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学杂费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的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立方程论文,学杂费论文,中国论文,普通高等学校论文,省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03－0016－06
面对学费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我国政府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学费维持在2000年的标准。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再次明确规定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虽然有政府明确的文件规定，但学费标准并没有因此停止上涨的步伐。自2001年后，随着政府稳定学费政策的出台，学杂费的增速明显下降，而且开始低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学杂费增长的趋势依然保持着，而且普遍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见图1)。
图1 1999－2008年地方普通高校学杂费增长趋势
2008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达到6112元，是1998年的3倍，即使相比于2001年，也增长了51.6％。学费快速增长，引发了人们对学费标准制定和学费增长机制的探讨。但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在对影响学费因素的分析中，从实证角度进行的研究不多，而从规范的角度来考虑学费制定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的分析则相对较多。张人杰(2003)在综述学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时，发现学者们定性分析时考虑的影响因素多达16个，而其中居民承受能力、高等教育成本和高等教育收益这三个因素是被广泛认同的影响学费标准的因素。袁连生(2001)对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分析发现，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支付能力低，二是支付能力差距大，这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提高。李文利、魏新(2000)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学费的影响，发现学费影响高等教育需求，学费水平的增加会抑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苏良军、孙便霞(2006)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学费受周边院校学费价格的影响。戴罗仙、伍海泉等人(2004)从理论上探讨教育成本和学费互动关系。陈爱娟、万威武(2002)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教育成本、政府资助和学费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富有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为主，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多是统计描述性的研究；二是这些研究或者是从需求角度入手来分析大学学费，或是从供给角度分析入手探讨政府资助、教育成本和学费的关系，而没有将其纳入供求分析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三是没有考虑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联立性等问题，得出的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正如鲍尔森(Paulsen,2001)指出的那样，大学学费是由供求双方力量共同决定的，学费和大学规模是同时决定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需要建立联立方程来同时对影响需求和影响供给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大学学费增长的供求分析框架
(一)大学学费增长的需求分析
高等教育既具有消费品的特点，又具有投资品的特征，高等教育学费同样受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对大学学费的需求分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价格理论分析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James Rusk and Larry Leslier(1978)在公立大学学费决定模式的开创性研究中，从需求入手，将学费看作是学生愿意并且有能力为一定质量的教育服务支付的费用，重点探讨个人收入、偏好以及预期对学费的影响。[1]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学费的学者重点关注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学费的关系，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正常品，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会相应的增加，学费也会随之上涨。他们还特别关注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总的来看高等教育需求满足一般的需求定理，学费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学费价格下降需求增多。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的研究则存在诸多争论。[2]贝克尔最早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分析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贝克尔指出人们通过投资教育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还能获得非货币性的收益。[3]可以把用于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种投资，人们在做出是否接受教育或接受哪类教育的选择时。需要将预期收益和支出的现值作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会做出投资的决定。贝克尔指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4]由于教育收益率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教育收益和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因此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学费的学者关注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失业和政府对学生的资助等对高等教育学费的影响。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预期收益越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大，高等教育的学费也会随之增加，而高等教育预期收益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5]、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6]、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7]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失业同样会影响高等教育收益，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失业将从三个方面来影响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首先如果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很高，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少，则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其次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越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将越高。最后失业增加了不确定性，而接受高等教育能提高人们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8]在教育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将主要取决于私人教育成本的高低。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个体只要教育投资的收益超过教育投资的成本，即使是借贷个人也会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但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自身的风险性、无抵押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特点的存在，使得针对人力资本的借贷市场并不完善，这样既会导致私人投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而造成效率损失，同时又会导致教育机会的分配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产生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因此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如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来资助贫困学生就显得不可避免了。政府的资助将会降低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成本，从而也会促进个人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
