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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是同属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与何去何从，不仅影响着地区，而且牵动着世界。本文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纵向、横向相结合的手法，力图概括展现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全貌。文章的第一部分，扼要介绍影响中美关系诸因素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顺着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等四条主线，分项透视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第三部分，从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和决策者因素等三个层次入手，重点阐述冷战后中美关系四大因素的演变；最后，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影响中美关系诸因素的历史由来
分析现状、推测未来，离不开必要的史实。如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作一粗略的回顾，则可见下列四方面的因素对两国关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经贸因素
中国和美国之间早期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当年连乔治·华盛顿都误认为中国人是白种人。〔1〕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载来美洲土产，运回茶、瓷器、丝等，揭开了中美贸易的序幕。然而，当时的美国，只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独立国家。而中国时逢所谓“乾隆盛世”，清王朝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对外商的态度仅是“原不藉外夷之物以通有无。”〔2〕美国商人苦于难以找到可供出口中国的稳定商品。几经周折，美商终于继西洋参、皮毛、檀香木之后，找到可从中牟取暴利的走私品——鸦片，从而弥补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
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美国此时也乘虚而入，胁迫清政府于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获取了包括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1899年美国先后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并使其成为颇长时期美国对华基本政策，其出发点就是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一席之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在19世纪大部时间和20世纪初对华贸易额只占其出口总额的1％或2％，但在美国商界与公众心目中，“中国市场”总是具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感。〔3〕如何确保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常常是华盛顿政要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
（2）文化、意识形态因素
早期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美方这种主导地位同样表现在相当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文化方面的联系上。因为，除了贸易之外，美国人与中国人接触的另一个动因来自一种所谓“使命感”，即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种“使命感”的形成与美利坚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早期清教徒移民美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所谓“山巅之城”；在“西进运动”中，“天赋命运”的信念就是许多人开发荒原的精神支柱。据估计，美国来华传教士于19世纪中期后逐渐增多，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华的3000余名外国传教士中，有半数以上来自美国。〔4〕传教士在充当对外扩张开拓者时，一般都具有其两重性。一方面，传教士出自本身信念，虔诚地宣讲圣经，传播教义；另一方面，不少传教士还在一定范围从事行医、办学或其他“慈善事业”。虽然传教活动多通过民间渠道进行，但文化渗透与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的总目标是并行不悖的。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美国文化的这种传教士心态总会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5〕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政策上的“理想主义”，即美国决策者时常给其对外政策罩上“道义”的光环。20世纪初，美国政府决定把强迫清政府交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帮助”中国“兴学”，便是其中一例。其表现形式之二是观念上的沙文主义，即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异教”文化，自恃其观念和制度的“优越”而好为人师。如文后所述，美国政界时而有人以自身价值观为尺度，动辄试图对他国内政施加影响与干涉的做法，无疑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文化历史根源。
（3）战略、安全因素
与经贸因素和文化因素相比，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上升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还是相对近期的事情。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综合国力上升，而中国国力下降，中美关系是在不平衡的国力基础上进行。另一个是由于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并没有占据到足以举足轻重的分量，美国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所优先考虑的往往是另外某一个国家的动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关系常常存在于一个三角形的或多边的国际关系之中。
19世纪末的两次侵略战争产生的一“推”与一“拉”的效果，逐渐使日本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一“拉”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侵略扩张态势逐步引起美国警觉。而这一“推”就是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所攫取的关岛和菲律宾两个战利品，将美国进一步推向到亚洲前沿。为了与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逐渐采取了后来被人称作“史汀生主义”的对外政策——即不承认“满洲国”。〔6〕继卢沟桥事件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和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后，美国对日采取了实施石油禁运和中止废钢铁供应的政策。美国这些有限的举动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而实际上又促使日美矛盾激化。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两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战时乃至战后成为亚洲牵制日本的一支力量。然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综复杂的多边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在美、日、中“大三角”关系之中又包含着在以“击败日本”为首要目标的罗斯福、深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与主张“共同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之间逐渐形成的“小三角”关系。〔7〕
