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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044—07
宋恕（1862——1910），字燕生，号六斋，浙江平阳人，是近代一位特立独行的维新思想家。他曾师从孙锵鸣、俞樾、孙诒让等国学大师，并深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抱负不凡，“年未及立，极有澄清天下之妄想。”虽然他一生颇不得志，只在上海、杭州、天津等地当过教习，但他的维新思想却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对当时的维新派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他的著作“多以畏弹射而未敢刊行”，所以，他死后，声名渐没，思想也鲜为人知。本文依据今人整理的《宋恕集》，主要论述他的维新思想，以恢复他作为近代维新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一
宋恕的维新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三始一始”说中。1892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自称：“蓄三始之说，十年于兹，一始之说，亦五年于兹矣”。（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2页。）可见他的“三始一始”说酝酿已久。
“三始一始”说的核心是设议院，宋恕对此谈论较多。他以日俄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议院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白种之国，独俄罗斯无议院，故俄最不治。黄种之国，独日本有议院，故日本最治。”他把议院同学校、报馆一起视为“无量世界微尘国土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建议当权者“诏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国议院、报馆详细章程，征海内通人斟酌妥善，与学校同时举行。”（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页。）至于如何设议院，他以县议院为例，有一个较详细的设计：“每县置议院一区，略筹公费存院应用。令本县举户公举议绅、议生”，“县中一切事件，或先由知县照谕集议，或先由议绅生照禀知县。议绅生有所争于知县，不听，许通照、通禀大宪。若被控系小讼牵连，地方官径行摘出不问；即事情重大，亦不得遽行传提，须先令阖县绅坽复查；直之者过半，不问；曲之者过半，然后除其议绅生之名，依常传提、审究。议绅生不给薪水，令开报馆、卖新闻纸。”（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21页。）这段话对议院议员（议绅、议生）的产生方式、具体职责、享有的特权都有明确的规定，是近代思想家关于如何设议院较具体的论述。1898年6月28日（阳历8月15日），宋恕在同好友孙宝瑄的谈话中，认为日本变法之初，先设议事所，举国人议事，真得变法之要诀，由此可知“欲振兴诸务，实事求是者，非议院不能有成。今之操议院缓立之说者，皆大误天下也。”（注：《宋恕集》下册，第1045页。）当时孙宝瑄以“今之民多愚，假议院开，八股必不能废”相诘难。宋恕对此解释道：“然议院果开，时文不废亦无害”，原因是“有议院，则天下之学使、乡会试考官、书院山长必由公举矣。所举者虽不必骤获硕学渊德之士，而庸劣陋恶顽暗之人必渐少，天下之为时文者必有进无退。时文之进亦由多读书。读书者多，民智渐开，公理日明，必有废八比之一日。今不开议院，仅改时文为策论，虽足一新耳目，而主试非人，则弃取非法。弃取非法，则众心不为鼓舞，日久必至攻策论如时文，仍无补于天下”。（注：《宋恕集》下册，第1046页。）宋恕的这番议论同当时流行的先开民智、后设议院的观点有所不同，至少他认为设议院与开民智应同时进行，而不应有先后之别。同年7月1日（阳历8月17日）， 宋恕在同孙宝瑄的谈话中，又对中国设议院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计：“中国能大开上下议院，自宰相督抚以至州县咸由公举，行之十年，则十八省必可进至倭人未变法以前局势；行之四十年，必可进至日本今日局势，可决也。”（注：《宋恕集》下册，第1046页。）