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要价值取向下中国高中教育双重性格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性格论文,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主体的动机取向和价值取向是影响人活动方向的根本因素。人的活动方向主要是由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与追求所构成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主体不同，价值取向亦不同。如果从其存在状态而言，价值取向可分为应然（或理想的）和实然（现实的）两种状态。二者在现实中是有差距的。价值取向帮助主体进行价值选择[1]。
目前，中国高中存在两种主要的教育价值取向，即高考主义和素质主义。
高考主义指高考是教育的图腾和学校的指挥系统，成为学校生存和繁荣的重要指标；高考是社会公众生活的图腾，背负着文化的期冀、教育的责任、公众的功利、学生的前途、社会的需要等。高考主义确定了高中的位置和高中教育的特性。高中处于十字路口，是决定性的教育阶段；高中是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教学场所，但又并不完全屈从于环境[2] 。人格教育信念和高考技术训练目标在此交织，高考主义和素质主义在博弈。
素质教育的价值意识和价值体系构成了相应的素质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素质主义是指教育首先以丰富和提升个体人的素养为己任，以健全人格的发育和发展为宗旨；其主要任务是以知识与智慧并重为核心的；它代表教育未来主导的价值取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关注人的发展，其实质是一种人文主义主导的价值取向。应该承认，高考主义仍是目前高中教育价值取向之主旋律，素质主义取向起之稍晚（以新中国建立为界）——产生于高考升学矛盾突出之时。目前正是两者交汇后的冷静期，正在努力寻找二者的契合，谋求平衡和共处。
高考主义和素质主义的混合制造了高中教育的双重性格——存在两种取向：高考主义是实然价值取向，素质主义是应然价值取向；存在两个目标——高考是实际目标，素质发展是理想目标。前者是可实现的，后者是可追求的。（注：7世纪时禅宗创始人慧能的弟子智通说的一句话：生活不是追求而是实现(to be realized and not sought)。因为人是追求不到生活的，追求生活意味着将生活置于某个“别处”了，将生活置于他处，意味着得由某个先存的、处于整个生活过程以外的自我去领悟它。转引自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72.）
高考为高中学校及其教育带来怎样的命运？怎样引导高中走出尴尬的境遇？本论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高中教育摆脱矛盾处境的出路。研究以教育供需矛盾、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为前提条件。研究的思路是：高考主义是形成高中教育矛盾性格的主要原因，这种矛盾性成为高中教育改革的障碍；高中摆脱矛盾的方法是改造高考，培育教育新元素的生长。
二
高考主义取向形成了高考和应试主导中小学教育的时代教育特色和学校目标归一的存在状态，造就了一个考试型的学校时代。从行政主体看，高考是利用人们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本性，通过科学的考试，激励青少年发奋学习国家规定的内容，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3]在让教育走出从属状态的过程中，高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高考无疑是把双刃剑，它在挽救了教育和学校单向命运的同时，也把学校及其教育主要置于另一种单面力量的控制之下。高考本身也成为限制和影响学校教育的重要外部力量，成为制造高中矛盾性格的主要力量。高考对中国的影响是广泛的，对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
1.学校同一化面相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考大学从教育目标中分离并凸显出来。在相当一段时期，由于目标相同和内容统一，各地学校的教法也大同小异。在高中，同一化面相更典型。高中学校的物理环境非常相似：一是大班型——平均每班40人—60人（个别的是30人—40人）。重点学校有的班达到70人—80人；二是秧田式的座位排列；教室空间的安排基本如此。讲台这个权力的象征把教室空间分割为两个有效的部分：教师的领地和学生的座位。前面是黑板，条件好的学校有多媒体设备。
高中不仅有相似的物理场景，还有趋同的心理环境，形成紧张的心理氛围。高考压强下紧张的心理惯性分为两种，体现为几种典型的情绪体验：一种是积极的紧张心态，用学习乐趣作为支撑，这样的学生心理基本健康，是主动学习型的，是高考制度的合作者；另一种是消极的紧张心态，不愿学习或干脆不为之；大多数学生处于二者之间，学习犹如鸡肋，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意义上说，高中生中包括了高考制度的自愿合作者、非意愿合作者和不合作者等几种类型。