日本战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矛盾上升。1946年初，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的8000字电报为美国制定对苏“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富尔敦所作的“铁幕”演说为前奏，“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冷战。”〔8〕美国此后的对华政策，便越来越受到其对苏总战略的制约。在中美关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大三角”关系对其的影响，这就是美、苏、中的三角关系。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美国政府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但更担心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占上风。因而在行动上实行两手策略：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一方面玩弄“和谈”、“调处”花招，企图诱逼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终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宣告彻底失败。
（4）台湾问题因素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日本将《马关条约》强加于满清政府，台湾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中国关于无条件收回台湾的正当要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中、美、英于1943年签署《开罗宣言》，决定将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重申了《开罗宣言》精神的《波茨坦公告》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中国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台湾问题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之时，美国政府逐渐对台湾的命运与前途产生“忧虑”。1948年，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指示研究“福摩萨（台湾）失陷于克里姆林共产主义后对美国战略安全将产生何种影响”，作出了如下结论：一旦台湾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将对美国战略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然而，因战线过长而深感力不从心的美国政府仅采纳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统治台湾”的方针。虽然美国此时还没有公开介入台湾问题，但是，制定这项政策的过程，确为日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埋下了两个重要伏笔。其一是鹰派人物出兵台湾的主张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其确为将来有朝一日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种可能；其二是在拟定这项政策时，美国决策者已经有几分心虚，因为美国明知台湾归属中国的地位已定，那么，其对该岛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难免因侵犯别国主权而受到非议。为了给自己的行动开脱，华盛顿谋士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9〕这两个伏笔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危害极大的定时炸弹。
二、50-80年代的中美关系
5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包含两个时期。一个是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中美对峙时期。另一个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时期。在此期间，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或带来令人惊异的明显转折，或产生耐人寻味的微妙影响。
（1）战略、安全因素
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了不承认政策。美国的这种敌视中国的政策，出自其国际战略的考虑——美国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会使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美国政府曾一度因图谋离间中苏关系而暂时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但其表面伪装很快就因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风云变幻而彻底撕去。〔10〕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加剧了美国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敌视。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猖狂反共、“院外活动集团”的兴风作浪，美国政府借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公开宣称所谓“就此划线”，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拼凑北起琉球、南至吕宋的“包围圈”，加紧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并增强了对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中美间这种敌对关系在日后美国侵越战争期间有增无减。由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实为国际间由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峙之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双边关系亦可视为美、苏、中三角关系之一部。而这一大的非等边三角关系中又包含着下文将要阐述的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小三角关系。
然而，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常会出现如同《三国演义》开篇名言所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态势。战略安全因素在50-60年代曾是使中美交恶的首要因素；而到了70-80年代，它确成为两国接近的催化剂乃至主要基础。60年代末，中苏边界爆发了苏军入侵我珍宝岛的严重事件。中国举国上下“深挖洞、广积粮”，开始了战略上的“转弯子”。而陷于越南战争泥淖中大损元气、内外交困的美国，此时亦在进行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调整。“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就是实行战略收缩，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确保欧洲战略重点，实现包括改善对华关系在内的“均势外交”，使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后，开始走上了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海公报》包含的“反对霸权主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战略安全的考虑，使得中美两国得以跨越意识形态与台湾问题的障碍，实现了有限的关系正常化。
（2）台湾问题
