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的写作背景、动机与主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水论文,主旨论文,动机论文,背景论文,论颜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2-0092-02
颜延之的《应诏宴曲水作诗》，《文选》选入卷二十“公宴”。因此谈到该诗的写作动机与主旨，有的研究者依照《文选》的分类将其归入“公宴”或“朝庙应制”，单凭印象出发，说该诗是应帝王诏命而作，描写题材自然以宫廷生活为主、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等等①。其实，联系写作该诗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写作动机与主旨。
关于该诗的作时，李善注说：“《水经注》曰：‘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②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赋诗。’”
那么，在元嘉十一年(434年)三月前后，刘宋政权上层正经历着怎样的政治斗争？颜延之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写作此诗时有着怎样的时代和政治背景？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诛徐羡之、傅亮、谢晦，政权暂时回归皇帝之手，但不久文帝多病，无力总揽朝政，政事大多委任他人。从元嘉六年(429年)开始，彭城王义康、刘湛集团专权。因此文帝不主宰朝政，政不由己出。《宋书》卷五《文帝纪》：
(元嘉)六年春正月癸丑，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徐州刺史。
彭城王义康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的身份任司徒，并录尚书事，所谓以三公加录尚书事，其执掌相当于丞相。因此朝廷的内外事务，实际都由义康决断。《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载：“(元嘉六年)(义康)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同样记载：“(元嘉六年正月)(王)弘与义康二府并置佐领兵，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远大权，每事推让义康；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甚至连宋文帝有时都要取悦义康，《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载：“(元嘉七年十二月)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义康意犹怏怏，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弘弟昙首居中，为上所亲委，愈不悦。弘以老病，屡乞骸骨，昙首自求吴郡，上皆不许。义康谓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岂宜卧治!’昙首劝弘减府中文武之半以授义康，上听割二千人，义康乃悦。”对于义康越轨、放肆的要求，文帝不敢正面斥责或管制，而是听任默许，满足义康无止境的要求。
彭城王义康集团的专权和图谋篡夺帝位的野心，宋文帝心知肚明，但由于没有亲揽政事，无力挽回政局。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宋文帝想祓除疾病，从而亲揽政事，禊饮于乐游苑，并为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饯行，在宴会上诏命与会者赋诗。颜延之当时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侍从，赋《应诏宴曲水作诗》。
《应诏宴曲水作诗》的文字典丽厚重，诗意较为晦涩。在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应诏宴曲水作诗》注本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想当然，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诗歌的主旨，应当借助《文选》李善注和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来阅读分析。
《应诏宴曲水作诗》的内容，前面部分盛赞“太上”(文帝)功德，并说这是“岂伊人和，寔灵所贶”，意承上文，赞颂文帝化成万物，各得其所，岂止人和，实是上天神灵所赐。这样的开头当然是应诏诗或公宴诗的常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下文转入对太子明德尊礼的赞颂，“帝体丽明，仪辰作贰”，李善注：“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体，谓太子也。……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父之道，文王之子发、旦是也。”赞颂太子刘劭有明德③，帮助皇帝治理国政，是国家的副贰、储君。“君彼东朝，金昭玉粹。德有润身，礼不愆器”，赞颂太子之德如金玉之明，以德业润其身，举止不愆失礼乐之器。“柔中渊映，芳猷兰秘”，承上赞颂太子心地宽和明净，如渊之映照，如兰草之幽秘芳香。再接下来借祖庙神主的辈分排位喻指帝位的正统继承次序，“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昭、穆本指帝王父子卒后坟茔与祖庙神主的辈分排位(上一辈为昭，则下一辈为穆，再下一辈又为昭)，在此借指帝位的继承次序。李善注：“言昔者在高祖之子为王，同于文王之昭；今帝之子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吕延济注：“言以高祖比文王，文帝比武王，昭穆谓继次也。”既然以宋文帝来比周武王，就会让人联想起周武王与兄弟旦(周公)以及儿子诵(周成王)之间的历史故事。颜延之讽谕：即使文帝多病而崩，太子刘劭将继大统，就像周武王传位于周成王一样，父死子继是符合古制、古礼的。再接下来陈述王侯的本职，“于赫王宰，方旦居叔。有晬叡蕃，爰履奠牧”，李善注：“王宰，谓王为宰辅，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刘良注：“王宰，谓宋彭城王义康也。言方于周公，居伯叔之次也。”此处“王宰”指彭城王义康，在文帝诸弟中，义康的地位、权势最高。刘裕在晋末由丞相而进位相国，最终篡位，也正是看到了、体验了丞相摄政，最终篡位的历史事实。因此刘宋建国后不设丞相之职位，刘义符即位后，权在大臣，徐羡之以司空(三公之一)身份加录尚书事，其实就是丞相，于是丞相一职有实无名。文帝元嘉六年，彭城王义康又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的身份任司徒，并录尚书事，所谓以三公加录尚书事，其执掌相当于丞相。