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逻辑论文,疯狂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1）01－0050－09
想像一部奇妙的新机器，它强壮而体贴，既能收获却又具有破坏性。它体形庞大却灵巧机动，有点像现代农业机器，却相当复杂和充满力量。想想这部可怕的机器，它穿过开阔的地带，置熟悉的边界全然不顾；它以强劲的动力翻耕田野和篱笆占据的土地，看起来既令人爽快却又令人惧怕。随着它向前挪动，这部机器抛出大量的财富和施舍物，而与此同时却留下巨大的灾难的沟壑。
现在让我们再设想一下机器上有技巧娴熟的人手，却无人把握方向盘。事实上，这部机器根本就没有方向盘，也无任何的内部调节器来控制速度和方向，它完全依据自己的习性，全然靠自身向前的动力所支撑，向前加速奔跑。
这部机器就是受全球产业革命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个比喻虽不够尽善尽美，但是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展现具有令人沮丧的复杂性、粗放性和无法想像的扩散性的内容——种正在重组世界、不受制约的经济制度的场面。
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已经压倒政治的惰性，且开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改造的新纪元。不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物质生活的既定事实正在得到改变。因20世纪艰难的政治斗争所形成的社会认识开始受到质疑。国家等级次序的旧的事实正在出现变化，一张反映世界变化的新的地图逐步被绘制出来。这些重大的变化荡涤着纯粹属于政府的事务，使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既定的政治秩序出现动荡。一切似乎新颖而怪异。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
与政治革命的冲击相类似，经济革命解放了无数的人民群众，而与此同时又凸显出暴政的新的一面。旧的世界遭到毁灭，新的世界展现出来。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受到根本的冲击，新的社会价值观伴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新财富应运而生，非凡的发明层出不穷，巨大的财富得以积累，千千万万的农民寻求逃离贫穷之路。
然而，人民大众也明显地被剥夺了自给自足的权利和维持家园的独立手段。人、社区、甚至国家发现自己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完全受制于商业的革命性要求。
经济革命的巨大自相矛盾性表现在新的技术可以使人们和国家迅速跨入现代化，而与此同时，又促使一度禁止的野蛮得以复兴。在这些新奇的事物中，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再度兴起。
如同过去发生的革命一样，现今的经济革命是由发明和人的智慧以及建设和积累的普遍愿望所激发。但它也受到明显的不安全感的驱动。可以说，无人可对自由资本的能量进行控制，不论是权力很大的政府还是地位显赫的金融家，不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人士都不例外。
面对未来，无人胆敢后退一步，不论是国家还是大公司都是如此。即使是商界和金融界最有效的领导人也都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担心这种不具任何妥协性的力量会有一天转向对准这些革命者自己。
尤如历史所证实的那样，每一次革命都逐步积聚起自身内部的压力、动荡和不断加深而最终导致摇摆不定或崩溃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此相同，这场革命也在稳步地创造出其自身崩溃的断言。本文就是要抓住对这一情况具有启示意义的看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和解释这场革命的根本动力、对企业和金融界具有驱动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导致出现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原因。反过来，这种必要性反映了也在推动这个世界走向新的形式的崩溃的内在矛盾以及程度不可预料的经济、政治灾难的前景。
本文以理性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的这部令人惊奇的机器，尽管力量无比，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却似乎正在失控地奔向某种深渊。在革命的狂热中，这样的警告听起来却是颇具深远意义的。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不受任何关注地往前走，直至某一天突然为现实所证实。
在这部机器为人们所了解之前，人们必须首先能够见到它。全球系统令人畏惧的形状和范围通常是通过商业和经济的统计来描述的。但只有那些最久经世故的人们才能在这些数据中抓住具有爆发的动力。为了充分展示这场大戏，人们必须见到演员。压倒世界的经济革命将通过人类的奋斗和斗争的形象——从首次进入工业生活的农民到最高贵的跨越国界金融领域的经营者，从东欧到亚洲以及跨越行业，从航空业到半导体产业——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得以展现。
