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择业控制点的结构及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分析论文,结构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自Rotter.J.B提出控制点的思想以来,控制点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很多人认为控制点是控制个体行为的重要认知变量[1]。在Rotter最初的系统阐述中,控制点是一种概括化的预期,个体依此估计自身对与自己有关的各种事件的可控程度;它由高内控——高外控的单维结构组成;内部控制和积极的行为后果相联系、内控个体敢于承担自身行为后果、不介意行为后果是奖赏或惩戒;而外控的人会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更有可能导致适应不良。以此理论为基础,Rotter从实证角度编制了沿用至今的单维控制点量表[2],此后最有名的控制点量表都是有关内控和外控的[3],例Keitz(1974),Reitz(1979)都是使用单维控制点量表对个体现状进行测量。但众多实证结果表明Rotter控制点量表的非单维性[4],因素分析可以提取两个因素:个人的(personal)和社会政策控制(socio-political control),Hui(1983)等人建议使用多维测量解释内控——外控分数[5]。另外,一般化的控制点概念在实际测量中受到挑战;Rotter在总结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时明确提出,原有的Rotter控制点量表是一般化的,如果人们对特定领域感兴趣,尤其是当环境中众多重要因素不断变化增长时,特定测量有其特有的存在价值[6]。现在,控制点特定化的测量成为主流。本研究拟从控制点理论的特定、多维角度出发,自编高校学生择业控制点问卷并使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进行评价,进而从择业角度客观描述当代高校学生择业控制点现状,为帮助学生适应当代社会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取自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经过考察招生分数、系容量、近两年的毕业分配等背景资料,最后确定在招生分数相当,系容量足够大(各年级男女生均超过35人),且近2年毕业分配有明显差异的自动化系(冷门专业)、统计系(热门专业)统一以宿舍为单位发放问卷。共有507名有效被试。其中男生278名,女生229名;冷门专业227名,热门专业280名;一年级99名,二年级138名,三年级138名,四年级132名。
2.2 问卷的编制
2.2.1 择业控制点项目和维度的确立
随机抽取90名大学生参与开放式调查。要求学生尽可能多的写出影响自身择业的各种因素。总结他们所列出的因素,从中提取26个项目作为结构式访谈的具体内容,让被试就每一个项目所涉及内容对自身择业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
结合26个项目的具体访谈结果,将其归纳在6个测量指标中。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控制点的测量,将该6指标分别划归到外部控制点(社会指标)和内部控制点(个人特点)两个侧面[7],其中属外部控制点的有:专业运气(例如,被试评价项目“专业前景”对择业影响非常大)、关系依赖(例如:被试认为“关系网”对自身择业影响非常大)、性别依赖(例如:被试认为性别对自身择业影响非常大),属内部控制点的有:专业能力(例如,被试认为专业突出对自身择业影响非常大)、个人努力(例如,被试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找到好工作)、选择能力(例如,被试认为明辨真假就能找到好工作)。根据6个测量指标编制初测问卷,共含有26道题目。
2.2.2 择业控制点问卷的初测
因为问卷已有维度结构的假设,所以在已有的维度假设条件下,计算每个维度的总分,再计算各个项目与所在维度分之间的相关,删除问卷区分度小于0.60的项目,形成含有16项题目的正式施测问卷:“大学生择业控制点问卷”。以Likert5点自评式量表记分。该问卷一个月重测信度为.91(p<0.01)。
2.3 统计处理
利用LISREL8.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利用SPSS10.0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自编择业控制点问卷模型的检验
将6个指标对应的测量项目合并求平均分,得到6个测量指标得分,分别对应于两个潜变量:外部控制点因子(对应三个测量指标:专业运气、关系依赖、性别依赖)和内部控制点因子(对应三个测量指标:专业能力、个人努力、选择能力)。
根据该假设,本研究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其协方差矩阵(见表1)进行估计和检验,得到模型整体拟合指数,结果见表2。
表1 择业控制点6个测量指标得分的协方差矩阵
专业
性别
关系
选择
专业
个人
运气
依赖
依赖
能力
能力
努力
专业运气
1.79
性别依赖
0.15
1.70
关系依赖
0.38
0.37
1.78
选择能力
0.20
0.13
0.29
1.41
专业能力
0.24
0.02
0.14
0.60
1.56
个人努力
0.36
0.07
0.04
0.51
0.75
2.20
表2 高校学生择业控制点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拟合度是检验假设模型是否与原始数据吻合的重要指标。Chou提出:模型拟合优良时,NFI,NNFI,IFI,CFI的值一般应该大于0.900,RMSEA(近似均方根)的值应该小于0.080[8]。从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情况来看,模型整体拟合指标NFI,NNFI,IFI,CFI中,NNFI指标不是很理想。模型矫正指数提醒,“选择能力”和“外控因子”有较高联系,因此在修正模型中建立二者联系(见图1),数据拟和指标达到优良水平(见表3),说明该结构模型成立。
