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试论论文,十周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结束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模糊性。今天之所以重新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话题和难题，是一个时至今日仍没有彻底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为当前的改革实践提供正确理论依据。
一
“市场社会主义”泛指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说和理论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流派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早探索者。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结合还是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大论战。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i von Hayek），前者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1920年），后者的代表作是《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化》（1935年）和《通向奴役之路》（1940年）。他们从一般均衡原理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计划经济违背经济规律，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争论的另一方是美国经济学家泰勒（T.Tylor）、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Dikinson）和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不利方面可以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解决。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容许实行市场经济”（注：参见李竞能《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察与反思》，载《南开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这种争论的结果就产生了有重要影响的“二元机制论”，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可以结合起来运用。这场争论的最大成果是诞生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所以这一时期也称作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时期。
在20世纪40－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进入了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争论不是很激烈，其结果产生了有重要影响的“中性论”（即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和“联姻论”（即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同时在东西方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东欧主要有波兰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其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其代表作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其代表作有《短缺经济学》、《短缺与改革》。东欧国家这些经济学家的学说，分别被称作“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科尔奈模式”。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传统的公有制和经济理论框架内探求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问世，如英国学者贝特海姆（C.Bettelheim），其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美国学者林德布莱姆（C.lindblom），其代表作有《政策与市场》；英国学者苏恩－罗泽尔（A.Sohn－Rethel），其代表作有《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美国学者奥尔曼（B.Ollman），其代表作有《社会的和性别的解放》。这些学者及其著作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社会主义”进入了理论反思和确立新形态时期。以“市场机制主导论”为例（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或者在资源配置中只有市场是最主要的调节机制），我国经济学家邹东涛对此的解释很具有代表性，他说，“世界范围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如果在计划经济之树上嫁接市场调节之枝，结出的会是苦果；只有在市场经济之树上嫁接计划调节之枝，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注：参见何自力《法国市场经济体制》一书的序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 页。）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詹姆斯·扬克（James Yuncker），提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为《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亚历克·诺夫（Alec Nove）， 提出“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有《可行的社会主义》。约翰·罗默（John Roemer），提出“证券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有《社会主义的未来》。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提出“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有《市场、国家和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托马斯·韦斯科夫（Thomas Weisskopf），提出“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有《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弗莱德·布洛克（Fled Bluok），提出“没有阶级权力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代表作有《重构我们的经济：经济改革新战略》。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特点是，他们理论研究的重点不但在市场与公有制的结合或兼容问题上，“还着重于研究通过这种结合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得，并且把这种结合放射到经济以外的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注：参见王卫、宁少林《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0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模式，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从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由“早期”到“当代”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进步和科学性逐步提高的过程。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来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因为其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和实践，其理论或模式是纯粹的理念的“构造物”，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实践。
二
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这段论述，代表了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具体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为主，也可以结合市场经济。
在1985年，邓小平又谈到，“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这段论述，代表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具体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则更直接讲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段论述，代表了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具体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些论述的实质和最终落脚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是一个认识渐进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也体现了邓小平有关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首先，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是不断深化的，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这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理论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趋于成熟；其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与历史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进程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从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再到实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直接有机结合，近乎是其缩影；再次，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进程是一致的，在1981年我国确定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在1984年确定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在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这也反映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宏伟理论蓝图进行的。
2.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其理论贡献是巨大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首先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定论，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其次是为随之而来的进一步理论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邓小平前面的理论突破，今天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至少会被迟滞很长时期，这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再次是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社会价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有很大的联系。
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许多著述中，都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立的，我们可以将其观点归为“抵触论”。这一思想长期以来一直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但是实践证明，在今天已建成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一观点是有误的。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商品、货币的一些思想，是把市场作为手段和方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借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的“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薛暮桥提出的“合理利用市场调节”等观点，也都属于与列宁观点相近的“有条件地利用市场论”，并没有跳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相容”或“利用论”的窠臼。邓小平的理论创新，首先就在于他明确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中性”的，不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从1979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一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反复强调这样的思想。其次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必须进行这种结合。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或流派，虽然也早就提出“结合”，但他们是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结合”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正是邓小平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旗帜。
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新的结合模式。
1.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是在邓小平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与邓小平的“结合论”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曾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历史转变”（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3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其权威性、影响力和推动作用，以及对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结合，就不会这样快的形成。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推进到了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阶段，彻底批判和摈弃了计划经济，实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只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调节手段，选择市场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主体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的和单一的结合（相当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主导论”）。这相对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思想，是一个重大发展。
2.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思想的创新，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之后不久，就实现了其理论上的“突进”式创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南方谈话”的发表是在1992年年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就确定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路线，在1993年将此写进宪法，并计划到2010年前后在我国最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理论的“突进”式发展，造成这种“突进”的原因有三个：（1）自1978年以来， 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随着结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到20世纪90年代，其“量变”积累到了接近“质变”的水平，而这种“质变”积累，来自于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改革实践；（2 ）中国经济学界有影响的大部分学者，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加深，已经开始主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直接和单一结合”，废弃计划经济，这种主张逐渐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思想，影响了“最高”决策；（3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解放思想，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完全”结合。
3.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核心在于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对计划经济实行彻底否定。从党的许多重要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实行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非常明确，即“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计划只作为经济调节的手段加以利用”。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计划经济否定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从原有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实践可以得到充分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实行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突出出来，其最终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继续实行下去的主要根源。
4.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实践是成功的。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实际就是探索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之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趋缓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到9％左右。虽然上述成就的取得，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技术进步、 对外开放、教育发展、观念转变等等，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其根本原因。
5.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突出贡献，就在于通过摸准摸清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结合和发展模式。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极具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有效性。这些模式不同于“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任何模式。其特点是：（1）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3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力量较强。（4 ）在经济运行上，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既不模仿发达国家高福利模式，也不像有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只保护少数人，而是实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梳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从“二元机制论”、“中性论”、“联姻论”到“市场机制主导论”；另一条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抵触论”、列宁（包括布哈林）的“利用论”、邓小平的“双重结合论”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单一有机结合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结合模式”。这两条线索都体现了人类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在一步步加深，并且在认识上有归一和接近的趋势。我们与今天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主张上没有多少差别：都从历史的和社会的理性原则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在理论最前沿的基本观念上，双方也比较接近一致，都主张彻底摈弃计划经济，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单一和直接结合；在目的性上，都试图通过寻求最佳的结合方式，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赢。所不同的是，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实践模式与他们不同，在实践操作上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却最终关乎到“结合”的效果和成功与否；二是看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运用的方法不同，西方学者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则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