当我访问泰国时，在曼谷，报纸上到处刊载了一头名叫“蜜蜂”的工作大象的忧伤传奇，它在公路上由于受到汽车的擦边撞击而严重受伤。医生在为其医治受伤的屁股时，不断收到悲伤的市民的捐款，包括来自国王的捐款。大象作为泰国文化的象征至少已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它们正在逐渐消失。“蜜蜂”的死亡促使报界对繁荣的价值作出反省。
人们可能说，泰国新的国家象征是交通拥挤。曼谷的交通拥挤现象是亚洲最严重的，市民们以一种无奈的自豪口吻谈及此事。他们每天乘车的线路在发展中的亚洲是最长的，泰国人不断地变化时间安排以避开热带地区汽车拥挤的高峰时出现的热浪。问题就出现在泰国人购车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政府建设现代交通系统的速度。泰国可能成为与美国并行的最大的丰田汽车的海外市场。
在波兰，新近注册的华沙证券交易所正在亚历耶.赫罗佐里姆斯基（Aleje Jerozolimskie ）的一栋国家拥有的原共产党的旧大楼里进行交易。由于只有20余家公司在此挂牌，交易相当清淡。波兰人已经经历了亚当.斯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动荡，股价在1993 年出现了惊人的涨幅，许多具有开拓性的投资者顷刻间变得暴富，至少是在纸面上成为了百万富翁。第二年春天，股票市场破产了。由于股票在十天之内下跌了40%—70%，波兰的交易者们采用了世界成熟市场熟悉的充满怨恨的幽默（gallows humor）的风格。 由于观察到股票在一天时间内跳水高达27%，一位经纪人评述说：“华沙证券交易所仍然等待着它的第一次自杀。”
华沙维多利亚国际饭店的大党是外国旅行者最喜爱的一个地方，这里充满了憧憬未来的投资人。每天上午，波兰的企业家都会将商业说明书散发在宽大的咖啡桌上，然后坐下，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而从法兰克福或纽约或米兰来访的投资人则在查询着数字。
与此同时，在这个城市的工业边沿地区的乌塔卢西尼（Huta Luchini）钢铁厂，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他们关闭机器， 要求分享所有权。这些钢铁工人曾是革命者、团结工会的强硬成员。这个自由工会曾在80年代起来与政府对抗，要求在自我管理的原则上实现工人和企业的自治。华沙钢铁厂如今为一家意大利的联合大企业所拥有。
在中国，11月的天气清新而寒冷，北京的市民在路旁的市场购买传统供应的冬季蔬菜。由身着蓝色工作服、头戴白色头巾的商店服务员照看的一堆堆蔬菜正在沿长安大街大道的角落堆放着。农民每天都用汽车、三轮车和手推车往城里运送大白菜。这种情况所反映的是全国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每年秋天，一个家庭获得其过冬的蔬菜，这是抵挡自古以来匮乏威胁的保险做法。人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公共的墙壁上还是在公寓的窗子上，都存放着大白菜。由于北京的污浊空气，外面的叶子都已经被熏黑。
此时，大街上的交通突然中断，以便为重要人物的车队让路——队豪华轿车和警察的护卫车闪烁着蓝灯沿中心街道急驶而过。这是加拿大总理吉恩.克雷蒂安和一个来自渥太华及其他省的贸易代表团来访。 科尔、密特朗、梅杰、巴拉德尔、本特森、布朗、克里斯多弗——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政治家出于为本国公司寻求合同、打入中国具有爆炸性的市场的需要而纷纷到访已成为常事。
麦当劳已在那里开张，向消费者出售汉堡包。从科伦坡到莫斯科，该公司就像一架全球革命的侦察机，能够在别的公司意识到之前察觉到可观收入的出现。中国人既买冬季的蔬菜也买快餐。麦当劳用数字测算了其市场潜力：在美国，每29，000个人就有一家麦当劳餐厅。 在中国，尽管快速扩张，仍然是每4000万中国人才有一家麦当劳餐厅。
在印度尼西亚，四位韩国商人，可能是服装业的经理或销售员，正在一家雅加达的饭馆进餐，纵情享受着展现自我的时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一部移动电话，边吃边谈，不时打着电话。
移动电话是一种几乎通用的革命性人工制品。世界民族的多样性在这一共同的经历中相聚：乐于见到新发明，魔术般的小玩意或看起来比人更聪敏的电子机器。在柏林旅行时，我通过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直线，给华沙打了一个电话， 这会自动地列在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家的账单上。接线员的话音未落，我就问她在那里，“弗吉尼亚的里奇蒙德”，这是怎样接上的？她不带肯定地笑了笑，说道：“这很有趣，是吗？”接线员解释了这一技术类别，而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必要了解这为什么可行。只要能接通就行。
在德国的斯图亚特，一位名叫阿尔洛伊斯.苏斯（Alois Suss ）的金属工人联合会的当地领导人讲述了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欺压权力以及德国工人们所面临的新的压力，但最后，他的谈话扯到另一主题上，他新近对巴黎的一次旅行。苏斯是一家大型通讯设备厂工人委员会的当选主席， 如今这家工厂的产权为法国的埃尔凯特·爱尔索姆电讯公司（Alcatel Alsthom）所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孩，而如今却与法国人手挽手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两国的金属工人联合会决定发起一次联合游行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手——埃尔凯特公司总部，于是阿尔洛伊斯.苏斯来到巴黎参加游行。 “我从未想过我会看到那种情况。”他重复了好几遍，声音中带着惊奇。
