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化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经济与社会市场化的总趋势面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形势中，这是研究、部署一切事业和谋求出路的根本出发点与基本归宿。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适应这个总体趋势，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才能真正有出路，没有别的有效出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能发挥其不可缺少、无法替代的特定功能。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的有官、学、民、外四个方面的市场。
社会科学研究第一要面向官方市场。它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具有导向作用和决定意义。这是由社会科学本身的特定功能决定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及其诸方面发展的走向和规律，具有为社会前进导向的特定功能。我国当代社会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社会和一切事业都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发展。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无非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这两条。共产党的领导需要从历史特色和当前国情出发制定决策和部署各方面建设。历史和国情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才能够得出“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正确的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供作决策的依据或参考。这便是社会科学要为大政决策咨询服务的首要功能。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发挥这个特定的功能，就不会得到领导者的认同，不会得到官方的支持。据说李瑞环同志讲过：“没有研究的领导是瞎领导，没有领导的研究是白研究”，一语道破了各类科学研究与官方市场的关系。此中道理人们既已知晓，则为官方市场生产哪一类社会科学研究产品就不言自明了。
目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基本上是依靠政府投资，如果社会科学研究做不到为领导、政府的需要服务，就会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官方资助，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冷遇，就将得不到良好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若能针对、适应官方的需求，才会得到支持、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成果若能普遍上了官方人士和机构（例如图书馆、资料中心、资料室等）的书架，满足他们的需求，就说明此类产品打开了官方市场，这类研究就有出路。我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对此深有体验。其一，近几年我承担了一项政府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就是由于政府的需要而得到立项的。其二，我参加编写的一套高等学校《世界通史》教材，1997年又由人民出版社出了新修订的第二版六卷本高级豪华精装本的万套，每套定价为420元，不破套销售，大部分在北京发行，还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售光，据说有不少是被干部们买走的，以至出版社很快告知主编马上勘误准备加印两万套。其所以会这样，大约是由于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最全和年代下限距今最近（到1996年）、装帧最精致的一套《世界通史》精品，适应了社会需求。它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信号，社会科学研究用什么样的成果才能打开官方市场。
社会科学研究第二要面向学术界市场。它具有引导精神文明市场的消费观念和水平的功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开发社会科学资源的重要作用。学术研究有提高、引进、传播、普及等不同层次，这可以说和市场经济一样，也有生产成套设备和批量产品的厂家、引进新设备和新产品的中介商、大宗推销的批发商以及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零售商。学术研究首先需要全面掌握文献资料才有可能出研究成果。编纂某一领域的全面的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设，好比是生产成套设备和批量产品，是开发学术资源。学术界有专人来从事文献的编纂，就可省去研究者个人的许多精力，缩短准备时间，早出成果，就会受到普遍欢迎。如果有人能及时判断出某个时期学术界的这种需求，大力度投入编纂，其成果就一定会有市场，就如同新近编纂完成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及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业已出版的《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和近来刚刚出版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样。学术界还需要有综合一个时代某一学术领域研究成果的高水平巨著，给人们提供一个进一步向前研究的新起点、新高度。东亚研究中心推出的东北亚丛书就是一套在较长时期里大力度投入的巨型学术著作。这也和市场经济中生产成套设备一样重要。没有这种由专家进行的必要的综合，每一个学术领域都由需要以它为基础的研究者自己来综合，就会拉长研究周期，成果滞后，甚至质量不高。这种适应官方和学术界需要的综合性学术巨著能够真正打开市场。学术研究要有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外国文献和优秀的研究成果，这好比市场经济中的中介商。但是要真正合乎我国的实际需要，不是盲目引进才会受欢迎、才会有用处，不是为了装潢自己懂得“洋玩艺儿”而引进那些无用的、特别是有害的学说、学派。后者肯定是销不出，不会有市场的。
