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一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对日语量词的通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语论文,量词论文,双语论文,中对论文,通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使用量词（日语中称为“助数词”）是汉语和日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重要特点。汉、日名词均没有单复数的形态标记，量词成为名词数范畴的语法标记，但量词绝非是名词的附属物。Denny（1976，1986）指出，量词虽然不具备实指功能，却具有分类功能，能够对名词的所指进行分类。量词还能够凸显名词所指的特征（Allan 1977）。可见，量词不仅是一种语法现象，而且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量词选择具有理据性，它深刻反映了量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方式和形象思维的特点（何杰2000；金子孝吉2000）。汉语和日语的量词体系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研究汉-日双语者对日语量词的认知，有助于把握汉、日语量词的特点，揭示汉族和日本民族的思维特色和认知方式，对日语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名词与量词的关系是量词研究的焦点。早期研究认为，量词与名词是约定俗成的关系（郭绍虞1979；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倪宝元1984）。名词与量词的搭配关系源自人们的语言习惯，不具有任何理据性。受此影响，早期研究大多注重量词的修辞作用，忽视量词的语义特征和认知功能；注重名、量组合的形式分析，忽视名、量组合的语义分析和认知过程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从语义、认知等角度探索名词和量词搭配所蕴含的规律，关注量名搭配的认知基础和量词的认知机制（Tai& Wang 1990；Tai & Chao 1994；邵敬敏1993；王明会等1993；石毓智2001；周芍2006）。
近年来，量词认知已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研究者对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中的量词通达机制进行探讨。Schriefers et al.（1990）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考察语法性限定词的通达，发现目标词和干扰词的语法性不一致时反应更慢，揭示出“语法一致性效应”。对语法性一致性效应，有两种不同观点：间接选择假说（Indirect Selection Hypothesis）认为，限定词通达需要的信息来自于内容词，限定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存储在内容词的节点上，语法一致性效应源自于目标词与干扰词在名词语法加工层次上的竞争（Schriefers & Teruel 2000）；直接选择假说（Direct Selection Hypothesis）主张，限定词是直接通达的，语法一致性效应由限定词的竞争引起（Miozzo et al.2002；Costa & Caramazza2003）。从语法性质上看，量词属于限定词。因此，量词通达机制的研究是在借鉴语法性限定词通达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汉语名词和量词的组合中，量词是如何实现通达的？王黎等（2006）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考察了在汉语名词短语产生中个体量词的选择机制，发现了与语法一致性效应类似的量词一致性效应，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名词短语命名中，在名词命名中不存在。这一结果符合间接选择假说，即在名词短语命名中，量词竞争导致了量词一致性效应；在名词命名中因为不需要通达至量词，因而未产生量词一致性效应。张积家、刘红艳（2009）采用图-词干扰范式和启动范式考察了在名词短语产生和名词短语合理性判断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言语产生中，还是在言语理解中，都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他们提出了个体名词和个体量词的“双系统”和“双向选择组合网络”的观点，认为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涉及个体名词系统和个体量词系统，涉及双向选择的组合网络。个体量词具有十分灵活的通达方式，是直接选择和间接选择的有机结合。个体量词在名词短语产生的早期就得到通达。他们发现，启动词同时激活了名词的信息和量词的信息，启动词对于目标短语中的名词和量词的启动效应相当，趋势相反：随着“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呈现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简称SOA）的延长，名词的语义激活在增强，量词的语义激活在减弱。
日语与汉语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日语的数量体系主要来自汉语，深受汉语数量体系影响（玉村文郎1986；奥津敬一郎1986）。随着时代发展，虽然汉语和日语的数量体系（尤其是量词的语义范畴）都有发展和变异，但二者的共通性仍然大于差异性。这种共通性和差异性在量词的分类地位、形态结构、意义用法和选择理据上都有所体现：汉语量词在汉语词类中独成一类，而日语量词是名词的子类；日语量词的大部分都借自汉语量词或名词，只有少数源自古日语或西方语言，因而大多保留了汉字的形态结构；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意义用法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或差异。意义和用法在汉语和日语中基本相同的量词有“个、尾、滴、粒”等；意义和用法在汉语和日语中差异较大的量词有“本、挺、柱、匹”等；汉语量词的选择理据趋向于形体特征和形象色彩（何杰2000），日语量词的选择理据呈现出“生命性＞性质、机能＞形状＞具体性”的特征优先顺序（飯田朝子1999）。毋庸置疑，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并存，增加了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掌握日语量词的难度。