对设议院的态度如何，是衡量近代思想家思想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四书》中，也曾有过“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到了1898年，他在亲自参与变法的过程中，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因而又反对中国设立议院，认为：“今日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注：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与康有为相比，宋恕关于设议院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887年他就提出：“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开议院始。”（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4 页。）到1898年仍把设议院作为变法之本。宋恕关于设议院的言论多见于他私下与友人的谈话中，这一方面反映出他畏弹射而不敢倡言的软弱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这种思想的真实性。
宋恕的“三始一始”说在当时已属激进之论，但他自己却将这些视为“卑议”。也就是说，他还有与此不同的“高议”。他在1894年致友人的信中说：“曾著一经世书，所拟法律，非但与汉后议论大忤，且有不满姚、姒，深薄子、姬之意，未敢示人，私名之曰《高议》，将藏之石室，以待千万年后之圣人再拜启匣而出其书。”（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2页。）1896年， 他与日本友人的信中也提到：“既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伪儒，其精者藏诸石室，虽未敢示人，其粗者如易欧服、师西律、改官制、开学校、设议院之类则公言之有年矣。”（注：《宋恕集》上册，第557页。 ）随着《宋恕集》的整理出版，我们今天已不难从他生前未刊的《六字课斋津谈》和与友人的信函中，窥见他“高议”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崇儒抑法，复教改制。
宋恕认为，“秦汉以下，儒教之实早亡”。（注：《宋恕集》下册，第1037页。）秦汉以后的儒学实质上是阳儒阴法之学，“其学阳尊孔、孟，阴祖鞅、斯，务在锢民聪明，拂民天性，驱民入于狉獉之域、奴仆之区”。（注：《宋恕集》上册，第556页。 ）阳儒阴法之学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叔孙通，由此开始，“孔教始为世法所乱”。董仲舒继其后“认法作儒”，并请罢黜百家，迫使诸子学，“改前师说，而周末诸子之教始尽为世法所乱”。发展到程颐，则是“以纯法之学，阳托儒学”，从而使儒学的一线微言，从此遂绝。儒学之亡导致“文明古族，蠢若野蛮，甘仆金、元，任屠张、李，饿死恒沙，相食泛常，劫窃公行，丞报盈耳”。（注：《宋恕集》上册，第527页。）
正因为宋恕把神州长夜、民众罹苦的原因归于儒学之亡，所以，他自幼“学经天纬地之文，抱易法以儒之愿”（注：《宋恕集》上册，第271页。），一生“以复教为先务”。（注：《宋恕集》下册， 第1078页。）他在1895年致夏曾佑的信中说：“下走窃以为图拯神州，不必改教，复教而已！”并以日本泰西诸国皆因复教而强作为例证，“海东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山鹿义矩、物茂卿诸子倡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也。海西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味格力弗、路得、束盈黎、菲立麦兰敦诸子倡排教皇之伪教以复基督之真教也，东西之事，复教之明效也”。（注：《宋恕集》上册，第528页。）同年，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欲为变法做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力攻大魔以明佛道”，他对此解释道：“神州汉后大魔四人：叔孙通、董仲舒、韩退之、程伊川。孔、孟即我国之佛”。（注：《宋恕集》上册，第532页。）
既然宋恕要在复兴孔孟儒学的基础上进行改制，那么，他心目中的孔孟儒学的真义是什么呢？他认为：“孔氏之教，皆以仁民爱物为体，公天下为用”。（注：《宋恕集》下册，第1076页。）“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注：《宋恕集》下册，第1037页。）他还认为，孔孟儒学与西方的政教学说是一致的，《论语》实古今第一奇书，“欧洲好处全在此书之中”。（注：《宋恕集》上册，第51页。）《四书》、《五经》“何语不与今之泰西政教论议若合符节？”（注：《宋恕集》上册，第536页。 ）“《周易》确寓民主之义”。（注：《宋恕集》下册，第1040页。）甚至认为“禹域孔孟之主义本亦近于彼土所谓社会主义”。（注：《宋恕集》上册，第617页。）由此可见， 宋恕所要复兴的儒学决非是真正的孔孟之学，而是经过他的改造、渗进西学内容的儒学。