(二)大学学费增长的供给分析
从教育成本补偿的角度来分析学费形成以及学费增长是学费研究供给分析中的一个主流视角。约翰斯通是最早将学费和教育成本联系起来的学者，他认为：“学费的基本问题是教学成本在政府或纳税人与学生或家长之间的分担问题。”[9]在教育成本分担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学费增长取决于教育成本的增长。鲍恩的成本收入理论(revenue theory of costs)认为，高等院校的成本约束是模糊的，高等教育的相关利益群体对高等教育的观念影响着最低成本和最高成本的设定。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不是出于高等院校运转自身的原因，而主要取决于高等院校能获得到的收入。根据该理论，鲍恩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增长的五个法则：一是高等院校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卓越、声望显赫和影响力。二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高校需要招聘最杰出的教师，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不断更新设备仪器。这样资源投入永远是不足的。三是所有的学校都会尽量争取多的资源投入。四是所有的学校都会用尽增加的收入。五是高等院校内部自身缺乏抑制成本增长的激励机制。以上五条法则累积的效果导致成本日益增长，[10]从而导致学费的不断增长。William Baumol和William Bowen的教育“成本病”理论则从另外的视角解释了学费的增长。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从产业属性来看，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很小，而为了吸引高质量的劳动者进入高等学校，就必须支付和其他行业相比具有竞争力的工资，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长，并且要高于一般商品的价格增长速度。[11]
Gordon Winston(1997)则认为大学与营利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营利公司的收入来自于产品的价格，当产品价格高于成本时，营利公司会获得一定的利润，但大学则不同，大学的收入并非全部来自于产品的价格，大学学费收入只是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大学的学费总是低于成本的，成本高于学费的部分需要有外部的补贴来弥补。因此成本和价格的关系并非紧密联系的，价格的上涨并不意味着成本的上涨，也有可能是政府补贴的减少所导致的。在补贴一定的情况下，成本和学费是同时决定的，我们可以采取高成本和高学费的政策，也可以采取低成本和低学费的政策。在政府补贴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可能增加价格，减少成本来维持预算的平衡。[12]
二、大学学费增长的经验模型
利用前文的分析，并结合Hausman检验结果，我们最终确定如下的联立方程模型。
模型2是学费的供给决定方程，说明学费增长取决于高等教育的成本
、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
、政府高等教育的供给数量
以及一些控制因素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模型3是学校的成本行为方程，说明学校的成本取决于学校收取的学杂费
、价格指数
和学校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
。依据鲍恩的成本收入理论，学校的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随学校收取学费的增多而有所增加；依据教育“成本病”的观点，高等教育成本则会随技术进步的变化而不断增长，并且要快于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而学校成本如何随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则存在较大争议，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可以促进大学更有效地运行，因此能降低成本。[13]但反对者则认为有效率的市场竞争假定消费者拥有关于价格的充分信息和关于服务的基本特征的信息，[14]但高等教育并非信息完全的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备以及无知充斥着市场，从而导致高等学校竞争的无效率。从产品质量信息的角度来看，大学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品”。[15]在高等教育产品质量信息上，消费者和高等学校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学可能会发布误导或虚假信息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导致消费者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由于教育质量难以有效测量，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很难获得教育增值的完备信息，甚至在关于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的生产技术上教育的生产者也是无知的，这些会促使人们最终寻求学校声誉来代替教育质量的考核。学校声誉主要靠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生质量来体现，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带来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而是导致学校更多投入科研更少投入教学，学校也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争夺优秀生源，结果是不断推升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而教育质量未必会有相应的提高。[16]
我们的模型中有三个内生变量，分别是：学费，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学费水平，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计算出的学杂费水平替代。高等教育需求和供给规模
，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高等教育规模，我们用各省高等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来表示。高等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以各省各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除以各省各年的适龄人口数(18－22岁)计算得到。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由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获得，适龄人口数则是用各省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获得。学校教育成本，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教育成本，我们采用生均事业费代替，生均事业费的数据来自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模型中主要的外生变量共有7个，分别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数获得(权数是各省的城镇化比率)，相关数据由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获得。高等教育收益