在东京，索尼公司是日本优良的制造业的真正象征，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非日本性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切原安仪对这种前景感到痛惜，但解释说，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不可避免的后果。他说，目前索尼公司的人员组成大约是50%的日本人对50%的外国人。随着索尼公司继续向别的地方扩展，从东南亚到墨西哥，其主要的劳动力中大约60%将远在日本本土之外。
在日本的商界和政界，流行着一个发音为“库多卡”（Kudoka）的新日语词，它被用来描述这种现象。据我所知，80年代之前， “库多卡”这个词并不存在于日语之中。其意思对于那些目睹了自己在制造行业的职位消失的美国产业工人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它的意思是“吞掉”。
就在西雅图北面的华盛顿州的埃弗里特新的波音777 飞机的生产线上（这是该公司增加的最新大型飞机生产线），工人们正在小声议论说，他们可能会因为日本神户的地震而失业。这种被波音公司的人通常称为“三七”的新飞机的主体段是由三菱重工生产的，尽管后来的情况表明其工厂在地震中未遭破坏。波音777 是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展示其生产威力的一种表达方式，但这种飞机的部件是在12个不同的国家生产的，然后一块一块拼装而成。
正如这些零零散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剧变的征兆物随处可见，这是由于相距遥远的人们通过相同市场的强大绳索连在一起。这种趋同并不存在固定的中心，也无可信的界限或肯定的结果。随着企业开拓新的疆域，地图就会不断出现变化——其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人们把从汽车到资本的一切市场称为“整体世界”的说法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地球上多样的社会正在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方式而得以重新安排并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在许多人中引起了麻木的顺从。其复杂性压倒了一切，其巨大的规模使人们感到藐小和无助。
如同在此之前的其他事情一样，这场产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商业和金融已经不可避免地跨越了现存秩序、人们和社会的现存意识。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体系正在为每个人的生活快速地建造一种新的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这是一种基于个人动力而不是受制于传统社会理解的新的秩序。人们可能希望避开这种事实，但几乎无处可藏，除非他不在工业化国家生活。
人们可以作出的惟一选择就是适应现实。摆脱无助感的惟一方式是按照其说法来面对这个新世界并努力去理解其更为广泛的内涵。本文旨在帮助人们这样行事——方法是将这个机器拆开来，剖析其机制并解释其工作原理。正如我们行将看到的，实际体系与其认定要遵循的经济理论并不相符。人们和国家实际上并不是无力影响其行为，正如普通的人所声称的那样。但是人们和国家只有在愿意面对这种复杂性、抓住推动全球体系的运作势头以及对它所产生的广泛结果具有认识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感。
现今的剧变与过去的产业革命具有重大的相似性，然而，在规模和范围上却具有差别。18世纪初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最初也只涉及几个城市，至多也只涉及几十万人。19世纪后期工业发明的大浪潮却引起了工业全球化，但受惠者也只是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现实的革命使几十亿人卷入其中。
当然，将国家汇聚于“整体世界”之下的想法并不新颖。半个世纪以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个大陆进行之时，它就在美国人中相当盛行。一位保守的公司律师，1940年被富兰克林·D· 罗斯福击败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Willkie ）就用这个标题写了一本畅销书。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威尔基环绕全球对盟军的前线作了一次飞行旅行。他对那次旅行作了戏剧性的描述，并于1943年初出版。这与美国日益增长的自信相连，受美国战时动员所驱动，激发美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者的世界观。
“世界变小了，变得相互之间完全具有依赖性，”威尔基写道。他对战后未来抱有乐观的预见性，是对人性具有进步性的坚信者。威尔基预言，一旦战争赢得胜利，所有国家都会合作建立一个崭新的、更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欧洲殖民主义的“种族帝国主义”以及美国自己的社会种族等级制度将受到挑战。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将起领导作用。