学校同一化面相的结果是缺乏个性，多元化的学校特色难以形成气候。高考以正当身份和地位挤占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时间和空间，塞满高中的时空。
2.校长学术身份和行政身份的分离
校长职务的身份结构主要包括学术身份和行政身份（注：学术身份是指由学术修养、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等能力主义指标组合所构建的身份，它通常包括学历学位、学术思想主张和学术著作等，既包括校长本专业的学术成就，也包括教育理念积累和思想修养。行政身份则指向校长的职位权力，是指制度赋予的职位身份。这里的“分离”主要是指二者的游离状态或者行政身份强势、学术身份退化的单一结构状态。）。理想的校长身份结构应该是二者合一，并以学术取向领导行政。但现实的状态却是分离的。除了学校管理中形成的行政主义主导惯性的原因外，高考主义取向通过学校奋斗目标的自觉归一强化了两种身份的分离状态。高考主义教育价值取向深入人心，它通过控制人的时间分配和空间位置、通过控制学校工作的重心和校长的主要精力而客观上起到进一步支持两种身份分离的作用。因为它让学校和校长的主要精力放在升学率上。这样的外部环境让中小学尤其是高中，不得不围绕共同的目标整体生存和竞争，无暇顾及包括学术环境在内的其他环境的系统建设。其直接结果是，校长容易成为追逐和完成升学指标的竞技者；教师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单一化；行政身份在高考及其技术主义的包装和支持下，以更加合理的名义扩展。它对学校及其管理造成的现实后果在当下是非常明显的；行政领导代替思想领导和学术领导；容易选择强制式的权力运作方式与时代的民主要求相悖。这些现实后果深深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和管理质量。校长职务结构不合理，说明校长还不完全具备解决高中矛盾性格、建设学校特色所需要的学术个性。
3.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两难选择
时代强调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现状是，高中教师对于高考以外的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意识到应该关注但又没有精力关注，而且觉得目前也没有大面积出现关注学校综合个性发展的大气候。强大的考试行政力量通过把高考纳入制度领域为之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不仅控制高中人现在的行为，而且也控制他们将来的、可能的情况。这一过程充斥着一系列的辅助权威，如行政人员、管理者等非学校教育过程当事人对教材编写和发放、考试、评价权力的垄断等，所有这些人都分享着合法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恰是培育教师自信、多元兴趣和专业发展的背景支持。这些权力的丧失必然使教师以高考为主要的唯一的兴趣，没有开创的自信，越来越远离专业发展的轨道。高考仍是高中最主要的工作，高考主义造就了高中教师高考技术拆解者的身份。
教师是高考政策、规则和动向的研究者、演绎者，是高考内容、方式的揣摩者，是高考技术的拆解员和操作员。几乎没有东西会像高考一样有概念上、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复杂性。教师和高中对这种复杂性绝对不能模棱两可和浅尝辄止。无论是高考内容、方式哪方面有微小的变化，高中课堂立刻就有被放大的圈地式的反应。这是高中教师目前最主要的生存支柱和事业支柱——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高中教师，这种能力是基本的和必须的。
选择这样的身份是必然而合理的。教育被高考零碎化，教师被高考技术化。这种技术被物化和实型化为特殊的教育资源，成为教师利益的诱导，引导教师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这种非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师创收的部分是其生产性的劳动，这些劳动所依靠的很大部分并非专业知识与技能，而是特殊的资源，如一所学校的品牌（是多年教育实践塑造的无形资产）、学校所垄断的出题机会以及教师对考试风格路线的熟悉程度，但这些资源是分布不均的，部分学校的优势是建立在对多数学校的排斥与剥夺中，教师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专业上的提升，相反，整体性教师的劳动却在贬值。[4]高考通过阻滞专业发展而与教师的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
另一原因源于公众社会和高中人共同遵循和认可的“如果……就……”的心智模型。在学校组织中，教师个体和群体参与运用一定的智力程序或认知机制推断环境状态，预测行动结果，以及为解决问题而作出决策的过程。[5]这些智力程序或认知机制由一系列“规则”构成，通常采取“如果……就……”的形式——“如果高考这么考，那我们就这么教”。因为目前的高考结构规定了各种行动或行为的收益或好处。
教师唯一不是的主要角色是教育的研究者和专业工作者。在社会转型和教育价值取向转型期，面对素质主义的挑战，教师易产生角色危机，如认知失调、身份失衡、行为失范等。角色危机的实质是高考技术资源的非专业化要求与教育本体需求的教师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三
