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_经济论文

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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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当代世界由于金融活动所广泛伸展的“证券化”过程而被悬置了存在的意义。危机不仅改变了华尔街的模样,更是让美国乃至全球深刻体验了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空前严重的财富缩水效应。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本质,与其说它是一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澄明的历史状况和当代人生存境遇的精神现象学读写。如马克思所言:“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本文主要从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解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等三个方面作以探讨,旨在明证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同时为揭示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历史进化论问题提供重要的思路。

一、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

“货币—资本—财富”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整个社会制度的运作,都紧紧围绕着这个逻辑轴心而展开。资本主义发端于货币向资本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危机于抽象财富与有形财富的严重背离。从社会的流转形式来看,资本是货币的货币,资本的循环运动乃是追逐剩余价值,即财富的积累与扩张。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它内在地实存着五大矛盾:少数人富有与多数人贫困,作为资本的财富与作为权力的财富;财富的私向化属性与财富的社会化属性;财富的实体与财富的意识,或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与作为精神意向性的财富;作为差异性的知性财富与作为否定性的理性财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抽象财富遮蔽了剩余价值的传统生产范式,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出现了极为复杂、极为新颖的内在程式。

经济学的“危机”一词,主要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联系。尽管也有其他学者的不同解释,但此概念的学术指向仍然是马克思所圈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意味着资本积累过程的中断,或指由资本更新和扩张的过程被打断所引发的金融领域重大崩溃的情形。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危机的原因作过深刻地揭示:资本的M—C—M循环决定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的资本的盲目扩张运动,内在地生成着生产过剩的困境。尤其是,“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② 从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度。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范围内,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被中断,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被新情况所严重困扰,才会出现金融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区分了两种货币危机的存在。一种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一种是“特种危机”,它“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③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特种危机”与当下国际金融危机在事件发生的“基因”原理方面,有着家族相似之处。

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流转状况有着深度的关联。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的严重背离是危机发生的直接根源。所谓质料因的财富,意指财富赖以存在的物质实体构成,即有形财产的规定性。在金融领域,这种有形财产通常被指认为金银。随着银行制度的出现,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发生了根本改变。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如此预言:“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的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④ 其欺诈行为突出表现在信用处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市场交易中。马克思这一精辟预言曾被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著作中加以引述,并作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最相近的思想原理之一。⑤ 所谓形式因的财富,意指被当作财富化身的客体的特殊变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乃是财富的特殊变体,它极易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⑥ 信用意味着财产权的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财产的所有权。信用古怪而且非常微妙,因为它是自觉自愿的,依赖于期望与担心这样一些感情,对未来事件的当下约定,在应对的形式上,尽管形式上依托物质的本体,但信用自身的魔力正在于它有着观念对观念、精神对精神的博弈与选择,理性狡计往往充斥其间,道德风险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信用发生严重动摇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获取抽象财富,即资本。而不是占有其他的产品,或撷取其他使用价值。一方面,信用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另一方面,过分充盈的追求抽象财富的信用膨胀欲望最终使得“信用与财富构成一起死亡”的命运的到来。如马克思所言,“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⑦ 信用膨胀意味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形式的运动大大突破了物质内容的限制,形式对质料的无度超越,除了赋予质料的相对价值外,形式的主观性大大突破了财富运动的物质内涵与外延。正是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的严重背离,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明效大验了。

当代资本主义已走向“金融化”的最新形式,美元—华尔街金融体系乃是西方资本聚集的最强大堡垒,是全球金融资本流转的重要枢纽。这里有传承数百年的西方资本经营制度,有玩转财富过山车的金融超一流的技能和精英群体,有操纵全球资本运营的智能化网络系统,尽管这次危机距离1929年爆发的危机时间间隔较长,但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⑧ 所谓有抵消作用的要素,意指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现实,以及市场自由运作的内部可调节功能,为什么这些功能的存在仍然避免不了“更为猛烈的未来危机”呢?马克思的预见是深刻的: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总逃避不了如此事实:资本的秉性是占有剩余,社会财富的动力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夺。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指出:货币资本一旦被证券化、虚拟化、资本化后,便成为“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⑨“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致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想像的财富”成为心中的神物,“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⑩ 因此,“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1) 显然,贫穷与富有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尤其是,世界创造财富之多并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急剧分化不断加剧,是危机生成与爆发的最终原因。