威尔基的书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里程碑，这表明了美国民众出现了偏离孤立主义和对本土主义敌意的情况，而上述两种倾向，从传统上看，阻碍着美国走向更为强大的前景。50年后，这一预言一直为右翼派别所牢记。他们偶尔继续叫嚣“整体世界的主张者”破坏了美国的主权。
威尔基所看到的“整体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确出现了，它多少如同威尔基所预言的那样，充满活力且富裕，几乎是以美国为中心（尽管承受着冷战冲突的昂贵代价，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威尔基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这个设想正在以不稳定的方式向我们走来，不过它换了一副“全球趋同”的面容，其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威尔基的想像。
“整体世界”如今在美国人中激发起一系列不同的且更为好恶相克的情感，特别是在那些生计受到这种变化威胁的人当中。不像威尔基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世界，美国并不是这个新世界注定的中心。美国的基本优势在持续——最富有、最大、最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但正在形成的“整体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旨在弱化国家的主权，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
要想抓住这种新秩序的意义，就要求人们放弃自身的国家效忠情感，以便看到这个体系的全貌。本人至少是在力争做到那一点。尤为重要的是，我避免了普通美国人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怨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日本的），而这种倾向却充塞了有关全球经济的各种书籍之中，特别是由美国人所写的一些书籍。
“普遍性意味着为了超越由我们的背景、语言和国籍所提供的显而易见的确定性，我们需要冒某种风险，而这种普遍性却使我们从别人的现实性中获得一种庇护，”爱德华·W·赛义德，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这样写道：“它还意味着在处理诸如外交和社会问题时寻求并试图坚持人的行为的单一标准。”
威尔基著作的名称显然具有嘲弄历史的意味，但也有对人类乐观主义的赞誉之意。和威尔基相同的是，我也周游了世界——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十几条“前线”，意在抓住这种行动的有意义的镜头。我随意选择的线路不可避免地遗漏了它所包括的大量内容，如那些尚未受到革命动力冲击的边缘中的最为贫穷的国家。每一次回家，我都十分兴奋，同时也很沮丧——种既新奇又担忧的矛盾情感。
通常的问题——美国是赢家还是输家？答案是“肯定”，这种“肯定”表达的是两种相互矛盾的答案：美国正在成为赢家，美国也正在成为输家。美国人中的一部分正洋洋得意，而另一部分则正遭受损害，但两者并不具有同等的程度。这种不确切的答案同样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全球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德国、法国或英国，甚至包括日本。
由于这些事情变化太快，那些把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提名为全球竞争赢家的书籍恐怕在书架上摆放的时间不会太长。1992年，一本畅销书的作者宣称德国领导下的欧洲由于具有经济体系上的优势可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8个月后， 欧洲和德国却陷入其商界领导人所作的阴郁的预言之中，他们抱怨跟不上美国的灵活性。同样，美国曾受到贬低，但它几次得以复苏。即使是日本，其富裕程度如此之高，以致有人认为它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如今也在经历自我怀疑的明显危机之中。
对竞争中的国家具有成见会忽视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全球经济将每一个社会都分为经济利益对立的新的阵营，它使国家保持内聚力的能力受到削弱。它对共同价值观的假定是一个嘲弄，而这种共同价值观被认为维系着民族国家人民的团结。
这是主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变得混乱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选民们开始转向攻击现存政党和领导人，有时甚至是十分刻薄的，其中以下列国家的情况为甚，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瑞典和日本。不存在着任何与这些选民的反叛相一致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的瑞典，社会主义者被抛弃，然而几年后，他们又重新上台。在一次选举中，加拿大保守党从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多数党被锐减至只有两个议席。在日本连续执政达40年的商业性政党——自民党被持不同政见的改革人士赶下台，其后，以其内部不稳定的联盟形式重新获得执政权力，这一次被社会主义者所领导。
