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昌起义论文,民众论文,视野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研究，有的夸大其能力，有的丑化其行为，唾骂者多，同情者少，持论并非公允。本文充分梳理当时的档案材料，转换研究视角，多以民众(这里指一般士绅和一般官员)认知为切入点，拟重新诠释袁世凯。其实，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不愿出山，相反出山的态度十分坚决，并做了相当的谋划，其中军事谋划是重中之重；出山后不是一意孤行地镇压革命党，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战略，由主战转为主和；在政治态度上，袁世凯也能顺应时代潮流，最终赞同民主共和，使辛亥革命达到一接近共赢的结局①。笔者才疏学浅，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还需方家指正。
一 “不行不止，亦行亦止”
以往关于袁世凯复出问题的研究，由于采用的多是当时的报纸舆论，原始的档案材料不多，所以离事实的真相还有一段距离，如今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公布和出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成熟②。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面对清廷重新起用的诏书，袁世凯并没有推诿，而是“应诏即起”③。袁世凯在复张镇芳信中就明确指出：“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④并对清室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根本稳固，无论外省如何变乱，均尚可图也”⑤。袁氏之“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其实，北洋集团内部在袁出山一事上，确有争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袁克定、王锡彤、杨度等，劝袁不必应命。关于此事，曾为庆袁世凯寿滞留未走的王锡彤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二十一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皇皇然，群以为袁公必将起用。二十二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瞻(阮中枢)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惟余与云台(袁克定)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一派为赵秉钧、张锡銮等，主张应命而起，赵并进京为袁张罗一切，特别是维持京师治安方面，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倪嗣冲、张一麐等却更离谱，竟劝袁乘机称帝。面对此景，袁世凯力排众议，并打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⑥的口号。
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使得北洋内部变得逐渐团结，它不仅是袁氏在没有充分掌握政府与革命党之间斗争内幕情况下的当机立断，也是其本能的反应。旧时的官民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袁世凯此种表态，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其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统一了内部思想，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其次，有利于打消清廷对其的疑忌，得到清廷的信任。因为袁世凯起用时清廷内部意见并非一致，当时载涛就有督师前线的打算，但由于其没有军事阅历，被载沣、奕劻阻止⑦。再说从武昌起义到下诏起用袁是有一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信任袁氏的话，便没有必要往后拖的道理。最后，有利于联络各省督抚，当时各省督抚忠清的仍占多数，同时也能获得忠清官僚的好感。
当然，袁氏之所以勇于出山，并表现出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态度，是因为：第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当时价值导向上，忠君仍是主流观念，再说袁世凯世代仕清，其不愿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快，相比之下，袁氏此种思想便显得落后和陈旧了，这是后话。袁世凯不能一开始就做将来的事，我们也不能苛求他，那是时代的局限，处此境地的人远未有后来论史者超脱。第二，如果袁世凯不出山，恰恰正证明了袁的小气，他也有可能落为不敢出山的笑柄，一直做事精明的袁氏此时岂能糊涂！第三，袁世凯再起，对袁世凯和其家族来说，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尽管三年前的旧景历历在目，或存有几多伤感，但如今价值又重新得到了体现。朝廷呼之愈急愈切，却能说明袁世凯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之大。
有必要指出，袁世凯出山的时间，与督师前线的时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袁世凯迟迟未赴前线督师误为不愿出山的表现。而这却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