与汉语单语者不同，汉-日双语者同时拥有汉语和日语两种数量体系。因此，汉-日双语者在言语理解中的日语量词通达机制较之汉语单语者要复杂得多。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理解中的量词通达涉及两个问题：1）在语言理解中，汉-日双语者如何实现日语量词的加工？与汉语量词同形同义和同形异义的日语量词的通达机制是什么？2）在对日语量词的加工中，汉语量词扮演怎样的角色？二者的异同对汉-日双语者理解日语量词将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将汉、日两种语言中词形基本一致、用法重叠度高、共享语义特征多的量词称为“同形同义量词”；将汉、日两种语言中词形基本一致、用法重叠度低、共享语义特征少的量词视为“同形异义量词”。为了探讨汉-日双语者言语理解中日语量词的通达机制，拟采用启动范式分别考察他们在汉、日量词一致名词启动条件和汉、日量词不一致名词启动条件下对日语量词的通达，并检验汉语量词对日语量词通达的影响。
2.实验1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汉、日同形同义量词的通达
2.1方法
2.1.1受试
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23名（日语专业大三学生18名，通过日本语能力二级水平测试的非外语专业学生5名），平均年龄21.9±1.6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2.1.2材料
以18个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作为启动词，以对应的名量匹配短语和名量不匹配短语各18组作为目标短语。例如，启动词为“羊ひつじ”，对应的两组目标短语为“一頭の羊”和“一輛の羊”。实验材料的选取方法如下：根据在线日本辞典中的“物の数ぇ方”（
）和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数ぇ方の辞典」（飯田朝子、町田健2004），搭配出30组合法的日语名量短语（汉、日同形同义量词）和30组不合法的日语名量短语（在汉语和日语中均不合法），共60组。30名参加日本语能力一、二级水平测试的学习者分别对这60组短语中的名词（附振假名）和量词进行熟悉性的7级评定（7=非常熟悉，4=一般熟悉，1=非常不熟悉）。另有26名大二以上的日语专业学生对60组短语的合法性进行7级评定（7=非常合法，4=一般合法，1=非常不合法）。根据评定结果，最终选取熟悉性大于4的名词18个以及对应的36组短语（合法短语和不合法短语各占一半）作为目标材料。其中，名词的平均熟悉性为5.8；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为5.2，不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为5.1，二者差异不显著；合法短语的平均合法性为5.4，不合法短语的平均合法性为1.9，二者差异非常显著。
2.1.3设计与程序
实验1采用2（目标短语类型：名量匹配合法/名量匹配不合法）×3（SOA：50ms/150ms/300ms）双因素受试内设计。SOA设置参考言语理解的相关研究（Potter et al.1998）。自变量为目标短语类型和SOA，因变量为受试对日语目标短语的名量匹配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采用E-prime 1.2系统编程。实验采用启动范式，包括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程序如下：在练习阶段，首先让受试进行18个试次的练习。在正式实验时，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红色注视点“+”300毫秒（ms），空屏200ms，然后在注视点位置呈现启动词，接着呈现目标短语。启动词的呈现时间（SOA）有50ms、150ms和300ms三种，三种SOA的顺序随机出现。受试的任务是判断名词短语中量词与名词的搭配是否符合日语的语法规则。合法按J键，不合法按F键。半数受试的用手按此规定，半数受试的用手规定相反。例如，先呈现启动词“血”（汉字的上方注振假名“ち”），再呈现名词短语“一頭の羊”，要求受试判断该名词短语是否符合日语语法。受试做出反应后，刺激自动消失，空屏200ms后，进入下一试次。计算机自动记录受试的反应时和反应正误，计时单位为ms，误差为±1ms。每名受试单独接受108个试次。
2.2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2名受试因反应错误率高达40%被删除，只有21名受试的数据进入分析。反应时分析时，排除反应错误或无反应的数据，占全部数据的9.5%。均值±2.5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4.0%）不纳入统计。结果见表1。
对各SOA水平和各目标短语类型下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在各SOA水平下，p=.19＞.05，说明不同SOA水平的各组样本数据方差齐性；在各目标短语类型下，p=.77＞.05，说明不同目标短语类型下各组样本方差齐性。检验表明，SOA水平和目标短语类型各组样本数据满足方差齐性的要求，可进行2（目标短语类型：名量匹配合法/名量匹配不合法）×3（SOA：50ms/150ms/300ms）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3讨论
实验1考察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汉、日同形同义量词的通达，结果与张积家、刘红艳（2009）一致。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日语短语的量词与汉语量词同形同义时，名量匹配合法的日语短语的判断显著快于名量匹配不合法的日语短语。在名量匹配合法和不合法条件下，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都随着SOA延长而加快。这表明，启动词出现促进了对日语短语中名词和量词的加工；随着SOA延长，启动词的信息加工得更加充分，对日语短语的名词和量词加工的促进作用变强。