从价值主体角度看，高考只涉及到两个当事人主体：考生和高校。它们彼此通过对方实现自己——高中的利益是用考生的升学率来间接证明自己办学成功，考生的利益是通过高中的升学率来获得的。升学率集合着高考当事人这一对价值主体的利益。由于要全面均衡教育资源，考试机构并不能完全代表考生价值主体的利益。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学校和考生之间原本单一的关系由于行政主义介入而复杂起来，第三者的调整往往和前面两个价值主体的利益不一致，造成的问题是：大学自主权受到限制，考生竞争激烈，高考怨声载道，而高中出入于二者之间只有左右应付——高考可以证明其真实的价值，可又不能违反规则，高中的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自然是两张皮了。如何引导和帮助高中走出矛盾处境呢？
1.教育新元素的生长是解决矛盾的内源条件
教育新元素的生长和出现，对于高中可追求的目标和可实现的目标的融合是一个福音。因为现代教育新元素的生长可以增加素质主义的底气和资本——它们是素质主义价值取向的生长点，能分解高考主义的气势，起到此消彼长的作用，使二者维持暂时的均衡与合作状态。这里要说的教育新元素主要指游戏、自主、和谐等元素，（注：游戏、自主与和谐等元素究竟是不是现代教育新元素？它们在古代的教育中甚至就大量存在。可近代以来科技理性主导世界，科学主义价值取向主导教育，这些元素或多或少地在现代课堂上消失了。随着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复兴，这些元素重见天日。在此意义上，称其为教育新元素。“新”是一种新生、重生。）成为解决问题的内部条件。
游戏是教育的本体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多少取决于教育本质属性显现和张扬的程度，游戏的存在比例影响着教育快乐成分的多少和快乐情绪的程度。人类及其文化保持着易于兴奋的特质，教育也是如此。游戏对于保持兴奋和创造状态至关重要。未来的高中教育和相应的文化中必然包含此元素，它的存在比例将提高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教育中是含有游戏元素的，或许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只是因为某些功利的外部力量使之被异化被隐匿了。在素质与创新为价值取向的时代，游戏元素有必要重生，而且应该提升教育生活中游戏元素的比例。
游戏元素带来的变化是对快乐教育和轻松教育取向的认同。游戏元素的重生对于素质主义的帮助有三点：在人性关怀层面上，能够让高中缓解深度的身体紧张和心理紧张，让教育生活正常化，使紧张和轻松自觉和谐均衡起来。在教育关怀的意义上，可以增加高中对全人格素质发展的兴趣和时间，淡化严肃与游戏的界限，使学校成为乐园和学园的复合体——而不仅仅是高考的场域。在培养目标意义上，可以让高中更加贴近和亲和可追求的目标。
自主元素要求学习者成为自我意义的建构者，而不是他人意义的复制者。这种想法和素质主义把学生当作学习主体的意愿吻合，它成为高考主义弊端的自然抗毒素之一。自主元素将引发学习方式的变革。
自主学习是学生自己主动而有主见地学习，包括四个方面：[6]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调整、优化自己的知识、能力结构；按照既定计划积极主动地培养自己，锻炼自己，提高学习效率和能力；在实践中能不断调整学习目标，在时间上进行合理的分配与调节。自主学习方式意味着学生参与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组织和提取的过程。
自主元素会变更师生双边的既定关系，瓦解课堂被动的传递关系，意味着学生在学校教育生活中有选择权利、探究权利和说话的权利，形成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的多向沟通局面。
21世纪教育共同的培养目标是，注重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人格的多元协同发展。一是在重视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视学生在能力、情感、态度以及社会性人格方面的全面发展，包括基础性学力、探索研究的能力、社会实践与操作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交往合作与相处的能力、自我反省与自我评价能力、多种情感体验的获得、个性的发展等；二是注重每个个体在知、情、意、人格等方面发展的多层次性——允许每个个体在各自发展潜能许可的条件下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人的多元和谐发展是教育目的和学校培养目标要重点考虑的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提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目标，得到了法规、政策方面的肯定。围绕人和谐发展的目标，中国教育改革从单项改革走向了综合改革的道路。中小学的改革思路很明确：[7]以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与个性发展作为整体目标，创设最佳教育教学环境，以学校内部教育系统的优化组合为主导，协调家庭、社会各种教育因素，使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地成长和充分地发展。