社会科学研究第三要面向社会公众市场，就是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这种传播和普及具有拓宽精神文明市场，引导、提高消费观念和水平的重要作用。如同经济市场一样，在学术市场上也大量充斥着有错误的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社会科学研究要保证用精品供应精神文明市场，对此加以抵制和消除。经过专家综合的学术巨著会给传播、普及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一个事例很寻常的是著名巨型历史电视片《三国演义》中竟然出现曹操的军队以16世纪才从美洲传入我国的苞米为军粮补给和在“三顾茅庐”一场戏里以唐代才出现的高转筒车为背景的场面。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传播、普及就是要用真品、精品来引导精神文明的消费，以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文明素质和社会科学知识水平。
我国脱离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还不到100年，大量愚昧落后的文化仍然缠绕着广大社会公众的头脑和精神生活。近百年中，由于我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从国外传入的一些具有误导性的社会科学知识没有经过我们自己的消化鉴别，至今还大量充斥于我国学术界，尚未曾认真进行清理。再加上对外开放以来又涌进相当多的有毒害的“洋文明”，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精神文明市场得不到健康而良好的成长，甚至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不是我们自己的文明占据我们自己的精神市场，而是外国的市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来主宰、占据我们的精神文明市场。这就要求我们能在有足够的社会科学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地研究出适于传播、普及的社会科学真品、精品。问题是从事这种传播、普及的人们要真正了解社会需求，针对社会需求来研究。如果舍此而从个人的兴趣爱好或“有什么、卖什么”的个人功利主义出发，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不会也不应该有市场。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传播、普及乃至某些深化研究存在着向市场需求转轨的问题，否则将会继续面对“出书难”和“发表难”的窘境。从上面提到的问题来看，社会科学研究是大有市场、大有可为的，可以说凡是能服务于推进全民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会有广阔的市场，而那关在学术小天地里的、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研究则都将越来越没有乃至完全失去市场。
我们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一度相信采取政府禁令、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纯洁我们的精神文明，甚至曾经盲目排斥外来文明。这种办法不能说完全不应该采用，不能说没有用，一时间确有过某些效果，但是它的负面影响竟是使我们自己封闭起来，以致造成普遍的文化和文明极大的后进。在全球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大汇合、大交流的当今时代，任何一个觉醒了的民族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用自我封闭的手段来对待精神文明发展问题，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运行的总趋势来独家发展自己的精神文明，都要在两个文明的世界大市场竞争中经受严峻考验，我国的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导向的精神文明也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由此可见，说社会科学研究要市场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并不是赶时髦，而是势所必然。当然，健康的市场经济必定是由立法来维系的法制经济，这就是说必须要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扶植、发扬好的精神文明，制裁有害的东西，这同简单的依靠政府禁令和行政命令来对待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区别的。
社会科学研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属于国家机要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不是为了公开出版、发表，或者在尚未出现现实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公开出版、发表，有些甚至永远不能。这类社会科学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是应该有人做的，而且要有当“无名英雄”的准备。所以不能说这类研究没有市场，而是有一种特殊的市场，就如同金融业那种机要操作为金融市场所必需一样。
社会科学研究第四个面向的是国外市场。它对于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优秀的精神文明以造福于全人类，对于让外国人按照我们的实际来了解中国以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有一家外国的国际交流机构向我们一所高校的一个相关研究中心无偿提供了几万美元的资助，要我们研究该国的刊物、出版学术著作，照人家的需求来研究、宣传人家，照我的理解，这好比让我们钻进人家的“笼子”里一样。我并不是反对，而是从中得到了启示。我们应该懂得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行。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同样做的实力和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其他办法也让外国人按照我们的需要来研究、宣传中国。人们都知道有不少外国所研究、宣传的中国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除了依据人家自己的目的、需要之外，也有缺乏了解中国的社会科学资源的原因。我们固然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来对外宣传，树立自己的形象，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却总不如人家更相信自家人对中国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当然不能在这方面去直接左右人家，但却可以让外国人用我们提供的我国社会科学资源来研究、宣传我们。就是说，我国社会科学界需要考虑大力向国外推出经整理、鉴别过的社会科学文献资料汇编和综合性学术巨著。人家有财力、有愿望购买我们这种类似成套设备和批量产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以供自己再推出新产品，而并不满足于消费我们一般性的单册社会科学著作。适应这种需求，把我们社会科学基础性的和高水平的成果打入国外市场，就像也把外国人装进我们的“笼子”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