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虽然难以断定对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的促进作用是分别来自汉语或日语名词、量词信息的激活，还是二者皆有，但毫无疑问，语言一致性的信息激活对日语短语的名词和量词的加工起到了促进作用。那么，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启动词对日语短语的名词和量词加工的作用又如何？在日语名词短语理解中，汉、日同形异义的量词通达与汉、日同形同义的量词通达有何异同？
3.实验2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通达
3.1方法
3.1.1受试
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24名（20名日语专业大三学生，4名通过日本语能力二级水平测试的非外语专业学习者），平均年龄22.1±1.6岁，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3.1.2材料
18个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作为启动词，对应的18组名量匹配合法的短语和18组名量匹配不合法的短语作为目标短语。例如，启动词为“花はな”，对应的两组目标短语为“一輪の花”和“一部の花”。实验材料的选取方法如下：根据在线日本辞典中的“物の数ぇ方”和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数之方の辞典」（飯田朝子、町田健2004），搭配出30组匹配合法的名量短语（汉、日同形异义量词）和30组匹配不合法的名量短语（在汉、日语中均不匹配），共60组。材料评定过程与实验1相同。根据评定结果，最终选取出熟悉性大于4的18个名词作为启动词，对应的36组短语（合法短语和不合法短语各占一半）作为目标短语。名词的平均熟悉性为5.7。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为5.6，不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5.3，二者差异不显著；合法短语的平均合法性为5.0，不合法短语的平均合法性为1.7，二者差异非常显著。
3.1.3设计与程序
与实验1相同。
3.2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除错误率高达40%的受试3名，排除反应错误或无反应的数据，占全部数据的13.2%。均值±2.5个标准差之外的数据（3.0%）不纳入统计。结果见表2。
对各SOA水平和各目标短语类型下的各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在各SOA水平下，p=.62＞.05，说明在不同SOA水平下各组样本方差齐性；在各目标短语类型下，p=.91＞.05，说明不同目标短语类型下各组样本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数据满足方差齐性要求，可对样本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3.3讨论
实验2发现，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日语短语的量词与汉语量词同形异义时，对不同类型短语的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趋势与实验1一致，即对名量匹配合法的短语的合法性判断要快于对名量匹配不合法的短语。SOA效应却出现了与实验1不同的趋势：SOA从150ms到300ms时，对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明显变慢。由此可见，实验1和实验2中的启动词和日语目标短语的认知加工性质不同。
4.对实验1和实验2结果的综合分析
实验1和实验2的任务相同，受试具有同质性，只是启动词性质不同。为了考察不同名词启动对汉-日双语者言语理解中日语量词通达的影响，对实验1和实验2进行2（启动词类型：汉日量词一致、不一致）×2（目标短语类型：名量匹配/不匹配）×3（SOA：50ms/150ms/300ms）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分析前，分别对实验1和实验2中的启动词和量词的熟悉性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实验1和实验2启动词的平均熟悉性差异不显著；实验1和实验2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差异不显著；不合法短语量词的平均熟悉性差异也不显著。因此，对实验1和2的综合分析可以排除启动词和量词的熟悉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从图1可见，当SOA=150ms和SOA=300ms时，受试对启动词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加工，不同类型的启动词不仅激活了日语短语中的日语量词的信息，也激活了汉语量词的信息，从而对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产生了不同影响，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趋势。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由于两种语言的激活信息具有一致性，因而对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由于激活了不同语言的不一致的量词信息，从而对日语短语的量词加工产生干扰作用，导致对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变慢。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各种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5。但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的错误率（13.05%）高于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的错误率（9.4%）。
