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报告文学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夏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夏衍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不在戏剧，而在报告文学。夏衍的报告文学起步虽晚，起点却高，他缩短了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的距离，又为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是夏衍把中国的报告文学推向了成熟阶段。
关键词 文体意识；新闻纪实；包身工；文学性；真实性；准确性
夏衍的报告文学创作始于30年代初。当时“左联”十分重视提倡发展报告文学。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夏衍，带头响应“左联”的号召，一方面撰写理论文章，积极倡导通讯、报告的写作，努力发展“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①一方面沉到生活的底层，积极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
夏衍的报告文学一开始就把关注点投向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经济及中国资本家的关系，表现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斗争。这一切入点的选择，对夏衍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也十足地显示出一个革命作家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风范。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夏衍就积极投身于日本的工人运动，并因此而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艺，对中国的民众的生活状况依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gge)”的口号，并号召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号召作家去感受“那边积郁着要爆发的感情”，去体验“那边展开着的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去捕捉“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去点燃“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夏衍作为“左联”的领导者，他是忠实地执行这一决议的。于是，他一头扎入“社会地下层中”，挟时代的风雷，走向了通往“集团艺术的路。”②
1931年10月，夏衍以突如的笔名在《文学导报》第6、7合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劳勃生路》。当时“9·18”事变刚刚发生不久，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不抵抗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这篇作品以工厂壁报的形式，生动地报道了上海沪西民众在劳勃生路举行反日大会惨遭日本兵的杀害，以及广大工人在赤色工会号召下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的动人情景。作品边叙述边抒情，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作了血泪的控诉，同时，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我们工友们自己的政府苏维埃”这样令人振奋的革命口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较大的篇幅写了他和被日本兵打成重伤的工友杨阿四的谈话，通过杨阿四的身家遭遇，使我们看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无穷苦难，看到了民众正在血的教训下开始觉醒，开始集聚力量，“要动众”。这篇作品在艺术上虽不够完美，但它通过写人去揭示事件的本质，显示了报告文学以人为本体的因素正在日益增强。1932年，上海爆发了“1·28”抗战，包括夏衍在内的许多作家深入前线，写出了许多反映上海军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通讯、报导。其中，夏衍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写日本革命士兵委员会的活动，以其选材角度的新颖及阶级观点的鲜明，再一次赢得了读者。
1936年，夏衍终于以他的创作实践，把中国的报告文学推向了成熟阶段，其标志就是《泡》和《包身工》姊妹篇的相继问世。《泡》发表于1936年2月出版的《文学》第6卷第2期。作品以辛酸愤慨的笔调向读者报告了肥皂厂青年女工彩云的悲凉幻灭。彩云因劳累过度而患了肺病，但她隐瞒了病情，仍抱着虚弱的病体拼命的做工。她之所这样作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一个说来可怜的愿望：再坚持干上半年，就可以因干满五年而领到厂方的一点线，然后用这点钱去买嫁妆结婚。可是当她干到快满五年时，厂方却以给肥皂打印不清楚为借口把她辞掉了。彩云用自己的泪水和血汗吹起来的令人眩目的“泡”破灭了，留给她的只是一身病痛和对生命的绝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昭示人们，寄希望于资本家，靠个人的拼命劳动，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是改变不了自身可悲的命运的。
如果说《泡》是从一个女工的遭遇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血腥罪恶，那么，《包身工》则是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通过包身工的群体生活，揭示了包身工制度的野蛮性、残酷性，从而使作品获得了更为深刻更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包身工》写于1935年秋，发表于1936年4月出版的《光明》创刊号上。这是夏衍为适应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经过长期调查和酝酿，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透辟的分析和评论，挑开了黑暗现实的一角，使人们通过殖民者伪造的“友善”的面纱，看到了“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③深刻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篇作品的发表，对激发全国人民仇恨中外阶级敌人，积极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无疑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和动员作用。
《包身工》不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侮辱、剥削和压迫包身工的血腥罪行，而且通过一幅幅血泪斑驳的生活画面，深入地剖析了包身工制度产生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作者通过对包身工经历的追述，诉诸人们，包身工这一罪恶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伴随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应运而生的一颗毒瘤；而这颗毒瘤一经产生，便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剧，迅速地得到恶性的发展。同时，它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作者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指出包身工制度完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揭示包身工非人的生活遭遇，剖析包身工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不是目的，夏衍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激发民众的感情到理智的觉醒，他深信那些在锭子底下呻吟的冤魂必定会转化为怒吼的战士，把罪恶的包身工制度连同整个旧世界彻底埋葬。作品的结尾，犹如一道劈天的闪电，把包身工那阴暗的角落照亮，使作品从悲愤、压抑的氛围中透出一股坚定、乐观、充满希望的情绪，给读者以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和着时代的呼啸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感召着作家选取“最直接而单纯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记录出生活的事实。”④夏衍也和许多作家一样，“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摧残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致礼”，⑤连续发表了《战斗日记表的一页》、《血写的故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和《上海还在战斗》等报告文学作品，及时地报道了“8·13”上海抗战的实况，表现了上海广大军民英勇抗战，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即使撤离了上海，辗转到内地之后，仍不时有报告文学问世，如《广州在轰炸中》、《粤北的春天》、《长途》、《广州湾通讯》、《走险记》等。这些作品虽然由于写得急促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然而它却以“时效”和真实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抗日战争的某些生活场景，激动过千百万人的心灵。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新变。《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划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划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划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划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划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的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钩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烂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划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断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那对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那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这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夏衍的报告文学浓化了文学色彩，对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有的作者干脆将报告文学小说化了，使人很难辨别他写的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不过，夏衍在这方面是清醒的，他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了个严格界限，这便是真实性的原则。
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历来颇多争议，夏衍却始终不渝地认为“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⑥不但要写真人真事，甚至连虚构、夸张也是不允许的。他的报告文学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原则。为了写《包身工》，他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先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详细地了解了包身工的来历、帮派及其身世境遇。光有这样的间接了解还不行，还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于是夏衍又不辞劳苦地足足做了两个月的“夜工”，亲自深入到包身工劳动的车间和住宿的工房，具体地考察了她们的劳动条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及工资待遇、生活状况，从而占有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但这些只不过是保证报告文学创作具有真实性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与运用这些材料。夏衍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筛选要严，运用要准，不走样不变形，杜绝任何虚构的夸张，甚至连“芦柴棒”这个十分形象的绰号也不是他凭想象臆造的。夏衍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准确性，不仅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形象说服力，而且从根本上把报告文学和小说区别开来，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摄取准确的现实，坚持真实性的原则树立了楷模。
本文于1994年10月8日收到。
注释：
①②沈端先：《到集团艺术的路》。
③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④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
⑤胡风：《论战争时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
⑥夏衍：《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