但是，从袁世凯接诏即起，到九月初九(阴历)袁世凯动身督师前线，将近二十天。这二十天里，袁氏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即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看似消极应对，其实背后却是积极筹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袁世凯复杂的心态。即不得不小心从事，静观时变，等待时机。一方面要取信于清室，一方面需应对革命党，取信清室就得赶赴前线，即“行”，应对革命党就要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要“止”，但是，对二者又不能操之过急，结果便留给人们“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的印象。
当时的舆论就指出：“袁项城既起用矣，应诏出山，力疾从戎，亦既许身报国矣，然终迟迟其行而不为剑，屡呈者何也？是岂以名将之裔而犹有惧敌之思与(欤)；或深悉其事不易遽平，而又有畏难之意与(欤)；或以国家急而用我，事平之后难免摈斥，故预怀鸟尽弓藏之感与(欤)；抑深见夫兵权之不划一，兵自为战，将自为谋，义不相属，终归于无成与(欤)。以上种种之心理何是何非，未敢解决，惟最后一说，差为得之。今日项城之所以不行不止，亦行亦止，於用行之时，而预定舍藏之约者，无他焉，以兵权之不划一也，兵权之不划一，则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此项城之所以阴怀退志也。”⑧事实也正如此，深谙军事之道的袁世凯，知前线督师并非一般之举，否则将“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为此，必须进行一番布置筹划。
第一，等待清廷赋予前线统一之事权。
尽管袁世凯还是“忠心耿耿”，但对清廷决策其掌握前线便宜行事大权毫无把握。这种心情在他复张镇芳信中即有流露：“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⑨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催促袁“武昌居天下上游，自古用兵所必争之地。今以勘乱属公，是朝廷为天下大局计，非为一时一省计，郭令公之平怀恩何让古贤！深盼速驾”⑩。袁世凯依然提及此一问题，他说：“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11)袁氏此时焦急等待的心情，亦委婉地通过各大员向朝廷传达，张镇芳、宝棻、张人骏、盛宣怀等，都为清廷赋予袁氏前线统一指挥大权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再加上这些大员的煽动，清廷不断对袁加官晋爵。有人认为“此时的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恐怕也是有清以来权力最大的汉臣了”(12)。这一点儿不假。
第二，调集得力干将和索饷。
维系军心没有得力的将领肯定不行。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在这20天内，大力奏调北洋干将，为其前线取得胜利奠定条件。他曾电奏内阁：
惟事体重大，头绪纷繁，必须藉策群力，方可免丛脞贻误。查有卸署江北提督、开缺副都统王士珍，公忠纯笃，久历戎行，素为将士所钦服。现在正定府养病，业渐痊可，拟请旨饬令王士珍襄办军务，所有增募新军、布置后路各事，即移委该员经理，以便凯付托得人，早日南下。又军谘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饶有识略，详明谙练，从凯治兵甚久。拟请饬令迅速来彰，筹商一切，并同凯南下，协商布置。闻该员将编集第二军，但此时匪情尚未深悉，备援不妨先定，而调拨不必甚急，俟凯抵前敌查看情形，会商先布守堵，探明匪情，再妥筹大举进攻，奏明办理。如必须第二军往助，再令冯国璋迅回带往，或令该管统制带往战地，近处编合成军，官军人数，原不甚众，宜合一路进行，似不必分途纾道，调度为难。再有副都统衔、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文武兼资，吏治营务均极谙熟；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均奋勇善战，晓畅戎机；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精明勤饬，武备学优；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候补知府袁乃宽，久任兵备，结实可靠；拟均调偕凯驰往前敌委用差遣。俟各该员抵彰后，筹商布署，即力疾就道。闻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业经销假，该员在镇最久，果敢有为，请饬下该统制迅赴前敌，以专责成(13)。
当然，这些将才仅是袁氏召集之一部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战争期间，没有粮饷是万万不能的。因而他“仰恳饬下度支部速拨款四百万两，以备拨支”(14)。由于粮饷准备尚未周齐，面对诸多催促，袁氏只得自己开脱“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先至信阳州，稍微布置，与荫大巨接洽后，即赴前敌”(15)。因为只有准备充分，饷源厚实，才有言胜的可能。
第三，调用熟悉外交的人才，打开外交关系。
袁世凯纵横驰骋清末十几年，深知外交之重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最困难之问题为外交。近年中国政府外交上无一定之方针，故外人对于中国之信用及感情上颇为薄弱”(16)。为此，一方面，直接上奏调集外交人才。他在致内阁电中就指出，“汉口商务最盛，华洋杂处，各国官商兵船麇集于此，现以该埠作为战地，必须处处留意，与外人随时接洽，以免横生枝节。查有海军参领蔡廷干、降调奉天劝业道黄开文，饶有胆略，才具宏通。拟请调往随营差遣，以资得力”(17)。另一方面，利用中央大员向清政府提议。他在致盛宣怀信中就抱怨：“各国中立，是以我之逆匪作为友邦，安有此理？汉口洋人惧祸及，或可以自保计，他处断不能一律，惜崧生(梁敦彦，时为外务部大臣，称病不出)不回，少川(唐绍仪)未必肯出，外交无大手笔，嗣后枝节必甚多，如设法使少川出山，各国事当可顺手，但不易耳。公意如何？”(18)袁世凯此时向盛宣怀致电，这看似不动声色的询问、抱怨、商量，其实，目的很明确：尽快帮忙重新起用唐绍仪，以打开外交局面。结果唐绍仪顺利复出。