反思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机理,我们得到如此启示:《资本论》诸多原理和预见至今拥有其科学性。如,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周期性内在危机爆发的铁律没有改变;资本向世界扩张的秉性没有改变;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畸形发展现象没有改变。如马克思指出:“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2)

二、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同构

金融危机彰显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是如何通过政治谱系的历史同构,将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加以证伪的。金融危机发生的节律深受西方制度文化的牵引,其中近代发育的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西方政治谱系的价值同构,乃是该文化的历史精神的沉积,它不断地被唤醒,并与社会的思想和思想的社会相联结。不难看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财富观与之有着思想体系的共同性,应当说,它是这种精神沉积物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意志方向的继承者和共同承担者。我们应当根据这种被回忆起来的整体统一,实行目的论的历史考察,揭示危机背后实存的存在的必真性,因为从本质上说,每一个原初的创立都包含有被指定给历史过程的最终的创立,如果我们不破译它的谱系或描绘它的起源,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深层本质是很难被破译的。

1.财富概念的起源与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对剩余产品赋予财富的概念是无意义的,因为,财富是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古代的财富观,随着原始公有制后期的“剩余产品”流转而发育,它的积累过程便是财富及其财富观念形成的过程。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的历史特征,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此时的财富特指被私有化、产权化的“有形财产”。因此,早期财富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明证,社会私有制产生的根据,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度量衡。由此推论,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早期人类更多地受“恶的历史驱动”,财富的占有与支配,成了疯狂贪婪地争夺“剩余产品”的战争。如柏拉图所言,所有战争都是为了得到钱财而发动的。(13) 凡勃伦也指出,财富起源于“所有权”意识:首先是妇女,其次是奴隶,再次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拥有财富意味着对战利品的拥有并被赋予荣誉。(14) 在《理想国》里,财富意味着万恶之源,拥有财富的人不可能同时是有德行的人。对财富的关心应当被列入最后一位,排在位于对心灵与肉体关怀之后。理想的共同体应当抛弃“所有权”意识。理想国如若走向衰败,它一定与财富积累有关。(15) 古代的财富观,之所以有着强烈的道德否定意识,一是由于习俗经济的社会,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它的主导特征,权力对财富是直接占有、直接剥夺、直接兑换的关系,因此,拥有权力的阶层不必为财富的市场流转的技巧而劳作,权力只对财富的生产结果关心,而对财富生产的过程投以等级制观念所特有的鄙视态度。

2.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开创了西方政治谱系中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