更深层次的政治不稳定潜伏在这些社会之中，因为全球经济将一个不同的政治问题摆上了桌面：在这些新的环境中，国家利益的确切内容是到底是什么？在最富裕的国家没有哪个当选政府创造出一个令选民信服的定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均如此。的确，有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府，出于坚守继承下来的战后正统之需要，正在追求有害于其公民中的大多数的经济战略。这不仅反映了毫无生命力的理论的暴虐，且反映出无安全感的政治家不知道该如何做点别的什么。
居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政治混乱与具有重大抵消作用的现实形成对照：对居住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而言，全球性经济开始于1492年。数世纪的征服和经济殖民化，与欧洲和北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成为一个整体，但其结果从未真正与之分享。美国人写的书中所声称的“整体世界”对这些人来讲可能是娇柔造作和自我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很久以前全球经济就致使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沦为较低地位的商品生产者——煤矿工和搬运工、橡胶开采者、锡矿开采者和甘蔗砍伐者。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所提到的有关美国南部的情况也适于那些过去被熟知的第三世界的遭受殖民化的国家：过去的历史没有消失，甚至还不如过去。
对于大多数这样的国家的前景而言，现实的工业革命在历史上是很少具有开放性的，它是一种摆脱落后的机会。这些国家中的有些获得了成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并至少建立了获得自足的脆弱的基础。另外十几个国家正在效尤。所有这样的国家都带着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自己的欲望被主要经济大国多次挫败的记忆以及先前的开放性多少次成为泡影的事实向现实迈进。
如今，世界之最正在发展之中。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在日本横滨。最高的建筑物在科伦坡，或如印度尼西亚人所声称的那样在雅加达？半导体芯片、空调和盒式录像机的最大出口国是马来西亚。亚洲市场有3300万“富商”分布在10个国家——也就是说，那些收入在30000 美元以上的人将自己置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地位之上。到2000年，这样的亚洲富商有望达至5000万的数目。这是一个富裕程度仍然低于美国的市场，但是在迅速上升。
当所有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被详尽无遗地讨论时，这个新的“整体世界”的沉重遗产可能就是对国家的自大性在心理上的打击。美国人自认为天下无敌手，世界第一，以自己种族主义者的方式进行思考、日本人和德国人也是如此。与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历史优越感的民族假定体现在法国人、中国人和穆斯林的文化之中。这些民族幻觉正遭受到强有力的攻击，也由于不断涌现的经济现实而变得复杂化。
在我旅行期间，最具有感受的时刻是目睹居住在边缘贫困地区的穷人正在按照最发达国家的订单干活时所产生的重复体验。那些皮肤呈黑、黄、红、棕等色的有色人种生活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之中，却在生产着世界级水平的复杂物品，掌握着过去仅限于被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几个人所掌握的现代技术。现代文明的工具正在与其他族类所分享。跨国公司这种具有令人畏惧力量的、盛气凌人的东西正在充当着完成历史慷慨之举的工具。
那种自信的假定——只有十几个国家某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才能干这些高水平工作——显然是错误的。本文描述了许多地方中的几个，在那里，工人们每天都在证明这种论调的荒谬。看到产业活动的这番情景，我首先想到的是它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未来工作所具有的爆炸性内涵。凶兆是明显而具有威胁性的。但其意义也应从其对人类历史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横扫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看到原先的农民为全球市场生产高科技产品，我终于得到了一种更为简单和更具益处的理解。我当然认为世界一切地方的人们都是很能干的。追求狭隘自我利益目标的商业可以完成理想政治从未实现的目标——击败顽固的种族优越思想——难道不是可能的吗？旅行返回时，我在揣摩，总有一天，这是可能的。当然，世界诸民族间的诸多冲突不可避免，政治和经济会发生碰撞，甚至还会出现敌对经济制度之间的战争暴力。不过，全球化的过程正在明显地使种族和文化的顽固陈腐和古老的自高无上性设想逐步消失。按照温德尔.威尔基鼓吹的进步精神， 这种改造终究会被理解为最激进的大规模革命。