他把具有近代意义的“革命”、“民主”内容塞进儒学，其目的是为他的变法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恕复教改制的本质，我们可以把他的“复教改制”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加以比较。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宋恕把秦汉以后的儒学说成是阳儒阴法之学，程朱理学尤其与孔孟之学“绝异”。两人都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变法维新扫清思想障碍。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打扮成改革家，把选举、议院等都说成是孔子所创。宋恕以复兴孔孟儒学作为变法的前提，把儒学的宗旨归纳为“君宜公举、臣可废君”，用西学来改造儒学。两人都是借古人的服装，演现代的活剧，表面上是复古，实质上是维新。因此，宋恕的“复教改制”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自己的变法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更为相似的是，梁启超称康有为为“孔教之马丁路德”。（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9页。）近代学者孙宝瑄也把宋恕以复教为先务，比作“路德之创新教以拒加特力之横”。（注：《宋恕集》下册，第1078页。）蔡元培也认为，宋恕“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 （注：《宋恕集》下册， 第1033页。）正因为两人的变法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宋恕虽从古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甚服”。但当他见到《孔子改制考》后，便佩服得五体投地，“始服更生之能师圣，始知更生能行污身救世之行”。（注：《宋恕集》上册，第602页。）
两人的差别在于：康有为以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之气概，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而在思想界刮起“大飓风”，引发“火山大喷火”，康也因此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而宋恕的这番“高议”却只是深藏石室，未敢示人，而且也远不如康有为的理论系统，其影响当然也不能同康有为相比。
二
宋恕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因此，在他的维新思想中有大量关于教育改革的言论。宋恕生活在科举时代，同当时的其他维新派一样，他对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矛头首先指向时文取士。他认为“时文之害至今日极矣”，中国有十八行省，二百多府郡，二千多州县，莫不有学，学校之外复有书院，养士之区不为不广。学有教官，院有主讲，训士之师不为不多。再加上督学贡之，主试举之，总裁进之，至于成进士，几经选拔，本应可任国事，“然而天下恒有才乏之叹，何也？则虽欲为时文解尤，岂可得哉！”（注：《宋恕集》上册，第181—182页。）由于当时的新式学堂数量有限，科举考试制度难以骤废，因此，宋恕主张渐进改革。针对当时的教育现状，他把挑选合格的教员作为改革的重点。他主张本县教师应由本县延师公所选派，而延师公所负责挑选教师的师董应由本县议院议员公举。具体做法是：每县城设延师公所一区，经费派捐，由本县议院绅生公举品学兼优者为师董。欲为蒙师者，无论流、土，均须报名公所，候董面试史论、时务论各一首。除不取者，取者等四，榜之公所，差其脩额，欲延蒙师者向所指延。（注：《宋恕集》上册，第133—134页。）宋恕把以上这些做法看作是向日本及欧美诸国的师范学校学习，“略师其意”。宋恕的上述主张，反映出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依靠议院来监督、管理学校。宋恕在政治上极力主张设议院，与之相联系，在教育上他认为只有在设议院之后，通过议院的“公举”，才能挑选出合格的教育管理官员和教学人才。这在当时诸多的教育改革主张中，确有独到之处。