中国革命胜利之际，美国一心防止台湾“失陷”。美国决策集团曾考虑了诸如“分离”和“托管”等方案，但慑于“政治影响”，又不得不在行动上遮遮掩掩。1950年1月，杜鲁门出于无奈，不得已发表了一个“不介入”的声明，以观望等待。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政、染指台湾提供了时机。美国政府采纳了麦克阿瑟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之战略分析，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武装侵入台湾海峡。〔11〕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义正词严地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与美国代表在国际讲坛上首次就台湾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12〕至此，台湾问题成为两个没有外交关系大国之间的最大争议问题。1954年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美国和台湾当局既矛盾又勾结，缔结了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13〕1958年，海峡风云又起，美国再次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杜勒斯“战争边缘”的讹诈政策。〔14〕此后，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不断。然而，对内奉行“自力更生”、对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中国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国际同情与支持。1971年10月25日，第6届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中美1972年《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然而台湾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79年《建交公报》开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接受了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的三条原则，但中美关系矛盾的焦点仍为台湾问题。中美建交之后，在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鼓噪之下，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通过了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规公然包含下列条款，“认为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规定“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从而形成中美关系新的障碍。里根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围绕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坎昆会议中美首脑会谈后，经过十余月的谈判，中美两国政府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由于考虑到售台武器是历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售台武器的停止期限。这样，台湾问题虽得到缓解，但中美关系中障碍依存。
（3）经济、贸易因素
美苏冷战对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企图利用经济为武器，把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5国秘密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受限制的国家原只限苏联和东欧，后来也将中国列入其中。1950年12月，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政府公然下令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同时禁止美国公民来华。〔15〕1951年5月，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1951年10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案”（亦称“巴特尔法案”），规定凡接收美援的国家，均不得将三类战略物资输入社会主义国家。“A”类包括21种军用物资；“B”类包括石油产品在内的260种“重要战略物资”；“C”类包括多种机械产品。〔16〕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的吸引，连美国的一些盟友都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通过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例外程序”的办法，向中国出口了包括橡胶一类的“战略物资”。美国政府不得已在50年代末，将对华贸易禁运物资项目予以某种放宽。
6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经济政策亦随之进一步松动。1970年美国先后放宽美国国外子公司对华出口非战略物资部件，尔后又允许对装载非战略物资的中国商船加油。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美国政府决定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游的禁令。1972年2月，尼克松继而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华贸易新建议。此后，凡是可予以出售给苏联和东欧的美国商品均可以对华出售。随着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形成共识：“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1972年当年的双边贸易额就较前增长了18倍，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激增至9590万美元。中美建交之后，随着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互予的最惠国待遇，双边贸易关系更是蓬勃发展。〔17〕1978年中美贸易额仅为10余亿美元；而1990年则猛增至200亿。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4）意识形态因素
如前所述，美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优越感”的文化。这种传统观念常常促使美国对外政策充满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一战时期威尔逊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外交”和二战时期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主张，均出自这种意识形态。冷战开始之后，美国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更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体制和价值观，甚至自认为有权利干涉和影响别国的发展方向。从杜鲁门“遏制战略”到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理论”、从肯尼迪的“进步联盟”到约翰逊所谓免于共产主义威胁的“伟大社会”、从“尼克松主义”到卡特的“人权外交”、从里根的“对抗战略”到布什的“超越遏制”，其间无论是理想主义上升还是现实主义抬头，或者是“胡萝卜加大棒”两手兼施，但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共产主义始终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其仇视是不无意识形态因素的。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摩擦时而迸出火花。卡特时期，美国参议院一些人在魏京生案件事发后，曾组织了所谓“人权听政会”；在里根时期，出现了美国批准所谓胡娜“政治避难”事件；布什入主白宫初访中国时，又发生美方擅自邀请方励之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出席告别宴会的政治事件。冷战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总的负面作用。然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有时也会从反面促使一些美国人更热衷于同中国打交道，从而促使中国的和平演变。80年代后期，有一些美国人士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与西方经济、政治体制的接近，一些人甚至欣喜断言：中国将成为“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接受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8〕“六·四”事件正发生在这样一种“国际大气候”之下。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一些西方人士此后的反应会如此沮丧失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会这般甚嚣尘上。