表3 高校学生择业控制点修正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以此结构为基础,计算潜变量即控制点和其各个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每一个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数值均大于两个标准差,(见图1)。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图1 择业控制点测量结构及完全标准化因素载荷
3.2 控制点观测指标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首先,计算6个测量指标的平均分,初步了解学生对不同控制点的评价;然后集中探讨性别、专业、年级三个自变量对控制点的综合作用,从而为心理学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择业控制点提供有益的补充。
3.2.1 被试对控制点6个测量指标的评价
本问卷为五点记分制,分值越高,说明大学生认为该控制点测量指标对择业产生的障碍越大。对6个控制点指标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整体检验结果的Wilk's lambda值为0.72,,p<0.01,说明该被试群体在6个择业控制点测量指标上对个体影响水平差异显著。综合成对比较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使得控制点对个体影响力从低向高分为三个水平(每一级水平内部各指标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各级之间的指标得分差异显著):第一级为性别依赖;第二级为个人努力、专业运气和专业能力;而影响最为明显的两个控制点指标是:选择能力和关系依赖。
表4 控制点总体样本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测量指标M
SD成对比较结果
1.性别依赖
2.22 1.31
1<2,1<3,1<4,1<5,1<6,
2.个人努力
2.41 1.49 1<2,2<4,2<5,2<6,
3.专业运气
2.55 1.35 1<3,
3<5,3<6,
4.专业能力
2.61 1.37 1<4,2<4,4<5,4<6,
5.选择能力
3.02 1.19 1<5,2<5,3<5,4<5,
6.关系依赖
3.02 1.34 1<6,2<6,3<6,4<6,5<6,
注:成对比较结果中的1,2,3,4,5,6分别对应测量指标前面的数字;
成对比较结果含义:以“1<2”为例,表示性别依赖得分明显低于个人努力的得分,其对应p<0.05。
3.2.2 性别、年级、专业在控制点上的效应
考虑到控制点会受到性别、专业、年级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进行性别(男、女)×专业(冷门、热门)×年级(1,2,3,4)的2×2×4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三个自变量的作用下,6个控制点观测指标在不同样本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和假设吻合,更多的不同出现在外部因子上,因此这里只列出三个外控测量指标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5)。
表5 三个外部择业控制点的2×2×4方差分析表
从表5结果看,在“专业运气”测量指标上,专业的主效应明显,冷门专业得分高于热门专业得分(MD=0.46);年级的主效应明显,
;专业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明显,即:不同专业表现出不同的年级特点,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冷门专业上年级效应极其显著,
。
。
4 讨论
4.1 控制点结构分析
和职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工业/组织心理学通常利用Rotter等人的控制点概念进行单维度的一般化的测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控制点研究者认为:控制点是一个多元结构,内控点和外控点相对独立,而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4]。访谈中我们同样发现,虽然学生对不同择业控制点的分析各有侧重,但却表现出一个共同规律:个体往往同时强调不同控制点对自身择业的影响,而没有表现出控制点单维连续体中应有的内控和外控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此我们推测,内控指标和外控指标各自独立,相关不会很高。这种假设为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测量控制点提供了基本保证,因为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数据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潜变量之间不能存在高相关[9],而本研究的数据(内外控之间通径系数为0.22)吻合该假设。
总之,我们认为:内控和外控,类似于“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个体在内控测量指标和外控测量指标上各有各自独立的表现水平,不同水平的组合导致个体不同的行为表现。当然,这种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4.2 高校学生控制点现状分析
4.2.1 对控制点的总体印象