实验1发现，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名量匹配合法的日语短语的判断快于名量匹配不合法的日语短语，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随着SOA延长而加快。这表明，启动词出现促进了对日语短语中名词和量词的加工。实验2发现，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受试对不同类型短语的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趋势与实验1一致，而在不同SOA下的反应趋势则与实验1相反。这表明，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通达与汉、日同形同义量词的认知加工有不同。综合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同名词启动下，汉-日双语者的反应随着SOA变化出现相反的模式：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反应随着SOA延长而变快；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反应随着SOA延长而变慢。这表明，跨语言的激活对汉-日双语者日语量词的通达产生了不同影响。那么，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理解中是如何对量词进行通达的？下文将就日语名词短语理解中汉-日双语者日语量词的加工方式，以及跨语言信息激活对汉-日双语者日语量词加工方式的影响两方面展开讨论。
根据直接选择假说，量词系统独立于名词系统，可以不经由名词系统而直接通达。然而，汉语量词与日语量词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不对等。尽管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绝大部分都是由名词演变而来，但汉语量词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早已脱离了名词，在语义、语用上具有独立地位，成为汉语的12大词类之一；而日语量词则属于数量名词的下属分类，日语的数量名词又属于名词的下属分类（夏爱冰2011）。因此，直接选择假说不适合于解释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对日语量词的通达。间接选择假说认为，量词不具有独立的语义特征，需要借助于名词得到选择。这一假说比直接选择假说更加符合日语量词的特点。那么，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的日语量词选择是否就经由间接通达方式？根据间接选择假说，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对启动名词的加工不仅激活了名词的信息，也激活了量词的信息，从而促进了名词短语中的量词选择。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不仅激活了汉语名词、量词信息，同时也激活了日语名词、量词的信息，启动词得到了充分加工，促进效应因而就大；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由于汉语量词信息的激活，反而出现了干扰作用。据此，可以对实验1和实验2中不同名词启动类型下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模式做出预测：汉日量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合法（一頭の羊）＜汉日量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不合法（一輛の羊）＜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合法（一輪の花）＜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不合法（一部の花）。由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来看，受试的总体反应趋势符合间接选择假说的预言。但是，在不同SOA条件下，反应模式与预测不尽吻合。实验发现，当SOA=50ms时，不同名词启动类型下的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模式变化如下：汉日量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合法（M=733ms）＜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合法（M=740ms）＜汉日量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不合法（M=772ms）＜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不合法（M=778ms）。当SOA=150ms时，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合法的反应时（M=748ms）与汉日量词一致的启动词、短语名量匹配不合法的反应时（M=741ms）差异并不显著。直至SOA=300ms时，受试的反应趋势才与预测相符。由此可认为，在日语名词短语理解中，汉-日双语者的日语量词的加工机制与汉语量词相似，都经由名词通达来实现；并且，汉-日双语者的汉、日同形同义量词和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通达路径类似。但由于受到汉语量词、日语量词的共同激活影响，汉、日同形同义量词和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实际加工过程又有所不同。
双语认知研究表明，双语者在使用目标语言时，两种语言的词汇都得到来自语义系统的激活（Costa et al.2000；Finkbeiner et al.2006；Verhoef et al.2009）。在本研究中，目标语言日语和非目标语言汉语都得到激活。这种共同激活对汉-日双语者日语量词的通达产生了影响。研究发现，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的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显著快于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错误率也低；在不同名词启动下，反应模式随着SOA变化呈现出不同模式：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从启动词到目标短语的组合关系存在着跨语言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两种语言共享名词的语义特征，对应量词的形态结构和意义用法一致。目标短语的表达形式在汉语和日语中虽然有差异，但在名量组合关系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此种语言环境下进行日语短语的合法性判断，非目标语言（汉语的名词和量词）的激活非但不会对汉-日双语者日语量词的通达产生干扰，反而会由于双重激活对目标短语中的名、量加工起到促进作用。