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刘到龚、魏：晚清启蒙思想生发之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轨迹论文,思想论文,刘到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141-05
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龚自珍和魏源先后从刘逢禄问学，他们的思想均受到庄、刘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龚、魏在刘逢禄处学到的是“今文学文献知识”，龚、魏的重点则在“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的，不敢接触的”。龚、魏是否只从刘逢禄处学习今文经学的文献知识？刘逢禄是否“极力回避”、“不敢接触”社会现实？龚、魏的社会改革思想是否和今文经学无关？如何正确认识庄、刘和龚、魏的关系？这些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清代今文经学，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宋学高踞堂庙、汉学“如日中天”之际异军突起，“翻腾一度”的。它的创始人是庄存与(字方耕)，奠基者是刘逢禄，庄、刘都是常州人，后人称这一学派为常州学派。
庄存与的代表作是《春秋正辞》，以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春秋》治辞必表其微，所谓礼禁于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言”①。明确指出，《春秋》不是单纯记载历史事实之书，而是“治辞必表其微”。“微”即“微言大义”之“微”。“《春秋》无空言”，它“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可乱”②。它的大义，存乎《公羊春秋》，通三统、张三世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拨乱反正，都可以从《公羊春秋》中看到。他还希望“推行《春秋》”，使“六合同风，九流共贯”③。可知他的诵读《春秋》，并不只是探寻今文经籍的“文献知识”。
庄存与以为《春秋》是经世之书，“法可穷，《春秋》之义则不穷”④。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可乱”⑤。“举往”，是为了“知来”。求索《春秋》的往事，推行《春秋》的义理，欲使“六合同风，九流共贯”，“全至尊而立人纪”⑥。人们称他“研经求实用”，从而寻其旨意，发其微言。本来，今文经学所贵在其“大义”，尽管庄存与这时对汉学(古文经学)、宋学未曾树帜对立，但他的贡献是将久经衰落的今文微言揭橥出来。
刘逢禄是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纶之孙，庄存与之外孙。十一岁时，“从母归省”，庄存与“叩以所业，应对如向。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其学”⑦，并说：“家学不可废也。”⑧ 十三岁，“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不久，堂舅庄述祖自济南归，逢禄从之受业。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年)，补仪制司主事。
刘逢禄于各经都有撰述。在《易经》上，主虞翻，与同里张惠言相切磋，将八卦与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推论象数。在《尚书》上，主庄氏，自称：“后从舅氏庄先生(庄述祖)治经，始知两汉古今文流别。”⑨ 撰《尚书今古文集解》，以为孙星衍“好古”、王鸣盛“祖郑(玄)”，是“支离杂博，皆浅涉藩篱，未足窥先王之渊奥”⑩。在《诗经》上，初治《毛诗》，后好齐、鲁、韩三家。在《礼》上，主张以“《公羊》议礼”，有《〈春秋公羊〉议礼序》。刘逢禄致力最深、“自发神悟”的则为《春秋》，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11)。在《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春秋》之有《公羊》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
刘逢禄以为《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附会。东汉时，古文盛行，《左传》虽未立于学官，但“刊于经传”已久，“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12)，于是作《左氏春秋考证》。
刘逢禄为《公羊》“释例”，以《左传》经刘歆伪饰，类列彰校，有破有立，所撰之书，“条例精密”，“不欲苟为恢诡”，有例证，有判断，故以章太炎的信从古文，也以刘逢禄为“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13)。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
值得注意的是，庄存与和刘逢禄都崇拜董仲舒，庄存与在乾隆甲子科“大考翰詹”时，试题为《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他“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乾隆大为嘉赏，“即擢侍讲”(14)。刘逢禄十三岁“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从而“发愤研读”，也是“研精《公羊》、探源董生”(15)。今文可贵之处在其大义，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提出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秩序，将《公羊春秋》大义尽情发挥，援经论政，和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他推衍《公羊春秋》，发挥微言，制订了一套维护封建秩序的条例。庄存与、刘逢禄宣扬《春秋》，宗法董仲舒，自然不会“极力回避”社会问题，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议政的专书而说庄、刘的复兴今文和政治无关，也不能说庄、刘传授龚、魏的只是“今文学文献知识”。
龚自珍和魏源，都曾从刘逢禄问学，魏源在先，龚自珍稍后。
魏源是在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侍父入都，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的。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记：“是时，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塽，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自珍礼部诸公切磋焉。”(16) 由于他也提到龚自珍，因而有人认为龚自珍也是在这时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的，其实不然。查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嘉庆十九年记：“龚自珍于是年‘三月，携段宜人柩归杭暂厝’。……遂由杭州往徽郡。”(17) 没有去北京，当然不会见到居住北京的刘逢禄。他的从刘氏学《公羊春秋》，应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18) 明确说是在二十八岁“始从”。《定庵先生年谱》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岁”也记：“春，应恩科会试，不售。留京师，始从武进刘申受礼部逢禄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义。”(19) 龚氏《己亥杂诗》记其事。