游戏、自主、和谐等教育新元素的生长为高中教育逐渐缓解矛盾性格提供了良方。它们营造了高中教育实践的另种形式，也充实了中国当下高中生活的素质主义内容，引发了与高考主义完全不同的训练方式，成为自觉解构高考图腾实践的内部力量。
2.高考制度外部环境的改革是解决矛盾的外源条件
目前，教育改革对高中采取价值引导、制度引导和重心引导的方式，对其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加以逐渐改造。
价值引导即利用素质主义价值取向引导学校工作，以学生人格的健康和谐发展为目的，重心在教师观念的转变和学生自主性的开发上。有意识鼓励和保护游戏、自主、和谐等教育新元素的生长，通过学习方式和组织学习方式的悄然变化自觉淡化高考符号，瓦解高考唯一的心态。因此，应该增加高中教育生活中的游戏元素，引导和利用学生自主的精神，更多地提供支持和谐发展的环境。这对于高考符号的非唯一化和素质主义意识的符号化，都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让高中自觉走出矛盾处境。
制度引导是指通过高考制度自身的改造及其外部制度环境的改造，来削弱高考符号的强势，通过增加高中教育生存的出路缓解高考压力，通过改造其后路来瓦解高考的强大联盟阵营。制度改造和变革是解决问题的外源力量，制度引导的重心是瓦解高考的周围环境。当然，这种孤立和瓦解都是善意的，其目的是让高中自愿摆脱矛盾。
高考改革的长远规划目标是，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与普及高等教育相适应，从选拔走向选择的招生制度。框架是：高校要面向市场自主招生，考生按照性向自主选择，统一综合考试，多次机会，宽进严出、宽进宽出、严进严出并举，中学与高考脱钩。招生计划、录取权都要放给学校。高校可以采取单独考试、联合考试或委托考试等办法，考生可以一人同时报考几所学校。考试院的功能要社会化，学校可以委托考试院组织考试，也可以自主考。考试院作为专业的考试机构提供中介服务，政府部门宏观地间接调控。[8]高考社会化尽管还不是现实的制度体系，但改变了人们计划体制生成的单性思维，把学历教育供不应求的矛盾推向了市场。它会导致考生选择多种投考的机会，使录取学校为招收新生而竞争——应试竞争转变成招生竞争，实现矛盾转移。
义务教育是高中教育的后备军。义务教育阶段的任何变革都会涉及到高中的生源问题。对高中较有影响的一项改革是新课程改革。新课程强调学习方式的转变，要求教师转变角色。它带来的问题是：按照新课程改革的逻辑培养出来的高中前的学生是否适应和适合当下高中的教育模式的要求？是否适应高考制度的要求？新课程改革的宗旨符合素质主义的时代需要，高中必须调整自己，教师必须调整自己，而不是抱怨初中毕业生“素质”越来越差。当高中在周边环境中感到孤立的时候，它就必须调整自己的坐标了。
重心引导是指通过高中教育重心由高考转向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和发展，来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心转移。这是来自高中自身的力量，它削弱的是高考在高中的目标化，成为解决矛盾的自身性力量。为了实现教育重心的转移，高中改革的重点是课程改革和校内评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其未来的主要趋势是实行选修课和学分制等有延展性的制度。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走向内容开放、形式多元、管理权力多极化的道路。在课程管理政策上，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相结合；在课程形态上，让学科课程（包括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相辅相成；在课程类型上，改变必修课统治基础教育的历史，使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
学分制是高中的未来选择之一，它是计算学生学习课程的方法，是与选修课匹配的策略。学分制会被作为符合素质主义价值取向的改革方法引进中国高中课程改革中。2001年6月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高中将试行学分制课程，2004年开始在全国建立试点。如果高考形势不再如今天这样严峻的话，高中就有时间用于开设符合学生多方面兴趣的大量选修课。选修课在高中遇到的一个必然问题是：某些选修课的内容势必超出高中教育范围，与未来的大学课程或专业兴趣有关。这里的工作就是如何让高中的选修课和大学专业沟通和兼容，这将成为引导高中和高中人把注意力转向选修课的动力。此外，学分制的实行还和学制的弹性程度有关。
如果考试社会化了，考生和学校分离的话，那么不以高考为实际目标的高中出路何在？笔者认为，如此就可以让高中教育摆脱尴尬，明确出路，将考虑三方面注意力的转移：在价值引导的基础上，注意力转向考虑学生的多方面兴趣和多元发展问题；在制度引导的基础上，注意力转向考虑教师的角色转型问题；在重心引导的基础上，注意力转向考虑学校自身的全面质量建设问题。这样的发展趋势表明，高中教育将会找到新的支撑点；高考作为一项公共权力将重新定位，高考将很平常很透明，高考将合乎教育伦理。因为教育筛选中的行政意志和市民在学历社会中选择考试、选择学校等教育权利之间的矛盾，通过能够普遍提供成功机会的高考政策而化解了。所以，高中教育矛盾的解决是一项社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