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走一条既有较快建设速度又有较好——投资效益的新路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又有论文,较好论文,较快论文,邓小平同志论文,新路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有不少关于投资建设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现在想着重从小平同志的发展经济思想方面，来看它对我们投资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投资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平同志发展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他在论述经济中的重大问题时，实际上是把投资建设涵盖于其中的。所以我认为，全面理解并从总体上把握好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对做好投资建设战线上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有重要意义。我主要是从这方面提出问题和同志们研究，谈得不对的地方，请予指正！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主要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一般来说，发展生产，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小平同志不是一般地谈论生产力的作用，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这个命题，因而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如他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1〕“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这里，小平同志把发展生产力和什么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这和他后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项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小平同志的这一发展思想，和我们过去长时期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一个鲜明对照。大家知道，1956年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完成，形势很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加快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左”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力被挤到次要地位，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文革”期间，“四人帮”还散布什么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从一开始就顶住“四人帮”的政治压力，要求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在当时情况下未能实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开始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初，小平同志曾就这一问题说过：“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3〕小平同志这样说的，也是指引我们这样干的，即使在国内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东欧剧变的形势下，他也毫不动摇。在“六四”风波发生后五天他就宣布，原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针对苏联、东欧的情况他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4〕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上述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发展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这也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由来。
二、发展是质与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它的紧迫性。但是由于过去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拉大了和国外的差距。现在国内国际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国内能够实现安定团结。国际上，根据小平同志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同时， 国际资本要寻找出路，而“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6〕加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7〕所以我们对经济建设不能没有高度的紧迫感。 小平同志历来就对发展速度问题付与极大的关注。早在1978年他就说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8〕“要摆脱贫穷， 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9〕直到最近的南巡讲话中他又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10〕这些话也反映了人们力争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共同愿望。
但是能不能把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片面理解为单纯追求高速呢？当然不能。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质与量两个方面，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也是如此，认为发展只是数量的增加，这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任何量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量以质为基础，而质又制约着量。所以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力求实现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投入产出率，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益。国民经济的数量是指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国民经济的质量则是指国民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各项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国民经济运行是否呈现良性循环。如果比例协调，结构合理，那么国民经济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速度就是最快的速度，最终取得的宏观经济效益也是最佳的效益。反之，如果国民经济结构的质量不好，速度也就不可能快，即使一时勉强上去，迟早还是会掉下来，而宏观经济效益也不可能是好的。因此，国民经济增长的数量要受质量的制约，发展速度要受经济效益能否提高的制约，必须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求速度，这样的增长数量和发展速度才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才能使投入产生出高效益，反过来又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快速发展，才能既是持续的又是健康的，不会形成忽上忽下，过冷过热。这其实也是小平同志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历来是既十分注意发展速度又坚决反对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片面追求高速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时，他就指出：“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要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1〕1982年在向外国朋友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他又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12〕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今天来看，这个速度是恰当的、切合实际的。小平同志反对过快的、不切实际的速度，正是为了要把速度、质量和效益密切结合起来，这也是他的一贯思想，特别表现在某些关键时刻和决定一些重大战略目标问题上。