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早年的重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早年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重农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先生生平的研究日益深入，鸿篇巨帙硕果累累。然而其中关于孙中山早年（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前）的重农思想，即力主兴办近代化农业的主张则鲜有论及。殊不知这一主张对于他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兴办新式农业的重农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早年的效法西方大兴近代化农业思想的产生，主要由下列一些因素所促成。
第一，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数代务农的家庭，亲邻友好大多为农民。他幼年曾参加砍柴、除草、排水、放牛等劳动，在潜移默化之中即产生了热爱劳动、关心农业、同情农民的思想感情。他后来虽然成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领袖，但一直关心着居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生活，这显然是与他长期所受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耳濡目染，孙中山对于日趋严重的农村贫困化和农民的苦难生活也是十分了解的。他说：农村的形势是异常严峻的，“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①]。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由于千百年来，农业“恒守古法，不思变通”[②]，陈陈相因，停滞不前。为了摆脱这一落后的窘迫困境，孙中山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引入新的农业科学和技术设备，“大兴农政”改革旧式农业，使中国跻入近代化行列之一途。
第二，就读西校时的诱导、启迪
孙中山在13岁后，远渡重洋前往侨居檀香山的长兄孙眉处，得以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化教育。他学到了在故乡书塾中所没有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植物、动物、化学、物理等课程，使他深受启迪。而长兄孙眉采用科学技术经营畜牧业及商业发家致富的情况，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年之后，又在香港进入高等院校读书深造，知识日丰，见闻益广，孙中山终于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之一，并且产生了以近代科技手段改良祖国农业的强烈愿望。
他说：“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③]。所谓“新奇”，指的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他自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④]。这里所说的“达文之道”，系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孙中山自称一向“留心植物之理”[⑤]，对农业尤为关心。故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⑥]，其从达尔文学说中获得启发自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速说的西方“格致政事”，即对政治上的兴衰隆替亦能深入研究其成败得失的基本原因。从不断变化、进步的世界形势看，以农立国的华夏古国，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⑦]，只有将农业作为治国之本来抓，紧紧跟上时代步伐，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社会现实生活的体验
广东是滨海省区，由于阶级矛盾严重，有清一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降及清末，农村的破产失业问题则更趋严重。孙中山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吏治不修，“纲维败坏”；政风恶劣，“公行贿赂”[⑧]，而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2.水利荒废，“灾荒频见”，以致“饥馑交集，哀鸿遍野”。3.耕作方法落后，产量低下，农民胼手胝足常年辛苦而不得温饱。4.人口日增，耕地日少，许多地方都出现“人满之患”、“伏莽时闻”[⑨]的严峻形势。
至于如何解决形势日益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孙中山除了提出选用“贤才”、“修我政理”等主张外，则力主学习泰西农业新法，作为挽救之策。他自称对于“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⑩]。他所说的“穷求其一”的西方专门之学就是近代农业科学。因为他此时深感自己对农田水利以及“树艺牧畜诸端”，均能“洞悉奥窔”[(11)]，故望清廷能够委以大兴农政的重任，以展救国救民之壮志，庶不负生平所学。
据上可知，孙中山早年重视农业近代化思想的形成，殆系多方面因素所使然，故能剀切陈辞，悉中肯綮。
发展近代化农业的主要宗旨
首先，孙中山主张“以农为经，以商为纬”
他认为必须把重视农业与发展商业作为治国之本，因而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12)]的建议。所谓经、纬，本是指纺织品的纵线与纬线，在这里乃是用来比喻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就是把“礼”作为治理天下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来看待的。
孙中山鉴于晚清时期的农业远较欧美先进国家落后，而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又轻视商业，视之为“末”。他为了“谋富强”之策，从有利于“国计民生”[(13)]的角度出发，并从其兄孙眉在檀香山经营农场和商业因而积赀致富的经历中获得启示，遂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希望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以发展新式农业及商业，以便中国能够早日跻身于先进的富强国家之林。他说：商业之功在于能够“转运”各地货物，“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14)]。例如农业所需要的机器、化肥之类的物品以及大量农产品的销售，都端赖商业渠道为之供应或运销。他认为如能做到“地有遗利，民有余力”，而“百货畅流，商贾云集”，即可实现“财源日裕，国势日强”[(15)]之目的。因此，兴办近代化农业与商业是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
