说，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17) 1992-2001年，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对外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开辟了空间；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东部沿海地区先富后帮助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的帷幕。这些举措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有力地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8) 加入WTO后，中国开始了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开放领域不断扩大，都给GDP高速增长带来较大的刺激，(19)2002-2012年GDP增速高达10.3%。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使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创新服务职能，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 2.经济全球化。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20)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12年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国家。对外贸易成为中国GDP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21)1979-2012年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7.4%，远超过GDP年均9.9%的增速。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速超过GDP增速，出口对GDP的贡献上升，反之则下降。(22)刘学武等学者用不同的计量分析方法，证实出口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23)同时，中国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优势和要素资源优势，吸引全球的直接投资者，外资助推了中国GDP高速增长。(24)1979-2012年，中国实际直接使用外资高达1万多亿美元，1984-2012年，使用外资的年均增速为22%，是同期GDP增速（10.2%）的2倍多（图4）。外贸、外资迅速发展不仅是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对稳定全球经济、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3.传统人口红利。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承认，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成功地将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GDP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将GDP送入高速增长的跑道，传统的人口红利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25)根据国民经济总体增长趋势，将30多年人均GDP增长指数（1978年=100）划分为三个时期（表2）：分别为1979-1989年、1990-2006年、2007-2012年，这三个时期人均GDP增速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8.0、8.97、9.5；同期，人均GDP增速的标准差分别为3.30、2.63、2.19，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的每一个后一时期的人均GDP增速都比前一时期高。这与1990年以后农业就业率下降一致：1979-1989年、1990-2006年、2007-2012年，农业就业率下降幅度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9、-1.0、-1.5；同时这三个时期，农业就业率下降幅度的标准差分别为0.98、0.97、0.30。农业就业率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市场机制下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和非农产业，促使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发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表明劳动力城乡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与GDP高速增长之间具有深刻关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持续不断扩大，2009年达到峰值3.33∶1之后开始逐渐缩小，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3.13∶1和3.10∶1。(26)引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收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二，工业化加速推进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技术，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助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27)例如2000-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4%，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8.6%，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4.5%，尤其是2005-2012年，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24.2%。(28)这种变化趋势揭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动力源泉，而劳动力流动又促使劳动报酬差异收敛。可见，劳动力流动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并成为促进GDP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伍山林、姚志春等其他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29) 4.科技创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均物质资本的差异不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才是导致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30)图5显示，1992年以来，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2002年（23.7%）超过欧盟（19.1%），2003年（27.4%）超过日本（24.4%），2005年（30.8%）超过美国（29.9%），2005年后有小幅下降，但2012年达到26.2%，高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比重（16.9%）高于美国（16.8%）、欧盟（15.0%）、日本（8.0%）和俄罗斯（6.9%），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地。(31)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和产业具备了创新优势。 表3表明，1998-2012年，分阶段科技进步对GDP高速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由1998-2003年的39.4%增加到2007-2012年的52.2%，相应地GDP年均增速由8.7%提高至9.3%，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竭动力。
5.固定资产投资。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的高投资。(32)固定资产投资有供给效应与需求效应，根据乘数原理，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产生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效应，一方面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表现为供给效应；另一方面投资增量效应会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形成需求效应。无论是供给效应还是需求效应，均以多层次、多角度、多级别的螺旋形、波浪式的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33) 图6所示，1952年以来，GDP增速与投资率的波动状态高度一致，且投资率曲线高于GDP增速，说明高投资促进了高增长，但宏观经济绩效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波动幅度偏大，整体GDP增长率并不快。1961-1963年、1967-1969年GDP增长率为负值，20世纪70年代GDP增速明显下滑。投资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高达30%左右，宏观经济增长波动和GDP增长率显著改善。(34)
从投资效率看，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减弱。以1978-2012年为例，GDP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弹性值变动趋势（图7纵轴的弹性值=GDP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表明，1991-1996年数值小于1，该值在1997-2000年出现过高值，从2001年后开始走低，大部分时间不超过0.6。1993-2003年是投资活跃、经济过热时期，投资增速快，但效果不好；1997-2000年，中国经历了宏观紧缩和亚洲金融危机，投资大幅压缩、增速低，但这时期的投资效果相对不错；2003-2012年，中国经历了高增长，但投资效果却越来越差，弹性值不断走低，并一度压制在0.5以下，这说明增速过猛。投资增速过快，是投资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图7）。投资效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减弱，说明GDP高速增长的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GDP中高速发展的动因 2013-2015年，中国GDP由高速增长转入7%左右的中高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GDP增速一般都会下降。从国内外环境条件来看，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至少有四大约束：一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越加严重，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全球经济脆弱复苏态势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5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由3.3%降至3.1%，2016年将由3.8%降至3.6%。