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神性的人向俗性的人的转变,近代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在发育。货币配置社会资源的意义被发现,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开创了西方政治对“恶欲人性”的接纳并赋予意识形态解读的国家学说的先河,从而实现了西方政治谱系中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更多的因素在于,马基雅维里结束了中世纪以来以道德和神学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国家政治设计的习俗,冷漠而又深刻地提出了早期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的逻辑预设。其核心理念乃是把国家的本性与贪欲的人性相贯通,将“恶的人性”假设作为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为活力的重要视点。(16) 这一时期有三种理念值得提及:(1)贪欲是人性之本,政治可以摆脱道德实施恶行。“利益”一词,既具有财富含义,更有政治含义。而政治利益的背后往往是财富利益的计算。(2)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应更加权重追逐财富的原则。追逐私利与合理性地混合应成为一切行为的典范。(3)政治被市场经济加以通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可以断言,这三种财富扩张的哲学理念与政治谱系的同构,乃是西方资本制度发育的重要“理论基因”。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数的学术思想与原理,都在此根脉上同源,并逐渐构成西方社会制度存在的存在论基础,也是西方危机事件发生的文化密码。如,英国思想家罗伯逊在《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一书中指出:“1996年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都相信华尔街‘由贪婪和自私所统治’,然而他们中的70%也同意‘华尔街有益于美国’。”(17) 华尔街金融体系从高官高管到一般职员,不论采取何种手段,追求每个人财富积累的最大化乃是天经地义的事,金融服务业的薪酬做法,褒奖短期获利而牺牲长期价值。在这里,私利就是公共福利,自我就是他者,个人就是社会。如此信条与西方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格言如出一辙:“虽然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但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作出了贡献。”(18) 还如,华尔街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一种美德,因为它是人性中的“持久性”存在,贪财的欲望有一种特性:无害性。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特别将“爱财”与其他欲望作了对比,前者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而后者“只是偶尔起作用”。(19) 在论及“贪婪地攫取商品和财产……”时,休谟认为,“没有一种欲望能够控制利己的欲望,只有那种欲望自身,借着改变它的倾向性,才能加以控制”。(20) 华尔街金融体系运行及监管的动力与灵魂乃是“欲望自身”,唯有欲望及其欲望倾向的改变,才能拥有对一切金融规制的最终解释权。在那里,凡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情都能做,尽管它已明白地显示了道德风险性和公害性,如某些复杂金融衍生品内含的问题资产,可以在每一个部门都能扩张地得到流转,无人质疑。试想,在一个欲望横流的世界里,财富扩张不论被多少形式上的理性符号、理性制度、理性工具所遮蔽,国际金融危机能够避免吗?

3.斯密的《国富论》,为资本主义的财富扩张提供宏大叙事及其逻辑证明,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本质的某些规定性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对此考量,并不是对《国富论》本身的完整评价,而是就它的理论细胞客观上对西方近现代政治谱系的有机构成的关联作以根脉上的梳理。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从国家的视阈中发现了人性贪婪的作用,斯密则从人性自利原则出发,提出了新的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18世纪至少在英国,物质进步已经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是理想的。英国率先通过资本的扩张,将现代化输入西欧,然后转向欧洲海外殖民地,直至19世纪末以前又转向俄国和日本。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共同绘制了掠夺并瓜分世界财富的扩张蓝图。斯密敏感而又清晰地阐明了《国富论》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的财富扩张提供宏大叙事的逻辑证明,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本质的某些规定性提供了重要的理念。

首先,用经济性直接等同政治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的权力与资本的链接加以诠注,为资产者提供政治分析的生产力。政治原本就是财富,“民政政府的必要程度,既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大而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从的主要原因,也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长而发展”。(21) 财富(资本)就是国家的一切,国家应为财富的积累与扩张而设计。财富的扩张乃是文明社会对野蛮社会实施文明化的必要手段,“他们(指殖民地——引者注)的财富,被认为是我们的财富。……无论就哪一点说,他们的都是我们所有,用钱在他们身上,等于用钱来增进我们自己的财产”。扩张的财富主要给国王和商人资产者,殖民地和母国的利益是不足怪的。(22) 斯密反对孟德维尔的观点——“熟练的政治家的机敏的管理”对于将私人劣行转变为公共利益是必不可少的,斯密认为,唯有市场竞争而非“政治家的智慧”才是实现上述转换的手段。(23)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希望借以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手段。这是最普通的手段,也是效果最明显的手段。”(24) 这个世界不会尊敬一个没有竭尽全力追逐财富的人。斯密眼中的追逐财富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是资本的人格化的现身,他们并非受生理需要的驱动,而是追逐剩余价值所为。应当看到,经济性与政治性相等同,在当时的西方乃是一场知识革命,“经济”由“家庭管理术”跨入到“政治经济”的领域,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变成了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它的自我组织及其变迁规律使政治的传统格律被颠覆,政治功能被经济体—市民社会功能所虚设,一方面,市民社会在政治领域之外拥有着财富力对政治权力进行支配与通约的效力,另一方面,自我调整的经济和代表着资本利益的公众或公共意见又使得政治机体不得不充盈着财富扩张的细胞和血液,实际上,政治为资本而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把真正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拥有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社会发展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化的三者目标,仅仅变为单一的追求资本发展最大化的目标,它一定是一个失控的社会,资本失去公共权力的监督,人的贪财欲望会把社会变成“霍布斯丛林”;它一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精神严重遭受物欲挤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处处可见,人的精神家园严重失却;它一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财富的无度扩张,必然导致社会更严重的不公,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资本)与政治性(权力)的同构,视为灾难性的。斯密学说尽管对人类理解经济演进规律、财富积累规律、财富的剩余价值类型等有着不可磨灭的知识贡献,但他的学说一旦被奉为西方政治谱系中的重要经典,便为资本主义制度单维地追求财富扩张,寻求少数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定位提供了深厚的学理证明。