第二，采用科技方法，以求提高粮食产量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管子有言：“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16)]。如果连年荒歉仓无余粟，必将造成饥馑相望饿莩载野的悲惨后果，进而激化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宁。因而孙中山严正指出：“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治国之“大本”，只有“地能尽其利”，才可使“民食足”。为此，必须仿照欧美各国之法，采用新式科技“经略其事”。此其一。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力求“使同等之田，产数亩之物”，从而实现“费力少而成功多”[(17)]之目的。此其二。另一方面，他认为发展近代化农业必须从综合性的角度进行全面考虑，自不能仅仅局限于稻、麦、豆、菽之类的粮食作物。易言之，兴办新式农业应当农、林、牧、副、渔诸业并举，以期平原、山岭、高地、陂塘、湖泊、沙漠皆能充分利用，创造财富，以尽“地利”。此其三。
第三，发展新式农业，期能解决“人满之患”
中国人口众多，早在百余年前即已超过四万万。故孙中山在其年青时代即满怀忧时忧国之心，以沉重的心情严正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由于人多地少和经营方法落后，“丰年不免于冻馁，而灾荒必致于死亡”[(18)]。然则，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满之患”的问题？孙中山在进行了反复思考之后，认为应当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货能尽其用”；二是充分发挥“电风水火”的作用；三是“货能畅其流”；四是“节惜物力”，“而裕民生”；五是大兴“农政”，即用科学椊法种田，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也”[(19)]。
第四，兴办新式农业，以补洋务运动之不足
孙中山对于清政府自19世纪60年代之后兴办的“自强新政”，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说：“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20)]。
然而，对于洋务派未能重视兴办近代化农业以解决军需民食的问题，他提出批评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在这里，他直抒胸臆，无所隐讳，指出洋务新政中的“憾事”（实即失误），反映了他对振兴农业的卓越见识和迫切心情。他所说的“憾事”，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洋务派在思想上没有重视农业。孙中山认为中国历代王朝都一直是把农业作为国家的一项“大政”看待的，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而今天提出用西法兴农，不过是“广我故规，参行新法”而已。
其二，孙中山认为要仿行西方先进农业，必需从培养专门人才入手，始克有济。可是，洋务运动推行三十余年来，“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21)]。这就反映了政府当局对改革旧式农业全然未予考虑。按：中国近代派遣青年前往欧美留学，始自19世纪70年代，但主要以学习陆海军为主，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成为建设新式军队的骨干。1872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选派幼童120名分批赴美留学，乃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而这百余名留学生中，以学习理工者为多，间亦有学习文、法、医及海军者。遗憾的是，学习农业者竟无一人[(22)]。这一情况，直至1894年甲午战前基本未变。
其三，洋务派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在国内设立一些新式专门学校，如广方言馆、武备学堂之类，但却未能及时兴办新式农业学堂，更没有聘请精通农业科学的“西儒”担任“农学之师”，以培养有志于兴农的青年学子。因而全国上下不知新式农业为何物，各地“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以致产量滞后，“民食日艰”。关系到国家治乱之源的农业问题遂日趋严重。
为此，孙中山强调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为了解决洋务运动之失误，故“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23)]，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兴办新式农业的具体措施
为了使自己兴办新式农业的思想能够付诸实践，孙中山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略而言之有如下四点：
第一，设立农官，“总揽大纲”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历代封建王朝虽有礼、兵、工、户、刑、吏六部之设，但对于农业却从无专门机构加以管理，仅由户部派员兼理而已。孙中山主张步武泰西，从上到下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农业组织。在中央设立农部，“综理农事，参仿西法”[(24)]，“总揽大纲”[(25)]即负责制订振兴农业的全面规划，向全国推广实行；在各省设立农田水利使，由“藩、臬、道、府”中遴选“精练”者充任，根据中央农官之大纲，制订本省之内应兴应革之事，贯彻执行。而各州、县农事，则责成州、县官将兴农之事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如果兴农有方，垦荒有力，“开辟财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经上级道、府“查验得实，乃得保以卓异，予以升迁”。否则，如果兴农无大成效，仅仅完成“折狱催科”的一般任务，只能“谓之循分供职”，属于平平庸庸；等而下之，倘使兴农无方，甚至借兴农为名，收受贿赂，徇私舞弊，“需索供应，骚扰闾阎”，一经发觉，除革职外，还要“重治其罪”[(26)]。显然，孙中山是以法制的手段，严澄贪墨澄清吏治，以达到大办新式农业“兴事劝功”的目的。
第二，讲求科学方法，进行多种经营