二是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刘易斯拐点”，截止到2014年，其累计减少近960万人。《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5》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15-64岁）占全球比重为20.9%，印度为17.8%，相差3.1个百分点；2025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供给国；2030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全球比重升至18.8%，中国则降至17.5%。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此相伴随的是，“未富先老”现象日趋严重。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5.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14岁人口占比为16.5%，(3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总量大、速度快，人口结构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支撑GDP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并消失。三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支撑GDP高速增长的资源、要素、市场条件、社会环境均已显著变化，“稳增长”与“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提质增效是主要目标。四是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但人均GDP仅为7954美元，是日本和欧盟的20%、全球平均水平的70%，距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5000多美元。(36)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发展，才能继续扩大经济总量，成为高收入国家。 四、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的启示 对新中国GDP增长速度演变历程的系统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将对新常态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历史的启示作用。 （一）适度的GDP增速是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实践的探索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在中外经济史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60多年发生这样大的转变。1957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前人未曾经历过的事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探索。1957-1966年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初步探索的十年。1967-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GDP增长速度停滞和混乱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1979-1991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更重要的是揭开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的进程。这是因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从而能够承担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1979-1991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探索史上成绩辉煌的年代。1992-2012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在不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加速。(37)1953-2012年中国GDP（扣除价格因素）增长速度年均达8.2%，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左右）的两倍多。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宏观经济格局深刻变化，GDP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发展，这是遵循经济、社会、自然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二）改革开放前、后30多年GDP增速是差异性与连续性的整体 改革开放前、后30多年，中国GDP增速既有差异性，也有连续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1950-1956年，中国GDP高速增长，其中1950-1952年属于恢复性增长。此时期，我国经济效益较好，1956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提高了85.7%。1957-1978年，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速，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1978年，全社会就业人员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38)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实现了30多年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十三五”时期，GDP增速换挡回落，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迈入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正进入新的阶段，新机制、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 新中国67年GDP增速的演变历程，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整体概括。在1978年之前的30年中，既有经验，主要是1949-1956年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快速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也有教训，主要是1957-1978年，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本停滞的教训。1979-2012年GDP高速增长，2013年以后中高速发展，是总结并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的产物。因为有前30年的经验教训与经济发展建立的物质基础，才会有后30多年的高速、中高速发展。如果将前30年弃之不提，单说后30多年，这后30多年的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之物。现阶段，GDP中高速发展，是对新中国GDP增长速度67年经验和教训的扬弃，是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客观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GDP高速增长、中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已有不少经济体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以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为例，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9.2%；1963-1979年新加坡为9.3%；1966-1979年，韩国为9.1%。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一时期，有一些同为发展中国家，而且同是大国，诸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同样进行经济改革，同样加入世贸组织，其目的都想利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国际资本提供最好的再生产环境，谋求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它们获得了与中国相似的高速增长。但是，1978-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8%，超过1992-2012年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时期GDP年均6.75%的增速、1948-1978年巴西经济高速增长时期7.2%的增速、1999-2012年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5.25%的增速。(39)然而伴随GDP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红利减弱等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突出障碍。 目前，GDP中高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新阶段新的发展形态，是世界追赶型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纵观世界经济史，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就会经历高速一中高速—低速的阶段性转换。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保持了18年9.2%的高速度，1973年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影响，GDP增速换挡回落，1973-1990年降为4.26%，速度下降一半多，1991-2012年骤降至0.86%，这两次GDP增长速度下降幅度都较大。1966-1996年韩国持续了31年GDP年均8.4%的高增长，(40)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高负债率的影响，韩国GDP增速换挡回落，1997-2012年陡降至3.95%。1952-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速达8.62%，1995-2013年换挡回落至4.15%。上述经济体由于受到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GDP增速换挡回落，具有被动性、剧烈性特征，GDP增速几乎都是从高速直接切换至低速，幅度较大，对经济冲击力度大。中国GDP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是遵循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并吸取上述经济体的经验教训，主动顺应经济发展客观趋势，主动抉择的结果。