全球系统的自然能源所激发的兴奋可以在每天报纸上所刊登的有关重要商业交易的报道的标题中瞧见。安林斯一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买下了日本最大的啤酒厂坎恩公司（Kann 音译）的股份，也包括中国青岛啤酒公司5%的股份，然后， 它获得了巴西最主要的啤酒公司安纳可迪克公司（Antarctica）10%的股权。西门子公司与斯科达.普森公司（Skoda Plzen）建立了伙伴关系， 共同在捷克生产蒸汽机轮机。沃尔沃公司在中国的西安附近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利用中国的机械师来生产瑞典的旅游巴士。台湾飞机公司考虑买下一家陷于困境的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然后决定与另一家竞争力日渐衰退的公司——英国宇航公司讨价还价。瑞士的罗切公司（Roche ）以53亿美元竞买美国的医药制造厂，而史密斯克兰.比齐安公司（Smithk-line Beecham ）以23亿美元买下了另外一家美国公司。NEC 这家日本的电器巨头同意与韩国的跨国公司三星公司合作，可能在葡萄牙的一家工厂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记忆芯片，以满足50亿美元的欧洲销路。
当然，问题是有关这一现象的故事是如此之复杂，如此之丰富，以致难以把其驱动原则表达清楚。随着新的商业投机以惊人的数字增长的情况得以公布，其效果就像一场模糊的大风暴。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宣布季度亏损80亿美元，并计划裁减35000个工作岗位。鲍希与罗姆勃公司（Bausch & Lomb）开始在印度制造点透镜和遮阳镜。 科尔盖特—帕尔墨来夫公司（Colgate-Palmolive）在柬埔寨开办了一个牙刷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与瑞典、瑞士和荷兰全国电话公司结为联盟；其美国对手，另一家著名的美国通讯公司（MCI ）则与英国的电讯公司结为联盟。
可口可乐公司返回了越南，这一次可不是与美国军队相伴。丰田汽车公司选择肯塔基来生产小汽车，德国宝马汽车公司选择了南卡罗莱纳，而墨色的斯汽车公司则选择阿拉巴马。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希望中国政府能选择它们在中国生产汽车。
通用电器公司执行总裁小约翰.F.威尔奇以精明的公司战略著称。他曾对其下属发出警告：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被传媒有关美国公司重新获得了对外国公司的优势的报道所误导。“事情正趋向越来越复杂。”他在1994年就曾预测说：“淘汰将越来越残忍，变化的步伐将加快，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风暴。”
日益积累的事实证实了这一警告。在经历了20年的戏剧性变化之后，革命的压力没有缓解或稳定地进入熟悉的模式之中，动力似乎在加速。向我们扑来的风暴的性质是什么？一种新的权力架构在世界逐渐显现，到处推动其所预言的那些变化的形成。其广泛的范围可以尚未完全确定事实的基准来界定：
1.过去的25至30年中，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销售量增加了6倍。然而，这些全球公司世界性就业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几乎一直保持徘徊状态，大约为2600万左右。主要跨国公司的销售量却从1971年的7210亿猛增至1991年的52000亿， 这表明商业份额稳固增加（占全部生产性出口的三分之一，商品贸易的四分之三，技术和管理服务贸易的五分之四）。然而其产量每一单位对人力的需求却大大减少。
全球性公司的群体在出现膨胀的同时，其引力中心也发生了改变。美国的旗舰公司，从杜邦公司和美国商用机器公司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性生产的现代始祖，但是美国失去了其支配地位。1971年，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的280家以美国为基地。到1991年，美国只有157家榜上有名。
80年代的后半期，欧洲最大的公司在数量和销售量上超过了美国。截至1991年，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欧洲的公司就占了168家。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日本从53家增至119家。 一些重要的跨国公司出现在以前很穷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甚至在泰国。具有跨国公司的国家数量在扩大。
2.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公司在外国投资、购买现存的资产或建新工厂——在过去的15年中以爆炸性的方式加速。80年代，外国的直接投资量几乎翻了四倍，90年代达至2000亿。80年代，实际流入美国的资本的最大部分大约为25%，与历史的模式相反。美国成为了债务国并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内资产。在外国的投资者中，日本的汽车公司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生产线工厂落户于美国。