例如，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整顿工业时就着重指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是数量多。”〔13〕1979年他在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14〕其后，在确定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任务时，他要求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15〕来实现。在制订1983—1990年长远规划时他说：“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16〕在制定“七五”计划时他又说：“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7〕直到最近的南巡讲话，小平同志在强调加快速度的同时，仍然提出要以“讲效益、讲质量”为条件，他还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8〕我所以引用了一系列小平同志在各个不同时刻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是想以此说明小平同志是一贯重视国民经济的量与质、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的。近两年各地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状况相当普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大大超出原定的计划，基本建设周期拉长一倍，工业生产一方面规模不断扩大、产值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产成品库存大量积压，浪费惊人，有些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而且还低于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这种做法是把速度与效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完全违反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的。为此，中央要求当前应着力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从长期来讲，国民经济应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达到既有较快速度又有较好效益，这是切中时弊，也是总结了多年来我国的实际经验而提出的。
三、两条完全对立的发展经济和进行投资建设的路子
把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的量与质、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还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经济和投资建设的路子。我国多年来走的是后一条路即所谓速度型的路子。这条路子是强调数量强调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以高投入、劣结构、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为其基本特征。往往是一说发展就一哄而起，大搞基建，铺摊子，上项目，以超过国力的投资建设规模带动起整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所上项目大都为产品价高利厚的加工项目，不讲规模经济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建设，由“小而全”发展到“大而全”；对于短线产业如能源、原材料工业、运输能力的建设则很少问津，使整个工业都上不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只得又尽量挤出资金去发展短线产业而加工工业则上得更猛。这两条线赛跑永无止境，且一长一短，呈现畸形。至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由于长投资绝少，早已不堪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载。我们只是在困难时期想到农业，不得不稍稍抑制工业，而所给予农业的投资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要形势稍有好转，就又把它扔在一边。近年农业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以引起各方重视，但尚无明显成效。可以说，多年来我们以高投入换来的是劣质的产业结构。历次发生的经济过热，主要是加工工业过热，农业乃至一些短线产业则从未热过。在这样的结构下，怎么可能有好效益！有材料表明，国家频年以来，年建成投产的发电能力为1000万千瓦以上，而缺电现象仍无缓解，最严重时，全国有40%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缺电而不能发挥。铁路运输仅能满足货运需要的60%。在此情况下，山西却有大量开采出来的煤无法外运，有的只得听其自燃。在热衷于新建企业的同时，对现有企业却不注意加强经营管理，不及时进行技术改造，使其长期处于高消耗、低质量的状态，但在生产上又不顾市场需要，盲目追求产值，造成大量产品质次价高，长期积压，整个经济效益很低。顺着这条路子走，我们打的是一场长期消耗战：效益有但是不高；产品产量很大但多为质次价高，有些还不能适销对路；建成的企业很多，但相当大一部分技术装备老化，经营管理很差；综合国力增强了，但与世界先进技术经济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总之是数量不小，质量不高，速度不慢，效益不佳，各方面进展很大，但用以换取的成本过高，代价太大。在此情况下我们即使能实现工业化，也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工业化；至于现代化那就很难企及了。综上所述，我们再也不能走这样一条粗放经营的老路，而且即使要走，恐怕再也走不下去了。首先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来看，一方面由于投资不断膨胀而带动需求大幅度增长，其中既有生产资料，又有消费资料；另一方面由于结构畸形而使许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由于缺乏技术改造又使生产能力不断老化，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质次价高，加上农业严重滞后引起有效供给不足，这双重因素必然导致总量失衡。愈是高速发展，失衡愈是严重，1994年通胀率达到空前的21.7%，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80年代以来，投资往往引起通胀，那是由于总量失衡；而低投资又往往引起“滞胀”，其“奥秘”就在于结构失衡。高速走了一段，社会承受不了，国家不得不加以控制；高速一停，需求下降，企业又承受不了，就又得上。我们的经济、投资老是这样循环下去，何是是了？所引起的经济不稳、社会震荡如何才能解决？这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高投入、劣结构、低效益的路子，使我国经济中大起大落、走走停停的现象无法根除，它是形成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这种现象也不利于增强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最终会失去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我们就抓不住国际上的机遇。其次，从我们的资源来看，我国资源并不丰富而人口众多，繁殖甚快，耕地、能源甚至水资源都相当紧张，经不起那样的高消耗。以能源消耗为例，据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材料，80年代，我国能源经济效率提高了46%，但同世界各国相比，效率仍然很低。按1980年不变汇价计算，1990年美国能源经济效率是我国的3倍，英国是5倍，德国是6.8倍，法 国是7.8倍，日本是8.8倍，连印度也比我们高出 1倍多。如果我国能源效率能提高1倍，接近印度现在水平，现有能源消费量就足可以保证国 民经济再翻一番。如果能源效率不变，即使能源供应量再增1倍， 我们也难以实现翻番目标。〔19〕这就是说，再沿着这条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路子走下去，我们也是走不起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易辙，走出一条优化结构、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子即质量效益型的路子。走这条路，可以避免发展上时起时落，时走时停，因而会有一个持续的有发展后劲的速度，从长期来看，这也是最快的速度。现在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不小，实现这种转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关键在于认识和决心。当然，由于积弊已非一日，阻力也不小，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方面要有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央对于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和适度投资规模，对于防止和控制经济过热和投资膨胀，反对通货膨胀，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我国经济一向存在着一种追求高增长、高投入的内在的动力，过去在高度集中体制下，这种冲动主要来自中央的宏观决策。