孙中山认为科学技术日益昌明，自应积极讲求，以提高农业产量。首先，需要从土壤学的角度全面考察统一规划。“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即根据土地的高、卑、旱、湿，以及土壤的不同性能儸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其次，还要考察天时与农业的关系。“早寒之地”及“温和之乡”，因气候不同、节令互异，就要在不同时间进行播种。例如同样是小麦、水稻，南方与北方的种植时滀即各不相同。只要措施得宜，北方虽冷，农林渔牧“严霜不虑其摧残”；南方燠热种植禾稻，“一岁何止于三熟？”其三，使用化肥，争取丰收。孙中山认为：磷、钙、钾等化肥应该及时适量使用，以补人畜粪之不足而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对化肥则需不断研究，不断改进，以收“无微不至，无物不生”[(27)]之效。其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必须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但“何处宜耕，何处宜收，何处宜蚕？”则应通过调查研究，合理布局，采用最新科技，方能丰产[(28)]。
另一方面，不论是稻麦黍稷、花木果蔬乃至牛马猪羊，均须采用科学方法培育良种，才能收高产、速生之效。对于最新科技，孙中山提倡尤力。他说：“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入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此处所云的“用电之法”，殆即后来普遍推行的温室大棚，可以自动调节室温、湿度与照明以促进作物的生长，故孙中山称之为“是诚巧夺天工矣”！必须指出，在一百多年前，这种温室刚刚在欧美出现，中国人士知之者甚少，而孙中山就主张立即效法采用，这就充分反映他的积极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精神。
第三，中西结合，发展优势
孙中山认为在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数千年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良传统及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此，他提出了“综理农事”之时必须“参仿西法，以复古初”的观点。所谓“以复古初”并非恢复古代的农业生平，首先是指发扬古代的重农精神及优良传统；其次则是指要认真整理、总结千百年来流传久远的农学精粹，诸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典籍，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只有中西结合，精益求精，充分发展自己的优势，才能使中国的近代化农业焕发出新的光彩。
为了说明问题，孙中山举例说：养蚕、种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丝绸、茶叶一向为中国出口之大宗，在国际上久享盛誉。可是近代以来，由于未能使用新式科学技术以改进品种、种植及加工诸法，遂致这两大传统的外销产品反而日趋落后。他不胜惋惜说：“印度、锡兰所种丝茶，反寝寝乎胜于中国”，这不能不令人引为深忧。他认为丝绸产品之优劣，取决于蚕茧的好坏，而蚕茧是否符合应有要求，又视桑、蚕的情况如何而定。由于蚕农墨守陈法未能改进，“养蚕未善，不能医蚕之病”，故影响丝绸质量，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往往失败”。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漠然视之，将会使原属中国独步于世界的丝、茶产品一蹶不振，进而影响国计民生。
为了重新提高丝、茶产品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孙中山强调指出：当前急务一方面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另一方面则要派人“到外国学习”，以求掌握最新的种茶、植桑及养蚕技术，“并购备机器”用来制茶、缫丝和纺织[(29)]，以代替原来的手工操作，庶可将最新产品投入国际市场，在商品竞争的大潮中再展雄风，从而还可推动国内其他有关的工商业的发展。
第四，屯田边疆，修筑铁路以固国防
孙中山在其早年萌发重农思想之时，即敏锐地看到中国的东北、西北以及西南边疆地区地旷人稀，而强邻环伺虎视鹰瞵，实在使人忧虑。因此，他主张凡属边疆之地，“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以固国防。
屯滔戍边本是中国历史上常用的一种抵御外侮的方式，但古代采用此策的主旨在于解决军粮供应的困难。孙中山则是从振兴农业与巩固国防的双重目的出发，既有军屯也有移民实边的民屯。他主张移民边疆进行多种经营：“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要使沙漠荒地成为绿树成荫、牛羊成群之所。在畜牧业兴旺发达的基础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即就地取材，发展毛纺工业。在西南边疆气候温和之区，“则教以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30)]，即建立新式的棉纺厂、缫丝厂、制茶厂，将成品外销以增加财富。这也就是上述孙中山所提出的“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主张的具体表现之一。
抑有进者，孙中山还深刻地看到仅仅移民屯田还不足以巩固边防，因为各项粮秣物资的供应、军需武器的接济以及军民商贾的往来等等，如果没有铁路为之运输都是十分困难的。因而他说：“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捷”，“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由于近代社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31)]。于此足证，孙中山对修建铁路重视之深实非一般人可比。后来，他于1912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之际，就决定“舍政事，而只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务“使中国全境，畅通无阻”[(32)]。其大兴铁路的思想实肇始于1894年之前。
重农思想的性质及影响