，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高等教育收益，由于没有相关的收入数据来衡量，我们采用各省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指标来代替。据有关学者研究证实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对教育收益率有正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收益率也越高。[17]在实际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研究者通常用国有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或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18]本文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后一种指标来衡量，相关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生均学生资助
，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高等院校学生获得的生均资助。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我们用政府高等教育预算内的教育投资占高等教育总收入的比例来表示，相关数据由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计算得到。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来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程度，由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数占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数的比例来表示，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小，相关数据由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出。通货膨胀指数，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通货膨胀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结果
为了估计上述模型我们收集了2004－2008年5年间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相关数据，由于西藏有些统计指标缺失，所以在估计时我们排除了西藏地区的数据，使用STATA10.0软件进行估计。在对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模型的识别问题，根据识别的条件易知学费需求决定方程、供给决定方程和学校成本行为方程都是可识别的，利用联立方程识别的阶条件我们发现这三个方程都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二是由于学杂费、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成本等变量是同时进入学费供需决定系统的，因而需要采用加权两阶段最小二乘的办法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的学费需求决定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对学杂费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促使学杂费水平上升0.348个百分点。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学费减少0.000461个百分点，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国有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低，高等教育收益越低，将抑制学杂费的增长。虽然估计结果方向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高等教育收益对学杂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高等教育收益还没有完全的体现，这抑制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不利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改革。生均资助对学杂费的提高也具有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生均资助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生均学杂费水平增加0.00836个百分点，但这种效应同样是不显著的。从学杂费水平和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关系来看，回归结果显示学费和需求呈现负相关关系，学费减少，需求增加，学费增加，需求减少。这符合我们的预期，但这种相关关系非常微弱，随机效应的G2SLS估计显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学费仅减少0.000203个百分点，并且这种相关关系也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学费主要还是政府定价，学费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有限。
从表3学费供给决定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政府和学校确定的学杂费水平主要受到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投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地区学杂费水平下降0.00536个百分点，而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地区学杂费水平增加0.501个百分点。
从表4学校成本行为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等教育成本和价格指数的增加高度正相关，高等教育成本会随价格指数的增加而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化，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高等教育必然出现高等教育成本快于物价增长速度的现象，因此保持高等教育学费的合理增长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发现在高等教育成本增长中存在不合理的增长现象：高等教育缺乏成本约束，在追求卓越的目标导向下，出现鲍恩所说的“成本收入决定”现象，高等院校收取的学杂费水平越多，高等教育生均单位成本越高。本文的研究还发现，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和市场结构存在一定的关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占全部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越大的地区，也即市场竞争力量越薄弱的地区，地区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相应的也越高，但这种效果并不显著。
四、主要结论
第一，高等教育学杂费水平的确定是供需双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居民可支配收入、高等院校生均教育成本、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努力程度对学杂费水平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高等教育收益扭曲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也影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的提高。
第二，当前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由于受到政府干预，并没有很好起到反映高等教育供需信号的作用，学费价格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由于超额需求的存在，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依然缺乏价格弹性，高等学校拥有市场定价能力，政府干预学费是十分必要的。但需要注意政府干预学费副作用的出现。如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合谋提高学费价格标准；管制造成学校激励行为的扭曲，用教育数量替代教育质量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管制带来的学校生产和经营的低效率甚至是寻租行为的发生；等等。
第三，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要注意区分合理的增长和不合理的增长。考虑到高等教育成本递增性的特点，保持高等教育学费合理的增长是必须的。但是，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核算，控制不合理的成本增长，同时要在高等学校中积极引入竞争力量，如改革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更多地采用绩效拨款的方式，由直接资助学校向资助学生转变，更多的鼓励民办学校的发展。为了缓解因高等教育市场信息不完全带来的竞争无效率，政府还应加强高等教育成本信息和质量信息披露体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