魏源从刘逢禄学今文经说后，七八年间，先后写成《董氏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书古微》、《诗古微》诸书。这些书，很多没有撰期，但他写于从刘逢禄受今文学后，则无疑问。即以其中使“复于西汉”的几部专著而言：《诗古微》据胡承珙《与魏默深书》：“自丙戌奉书后，旷焉三载……前承示大著《诗古微》一书。”(20) 自丙戌再推三载为己丑，即道光九年(1829年)。又，刘逢禄《诗古微序》谓，魏源“于《诗》则表章《鲁》、《韩》坠绪，以匡《传》《笺》”(21)。刘逢禄卒于道光九年，是《诗古微》当成于道光九年以前。《书古微》则据魏源自称：“予既成《诗古微》二十二卷，复致力于《尚书》。”《书古微序》撰于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而刘逢禄却已经见到初稿，那么他初稿自写于刘氏谢世以前。《董子春秋发微》则今存序言，谓：“《董子春秋发微》七卷，何为而作也？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劭公《解诂》所未备也。”“今以本书为主，而以刘氏《释例》之通论大义近乎董生附诸后，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以为后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22) 特别提到刘逢禄的《释例》，可知它也撰于刘逢禄逝世以前。刘氏《诗古微序》中说：
邵阳魏君默深治经，好求微言大义，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两汉今文家法，即为《董子春秋述例》以阐董、胡之遗绪，又于《书》则专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所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以难马、郑。于《诗》则表章《鲁》、《韩》坠绪，以匡《传》《笺》，既与予说重规叠矩；其所排难解剥，钩沉起废，则又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眇，申先师则续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遗文湮而复出，绝学幽而复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23)
这些书都是受了刘逢禄今文经说以后撰述，企图使《诗》、《书》复兴于西汉的。他的著作，都以“古微”提名，还自号“古微堂”，“古”指西汉，“微”指“微言大义”，魏源受刘逢禄影响之深可知。清末黄象离在《重刊〈古微堂集〉序》中就说：
考魏氏之《诗古微》之作，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谊，而揭周公、孔子制礼作乐之用心于来世也；《书古微》之作，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24)
龚自珍受刘逢禄的影响也很明显，他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即二十八岁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从刘逢禄习公羊学的。自称：“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居快无加。从此烧尽虫鱼书，甘作东京卖饼家。”(25) 可见服膺之深。这年，又有题画诗：“素王张三世，元始而麟终。文成虽数万，太平告成功。”(26) 用《公羊春秋》“微言”渗入诗句。此后，写了《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推誉庄存与为“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急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27)。刘逢禄去世后，他又作诗志感：“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28) 称今文经学为“绝学”，并“敬承”微言。龚自珍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服膺庄、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什么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学是在二十八岁以后，断然说他与“公羊无关系”，那是不对的。
龚自珍受庄、刘影响之深既如上述，刘逢禄对龚、魏也是期望殷切。当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他分校礼闱，见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以为必龚自珍、魏源，“急劝力荐，仍不售，还赋诗惜之”(29)。那么，“龚、魏的重点在社会现实问题”，刘逢禄是否只是传授他“今文经学文献知识”，而对社会现实问题却极为回避、“不敢接触”呢？也不是的。乾隆晚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灾民遍野，农民反抗不断发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盛世”背后隐伏着新的危机。庄存与久宦京师，入值南书房、上书房，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自有接触。当他看到“大一统”存有危机，而最高统治者也曾高诵儒经，颁有谕旨，“熔范群言，去取精审，麟经之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30)，言“微言大义”，举“属辞比事”。乾隆当然力图维护“大一统”，然其晚年，“中央权落，臣工顺意”，危机隐伏，与“大一统”实不相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命皇子及军机大臣等订正《通鉴纲目续编》，以为此书“于辽、金、元事多有偏谬”，谓是孔子作《春秋》就没有“肆口谩骂”，过去《通鉴辑览》“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者，均经朕亲加订正，颁示天下”，“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命皇子等对《续编》“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31)。特别提到孔子《春秋》，提到“大一统”。