第四，积极赈灾，安抚民众，理顺与各督抚之间的关系。
辛亥年是多事之年。年初，革命党起义全国轰动，不久四川路事件出现；连日阴雨使长江流域遭灾，饥民遍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凡有水灾凶荒等处，闹饥荒抢米，书不胜书”(19)。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就会倒向革命党一方。为了应对长江流域的灾情，袁世凯不但主动向中央请示赈灾，还派员到地方宣抚，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安抚民心。不仅如此，为了前线军事进展顺利，还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地方督抚的联系，或获得及时情报，或要求采购军用物资(20)，或要求派兵协助(21)，或要求支援武器(22)。各省督抚对袁世凯的要求也尽量给以满足。袁世凯在致内阁电中就曾提及“受命以来，凡各省督抚有来以军务询商者，无不悉心赞画。遇有所见，亦分别抒达，听其采择。现值军情万紧，各督抚均有地方之责，必须优予事权，以专责成。世凯只可遇事赞佐，断不敢轻掣其肘，但期诸疆吏和衷共济，相勉忠贞，或可挽救危局”(23)。由此可见，袁世凯之所以能短时间内布置得法，显然与各省督抚的协调帮助分不开。
此外，袁世凯还积极收集各地的情报，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多次“密令心腹分途至京沪密告两面军情”(24)。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总之，事无巨细，有关前线的一切都需要袁世凯布置和筹划，清政府又不得不倚靠他，所以军事指挥大权全部畀袁。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总习惯地认为，是袁世凯步步紧逼，向清政府施压要权，处此危机之下，清政府自然不得不顺从其意。如今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袁世凯权力的日增并非是袁世凯故意向清廷施加压力的表现，而是清廷为了挽救危机且对袁世凯不断信任的结果。但正是袁世凯这种“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的行为，增加了人们对其的猜疑。但研史者不能把这种社会上的猜疑和传闻，作为论史的依据。
二 “妥协辅之以武力”
袁世凯前线督师目的很清楚，其在致内阁电中就说：“虽成败利钝非所敢知，而效命疆场实世凯平生志愿。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25)未到信阳以前，袁氏也确实对前途抱乐观态度。各督抚大员，京中一般官僚也一样乐观，认为袁“东山再起，中外仰望”，“用旧部以剿新叛，鄂不足平”(26)。“武汉逆匪猖狂，得公出为镇抚，不难立见荡平”(27)。
但为了剿灭革命，袁世凯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费尽心机。并根据情况运用正确战术，陆海加攻，“电嘱萨提督轮派兵船，相机游攻，糜其子弹，疲其兵力。如有长炮，可猛毁其炮垒。又嘱冯军统布定守局，后出奇兵，攻占江岸，先通海陆交通之路。如兵力不足大举，即沿江岸先复黄州。并非株守，似与旨意尚多符合”(28)。汉口很快拿下，但让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革命党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存有愈挫愈勇的势头。再说，未至前线不知前线的真实状况，等袁真的身临其境，再加上国内外因素，袁氏不得不改变策略，由主剿改为主抚，用其告诉英使朱尔典的话说，即是“妥协辅之以武力”，且目标则为确实把握民意，而据此策定计划(29)。
袁世凯及时地改变策略，由主要运用军事手段剿灭革命，转而主要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夫袁氏之出也，其命意不过二端，一则欲以曾、李诸人自命，助政府以平革命军；一则欲逞此时机，愚弄政府，使兵饷之权既握于手，然后一反掌间使革命之功早就。此外决无第三义也，今忽有第三义者，谓政府欲借袁世凯与革命军讲和，袁氏亦将出而任之”(30)。有的表示不满，诸亲贵不用说，以前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都唏嘘不已，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对袁说：“窃谓现时机局，不让则战，更无他策。让之一字，非臣子所忍言，且于全国前途亦极危险。是欲挽回危局，非战不可”。并警告袁世凯“若稍审慎徘徊，有三事最为可虑：乱事不定，外人干涉，一也；财政艰窘，不能支持，二也；旷日持久，各路前敌军心断难仍前稳固，三也。以上皆为势所必至，不可不及早筹维”(31)。显然，是要袁世凯当机立断，不能求和，须继续武力前进。
现在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调整策略，遽变为“妥协辅之以武力”，无疑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
第一，对革命党人认识不断深化。
首先，“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为占踞，粮足器利，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32)。且革命之目的，并非为了扰乱社会，而是为了政治改良。他曾对人说：“中国目下所遇之时间太苦，欧洲有意土战争，举洲人士皆注目于其中，不暇顾及东土之事，而付加强邻逼处，乘隙蹈瑕皆在意中事。鄂乱既适起于其时，因应稍失宜，大局真不堪设想。革命党在各国政治上本有此一种人物，无足怪者，惟看政府所施行之政治如何，而政治改良一分，革命党即减少一分。”(33)由此可见，在袁看来，通过政治改良的方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其次，当袁派人与湖北军政府沟通时，黎元洪、黄兴竟有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之意，这不能不让袁心动。最后，汉口、汉阳大胜后，革命党仍然顽强抵抗，袁世凯担心贸然攻取武昌，即便战胜，难免革命党人转移他省继续活动，搞起游击战，将来局面更难收拾。