三、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从三个层次予以透视。第一是国际格局层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历若干巨大变化：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世界中一极不复存在，使原有的国际关系结构失衡。第二是国家综合国力层次。中美两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国力的兴衰势必引起内外政策的调整。第三是决策者层次，即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对此三层次的分析，将有机地融合在下列四个方面的讨论之中。
（1）意识形态方面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要“冷战思维”依存，对中国以压促变的企图加剧，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上升。摩擦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横加干涉。其实，美国的人权外交并非始于1989年。70年代末美国国会就曾决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接受美国援助国家进行人权状况的年度审议，只不过当时因美国仍然需借助中国对抗苏联，“人权外交”只能居于地缘政治利益之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大削弱，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就变得突出起来。
近年来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美国就“六·四”风波对中国的指责和干涉。美国政府在西方率先宣布对华制裁措施，之后还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大赦所谓“政治犯”。2.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中，总统、国务院负责对外政策，但国会分享决策权。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从1991年起，美国国会总有人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上大作文章，企图将这一原本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互惠方式与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联系起来加以审议，并在其上增加附加条件。3.西藏问题。美国国会数次通过决议，谴责我侵犯了所谓“西藏的人权”。布什和克林顿在白宫还都亲自会见了达赖，表示对西藏问题的所谓关注。4.中国计划生育的国策一直被美国国会数个法案歪曲为“侵犯妇女人权”。5.美国国会议员还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侵犯宗教信仰的人权”。6.美国还诬蔑中国对美倾销所谓“劳改产品”，并以此指责中国“侵犯犯人人权”。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亦能通过各种游说，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赦国际、亚洲人权观察等组织和惯于制造“轰动效应”的媒体舆论，除了上述六个方面外，还就所谓“刑事犯罪判处程序”、“监狱条件”、“新闻自由”等，大肆攻击中国，对美国统治集团向中国施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
在国际风云剧变、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国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华施压和制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纵览全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中国外交任凭风吹浪打，“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经受住了东欧剧变的冲击，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和制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与国际环境。〔19〕具体在人权问题上，自1990年起，我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了多次对话和斗争。1991年11月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揭露了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的实质，并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新中国人权状况的根本变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中国还连年挫败了西方的反华提案，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然而，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2）战略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安全。冷战后的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原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撑的战略因素骤然下降。二是由于国际关系经济相互依存成分增加，“战略安全”概念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三是双边“战略安全”关系由于两极的消失，更呈现出各种因素交织混杂的多元化趋势。
在转型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如何给自己定位，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冷战刚结束，美国起先虽口头承认多极化格局，实际上想在苏联解体之后，树立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1989年制裁中国和1990年出兵伊拉克时，美国是目空一切的。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出乎美国政府预料。历时数年的美、欧、日经济衰退；美国外交一系列失利；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变化；俄罗斯不确定因素的增长；地区性局部冲突可能性增大，需要中国作用机会增多；中国国内稳定恢复及其地缘依托因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而增强；加之美国因冷战结束而显露、激化的种种国内矛盾等等，促使美国调整其对外、对华政策。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棋盘上将中国如何定位，美国决策圈和学术界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看法和主张。所谓“理想主义派”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多鼓吹“人权外交”。“现实主义派”中的“强硬派”则热衷于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一些智囊机构对“大中华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作用”的分析，和针对中国的“战争模拟游戏”种种，亦对美国政坛极右派提供了“遏制”中国的理论依据。〔20〕而“现实派”中的“温和派”虽然在反共的态度上与理想主义没有什么原则差异，但在具体作法上却更看重国家间的“实际利益”。在对华关系上，这些人更看重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包括：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中东、朝鲜半岛、柬埔寨、南沙群岛、军控、环保和难民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上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21〕因而，主张同中国保持接触。当然，“理想派”和“现实派”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人们时常可见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主张视中国“既不为敌，又不为友”。