孙中山早年的重视近代化农业思想反映了他爱国爱民的殷切心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敏锐眼光。他批评洋务运动对于农业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3)]，显然是正确的。为了身体力行以为天下倡，他还打算“将躬搡耒耜，以农桑新法启吾民矣”[(34)]。在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对“欧洲富强之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其强调的重点则是“地能尽其利”，即大兴农政、大办近代化农业的主张。在这封长信之末，他向李鸿章戫示愿意“往游寰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指李鸿章）有意以兴农政，则文（即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审慎安排，“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因此，他深望“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可见，孙中山对农业的重视堪称是“一篇之内三致意焉”。
遗憾的是，李鸿章当时因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忙于应付对外事宜，既未能认真考虑这一正确合理的农业改革建议，更未能接见这位上书的青年志士，并畀以前往欧美考察农业新法的重任，仅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以致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35)]回到上海。
如所周知，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先进人士，为了救亡图存曾经先后提出了诸如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宏论，孙中山可以说是“农业救国论”的代表者。必需指出的是，他强调大办新式农业并没有任何忽略、轻视、摈排其他先进事物之想。相反，则是主张工业、商业、矿业、交通以及教育等近代化事业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前进，才能于较短的时间内使封建落后的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论者或许要问：孙中山早年重农思想的性质应当如何看待？笔者认为他早年力主兴办近代化农业的主张，乃是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首先，从进言的对象看，不论是《致郑藻如书》还是《上李鸿章书》，或者其他文献，孙中山都是寄效法欧美革新农业的愿望于上层人士，想通过他们的倡导自上而下地使中国滞后的农业实现近代化。
其次，从兴农的内容看，孙中山的主张所涉及的政治诉求是十分有限的。他除了力主用新式科技、先进工艺发展农业以外，只要求清廷设立“农官”和严明赏罚以竟事功，并没有其他涉及改革国家政治体制之处。
再次，从实现目标的方式看，区别改良与革命的重要标志，前者系用和平方式，后者则多为暴力手段。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本来“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清廷儸俾倡行新政”，当时“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36)]。可是，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所求未遂之后，踵接而至的则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节节溃败，孙中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乃“益知和平改革万不可能”，遂于是年冬，“创立兴中会，决计革命活动”[(37)]了。
由上可知，孙中山早年上书当道提出兴办近代化农业的主张，显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那么，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是否具有进步性呢？答复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判断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及其事功的进步与否，并不是以他们提出了什么口号、采取了什么方式为标准，而是看他们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而定。由于孙中山主张振兴农业是为了全体农民谋福祉和促进整个国家向前发展所作的一次积极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使长期落后、停滞的中国农业变成欣欣向荣的先进农业，所以，它的进步性是无可置疑的。
至于孙中山早年重农思想的影响则是十分深远的。因为重农思想的要旨是发展新式农业使中国进入“富强之域”，为此，他在《兴中会章程》中就揭示了“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38)]的宗旨。既然要“讲求富强之学”，其中农业问题自然是一项重要内容。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创办革命军事学校时，进一步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四大纲领。这里所说的“平均地权”，乃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促进农业的近代化所提出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主张。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将上述四大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核心就是“平均地权”，这也是孙中山重农思想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表现。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实现“平均地权”的办法是“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力求做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39)]。这里所说的“核定地价”，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抑制个人以土地涨价而牟取暴利；而要做到“家给人足”，就必须以最新科技为动力，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至于“无一夫不获其所”儸也只能在农业近代化问题获得解决以及其他各项近代化事业均臻发展之后，才能期其实现。只有如此，始可将因“人满之患”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弭于无形，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国泰民安的目的。