第二，兵单饷绌且前线士兵需要休整。
兵单饷绌，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虽然已向清廷奏准“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34)，但这远远不够用。为此，袁氏不断要求清廷增兵，其于九月十一日两电内阁，并说“昨在信阳晤荫大臣，据称前敌兵力已疲，非增兵不能进取。今至孝感接冯军统两次来电，谓汉口仍未下，相持数日，非增兵不可云”(35)。饷源同样也是袁氏颇为头疼的事情。因为清政府此时“库空如洗”。尽管北洋军是由袁世凯一手操练的，袁世凯出山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由于远赴湖北作战，不熟悉地形，旅途劳累，况且当时天气已渐寒冷，又经过数天战斗，前线将士都已疲惫不堪，需要作短暂休整。针对各要员督促袁世凯进攻武昌，袁不以为然，他认为“大举进攻武汉，必须筹备完善，一鼓歼除，未可猛浪从事。最可虑者，前敌稍挫，军气不振，兵心亦多不固，已详细分条嘱冯军统首先安抚兵心，激劝士气，较筹备尤为紧要。”(36)厌战情绪的出现和蔓延，使袁不得不从长计议。
第三，北洋内部对袁之忠告。
一开始，北洋内部对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袁氏幕府一重要人物王锡彤在袁世凯赴前线时，就告诫袁“凡事留有余地”，“袁公颔之”(37)。后来汉口战役获胜后，针对主战派的进攻，其又言：“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况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奇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弑君，将何以处袁公乎？”(38)当时孙宝琦亦电告袁世凯：“战事得手，深为忭庆，初九(十月三十日)，下诏罪己，朝廷实有息事宁人之意，不视革党为大敌。为公计，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似宜一面备战，一面迅遣干员，往见黎元洪，与开谈判，凡要求各件许为代陈，公负全国责任，宜相机早决，免致全国扰攘，渔人得利。仗公威望，革党必降心相从，长江息战，然后专力扫荡西路，早日肃清。拙见祈采纳。”(39)北洋集团内部意见，况且是于己的忠告，袁氏自然顺水推舟。
第四，外部因素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西方列强关心的是自己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害怕由于革命而深受影响。为此曾多次向清廷和南方革命党施压，外交团多次向南北双方发出严厉照会，特别是关于清军在汉口焚杀事件发生后。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谓“军官前在汉口焚杀商民，已为各国认为有背人道，今又有太原江宁各官军之任意屠戮平民，波及外人财产之事，请即查清答复办法，否则再有如此野蛮举动，各国即分派军队来华相机行事，以卫侨民而保权利”(40)。国内如果继续战争，外国干涉的危险无疑就会加大，这是悬在袁氏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再说，西方列强尽管表面上“严守中立”，实际则渴望南北和平解决，并多次透露愿意牵线南北的意思。袁世凯自然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建议，当袁世凯采取“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时，便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质疑。于是，其就把西方列强的调停当做挡箭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当时，陈夔龙就不满袁氏此举，非常愤怒地急电袁氏说：“所谓调和者，两方居同等地位，使各有开议资格。现今革党皆我臣民，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顷刻即可飞渡。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袁世凯一时无话可说，但云：“既经英使调处，不宜径行用兵。”(41)结果，陈夔龙自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生闷气。
第五，为了稳固京师。
尽管前线军事着着进步，可北方危机重重。陕西、山西局势日趋不稳，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袁世凯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后方，集中精力稳定京师。其回京后，就立即任命张锡銮为新的山西巡抚，并与革命军开始谈判；对陕西的革命党也进行了一系列布置，软化了革命党人，使动摇的北方局势一时恢复好转。袁氏认为只有巩固京师，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南方的革命，否则将前功尽弃。因为后院起火是件不好处理的事情，吴禄贞事件的发生，尽管没有造成实际影响，但袁氏心中肯定捏了一把汗。回京筹划，也表明袁世凯急进的军事手段告一段落。应该说，袁氏此举既是南北双方斗争的需要，又为袁世凯政治解决南北问题创造了条件。有人对袁氏的做法给以很高的评价：“项城以上游未易骤平，建议先固秦、晋、齐、豫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以次勘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画江而守。虚内而争外，根本一摇，大事去矣。自是老成谋国之识。”(42)
此外，清室的意向也影响着袁世凯的决策。其实，清室一直以来都主张和平解决南方的革命党，这似乎并未被人们关注。我们从当时其所发布的谕告来看，并没有不剿灭革命党誓不罢休之类的语言。汉口得手后，袁世凯之所以“令前敌暂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是因为袁氏奉“初九日恩旨四件”行事(43)。