美国对华政策因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出现过上上下下的数次反复。布什在“六·四”之后宣布对华制裁，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停止双方当时存在着的有限的军事合作项目。在海湾危机时，美国需要中国在安理会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紧张状况有所和缓。1992年中美双方就《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进行谈判。中方表示愿意在转让时遵守该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条件是美国取消1991年6月宣布的对华三项制裁，包括：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和禁止向中国一些公司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2〕中国积极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还正式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并对军控问题提出了“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中国的全面主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23〕然而，所谓的中国军售问题在克林顿时期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有增无减。1993年克林顿政府攻击中国“不负责任地出售大规模杀伤武器技术”，并就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的问题，根据美国国内法对中巴两国实行“二级制裁”。〔24〕时隔不久，又发生美国根据其捕风捉影的“情报”，指控我“银河号”货轮装载有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并施行霸权主义，干扰威胁该船的正常航行的严重事件。〔25〕美国的施压不能奏效，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9月全面审议了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了决定改变其强硬路线的《行动备忘录》。在双方的努力之下，中美两国首脑于年底在西雅图实现了会谈。1994年和1995年两度确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对华政策，主旨均是“交往与扩大”（或译为：接触与扩大）。美国国防部《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确定了“加强军事对话、增进相互理解”的对华政策。〔26〕然而，正当中美安全关系有所改善时，台湾问题，如下文所示，又投来新的阴影。
（3）经贸关系
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发展显示了三个变化：一是80年代初，美国与亚太国家贸易额超过大西洋；二是80年代末，日本对亚洲贸易额超过北美；三是90年代初，欧洲对亚太贸易额超过其对北美的贸易额。这说明世界经贸中心正向亚太东移，而这种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新的背景。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归根结底要靠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中美双边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国力还不能改变“彼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格局，但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乃是中美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种种坎坷，面临重重困难，但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没有停顿。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果：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1992年后更以两位数字的增长率发展（1992年为12.8％；1993年为13％；1994年为11.8％）。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法估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三位。〔27〕这种估算方法是否切合实际，有待研究，但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确已为世界瞩目。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坚实的依托。
美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无疑最强。但“大有大的难处”，美国欲维持其领先地位，绝非易事。从1989年至1992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只为1.5％。9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达7％。从1989年至1992年美国联邦赤字跃升了1379亿美元，甚至到了经济稍有好转的1994年，赤字还高达2032亿美元。〔28〕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克林顿政府的国策包括三大支柱：振兴经济、增强军事实力、促进民主。然而，在具体实施时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美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而迫切感到有必要进行四大结构性调整，包括：1.从经济战略结构上作出适应世界新格局的调整；2.在产业结构上进行军工转民用和扩大服务业的改革；3.在财政结构上力图降低赤字、改善债务经济；4.在社会结构上改造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就业等。然而，积重难返的经济问题无疑增加了美国的国内矛盾，而国内矛盾的上升无疑又给白宫的对外政策形成掣肘。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成功地运用了经济杠杆促使不利因素向有利方向的转化。例如，当克林顿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还举棋不定时，中国开展了对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多边外交。德国总理科尔1993年11月一次访华就获得了30多亿美元订单的消息，给予美国政界、工商界以巨大刺激。〔29〕中国还在美国审议最惠国待遇的关键时刻，派采购团赴美，分化和利用美国国内矛盾。1993年5月，300余家与中国有经济关系的美国公司，一齐敦促美国政府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1994年向政府施压的美国公司更是多达800余家。美国新闻媒体亦称：对华贸易“非同小可”，其“与15万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息息机关”；“中国市场”发展“潜力无比”，仅在今后几年进口总额将高达1万亿美元。衡量再三，下列看法在美国决策层逐渐占了上风：1.以人权为由取消最惠国待遇适得其反；2.取消最惠国待遇不符合美国利益；3.在关系到美国利益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仍需中国合作。〔30〕克林顿于1994年5月底宣布续延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决定在此后一年一度的审议中，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之手”的论断，又一次在美国得到证实。
