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隆会议论文,中国政府论文,亚非论文,努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5年4月18至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展开了世界史的新阶段”，被视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1]（P252—253）。对于中国来说，万隆会议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形象，增加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国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抓住机会，在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5年是万隆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又正值外交部开放了一批有关万隆会议的档案。因此，利用这些档案结合其相关材料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万隆会议前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54年底举行的茂物会议上，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根据所谓“独立政府原则”， 由与会各国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提出30个国家，包括5个发起国（注：这30个国家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5个发起国，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中非联邦等25国参加。中非联邦后来没有出席会议。）。在这30 个国家中，只有6个亚洲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当时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总共只有8个，除上述6个国家外，还有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蒙古。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还有一个国家， 即锡兰尚未和中国建交，两国只有贸易关系。此外，当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建交。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新中国与民主越南、印度、锡兰、缅甸、印尼5 国已签订贸易协定；与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签订半官方贸易协定或政府之间签有商品合同；与埃及、叙利亚和尼泊尔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贸易关系；此外，泰国、菲律宾、南越等国家虽然经过香港与新中国有贸易往来，但没有主动提出建立贸易关系。其他中近东及非洲国家当时尚无贸易往来[2]。
有些亚非国家当时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感，例如后来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埃及。这些国家中不少与台湾当局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参加亚非会议的29国中，日本、韩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与台湾当局互派“大使”。泰国与台互设“大使馆”，在亚非会议前夕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台在伊朗、伊拉克和埃及设有“使馆”，在南越、南非设有“总领事馆”，在沙特设有“领事馆”，在柬埔寨境内有一“领事”。台曾通过南越保大政权向柬埔寨建议承认，柬埔寨给以“缓行”答复。台1951年承认利比亚独立。据1954年7月21日台北“中央社”消息台湾当局打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设立“使馆”[3]。
以上说明，当时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局面不容乐观，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阻挠和台湾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政府要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并非易事。
二、中国政府重视打开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局面，积极准备参与万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敌视新中国的工具[4]（P11）。朝鲜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内，一些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立场。这表明以这些国家为代表的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新情况。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总的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5]（P560）搞积极外交日益为中国政府所重视。
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11条意见，其中包括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5]（P562—563）。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逐渐成了中国外交的重点。
1954年10月，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有关人士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提出了具体办法。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国政府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6]（P419—420）。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召开万隆会议。1954年6月，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正在酝酿中的召开亚非会议的计划[7]（P1）。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 都提到了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参加会议。周总理说，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8]（P92）。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责成周恩来亲自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5]（P590）。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在文化友好方面准备工作的初步方案”和“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初步方案”提出：可以根据情形，以外交学会或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作适当的邀请，或和他们建立友好通讯关系。邀请时可以根据各代表团团长和团员的情况，注意他们的非官方身份，再确定邀请的对象（对方国家适当的团体或个人）。要注意把这些代表团的个别团长和团员包括在邀请范围之内，以便于打开缺口[9]。
“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了参加会议的4项任务：（1）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2）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3）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4）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的准备工作分以下6个方面进行：（1）政策方面：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内会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2）资料方面：与会各国概况、与会各国与我国关系， 各种专题资料（包括西伊里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摩洛哥问题等）；（3）经济方面：有鉴于1954年5国总理公报中曾特别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与会各国在经济上有困难，想寻找出路，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以所谓经济援助作为侵略的工具，因此，我们应在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作具体的准备；（4）新闻宣传方面；（5）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6 ）行政方面：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是否邀请我国参加，也应予以设想[10]。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科伦坡会议5个发起国，热情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欣然接受邀请。
1955年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充分讨论后通过了这些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该方案准备了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的方案，还提出争取设立亚非会议的常设机构，并争取亚非会议每隔两年开一次，下一次在印度举行。
该方案将亚非会议与会国家除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的国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甲、“和平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尼、阿富汗；乙、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埃及、苏丹、尼泊尔、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沙特、黄金海岸、柬埔寨、老挝和锡兰；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日本、泰国、菲律宾、土耳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特别是乙、丙两类国家动摇性更大。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我们在会议中应该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
该方案确定在会外有重点地对各类国家进行工作，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科伦坡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对印度、印尼、缅甸等甲类国家，有关会议的各项问题应尽量争取同这些国家事先协商；对于埃及等乙类国家，争取同埃及和叙利亚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例如互设商务机构），同尼泊尔解决使节问题，同沙特解决朝圣问题；对于丙类国家中的日本，应争取解决贸易代表团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开展事务关系建立基础；对于泰国、菲律宾争取建立接触，产生一定影响；对于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促进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近，防止对日内瓦协议的进一步破坏。方案确定整个活动重点在于会外接触，通过会外接触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争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11]。
由于亚非会议是中国在没有苏联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有关部门还邀请了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等顾问进行座谈，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们讨论的问题大到会议的议程、会议的努力方向，小到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的着装[12]。
为了了解各国对召开亚非会议的态度，外交部电令各驻外使馆报回驻在国或驻在国邻近国家对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反映。报回的情况不仅包括会议发起国如印度、印尼、缅甸等，与会国如越南、巴基斯坦、黄金海岸（今加纳）等，还包括英国、瑞典、瑞士等国[13][14]。
此外，为了在万隆会议上使与会国更多地了解中国，中方还准备了介绍新中国科研、教育、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方面情况的资料[15]。
1955年4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4月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 宣布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国政府为亚非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热情期待着万隆会议的到来。
三、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为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印度尼西亚万隆。次日， 亚非会议隆重开幕。在这次为期7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上， 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绕开险礁，取得最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美国记者鲍大可说：“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16]（P67）。