袁氏“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最大体现即是力主南北议和。但议和并非无任何条件，无任何原则，而是以保全中国为前提与核心。其曾多次表露此意，“此次媾和须以保全国家为基础，若磋议妥善并不致破坏大局，如有为提议破坏者，则无论其旨趣如何予一律驳斥”(44)。“余以国家为前提，如有甘心破坏国家，不顾大局，无论谁，余当武力相见，决不稍容”(45)。由此可以看出，那种认为袁世凯只为权利，无视国家安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三 “对于共和也亦若即若离忽远忽近”
袁氏对民主共和态度的矛盾和最终转向，是其“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继续。如果说“妥协辅之以武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南北和谈以及拖延时日，那么“对于共和也亦若即若离忽远忽近”(46)，则是为了寻求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者已经触及南北问题分歧的根本。其实，这一时期，也是袁氏心态极其复杂的时期，左右为难，小心谨慎，其主要关注两个目标：一个是诸亲贵，一个是西方列强的态度与举动。当时外国驻华公使都为袁世凯担心，害怕万一袁世凯被杀或累倒了，大局不堪设想，且对袁氏艰难应付时局多有述论(47)。袁氏在这一期间对政策的再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以君主立宪为底线。
在袁世凯看来，相对而言，中国更适合君主立宪政体。袁氏出山后也一直奉行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在其对外宣言中可见一斑，他说：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人民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之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48)。
虽然此取自当时的《盛京时报》，但从袁氏出山后的举动来看，似属可信。其实这也与袁氏清末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袁世凯并不属于那种泥古不化，盲目守旧之流，其一直都以开明务实著称，是一渐进主义者，君主立宪制度也是其一贯支持和赞成的。
第二，继以君主民主可商量。
君主民主可商的态度，是袁世凯想充分了解舆论动向的重要体现，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袁世凯渔翁得利的重要阶段。在此，他一面利用清室压制革命党人，一面以革命党要挟清室。当然，袁氏之所以如此，是以当时的现实情势为基础的。
首先，自从唐绍仪默认共和事件发生后，北方越来越多的人对袁氏表示不满，有的甚至要袁世凯“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49)。满族宗室也蠢蠢欲动，“自到达北京以来，袁遭到了召请他来相助的皇室的猜疑和持续不断的仇恨，据说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危及他生命安全的境地。如果说一些年轻的亲王好像还顺从于他，那众多的满人却丝毫未减对他的敌意”(50)。处理不好，他们将来以勤王为旗号乘机复辟也未可知。
其次，北洋内部对民主共和态度不一，揣摸不透袁世凯意旨和心思的大有人在，由于受当时舆论的强势影响，倾向共和则是有一逐渐的过程。袁世凯即便有赞同之意，也不能轻易流露，因为其先前的政治主张一直是坚持君主立宪为底线的，遽然转变，至少也要有合适的理由和借口。只有慢慢来，等等看。虽说此时的袁世凯隐约认识到维持清朝已不可能，但为了顺利解决南北问题，清室仍是其拉拢的对象，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形式上的清室依然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控制旗人的妄动，发布全国性的命令等等。
再次，袁氏如果固执己见，就有诸多现实的困难。一方面“言和则词说已穷”，一方面“言战则饷械两绌”(51)。他认为：“若激励将士，勉强以战，财赋省份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茫如捕风，讨军实饷源何出？惟鲁惟豫，满目疮痍，地方素瘠，就地筹款为势所难，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辽东已为强邻所虎视，库伦早有背顺之萌芽，悉所币赋力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爵禄已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52)处此境遇之下，如果一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最后，西方列强对待政体的态度也影响着袁氏之判断。起初，他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左右摇摆。日俄英认为中国适合君主立宪政体，而美法却说民主共和也不错。由于袁氏心理渴望列强对其政权的承认，自然对他们的态度不敢漠然视之。
正因如此，时人曾对其有这样的评论：“袁世凯亦人耳，而我全国四万万人竟无一人能揣测其用意之所在者，此亦奇闻之事矣。将谓拥护专制耶，自停战以来似有赞助共和之意；将谓赞同南军耶，则通饬军队之电似又为抵抗北伐之备。”(53)以此来评价实行民主君主可商策略时期之袁氏，无疑是恰当的。
后来，我们总是嫌袁世凯赞同共和太慢，况且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不要忘了袁世凯是受当时政治思想条件制约的，他并不能脱俗，政治要讲稳妥，不是心血来潮，更不能轻易实验。因为其影响面之深之大之巨，无法估量，稍有不慎，将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现在看来，我们也不能轻易得出民主共和制度就一定胜于君主立宪制度的结论，其实一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最大衡量标准是看其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在于其形式(54)。