然而，中美经济关系仍存在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1.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制裁尚未完全取消；2.最惠国待遇虽与人权脱钩，但每年仍需审议；3.劳改产品问题虽已由1992年8月7日协议解决，但美国仍不时有人提及；4.美国反倾销的呼声时有发生；5.市场准入问题虽有1992年10月10日的协议，但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6.中国在入关问题上仍然遇到美国的障碍；7.知识产权问题在1995年2月26日协议后，时有美国依据所谓“301条款”对中国的指控；8.贸易逆差方面也存在着双方在解释上的严重不一，和美国扬言对华制裁的威胁。〔31〕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航道上，仍有暗礁隐藏。
（4）台湾问题
冷战后，一方面，“台独”或“独台”思潮泛滥。在国际社会中，台湾当局不遗余力地推行“实质外交”、“银弹外交”。在对美关系上，台湾直属办事机构和雇佣的“卡西迪”一类所谓公关公司，大力加强了对美国朝野的游说。在另一方面，处心积虑企图牵制中国发展或存心“分化”和“西化”中国的美国政要，也逐渐看好台湾这张牌。这一“推”和一“拉”使得台湾问题这个本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再次上升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首要因素。
布什政府时期，台湾问题上的突出事件有以下两个：一是布什政府1992年借口加强其竞选地位，竟公然决定对台湾出口150架F-16A型和16B型战斗机。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完全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精神，违背了美方作出的对台出售武器限性能、限数量、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逐步解决的承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最强烈抗议。〔32〕另一个是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的严重事件。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部长级政府要员访台，这还是第一次。〔33〕
克林顿执政期间，台湾问题愈加和美国国内政治与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国会亲台势力对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极为不满，欲在三个方面打开突破口：1.通过立法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1994年4月，参众两院联席协商会议通过由参议员默考斯基提出的“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修订案，公然鼓吹《与台湾关系法》效力优于《8.17公报》。在中国政府的抗议下，美国国务院声明继续履行公报。〔34〕此后，美国行政和立法两个部门在台湾问题上各唱红白脸的事便更加公开。2.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4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决议，支持由参议员西蒙提出并已经外事委员会通过的提案。〔35〕3.促成李登辉访美。在默考斯基邀请李登辉访问阿拉斯加未成后，参议员布朗的修正案作为“1994年移民及国籍技术修订法案”的附属条款，于10月获参众两院的通过。〔36〕
在国会提升美台关系呼声渐高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于9月7日，宣布了五项“调整对台政策”方案：1.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美国愿意同台进行次内阁部长级对话；2.允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和原办公厅大楼三地以外的场所会晤；3.美国将允许经济、技术和商务部门官员访台；4.美国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支持其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合法作用和声音。5.原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37〕
美国恶化中美关系的步骤并没有就此而止。1994年11月共和党取得中期选举胜利后，美国政治钟摆继续右转。1995年5月2日，众议院以396对0票通过决议，邀请李登辉访美。此时，美国国务院还发表谈话认为此举不妥，表示说鉴于李登辉的身份，即使只是“私下访问”，也“难以符合我们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性质”，并向中国方面作了通报。〔38〕然而，语音未散，美国政府就出尔反尔。在参议院于5月9日以97对1票通过同样决议后，克林顿唯恐再次竞选的计划受损，竟然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起码的国际信誉，于5月22日公然同意李登辉访美。
李登辉的访美及其在美的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严重破坏了自1993年汪－辜会谈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江泽民主席发表关于祖国和平统一的八点主张以后，两岸关系在各领域出现的良好势头。它不仅给海峡两岸的交流投下阴影，而且使中美关系降至了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政府作出的强烈反应，表明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决心。
结束语
纵观历史，可见战略安全、经济贸易、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四大因素的纵横交错，导致了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跌宕沉浮。中美两国的利益的汇合与矛盾，决定了当前甚至未来相当时期双边关系“合而不热、分而不裂”的基本态势。回顾过去，可以鉴往而知今；总结现在，亦能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提供下列四方面的有益启示：
在战略安全因素方面，保持正常的中美双边关系对区域安全与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如果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互不为敌，其本身不仅对当前而且对未来的21世纪，都是一种十分重要战略关系。
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贸易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平等互利的往来与经济合作应该成为双边关系的基础。经济交往中的摩擦和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制裁”、“报复”的办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中美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各个主权国家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彼此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差别和分歧应该成为彼此交流往来的动因，而不是干涉对方内政的理由。
台湾问题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中国内部事务问题。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倡导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这是需要海峡两岸通过良性互动实现的目标，不容外国势力插手。第二个是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就在于美方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排除干扰，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
总之，中国政府希望中美两国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然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是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注释：
〔1〕Michael 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p.13.