90年代早期的经济大萧条中，跨国界的直接投资冷却了好几年。但随着经济的恢复，资本的主要流动却发生了方向的转变——在所谓的亚洲新兴市场、在拉丁美洲的有选择性的国家和西欧发展新的生产。的确，另一种历史关系——贫穷国家对富裕国家所具有的极强的依赖性也发生了破裂。这一次出现了逆转。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或陷于萧条之时，一批经济较为贫穷的国家却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投资高涨机会。
跨国公司投资的增长使生产元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使传统对贸易的理解几乎被淹没。尽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这种现象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但他们仍然继续沿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描绘全球贸易体制——即国家间的相互物品买卖。然而，随着世界贸易量的增加，国家市场的作用被可选择的贸易体制大大削弱：由于跨国公司在其建立在国外的子公司之间相互出口和进口，因此跨国公司自身内部产生了贸易。
据学者估计，美国超过40%的出口和近50%的进口实际物品不是通过公开市场实现的，而是通过这些子公司的交易渠道实现的。一家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将设计的配件运至马来西亚，然后，成品硬件又返运回美国或运至亚洲和欧洲的买家。一家基地设在美国的典型的日本公司从其母公司或合伙供应商那里“进口”配件，然后把产品“出口”到日本或设在其他国家的兄弟子公司。
所有这些子公司之间的货物交易都被算入国家的贸易统计之中，但是国家的属性已经与买家和卖家越来越不具有相关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受到组织其多样化生产的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战略的支配，而越加不受传统的国家间相互优势互补观念或本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贸易内容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华盛顿政府采取一种使有些公民感到困惑的战略，因为它有违于民族主义者的直观感觉。政府对于在国外的资本投资和生产的分散采取的是积极鼓励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增加国内厂家的出口（并为本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这些旗舰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更多的东西，在人们的想像中，这些跨国公司就会把更多的国内生产的物品运往其属下的子公司。这就是政府信奉的逻辑。
3.金融资本——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以及更为怪异的金融证券——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步伐加快其运动速度。国际银行的贷款从1980年到1991年翻了四倍，达至36000亿。 全球债券金融也得以相应扩展。跨国界的所谓三角持股——欧洲、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在全球的国家间的货币交换的市场方面——以美元对换日元或德国马克对换法郎或其他类似的交易——仍然发展很快。90年代早期的一天外汇交易总量高达12000亿，与前不久的1989年的6400 亿交易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金融交易者通常出于购买或出售一个国家的股票或债券的需要而购进或卖出不同的货币，这种货币交换的疯狂步伐使跨国界金融呈现出放大的表现。
金融资产全球公开交易量（大约为24万亿）每24天周转一次。试图对此类事务进行监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这种快速的步伐是完全正常的，它说，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债券方面的交易速度更快。美国财政部债务的全部交易总量（26000亿美元）每8天周转一次。
尽管国际金融贸易的量不稳定，但它绝大部分是由一小批机构投资群体——世界最大的30到50家银行以及代表投资客户（富有的个人、私人资本的各种集合体、较小的银行和经纪人、退休基金、共同基金等、外加银行自己的资产）以及进行实际交易的重要经纪人——实现交易的。
随着量的扩张，全球金融市场变得越加强大，且变得更加具有不稳定性。情感和价格可以迅速而急剧地变化，从而使广大无辜的旁观者造成巨大损失，如依赖货币预期价值来进行跨国交易的跨国公司中那些眼看着全球金融促使国内利率上升或货币贬值而束手无策的国家的政府“危机”已成为使用频率太高的字眼。市场经济学家也以更为文雅的口吻谈及着“干预”。物价在全球投资者对某一投资领域或某一整个国家失去投资信心或迅速将大量资本进行转移的情况下出现了狂泄，其速度之快尤如现代金融的电子脉冲。
其结果正在损害着国家的自尊。英国、意大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瑞典、西班牙；甚至12国的欧洲共同体和美国也都经历了这种震动，它们奋起联合防范“全球性投资者”，以保卫自己的货币和经济。这些政府和其中央银行从这些插曲中发现，私人金融资本一旦联合流动有时可以抵消政府为实现平衡而作出的努力，即使主要国家的政府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90年代的前半期，这种令人锐气大减的“干预”发生了，其发生频率较高并具有持续性后果。