第三，赞同民主共和。
应该说，袁氏之赞同民主共和，并不是由衷的(55)，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为之。
首先，革命党人的毫不妥协。南北和谈的过程中，袁氏叮嘱唐绍仪坚持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底线，但和谈很难进展下去，结果唐绍仪有附从共和之意。尽管袁氏撤销了其代表职权，革命党人也并未因此而软化，仍是坚持民主共和。再说，民主共和确已形成一股很强的社会潮流，是袁世凯无法改变得了的，逆之更难。
其次，社会上一时反清呼声很高，劝袁之声也不绝于耳。熊希龄罗列清室已失君主之资格，劝袁世凯不要固守王朝之道。他说：“连日阅报，和议相持，势将决裂，大局之危不堪设想，在公左右为难，具有苦衷，然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征之事实，约有三端：一是满室对祖宗发祥地东三省，危亡在即，尚不见爱，更何爱于全国；二是满室所最密切者无如满蒙各旗之人，筹划八旗生计，结果敷衍塞责，满室对于满蒙同族尚不见爱，更何爱于汉人；三是武昌起义后满室最信任的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动摇，满室对于亲贵官吏尚不能得其信用，更何信用于今日之一般人民。以上三项事实征之，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不能再临臣民之上。”(56)当时的驻外公使也都语气极其强硬劝清帝“禅让”，当时“驻美钦使张荫棠，驻英钦使刘玉麟，驻俄钦使陆征祥，驻德钦使梁城，驻日本钦使汪大燮等联衔奏请皇帝法尧舜逊位，建设共和民国，情词极切，昨日已由内阁代递，并闻电中有过一周尚无确答即全体辞职”(57)。岑春煊、张謇等也都劝袁顺应时势，赞同共和，不要与人们的期望相悖离(58)。
此外，非理性因素的频繁出现，使袁不得不当机立断。当时国内再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南方不了解和谈内情的中下级军官，一直呼吁北伐；当然北方不了解内情的军官也作出强硬应对的响应，南北真战起来，想喊停都难。极具狭隘观念的人还喊“南北分治”，各省都督争权夺利思想严重，一个省甚至出现四五个都督。对此，当时外国人心里都捏一把汗，他们认为“分立主义倾向，和各省狭隘的地方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使中国四分五裂”(59)。京师暗杀活动防不胜防，特别是炸毙良弼的那次，更让袁世凯心有余悸。
显然，袁氏最终赞同民主共和政体，是遵从舆论，顺应历史潮流的重要体现。可是袁世凯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却很值得我们思考。他在《致各督抚电》中说得很清楚：
世凯卧病三年，无志问世，朝旨敦促，迭辞弗获，自督师洎入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乃大势推迁，内外牵逼，东南区域既皆瓦解，西北各省时复响应，资政院及各谘议局并商学各界均主不以兵力平乱；又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以致汉口复而海军继变，汉阳克而南京旋失；江海之权亡，财赋之源绝，虽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规复山西省垣，力保陕洛，收抚大同一带，免为支撑，北方赖以粗安。而潮流剧烈，到处灌输，民党散布京津，时谋举动，土匪又所在蜂起，分兵布置，防不胜防。重以六国调停，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不得已始有代表讨论之行，继有公决国体之诏，磋商多日，迄无成议，迁延愈久，险象环生，外人以商务赔款，时有责言，会匪土匪焚掠淫杀，均以大局未定，难於剿办。近则库伦、伊犁、呼伦各处纷告独立，西藏变动屡现，内多糜烂之患，外动干戈之机。民军时复分道北攻，齐豫则警报频来，徐颍又援师莫继，兵饷多方凑发，异常竭蹶，年内非有百万不克度岁，而军心摇动，政见变迁，若再相持，转瞬春融冰泮，民军北来，欲战不能，欲和不及，非但生灵涂炭，必至京师震惊。何以安宫廷而保陵庙？何以全皇族而活旗民？世凯遭此困难，祈死不得，求去不允，与惟德等私忧窃叹，辄至相向泣下。近者各国驻使，各埠商团，各处议会，各路军队，各省督抚纷纷来电，咸谓人心趋向共和，断难逆遏，事机危迫，呼吸存亡，与其为城下盟，后祸不堪设想，何如恩出自上，早日宣布共和，俾君上不失尊荣，国民乐为酬报，并责以不应以两宫及北方生命财产为孤注，侥幸一战，不虑万全。慈宫亲贵鉴观大势，默察舆情，迭次召集会议，均主万无可战之理。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寝陵及安全，两宫相训勉并谓万不可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栗惧莫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懿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永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年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厉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60)