〔2〕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Michael Schal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7-18.
〔4〕Warren 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42.
〔5〕参阅王辑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3期，第1-9页。John Stoessinger,Crusaders and Pragmatists(New York:Norton and Company,1979).
〔6〕美国态度的变化，见石磊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470页。
〔7〕关于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种种联系及其矛盾，参阅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p.87-123 and pp.117-200.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465页。
〔8〕〔15〕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章并第135页。
〔9〕〔11〕参阅苏格：《战后初期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形成》，《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60-67页。
〔10〕袁明、哈里·哈丁：《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部分。
〔12〕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9页。
〔13〕详见苏格：《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过程》。《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
〔14〕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88年版，第192-209页。
〔16〕武桂馥：《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3页。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S.China Policy (Boulder:Lunme Rienner Publishers,1992),p.59.
〔17〕Harry Harding,"Redesigning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March 12,1992 at East-West Center,Printed by USIA (Reference No.EPF 141 04/06/92).
〔18〕Andrew 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 licy",China Quarterly,Vol.139,Sept,1994.pp.632-635.
〔19〕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5年12月12日。
〔20〕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 19,No.1 (Summer 1994),pp.149-168.See also:Study Report,"China in the Near Term",August 10,1994;Conference Report "5th Annual AEI Conferenceon the People'sLiberation Army",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June 1994.
〔21〕Robert Ross,"U.S.Policy Toward China",in Robert Art and Seyom Brown eds.U.S.Foreign Policy:The Search for a New Role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pp.342-345.
〔22〕《人民日报》，1992年2月23日。
〔23〕刘华秋：《灵活务实、硕果累累——1992年的中国外交》，《光明日报》，1992年12月10日。
〔24〕"Clinton Announces 'New Chapter'in U.S.Policy on China",Foreingn Policy Backgrounder, Information Service, U.S.Embassy to China ,May 29,1993.《人民日报》，1993年8月27日。
〔25〕《人民日报》，1993年9月5日。
〔26〕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Enlargement (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1995) ; United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Defense,1995),pp.14-15.
〔27〕A.Doak Barnett,U.S.-China Relations:Time for a NewBeginnning-Again (Washington,DC:SAIS,1994),p.14.
〔28〕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4),(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4),pp.21-2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5),(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pp.19-25.
〔29〕Washington Post ,March 9,1994,p.A22.
〔30〕James Lilley and Wendell Willkie, Beyond MFN(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 1994) ; David M. Lampton,"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e Minister:Clinton Ends Linkage",The China Quarterly, Vol . 139,September 1994 ,pp.597- 621. David Lampton and AlfredWilhelm ,Jr.,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Washington,DC:The Atlantic Council,1995).
〔31〕按美方统计：1985-1993，逆差从4.3亿美元上升为227.7亿。但是，美国的贸易统计是按照原产地原则执行的，并不包括从香港转口贸易的那一部分。而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中美贸易中，中方一直是逆差。如果将美国从大陆、台湾、香港三地进口总额进行分析：美国贸易逆差只从1987年的26.5亿上升为1992年的28.4亿。
〔32〕《人民日报》，1992年9月4日。周世俭：《中美经贸关系五年来的回顾与展望》，《国际贸易》，1994年，第9期。
〔33〕Nancy Tucker,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 ,1994),pp.174-176.
〔34〕Robert Sutter,"Managing A One China Policy ",Paper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U.S.-Taiwan Policy Consultation",sponsored by Carni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December 9-10,1994,中国政府的抗议，见《人民日报》，1994年4月29日。
〔35〕China Post,June 16,1994,p.14.
〔36〕"Visas for Officials of Taiwan",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October,6,1994,p.S14404.
〔37〕"Adjustments to U.S.Policy toward Taiwan Explained",Background Briefing.Department of States,September 7,1994.
〔38〕《人民日报》，199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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