今文经学是尊孔子“笔削”，言《公羊春秋》微言的，庄存与对此自有所知，龚自珍称庄存与以为“儒生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见前)。魏源在《庄少宗伯遗书序》中更说：“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32) 龚、魏都是在京师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所言自有渊源。
至于刘逢禄，比庄存与晚了四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中，清朝的衰败迹象日呈，他的“经世”之念也较庄存与为尤切。如果说，庄存与只是把“大一统”揭橥的话，那么刘逢禄就已经直接援以论争了。他官礼部多年，“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问”(33)，“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议礼决狱》四卷。他的甲戌朝考(嘉庆二十年，1814年)为《尚德缓刑疏》，据“董子《春秋》显经隐权、先德后刑之义”加以发挥，阐扬“御制明慎用刑说”(34)。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升遐”，刘逢禄成《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十二卷，“自始事以至奉安山陵曲章备具，体例之谨严，其后承修官礼，遂全用其稿”(35)。道光初，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参，“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使臣请将“外夷”改为“外藩”。但“诏书难更易”，刘逢禄根据经书，说是“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也”。“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他“据经决事”，当时称之为“有先汉董相风”(36)。可知他是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复兴”的今文经学和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
庄存与、刘逢禄在“乾嘉盛世”背后存有危机的情况下提倡今文，旨在维护“大一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的，不能说他们“极力回避，不敢接触”，也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议政的专著而说与“重点则在社会现实问题”的龚、魏无关。
龚自珍、魏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抨击，确比庄存与、刘逢禄更胜一筹，但这是时代使然，而不能说龚、魏“以《公羊》义讥切时政”与庄、刘无关。
龚自珍在清政日益衰落、入京应试不第的刺激下，深感“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37) 现实的刺激，落第的感怀，腐朽的“衰世”，把他推上社会批判之路。刘逢禄的启示，使他“说经崇庄、刘”，“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38)，所撰之文，援三统、三世以言变革，说：“观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则是存三统、内夷狄、讥二名之世欤？三统已存，四夷已进，讥仅二名，大瑞将致，则和乐可兴，而太平之祭作也。”(39) 又说：“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40)“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特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41) 认为夏、商、周因革损益“前古之礼乐道艺”，可以“是参是谋”。讲乱世、升平、太平三世，以为“易世而变”，由乱世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对“三统”、“三世”等今文“古义”还加探赜。
魏源曾说：“乾嘉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老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42) 他自己认为，历史往而不可复，古今情况不同，不能泥古不变，更不能以为“世愈古而治愈甚”，而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43)，认为历史愈变愈好，后胜于前。
魏源曾在多种场合宣传他的变易思想，如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44)，应该“应时而当变”(45)。这对泥古守旧、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如上所述，魏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抨击，更法变易理论的提出，非但超越了庄、刘，而且较龚自珍也有发展，这些，应是所处时代不同使然，而不能据此说是庄、刘“不接触政治”。
庄存与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逝世，刘逢禄却经历了乾隆末、嘉庆朝，于道光九年(1829年)逝世，相差四十一年。他们都治今文，言“经世”。但在这四十年中，和珅虽已罢废，清政府的社会危机却依然严重，刘逢禄直接接触政治的论断，虽主要在礼制方面，却较庄存与又进了一步。龚自珍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的，较刘逢禄又晚了十二年，这时清政府衰朽日露，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改革现状，抵制外敌，已为当务之急。
龚自珍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他研讨今文，又不囿于经书，与拘守今文的经师有别，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之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并非偶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也非溢美。
魏源是咸丰七年(1857年)去世的，较龚自珍晚逝十六年，不但经历了《南京条约》的签订，还目睹了太平天国起事。他竭力呼吁改革、发愤图强，提出“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46)。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47) 提出学习西方长技，使中国走向富强。