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论远不同于我们当下主流史学观念的认知，而论史者与历史的亲历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何以有如此大之差异，这也许正是历史研究的深奥之处。袁世凯时代早已过去，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审视这段历史，并非就意味着为袁世凯翻案，为专制招魂。袁世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能以坊间流行的观念为真，要以充分的翔实的史料为据。有必要指出，尽管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赞同过民主共和，促进了辛亥和局的出现，但遗憾的是，他不能善始善终，后来却走向了民主共和的反面，搞起帝制自为，所以终为人民所唾弃。但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后来的帝制自为，便否定其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总之，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之袁世凯还远未能盖棺论定，拙文从民众认知的角度立论，由于视野所囿，还难以准确地触摸到历史的真相。客观、历史地还原袁世凯，仍需我们做进一步努力。
注释：
①有不少较为客观的评价，其主要著作有：季云飞：《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廖一中：《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侯宜杰：《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向季云飞先生请教》，《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马勇：《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学术界》2004年第2期；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谢俊美：《袁世凯成败简论》，《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张华腾：《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夏斯云：《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丁健：《辛亥袁世凯再起述论》，《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丁健、马丽：《辛亥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处境的两难》，《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等。
②刘路生先生已对袁世凯复出条件进行过详细的考释，且对传统的“六条件说”提出质疑，以大量事实为据提出八条件说。令人信服。请参见前揭文。
③《盛宣怀致载泽电》，陈旭麓等著《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17页。
④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⑤《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26～327页。
⑥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7页。
⑦“要闻一”，《申报》，1911年10月24日，第1张第5版。
⑧《论鄂中之兵权不一》，《申报》，1911年10月30日，第1张第2版。
⑨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⑩《张人骏致宝棻送袁世凯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发)，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1)《袁世凯致张人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2)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个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
(13)《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4)《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5)《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6)《袁内阁平乱之政策》，《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七)。
(17)《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18)陈旭麓等著：《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19)《论今日乱机之多》，《申报》，1911年9月24日，第1张第3版。
(20)袁世凯为解决驻鄂师舰及鄂兵船缺米、煤等军用物资，曾要求清廷“饬由两江、江西委员筹办”。清廷毫不含糊，立即应允“著张人骏、冯汝骙饬令上海、九江两道迅速筹办接济，勿稍贻误。”此外，袁世凯还要求河南巡抚宝棻、山东巡抚孙宝琦采购麦面。见《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29、1134、1158页。
(21)袁世凯曾多次要求第二军南下，第二军组成包括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主要牵涉山东、奉天、直隶等省，其时山东巡抚孙宝琦、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应允拔队开往前线，但由于后来形势有变，第二军实未形成。见《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第1101页。
(22)《宣统政纪》卷62，《清实录》第60册，第1129、1138页。当时袁世凯曾多次电奏清廷要求各地协助枪炮，先是向张人骏要江宁新军管退炮三十六尊及全数子弹，又要东三省、直隶协拨快枪及子弹：“现召募军队，需用枪炮甚多，东三省协拨快枪五千杆，直隶省协拨快枪三千杆，实不敷用。现闻奉省尚存有八十八年式枪四万杆，请饬该督迅速借拨一万杆，每杆子弹一千粒，直隶总督仍借拨快枪三千杆，每杆子弹一千粒，并请饬直东两省协拨快炮五十四尊，以备应用。”清廷立即准许袁之要求：“著赵尔巽、陈夔龙按照所奏迅速如数协拨。”