1978-2012年，中国GDP持续35年近两位数的增速，2013年、2014年、2015年GDP增速换挡回落，均在7.0%左右，降幅没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那么剧烈，具有主动性和平缓性特征。(41) （四）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 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结合世界主要大国工业化规律，系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是“四要四不要”：一是要能够带来“绿色”的发展，而不是带来生活环境污染的增长。二是要能带来“共享”的发展，而不要导致贫富分化甚至两极分化的增长。三是要带来“协调”的发展，而不要导致城乡对立的增长。四是要能够带来“持续”的发展，而不要一时的增长，要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而不是功在一时、祸留后代的增长。按照上述要求，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内外环境条件，中国GDP增速应该以实践经验作为标准。1990年，赵德馨教授提出GDP年均增长速度6%—7%为适中的增速，经济总是波动中发展的。国民经济若能以GDP年均增长率6%—7%的速度前进，(42)可以保证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巨大宏观经济效益，有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九五”计划提出GDP年均增长率是6%—7%。(43)“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共中央提出GDP增速的目标是7%。刘世锦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GDP增速将由10%左右的高速，回落到7%左右的中速发展。(44)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GDP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发展，(45)就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以上分析，在遵循“四要四不要”的前提下，以7%左右的GDP增速为比较适中的速度，就能够以质量效益为前提，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符合中国现实国情。7%左右的GDP增速是一个动态概念，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从实际出发，能快则快，也是一个全面、协调、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 感谢赵德馨、武力、魏明孔、瞿商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和资料，当然文责自负。 ①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③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 ④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⑤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⑥王少平、胡进：《中国GDP的趋势周期分解与随机冲击的持久效应》，《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⑦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⑧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余芳东撰写论文《对世界银行按美元计价的中国GDP数据的分析》（《统计研究》2004年第5期），认为汇率转换的中国GDP数据由于汇率变化，转换后的GDP仍包含着价格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实际经济规模；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GDP数据，由于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计算方法的限制，其结果明显高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李强撰写论文《用GDP评价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指出用汇率法做GDP国际比较时，应当同时提供购买力平价GDP作为参考指标。纵观1978年以来中国GDP实际增速，虽然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仍能够总体上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创造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 (11)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2)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13)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页。 (14)武力：《中国发展道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2页。 (15)王一鸣：《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16)刘洪、昌先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GDP数据准确性评估》，《统计研究》2011年第2期。 (1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第5页。 (18)王一鸣：《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第18页。 (19)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第1022页。 (20)王劲松：《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跨国经济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与开放政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1)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60年》，第5l页。 (22)沈利生、吴振宇：《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23)刘学武：《投资、消费、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1989-1999年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9期；张明志、林娟、铁瑛：《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兼谈中国经济增长出口驱动力的转换》，《国家贸易问题》2013年第6期；丁正良、纪成君：《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进口、出口、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12期；姚树洁、韦开蕾：《中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互动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1期。 (24)郭旭红、陈三攀：《经济开放度的再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华东经济管理》2014年第11期。 (25)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1期。 (2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电子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27)肖卫：《中国劳动力城乡流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2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电子版）。 (29)伍山林：《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姚志春、尚海洋、毛必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研究——基于机会成本视角下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年第1期；齐明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杜建军、汪伟、丁晓钦：《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与城市经济增长（1980-2011）》，《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G.Borjas,″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8,No.4,2003,pp.1335-1374. (30)王劲松：《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跨国经济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与开放政策研究》，第4—5页。 (31)Tomas Meri,China Passes the EU in High—tech Exports,Luxembourg:Eurostat Stastistics in Focus,2009,p.25. (3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33)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第206页。 (34)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第270页。 (3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3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 (37)此观点和材料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提供。 (38)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第402页。 (3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 (40)李铁：《韩国转型，为何能成功避免革命》，《领导文萃》2013年第11期。 (41)赵凌云、辜娜：《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湖北发展新机遇》，《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42)赵德馨：《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增长速度》，《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4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 (44)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4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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