在元嘉七年到十一年之间，更发展到“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的地步。因此颜延之再次讽劝义康，应像周公旦一样辅政。“有晬叡蕃，爰履奠牧”，李善注：“谓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二蕃，谓江夏、衡阳二王也。爰履奠牧，谓于所履之地，能镇定其郊牧也。”当天祓除游乐，并为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出镇饯行，义恭、义季并与义康交好，④因此，颜延之提醒义恭、义季，作为蕃王，应当镇定蕃地、郊牧。“宁极和钧，屏京维服”，李善注：“和钧，谓王宰也。屏京，谓蕃封也。”讽劝作为蕃封的义恭、义季：应当恪尽职守，镇守所封蕃地，安理政事，为京室之蕃屏，维持五服之诸侯。诗的最后说：“途泰命屯，恩充报屈。有悔可悛，滞瑕难拂。”张铣注：“谓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满而已，报犹屈也。过悔之事，有可自改，积滞之瑕，难可除拂。”结尾说帝德宽宏，对诸王的恩泽无以复加，诸王如有过悔之事，请予自改；否则，时间长了就难以去除。这也是对义康集团的讽劝。
经以上分析，《应诏宴曲水作诗》的主旨是较为明显的：在歌颂文帝的功德和太子明德有礼的基础上，讽劝义康作为王宰，应像周公一样辅佐朝政；讽劝义恭、义季作为蕃王，应当镇定蕃封、郊牧。并劝诫义康集团趁早悔过，去除不臣之心。
颜延之正是看到了义康集团专权，发觉义康有篡夺帝位的野心，担心废立之事再次发生。适当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文帝禊饮于乐游苑，颜延之侍从，借应诏之机作诗讽劝彭城王义康。
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过去，历史记载的是已经发生的；而文学家关注的是未来，文学所表现的往往是将要发生的。历史只记载既成的事实，而文学恰恰弥补了史传记事之不足。二者就同一事件，对不同发生点分别进行了不同横断面的观察与记录。因此，相对于历史，文学具有“先知先觉”的特性。
历史记载元嘉十一年以后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先前颜延之的忧虑与担心，也从事件的结果一方再次证明了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的写作动机与主旨。我们根据编年体《通鉴》的记载，按着时间顺序来看。
《通鉴》卷一百二十三：
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会。……(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会帝疾笃，义康言于帝，召道济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间，将遣还，已下渚，未发；会帝疾动，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元嘉十七年四月)司徒义康专总朝权。上羸疾积年，心劳辄发，屡至危殆；……(义康)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尽。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令义康选用，生杀大事，或以录命断之。势倾远近，朝野辐凑，每旦府门常有车数百乘，义康倾身引接，未尝懈倦。……私置僮六千馀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义康权势已盛，(刘)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浸不能平。……上尝疾笃，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艰难，岂是幼主所御!”……及上疾瘳，微闻之。而(刘)斌等密谋，欲使大业终归义康，遂邀结朋党，伺察禁省，有不与己同者，必百方构陷之，又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矣。……(九月)上以司徒彭城王义康嫌隙已著，将成祸乱。冬，十月，戊申，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恶，就狱诛之。……是日，敕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义康以湛等罪状。义康上表逊位，诏以义康为江州刺史，侍中、大将军如故，出镇豫章。
《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太子劭及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启宜早为之所；上乃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义康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城王义康的不臣之心不断地明朗，一步步地走上了篡逆与灭亡的道路。
经过以上对《应诏宴曲水作诗》的写作背景、内容主旨和彭城王义康集团专权下场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在元嘉十一年，彭城王义康的不臣之心初步显露时，颜延之即借诗讽谕、劝诫。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深深得罪了专秉朝权的彭城王义康集团，《应诏宴曲水作诗》成为了他被贬黜事件的导火索。贬黜事件在正史中记录为：“(颜延之)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⑤延之怨愤，作《五君咏》自比，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想把他贬黜到远郡。文帝下诏让回里闾思过，保住了他的性命。此后，隐居建康长干里颜家巷七年。
显然，彭城王义康集团读懂了颜延之的《应诏宴曲水作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该诗的讽劝主旨。
本文为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颜延之集》整理与研究”(批准编号：04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黄水云《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一11 8页。李宗长《颜延之诗歌主题选择的文化审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第61页。黄亚卓《论颜延之公宴诗的复与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49页。
②按：疑“武帝”当为“文帝”。
③《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
④参《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
⑤《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