(23)《总理大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4)野史氏编辑：《袁世凯轶事续录》卷1，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2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方裕谨选编：《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6)《张人骏复袁世凯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亥发)，徐艺圃选编：《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7)《恒龄、连魁、松鹤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28)《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29)《朱尔典致格雷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2页。
(30)《袁世凯之前途》，《申报》，1911年10月29日，第1张第3版。
(31)《陈夔龙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19日)，杜永镇辑：《武昌起义期间各处致袁世凯的函电及探报》，《中国历史文物》1979年第1期。
(32)《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33)《袁项城洞知事变》，《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七)。
(34)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35)《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等电》(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6)《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电》(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方裕谨：《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37)(38)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8、520页。
(39)《孙宝琦致袁世凯电》(九月十二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0)《外交团照会之严厉》，《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七)。
(41)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317页。
(4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43)《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九月十三日)，《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44)《袁项城之时局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二)。
(45)《袁内阁最近之国事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七)。
(46)《清谈》，《申报》，1912年1月28日，第3版。
(47)在此不再赘述，相关内容请参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等。
(48)《袁内阁之政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一)。
(49)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
(50)法国陆军部档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51)赵增越选编《宣统三年清皇室退位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第33页。
(52)《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申报》，1912年1月30日，第3版。
(53)《清谈》，《申报》，1912年2月11日，第3版。
(54)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55)马勇先生曾指出，袁世凯是一“有限的共和主义者”，理解之相当深刻。相关论述请参见前揭文。
(56)《熊希龄等致袁内阁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一)。
(57)《驻外公使电请共和》，《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七)。
(58)赵增越选编《宣统三年清皇室退位档案》，《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第34～35页。
(59)法国外交部档案，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249页。
(60)《致各督抚电》，《临时公报》，通告，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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