戊戌时期，教育改革议论蜂起。作为维新派中的一员，宋恕对兴学亦有极大的热情。在谈到兴学的重要性时，他指出：“学校者，议论之本也；议论者，政事之本也。政事之病，莫大于外张内弛，议论之病，莫大于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由于不学。故欲振作政事，必先转移议论，而欲转移议论，必先开广学校，此古今中外之通理也。”明确把兴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根本。他认为铁路、矿务、银行、邮局这些西法，之所以行之西方诸国大有成效，行之中国依然我法，根本原因就是我国与西方相比“识字、读书人数悬殊”。日本之所以能由弱转强，与俄英争亚洲之牛耳，也是因为“大开学校，不数年而民智骤进，议论日新，政事随之，国以顿盛”。（注：《宋恕集》上册，第247—250页。）因此，宋恕主张中国应向日本学习，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令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每县、乡、聚、连均置男、女校各一区，校费派捐于本县、乡、聚、连，校师公举于本县、乡、聚、连，课程酌集外国之长，读本专用赤县文字。民生六岁入连校，连校中优者升入聚校，聚升乡，乡升县，如是递升，以至京校。依日本科举法：某学有成，给某学士、某学博士名号，女子一体给与。男女满十三岁，愿出学者任便。”（注：《宋恕集》上册，第135—136页。）这段话是近代思想家对实施义务教育较早较完整的论述，它反映出宋恕的全民教育观，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
20世纪初，国内有欧化思潮、国粹思潮两股对立的教育思潮，宋恕主张“融国粹、欧化于一炉，专造异材，以备大用”。他以亚洲历史为例指出：“大抵国粹愈微，则欧化之阻力愈大，而欧侮之排去愈难；国粹愈盛，则欧化之阻力愈小，而欧侮之排去愈易。”这是因为，国粹与欧化表面对立，实则同源，“大抵地球正教，宗旨全符，孔、佛、耶稣，同归仁恕。所不同者，皆其形式。故本国之粹若微，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格格而不相入，本国之粹若盛，则外国之粹自然亦息息而遥相通”。因此，“欲欧侮之排去易，必先使欧化之阻力小，而欲欧化之阻力小，必先使国粹之微者复盛”。（注：《宋恕集》上册，第372—374页。）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宋恕才提出创办粹化学堂、实施特别教育。
宋恕的“粹化”教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最独特的部分。他针对国粹与欧化两种对立的教育思潮，主张融欧化、国粹于一炉，试图用调和的办法来解决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冲突和对立。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在于：它既能避免国粹与欧化各执一面的偏颇，又能较好地处理吸收外来文化与弘扬本国文化的关系，使两者互相印证、互相补充，通过欧化来弘扬国粹，通过国粹来消化欧化，是一种弘扬本国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并重的教育观。他设计的粹化学堂管理办法，把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引入学校，这不仅是在管理学校，更是把学校作为三权分立的实验场。因此，宋恕的教育思想体现着民主精神。他就是要以学校为试验场，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和管理经验，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打下基础。其立意之高远、用心之良苦，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
三
在宋恕的维新思想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那就是对妇女苦难的深切同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主张。
（一） 禁缠足。宋恕认为，“裹足一事，为汉人妇女通苦，致死者十之一二，致伤者十之七八，非但古时所无，且又显背皇朝制度，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恒沙之惨”。（注：《宋恕集》上册，第152页。 ）在分析汉族妇女为何尽心力于缠足一事时，宋恕指出，一是因为“闻见之虚影迷误其羞慕”。汉族男女在听歌、观剧中，听到、看到的才女、贵女都是“三寸之足”，蠢女、贱女都是“盈尺之足”。如此天长日久，歌词虚影、剧相虚影深入人心，于是相互仿效，缠足之风渐盛。二是因为“古今之实形隔绝于耳目”。由于妇女无学，所以汉族妇女不知道古代美女、才女皆不缠足；不知道历朝历代皆无缠足之令；不知道儒墨诸教皆无缠足之训。由于旗汉不杂处，所以汉族妇女不知道旗籍命妇皆不缠足；不知道皇太后、皇后、公主皆不缠足。如此则汉族妇女既难遵循古训，又难慕效今贵，致使缠足陋习流传至今。鉴于以上造成缠足的原因，宋恕提出了禁缠足的上下两策：上策是“追三代之典，师东邻之制，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下策是“整饬乐部，增立新令：嗣后演剧惟娼妓许状缠足，自非娼妓慨不许状缠足，犯者重惩，剧者革”，“又请变通旗籍旧章：凡旗人之贫而愿致力于农工商者许其出外与汉民杂处，一体归州县辖治”。