改革开放以来则主要来自下面。因为改革中下放权力，又激起市场竞争意识，各地方、各单位不仅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还有了必要的手段。但企业制度尚未改革，企业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可以说有权有利而无责，所以这种冲动主要来自下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革企业制度。但我们不能坐等，而且即使在普遍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运转较为健全以后，也仍有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所以中央政府要把保持必要的增长规模和防止过热的任务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动摇。根据我国情况，中央政府还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没有中央的松动或默许，经济过热不大可能出现，出现了也不可能较长时间维持下去。必须彻底清除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发展的观点。我国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只要结构协调，经济就能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根本不需要什么刺激。相反，这种刺激，只能有害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对于畸形的产业结构，必须逐步加以调整。一方面对新增投资的方向不能放任自流，要有政策导向并利用经济杠杆对企业投资间接施加影响，使其符合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首先是要加强农业和能源交通等短线产业的建设投资。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直到最近南巡讲话还说，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20〕多次提出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主张加强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21〕还批评“我们在这些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难度更大的，是要对现有的畸形的产业结构，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加以调整。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兴衰隆替是正常的，某些企业的关停并转也是不可避免的，国家要根据产业政策并创造条件（如社会保险制度等）促进企业的重新组合，有的可以停业或破产。这件事涉及各方的既得利益，阻力很大，困难也多，但是非做不可。回想从80年代初以来，中央就决定要走出一条新路，其后在多次重要决议中加以重申，但始终未能做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央未能一贯坚持并采取具体步骤予以落实，甚至为各种议论所动摇，所以迄无成功。
第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微观经济机制，这是带关键性的一着。没有微观机制的改革，既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不可能使宏观调控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方面中央已有明确要求，就不多说了。
第四，要切实加强管理，这些年企业管理大大放松了，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浪费十分严重，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但改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是动力，但不可能代替一切。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坐等改革。这些年，往往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律诿过于旧体制，然后说这是新旧体制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怎么办？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固然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实情，但也成了套语，往往借此掩盖了许多工作缺点，使那些无所作为的人在深化改革的名义下推卸责任，溜之大吉，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实上，即使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也必须加强管理，也有的企业因管理不善而垮台。我们也有些企业加强管理，真抓实干，把企业办得很好，很有效益。
第五，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方向，对同类企业应按先技改、后新建的顺序安排投资，不能只是集中资金铺摊子，上新项目，不然，企业现代化永无实现之日。
第六，考核各级领导人及企业的实绩，应以效益为先，不能只看产值，看速度。过去口头号召重视效益而实际考核速度，这与走新路是南辕北辙，是一大弊政，亟应革除。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谈发展，首要的是经济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发展也不能单打一，只顾经济而不及其他，特别是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内容。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从投资建设来看，科技教育的投资也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科技教育，这是人所共知的。早在1975年他就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22〕后来又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4〕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特别提一下关于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搞个人创收、第二职业这件事。首先应当肯定，在一些有关工程技术等院系或研究部门、教研工作需要和生产密切结合，生产中有些收入是必然的。但不是一切部门都可以有这类收入，一些从事基础理论的单位就不可能有。因此，把它作为一种国家的补充收入，作为解决教师和研究人员因工资低而增加一些待遇的一个长期手段是不行的，也是有害的。因为创收引导某些专业人员不务正业，其所得也与其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甚至引发各种不择手段的歪门邪道，已经严重损害了科研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尽管有了所谓创收，但它不是一种固定的正常收入，教学科研人员的工资仍然偏低，这就使许多人不安于现有岗位，也使年轻人甚至出身师范院校的人不愿从事教学工作，已经而且还在继续地削弱教师队伍。对这个问题如不下大决心彻底改变，那么，若干年后中国将出现大量的低素质低水平的劳动者，其危害决不下于当年因反对节制生育而造成今天庞大人口的失误，而且犹有过之。这决非危言耸听，以前已经有人发表过类似意见，我赞成这种意见。社会发展不仅是科技教育，还有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多方面，许多与投资建设密切相关，都需要给予注意。总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5〕现在恰恰是有这个倾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就被忽略了，而且在经济建设中又只是工业，主要是加工工业，农业、交通乃至原材料工业也被忽略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4〕同上书第三卷，第320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6〕同上书，第32页。
〔7〕同上书，第375页。
〔8〕同上书，第二卷，第128页。
〔9〕同上书，第三卷，第25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
〔12〕同上书，第406—407页。
〔13〕同上书，第30页。
〔14〕同上书，第196页。
〔15〕同上书，第三卷，第16页。
〔16〕同上书，第2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19〕见1993年5月5日《经济日报》。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21〕同上书，第307页。
〔22〕同上书，第16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页。
〔24〕同上书，第40页。
〔25〕同上书，第三卷，第274—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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