表4显示,被试认为外部控制点中“关系依赖”对自身择业产生最大障碍。访谈记录表明,很多大学生(占访谈总体的73%)都谈到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在择业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父母良好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可以显著影响子女的就业结果。尽管这一现象可以从社会体制不健全的角度进行解释,但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将择业障碍归于外部,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心理。我们应该关注:如何使大学生尽早接受现实,立足现在,针对择业的内部控制因子做出更多地努力。
另外,被试反应“选择能力”引起择业困难。我们在理论假设中将该指标归结于内部控制点的项目。但访谈结果显示:访谈被试中81%的大学生将自身无从选择归结为择业信息不公开、企业公司的信息网络不畅通等社会原因,而不是自身取舍信息的能力问题。本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础修订假设模型,将选择能力和外部控制点相联系。我们认为该项目结果一方面提醒高校在职业指导中,应该有意识的传授各种方法和技巧使学生懂得如何在现有资源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校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市场信息与学生需求之间有很大差距,建议学校、社会增强对学生的服务意识,增加择业服务内容。
结合访谈结果和表4,我们认为该大学生群体的择业控制点处于外部。尽管有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的外控属自我防御机制,可以有效削减消极的自我评价,在特定环境中是一种积极的个性特点,然而就长期效果而言,它会彻底降低个体对环境的积极反馈,是一种不适应性行为。实证研究显示:这种外控标准产生一种对外界强化物无动于衷的模式,其结果是个体没有能力依据外界刺激调节自身行为[10]。依据以上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必须慎重考虑事物的两个方面:短期外控的自我防御和长期外控的适应性下降。
总之,高校学生择业具有外控倾向,对自身重要生活事件——择业——不知如何负责,甚至逃避责任。当然,将所有失败归因于不努力是不现实的。正确的期望是内外控制点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应当鼓励学生将内部的(特别是努力)因素作为成功的最主要归因。这一观点与我国古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极其吻合。
4.2.2 性别、专业、年级对控制点的影响
对性别、专业、年级的分析同样强化了我们以上认识。
本研究的专业只是冷门和热门两类专业,综合年级效应可以看出,“专业对自身择业的影响力”随年级增高而逐渐降低。一年级学生(入学一个月)理所当然的将专业和自己的择业范围相联系,因此一年级冷门专业得分显著高于热门专业得分,但随着年级增长,“专业”和“择业范围”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处于专业弱势的冷门专业的学生对专业前景的紧张度明显降低。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众多报刊、杂志描述的现象:高校毕业生已不再将“工作单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重要的择业标准。
在“性别依赖”的测量指标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性别优势:女生比男生在择业上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到4年级时,这种担心更加突兀的表现出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冷门专业出现的自动化系在择业时有更为明显的男性取向,由此我们认为,不同性别取向的职业对个体择业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我们应该指导大学生群体、尤其是女生群体正视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回避对自己择业不利的专业取向,这样更有利于以自身能力把握择业机会。
在“关系依赖”指标上,年级对择业的影响表现突出。尽管主效应提醒我们:在得分上女生高于男生,冷门专业高于热门专业,似乎可以解释为男生比女生、热门专业比冷门专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但年级的变化给人的启发最大。多重比较结果显不,在1,2,3年级变化不大的得分在4年级突然显著提高,以至于男生和女生、冷门和热门各分样本的4年级得分差异不显著。具体分析,一年级,热门专业学生更希望仰仗自己的专业、而对人际关系要求较少。在前三年的求学生活中,学生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没有太大的变化。4年级面临毕业时,对很多男生而言,往日称兄道弟的朋友并不能给他预期的帮助;对很多热门专业的学生而言,理想的职业也并不会因为个体自身专业优势而轻易获得。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学生本身在求学期间缺乏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尝试。当学生面临毕业、被动接触社会时,才从想象回到现实,以致心理平衡被打破,对控制点的评价表现出显著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高校学生的职业指导任重而道远,高校应当为学生提供了解社会、了解社会需求的机会,应当尽早给予学生择业培训,尤其是观念上激发学生转变择业观念,建立创业观念;而学生自己也一定要充分把握各种机会、尽早了解社会,并有的放矢的锻炼各种能力。
5 结论
(1)控制点的结构远比Rotter当初的想法复杂,内外控制点相对独立,两维结构得到数据支持;
(2)高校学生择业控制点有明显的外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