（注：《宋恕集》上册，第269—270页。）宋恕主张从教育入手、从宣传入手来逐渐革除缠足陋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可行的。1902年2月1日，清廷颁布婉劝妇女解放脚缠谕旨。同年11月1日， 宋恕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写了一篇《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此文洋洋万余言，从很多方面讲了缠足之害、放足之利。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劝戒缠足的著作。由此可见宋恕对妇女放脚的一片热忱和良苦用心。
（二） 禁娼业。宋恕把娼妓列为中国极苦之民之列，他指出：“莠民盗人妇女，卖入娼寮，开寮莠民酷刑逼娼，不从者死；复有莠民父及后母、伯叔、兄弟及夫，刑逼其女、其姪、其姊妹、其媳、其妻妾卖娼，不从者死。民之无告，于斯为极。”（注：《宋恕集》上册，第151页。）在对待娼妓的态度上，宋恕思想前后有所变化。 他在1892年写的《六字课斋卑议》（初稿）中，主张“今宜于妓寮多处，设女闾局：令开寮者同甲首到局，计口报捐，由局员亲往验实。严谕该寮主：嗣后不许收买十四岁以内幼女入寮；十四岁以外妇女许收买，惟须先同甲首带本妇女到局，问取甘结，不许非法用刑；欲从良者，止许索还原价，不许浮勒分文”。（注：《宋恕集》上册，第30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宋恕当时并不主张禁娼业，而只是强调妇女为良为娼，需遵其自愿，不准逼良为娼。到了1906年，他在《代批知县张大鹏革弊兴利条议》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之娼妓与海外文明诸国不同，“彼之娼出于自愿，故尚不妨税之而保护其业，而我之娼出于勒令，故断不可税之而保护其业。”“若抽税保护，则何异为猛兽逐尽猎人，而使得横行于白昼通衢以纵噬我同类哉，此稍有人心者所决不忍为”。（注：《宋恕集》上册，第405页。）禁娼业的态度非常坚决。 尽管宋恕对娼业有抽税和严禁两种态度，但从他的整个妇女解放思想来看，他还是倾向于禁娼业。他在1892年之所以主张设女闾局，抽女寮之捐，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娼妓无处无之，若严申律令，必期禁绝，万万不能，不如“先行抑淫以扶贞、别淫以全贞之法，而后可冀淫之风渐衰、贞之风渐盛也”。（注：《宋恕集》上册，第29页。）其出发点是加强对娼业的管理，防止逼良为娼。后来他入世渐深，对妇女的苦难有更深切的了解，认识到中国的娼妓“出于勒令者居十之九而奇”，因而主张严禁。
（三） 婚姻自主。宋恕认为，夫妇为人伦之始，若善男娶恶女，善女嫁恶男，终身受累，而女尤苦。即使同为善良之人，如果性情歧别，亦相处不乐。为了能实现男女婚姻幸福，他主张：1.禁止早婚。“男女年未十六，不许家长订婚；犯者，官、绅、衿、兵俱革，平民杖一百，毁其婚书，离其男女”。对童养媳“尤宜悬为厉禁”。（注：《宋恕集》上册，第31页。）2.男女结婚自由。“男女许自相择偶：己俩属意者，家长不得阻挠、另订。”“倘因阻挠、另订而致毙其女者，该家长依未及年订婚例惩治外，发惩罪所十年。若系伯叔为家长而致毙其侄女，兄弟为家长而致毙其姊妹者，无论官、绅、衿、兵、平民，均斩立决”。（注：《宋恕集》上册，第31页。）3.男女均有权离婚。宋恕认为，古人制定的“七出”之礼于情理不公，他主张重新制定“三出”、“五去”之礼。“三出”指的是“舅姑不合，出；夫不合，出；前妻男女不合，出；皆由夫作主”。“五去”的前“三去”与“三出”同，另两去“一为妻妾不和，一为父母无子，归养”，“五去”皆由妻妾作主。在“三出”、“五去”之礼中，宋恕更强调“五去”礼，他认为“盖不设‘五去礼’，则为妇女者，不幸而遇盗贼、灭伦之夫，惟有身与之俱死，名与之俱臭，斯乃数千年来第一惨政也”。（注：《宋恕集》上册，第32页。）宋恕设计的“三出”、“五去”之礼，不仅使妻子与丈夫一样享有主动离婚的权力，而且明显偏向于妻子。这是对当时盛行的完全由男子作主的“七出”之礼的否定，也是对夫为妻纲的大胆挑战，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之论。为了使被出、自去的妇女易于改嫁，宋恕还主张“永停旌表夫亡守志贞女、节妇，夫亡自尽烈女、妇例，并除再适妇女不行封赠例”。（注：《宋恕集》上册，第33页。）
（四） 兴女学。戊戌时期，维新派在谈论妇女问题时，都把兴女学作为妇女解放的起点；在谈论教育时，也都对妇女教育格外关注。宋恕对此亦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幼也，在母侧居多；故女不可不学，尤甚于男。”（注：《宋恕集》上册，第136页。）“使女子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大有转机”。 （注：《宋恕集》上册，第17页。）为此，他在《六字课斋卑议》（初稿）中，专门列有女学章，集中谈论如何兴女学。在《六字课斋卑议》（印本）中，明确提出男女一体实施义务教育。前面提到，宋恕在分析汉族妇女为何尽心力于缠足一事时，把妇女无学作为病源之一，因此，他设计的禁缠足上策便是“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使妇女在获得精神解放的同时也获得身体的解放。