魏源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号召人们学习“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48)，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但他没有摒弃旧学，他的历史进化论还是脱胎于儒家今文的“三统”说。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却已超越了龚自珍，因为他又经历了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
龚、魏来自庄、刘，却又超越庄、刘；受到西汉今文经说的影响，却又与之不同，即和庄、刘“复兴”的今文经学也有差异。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西汉的今文经学以至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是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围着经书转，使“经学幽而复明”的，龚自珍则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其目的是“救裨当世”；魏源敢于和尸位素餐、笃守儒经的封建顽固派作斗争。他们没有迷恋历代相传的儒经，而是借用“出没隐显”的“微言”。例如，龚自珍虽以“《公羊》义讥切时政”，却不奉《公羊》为金科玉律。他着眼当世，即使宗奉《公羊春秋》，对《公羊春秋》大师何休也敢提出异议，“公羊氏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49)。魏源也不泥于古训，探求“微言”。他们都不泥乎经史，异于拘守今文的经师，正是其可贵之处。
其次，西汉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他的“大一统”学说，把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说成是天授的、永恒不变的制度。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也揣摩圣旨，传承帝训，强调尊亲事君，“全至尊而立人纪”，以拱奉中央王室，成其“一统”。龚、魏则呼唤风雷，期待变革，不是仰承封建统治者的鼻息，而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一当民族矛盾上升，就坚决主张反抗侵略。他的“大一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不是过去经学家的妄自尊大，乱弹“诸夏辅京师，蛮夷辅诸夏”的陈词滥调。他们是带着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跨入中国近代历史的。
最后，龚、魏不同于过去今文经学之处，还在于他们不只是从经书中寻找“微言”，议政言事，而是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并把外面新的因素加到经学里的。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以后，援用《公羊春秋》，“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50)；魏源受今文影响，对“短饤为汉，空腐为宋”(51) 攻击备至。他们汲取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变”的历史进化论和“大一统”精神，根据社会感受，羼入自己见解，浏览东西有用之书，挹注新的内容，不守绳墨，不守家法，和正统的为经学而治经的迥然有别。
龚、魏和庄、刘的不同，主要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乾嘉盛世”，已存有危机；道光中叶，外国侵入，本来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今文经学，也在不同时期生发出不同的感受、起着不同的作用。此后，伴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康有为由尊周公、崇《周礼》而尊孔子、崇《公羊春秋》，以致发动“公车上书”，进行变法维新，那就较龚、魏更加发展，转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了。
龚、魏受庄、刘的影响，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关心社会现实。所以，庄、刘对社会现实并不是“极力回避”、“不敢接触”的。可以说，龚、魏的经学具有近代中国的特色，他们是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但不能忽视以至排斥他们和庄、刘的继承关系。
注释：
①②⑤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见《味经斋遗书》，第6册，第2页，清光绪八年(1882年)阳湖庄氏藏板。
③⑥庄存与：《春秋正辞·奉天辞》，见《味经斋遗书》，第5册，第4页。
④庄存与：《春秋正辞·诛乱辞》，见《味经斋遗书》，第5册，第17页。
⑦⑩刘承宽：《先府君行述》，见《刘礼部集》，卷11附，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延晖堂重刊本。
⑧⑨(11)(12)(14)刘逢禄：《先妣事略》，见《刘礼部集》，卷10、卷9、卷4、卷3、卷10。
(13)章太炎：《訄书·清儒》，见《訄书详注》，第1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5)李兆洛：《礼部刘君传》，见《养一斋文集》，卷14。
(16)《魏源集》，第9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18)(19)《龚自珍全集》，第598、514、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3。
(21)(23)(29)《刘礼部集》，卷9。
(22)(24)《魏源集》，第134—135、943页。
(25)(26)(27)《龚自珍全集》，第441、439、141页。
(28)龚自珍：《己亥杂诗》自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见《龚自珍全集》，第514页。
(30)《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68，第22页。
(3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8，第14—15页。
(32)(42)(43)(44)(45)《魏源集》，第238、361、48、432、473页。
(33)(34)(35)(36)《刘礼部集》，卷11、卷10。
(37)(39)(40)(41)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见《龚自珍全集》，第565、44、23、28页。
(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5页。
(46)魏源：《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47)(48)(51)《魏源集》，第207、186、361页。
(49)《龚自珍全集》，第59页。
(5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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