总结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会内会外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与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展示了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 表明中国愿意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做出努力的诚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后，亚洲的局势稍稍缓和之际，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并于1955年1月解放了一江山岛。不少国家不理解中国的举动， 认为新中国是好战的，对亚洲局势的紧张负有责任。刚获得独立的亚洲各国，特别担心国家建设的成果会被可能爆发的战争毁于一旦，因此谋求局势的缓和是亚非会议的重要目标之一。亚非会议的与会国都很关心台湾地区的局势，他们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不了解。为了不使会议出现意见分歧，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先后11次同有关国家代表团代表坦率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7]（P106）。最著名的是他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晤时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7]（P134）周恩来的讲话震惊了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一致好评。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驻外使节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注：例如缅甸总理吴努甚至提出要到台湾去劝说蒋介石，被中方告知这样做甚为不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中207—00018—01（1）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同八国代表团谈台湾问题的书面总结”，1955年5月27日。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专门拜会周恩来，表示愿意为中美谈判牵线搭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7—00015—02（1）卷，“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会见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谈话记录”，1955年4月25日。）。即使像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泰国的旺亲王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这样一些强烈支持美国政策的人，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18]（P77）。
2.强调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共同之处，与印尼签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声明中国在华侨和宗教等问题上的立场，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
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在意识形态原因上的差异，加上以美国为首敌对势力的反共宣传，不少与会国家对中国心存疑惧。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中以及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都特意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反复强调中国和亚非各国共同遭受殖民侵略的历史，现在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一下拉近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距离。
当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有1200多万人，不少亚洲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印度等都有华侨。印尼有209万华侨，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中，华侨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周恩来总理在解释中国的华侨政策时说：“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会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一千多万华侨呆在国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我们政府可以说明，我们绝不干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从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17]（P136）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尼签定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在为参加亚非会议做准备时，中国就注意到这次与会的不少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在组成代表团时，特意邀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为顾问。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声明“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6]（P466）这无疑有利于改善穆斯林国家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印象。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会和猜疑消除了。以亲美著称的黎巴嫩驻美国大使对周恩来总理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来一种亲密的关系”[19]（P16）。
印度舆论普遍赞扬中国在会上所起作用，认为周总理的发言合情合理，特别在与中、近东国家，与泰国、菲律宾诸国关系上解除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惧，获得很大收获[20]（P39）。
受亚非会议的影响，在外交活动中，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如中国驻印度使馆报回消息说：泰国公使在交际场合对我们态度较前亲近，除照例握手外，并作寒暄。叙利亚外长经过印度并举行招待会，叙公使特派人将请帖送到中国大使馆，特地说明这是有意相邀，不要误会是搞错了。沙特公使过去与中国外交人员关系较好，但不便公开表现，万隆会议期间对华友好态度明显友善，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宗教信仰自由等[20]（P40）。
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已即刻显示出了成效。
3.周恩来和与会各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后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结识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说：“他（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21]（P252—253）
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共进午餐的邀请。从第一次接触，西哈努克就清楚地感到，周恩来总理是要在两国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朋友关系。最让西哈努克感动的是，中国这个大国完全平等地对待小国的态度[22]（P42—43）。 亚非会议上建立的友谊，促成西哈努克1956年2月出访中国。这年年底，周恩来也访问了柬埔寨。中国与柬埔寨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力排干扰，促成中柬1958年建交。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会谈。按日本的说法，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最大的收获”[23]（P63），这也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亚非会议后，高崎与周恩来的友谊逐步加深。高崎后来成为中日经贸交往的日方负责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总理纳赛尔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在仰光和万隆进行了会晤。纳赛尔向周恩来介绍了阿以分歧的由来及阿拉伯国家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增加了相互了解，并达成了先从贸易入手，互派商务代表机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为两国在一年后建交奠定了基础[24]（P104）。
周恩来与与会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团长的个人接触让各国加深了对中国及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尤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建交。
四、万隆会议后中国为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继续努力
为了巩固亚非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关系，1955年7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25]。这是一个非常详尽的方案，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草案提出要吸收亚非会议的经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开展对亚非国家的工作：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传工作、研究工作并准备为开展对亚非国家工作所需的干部。
加强友好交往工作就是要发挥一切机构和组织的积极性来展开此项工作。不仅要与亚非国家之间进行政府高级代表团的互访，还要进行贸易、文化艺术代表团、专业代表团的互访，做好宗教方面的工作，对外友好、对外文化各部门应考虑从亚非国家邀请更多的有社会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个人来中国访问，甚至工会、妇联、青联等对外联络部门应根据争取亚非国家的方针，研究请客的办法。
为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宣传工作，主管国际宣传的部门应密切注意亚非国家的动向，对亚非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应适当地、及时地表示中国的态度，尽中国人民的责任，为亚非人民说话。国内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有计划、有系统地向亚非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进行对新中国外交、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介绍。
此外，还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向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应选择若干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悬而未决和经常出现的亚非问题，加以研究，例如果阿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
在进行以上几项工作的同时，要培养对亚非国家所需要的干部。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查到这些建议贯彻实行的细节情况。但万隆会议后掀起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潮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从万隆会议结束的1955年4月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同25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64年，同中国建交的49个国家中，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已占达30个，占绝大多数。这对后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五、总结
万隆会议召开于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后，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经济之时。面对美国的敌视，中国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国际大环境。此时，亚非国家力量的发展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抓住万隆会议的契机，打开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外交新局面。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会外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万隆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走向世界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并对以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