戊戌时期，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起步。康、梁、谭、严等人都对妇女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发表了诸多同情妇女苦难、主张妇女解放的言论。与这些人相比，宋恕的妇女解放思想并不逊色，在某些方面更为突出。他在1892年的《六字课斋卑议》（初稿）中，用大量的篇幅集中讨论妇女问题，其时间之早、内容之丰富、主张之大胆，都是其他维新派所不及的。因此可以说，宋恕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论述对妇女解放的思想家。
四
以上我们论述了宋恕颇为激进、颇具特色的维新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宋恕确实是一位很重要的维新思想家。但宋恕在戊戌时期并未像康、梁那样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参与维新变法，他甚至连自己的著作也不敢出版。这言行之间的巨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是与他自身的遭遇有关。宋恕出生寒微，家世数百年无仕者。在他25岁那年，父亲去世，其弟因争夺家产而爆发家难。从此以后，宋恕被迫远离家乡，南北漂泊，寄人篱下。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使他一生都在悲苦忧郁中度过，也使他养成了避祸保身的怯懦个性。再加上仕途不顺，先后拜访过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未被重任。因此，他在戊戌时期“志气已向灰冷”，到辛丑以后，“则一言不发，视泉下人但多一口气耳。”（注：《宋恕集》上册，第652页。）其政治主张也是愈趋而愈卑， 二十年来有四变：“始吾闻无政府之说而独好之，独演之；已乃知其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共和之说；已乃知其犹万不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世及立宪之说；已乃知其犹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专制改进之说。”（注：《宋恕集》上册，第431页。）二是与康、 梁维新派的分歧有关。宋恕自视极高，“自信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列”。在戊戌以前，他对康梁很看不起，他在1897年致友人的信中还说：“康长素侈然自大，实不过帖括变相。《公车上书》中议论可笑已极！其文亦粗俗未脱岭僚气，说经尤武断无理。”（注：《宋恕集》上册，第578页。 ）这固然有经学上的门户之见，但主要是对康梁在戊戌年间的活动不满。宋恕在1899年给梁启超的信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不满康有为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康有为主张“阻和东”，而宋恕则主张联日拒俄；二是强学会引张之洞、黄体芳为领袖，宋恕因此怀疑康有为“决非正人”，故拂衣自绝。他不满梁启超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时务报》屈服于张之洞的压力，与张讲和；二是《时务报》不登章太炎的文章（注：《宋恕集》上册，第602页。）。宋恕虽然由于以上原因， 未能同康梁一起参与变法活动，但他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后，前嫌尽释，称梁为“正人”，赞康为“尼山嫡派”。可见，宋恕对康、梁的不满多由误解而起，一旦了解内情便视为同道，毕竟他们的变法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宋恕生前落落寡合，知音难觅。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对他评价很高。俞樾称誉他有“绝后空前之识”，李鸿章惊异为“海内奇才”，蔡元培肯定他有“哲学家的资格”，许寿裳断定他“实一伟大革命学者”（注：《宋恕集》上册，第5页。），虽然个别有过誉之处， 但也决非偶然。随着人们对宋恕思想的了解，他作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的地位将会得到确认。
【收稿日期】 1999—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