为使这些令人困惑的事实更加为人们所理解，从更为原始的方面来思考全球体系恐怕会更为有助，如同四个主要的、相互具有竞争性的权力集团组成的一个群体——每一个集团要么赢得、要么失去对事件的影响力。最大、最为明显的一方是劳工方面，它包括有组织的工会工人和普遍意义上的挣工资者。从全球的情况看，工资有升有降，但在全球经济两端的工人却失去了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条件的控制力。正如纽约的金融家罗伯特.A.约翰逊（Robert A.Johnson ）简洁解释的那样：“如今的资本长了翅膀。”“资本可以同时应对20个劳动力市场并在其中作出选择。劳动力已经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力量发生了改变。”
民族国家政府同样在整体上失去了基础，部分的原因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不再行使对商业和金融的控制权，隐晦地向革命精神作出了让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销售者，积极促进自己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以期为保持所有人都不致负债提供一种基础性繁荣。这一战略没有发挥作用的明显证据是最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不是大量失业的存在就是实际收入下降（为应对通胀所作的名义上的工资调整），在有些情况下，两者有害影响同时存在。
主要国家政府陷于困境的更为敏感的证据是其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大多数政府正受到不断上升的经常性预算赤字以及不断积累的债务的威胁。美国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最大，但以相对的方法看，却远不是最糟糕的。富裕国家的普遍财政危机是受同一原理驱动的——年复一年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未能实现税收的增长，而实现税收增长又是保持繁荣时期建立的公共义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福利国家政策以及富裕国家为减缓工业资本主义的尖锐的不平等所制定社会保障措施如今面临着危险。有人甚至会说它已经过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至少是那些最成功的政府却对有关全球体系的理论和言辞不太理睬，而是更为乐意对资本和贸易施加自己的条件。假如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还存在着记忆，贫穷国家在这一体系内的讨价还价（如果可能的话）——与全球性公司和投资者之间所进行的国家间的交易，有些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则是被迫屈服。
跨国公司，从整体上看，是这种新体制的肌肉和大脑，且是设计这一卓越的新型网络关系的工程师。正是它们在全球化上所取得的成功，致使劳动力的作用受到了削弱，并使政府的控制力出现了下降。有些精明的公司甚至将自己改装成为商业未来学家标榜为“实际公司”（virtual corportion）的组织形式，如此分散的反应敏捷的公司系统就像神经系统的神经中枢，智能附着在许多遥远的节点上。
尽管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具有反应灵活的力量，但是它们全都不能自保。即使是最强大的产业巨头，如果它们不能适应降低成本的必要性以及改进利润回报率。那些把眼光只盯着全球性公司令人畏惧的规模和宽广分布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一点难以接受，但大众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汽车公司、美国柯达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们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著名的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都曾遭受过游离于这场革命道路之外所面临的严峻后果。其股票曾遭受过重创，其管理方式曾被替代，十几万雇员曾被解雇，在公司外表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焦虑。
这场革命最具罗伯斯庇尔精神的方面表现在金融上，其原则是：资本回报最大化而不顾国家特性或政治和社会后果。如同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对付恐怖活动一样，全球金融联合充当着这些命令的公正执行者。
金融投资者对公司和整个产业部门进行监控，如果其利润回报减弱，就会对其进行惩罚。金融也对政府或全球的某些整个地区进行惩罚，如果这些地区出现对可赢利性企业具有危害性的因素或对资本产生令人不快的惊吓。这听起来似乎太具有专制性，全球金融家也遵循自己平等主义价值的大体观念：它们会针对任何人，甚至本国的产业或政府，只要有保卫自由资本之必要。
（本文编译自威廉.格雷德《一个世界准备好没有：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第一章，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1998年版， 中译本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