例如，对启动词“羊ひつじ”的加工会激活两种语言中“羊”的语义特征，同时激活对应量词“頭/头”，这种激活会持续到日语短语“一頭の羊”或者“一輛の羊”的出现，进而对日语短语的名、量加工产生促进作用。启动词加工得越充分，对日语短语的名、量加工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启动下，启动词在汉语和日语中仍然共享语义特征，但两种语言中用于称量该名词的量词却不同；名量组合关系出现了跨语言的不一致性。此时，启动词仍然先行激活了汉语和日语的名词的语义特征，但在量词激活上，出现了汉、日两种选择取向，当这些激活信息持续到日语短语出现时，必然会对日语短语中的名、量加工产生干扰。例如，对启动词“花はな”的加工会激活两种语言中“花”的语义特征，同时激活了汉语量词“朵”和日语量词“輪”。当目标短语“一輪の花”出现时，先行激活的“朵”会对目标短语中量词“輪”的加工产生干扰，而随着“輪”的语义特征的激活，也会出现跨语言的激活干扰（“輪”可能会激活非目标语言汉语中的“月”）；而在“一部の花”的名、量加工中，似乎要受到更多干扰。双语认知的非特定语言选择假说认为，语义系统的激活会扩散到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会干扰目标语言的激活，两种语言都参与了词汇选择竞争，目标词选择的难易程度依赖于自身及竞争语言的激活水平，并随着两者激活水平差异的降低而增加了选择难度。实验2发现，在SOA=50ms和150ms条件下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在SOA=50m和300ms以及SOA=150ms和300ms条件下，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的反应时差异显著，说明汉语和日语的激活量在不同SOA条件下处于不平衡状态。SOA越长，启动词对汉语名词和量词的激活量就越大，从而对日语短语的名、量加工产生了较强的干扰。相应地，为了保证目标语言的顺利加工，受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抑制汉语的激活。因此，实验2就出现了与实验1相反的反应倾向。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考虑到汉、日语量词体系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可以对汉日双语者在言语理解中日语量词的通达提出如下假设：1）日语量词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语义特征。日语量词的激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语名词的激活。2）汉-日双语者的日语量词通过汉语量词为中介进行记忆和存储。当汉、日量词的词形相同、语义重叠程度高时，两者共享的语义特征多，记忆负荷就少；当汉、日量词的词形相同、语义重叠度低时，两者共享的语义特征少，记忆负荷就大。在日语短语理解中，汉-日双语者对汉、日同形同义量词的加工快于对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加工。3）由于汉-日双语者对汉语（L1）的熟练程度高，对日语（L2）的熟练程度低，因而在激活日语名词、量词信息的同时，还自动激活了汉语的名词和量词信息，从而影响日语短语的名词和量词信息的加工。在本研究中，由于在日语名量短语中的名词与汉语名词的词形一致、语义相同，因而影响的性质就取决于汉、日语量词体系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汉、日量词体系的差异性增加了汉-日双语者对日语量词选择的困难，干扰对日语短语理解中日语量词的通达。因此，本文提出一个汉-日双语者量词通达的“共振激活扩散模型”（图2）：在日语名量短语理解中，既存在着日语量词的激活，也存在着汉语量词的激活。前者主要源自日语名词的激活，而后者既源自汉语名词的激活，也源自汉语量词的直接激活。日语量词的激活和汉语量词的激活交互影响，产生共振，汉语量词激活的程度影响日语量词通达的难易。
图2中，黑色箭头表示作用的方向，其中线条粗细表示作用的强弱程度，虚线代表作用受阻；灰色箭头则表示日语量词通达路径，其通达快慢取决于L1、L2中量词lemma层激活强弱的影响；字母N表示名词，
。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在不同启动词、不同SOA条件下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合法性的判断中出现相反的反应模式。以“一頭の羊”和“一輪の花”中日语量词“頭”和“輪”的通达方式为例，根据共振激活扩散模型，在汉、日量词一致的名词“羊”的启动下，汉、日共同激活“羊”的词汇信息，并经由“羊”的词汇信息激活日语量词“頭”的词条和汉语量词“头”的词条，此时日语量词和汉语量词信息的跨语言一致性对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合法性判断中产生促进作用。随着SOA延长，量词的信息激活越充分，合法性判断反应也就越快。在汉、日量词不一致的名词“花”的启动下，日语量词“輪”的词条和汉语量词“朵”的词条同样得到激活并产生了交互影响，此时汉语量词的激活对日语量词的加工产生了干扰。汉语量词随着SOA延长激活越充分，对日语量词的通达产生的阻碍作用就越大。在共振激活扩散模型中，名词对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激活量并非总是此强彼弱的，当汉-日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发生变化时，尤其是对于日语数最体系的熟悉程度发生变化时，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激活以及作用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本文采用启动范式考察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汉日同形同义量词和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通达，探讨汉语量词对于日语量词通达的影响。结果发现，汉-日双语者的汉、日同形同义量词和汉、日同形异义量词的通达路径类似，都经由名词得到通达。汉-日双语者的量词通达明显地受汉语量词的影响：当日语量词与汉语量词同形同义时，汉语量词会对日语量词的通达起促进作用；当日语量词与汉语量词同形异义时，汉语量词会对日语量词的通达起干扰作用。整个研究表明，在汉-日双语者的日语短语理解中，日语量词通达是两种语言的名词和量词共振激活的过程，表现为共振激活扩散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