列宁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着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40)]。这种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自然是包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内的。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并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是对“平均地权”纲领所作的又一鲜明、具体和有力的说明。他说：“农民缺乏橕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41)]。然而国家的土地又从何而来呢？擙了开辟可耕的荒地以外，主要的来源还是要征取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因而这就必然要导致对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孙中山早年的重农思想，只是想通过先进的科技方法使中国的农村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其主观愿望自然是良好的。暙是，这一主张如果真正付诸实现的话，其实际受益者还不可能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因为他们无力购买新式的农业机器、化学肥料、排灌设备等各种各样的价格昂贵的器物，故仍难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提高之前，要想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产量，使积习相因严重滞后的农业经济迈入近代化的道路，还是困难重重的。
时代的风雷滚滚向前，从孙中山年青时代于《致郑藻如书》（1890年）、《上李鸿章书》（1894年）等名文中，畅谈自己的大兴近代化农业之志以来，迄今已经过去一百零几个年头了。然而，孙中山早年奋发进取的重农精神，以农为本推动封建落后的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构思，其进步性仍然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至于他所提出的诸如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农官以加强领导的意见、通过重赏严罚的法制手段来振兴农业的建议、对农民普及科学知识以提高单位产量的规划、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工艺在全国农村推广的措施、使用新法改进丝茶等传统产品的质量以有利于出口的愿望、移民实边以解决内地“人满之患”的计划、修建铁路直达边疆以利屯田及巩固国防的方针，等等，凡此无一不闪耀着孙中山高瞻远瞩的光辉睿智，以及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他的重农思想和振兴农业的许多主张，直至今日都仍然有其值得参考、借鉴的意义。
注释：
① ② ⑦ (18) (23) (28)《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7、10、16、17、17、18页。
③ ④《复翟理斯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48页。
⑤ (12)《农功》，《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5、25页。
⑥《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5页。
⑧《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1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1、17页。
⑩ (11)《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6、1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6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8页。
(14)《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5页。
(15)《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0、13页。
(16)《管子·牧民》。
(17)《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0、15、11页。
(19)以上引文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0～15页。
(20) (21)《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5、17页。
(22)参见《中国近代教育资料》、《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等。
(24) (25) (26) (27)《农功》，《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5、4、5、4页。
(29)以上引文见《农功》，《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4～5页。
(30) (31)《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6、14页。
(32)《论筹筑铁路事致宋教仁函》，《总理全书》第二册。
(33)《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8页。
(34)《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5页。
(35)《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28页。
(36)《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50页。
(37)《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二十八岁），第31页。
(38)《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2页。
(39)《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297页。
(40)《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4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