其次,为追求财富的扩张,市场应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政府不惜充当市场“守夜人”。个人的经济理性必然加总全社会的经济理性。私人利益能够自然导向普遍利益,交换价值乃是人类生存世界所有价值的精华。为追求财富的扩张,斯密充分有效地把牛顿的“世界是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机械装置”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认为唯有市场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中及时、灵敏地传递供求信息,引导资本的投向;唯有自由竞争,人人都能实现财富的丰裕。尽管,他看到了财富扩张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25) 但斯密并未认识到市场的“自由放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市场调节也会带来资源浪费、经济波动、分配不公等痼疾。尤其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以追求资本为唯一目标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斯密学说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教条有着同条共贯的源流关系,而这正是西方多次爆发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斯密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三个核心支柱。市场自由放任的意志,让经济自由运作。在哈耶克看来,“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看来就是建立一种架构,在此架构中,个人不但能够自由决定他想做什么,并且能够使这种以他的特殊知识为基础的决定为总产出做尽可能多的贡献。”(26) 让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以其自利原则为基础,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进行优化选择,并通过寻求私利的人们相互摩擦、对立、博弈的自由,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他深信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原动力,社会的任何进步都依赖于个人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创造力。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驱动下,美国资本市场一些上市公司组建了具有准银行功能的金融机构,在政府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下,他们疯狂地制造意识经济学的仿真产品。由于世界货币的供应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制约,以致世界货币的供应国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谋私,它必定导致全球经济的泡沫化。自由放任的政府,对所有衍生品给予无规制的自由流通和交易权利;给投资银行提供自由选择不同规制机构不同约束体制的权利与条件,以逃避杠杆率的充分约束;对一些控股公司设置的存款机构,任凭他们自由从事准银行业务职能,从而失去了有关金融规制的约束等,这些充分自由化的市场,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在弗里德曼那里,绝对的私有化就是把国有财富向私有部门大转移,绝对的自由化就是政府必须为财富的垄断者疯狂敛财开绿灯,绝对的市场化就是把交换价值作为财富扩张、财富分配的唯一根据和手段。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完全等式的,一个妄为、无情的新世界乃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对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教条反思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后果,美国政府在2009年6月一份《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重构金融监管与规制》政府宣言中坦陈:“尽管这场危机有许多原因,但现在清楚的是政府本可以有更多的作为,来防范其中的许多问题出现失控和威胁我们金融体系的稳定。当风险在金融体系中聚集时,对金融机构监管与规制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对我们政府监督、防范和处理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挑战。规制机构没有将保护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视为己任。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现有规制方法,强调保护附属子银行(subsidiary bank),而不是对整个机构实行全面规制。投资银行可以选择不同规制机构的不同体制,并借此逃避杠杆率的充分约束。其他金融机构,如美国国际集团(AIG),虽拥有参保的存款机构,但由于这些存款机构根据相关法律在技术上不构成‘银行’,因而逃避了对控股公司严格规制的约束。”(27) 实际上,自由放任的市场,不能解决风险管理系统与金融新产品的复杂性保持同步的问题,更不能解决资本扩张逻辑所带来的权力腐败、人性贪欲、抽象财富拜物教等问题。放任就是纵欲、就是贪婪,贪婪是使得美国得以运转的“汽油”。影片《华尔街》(1987)中一位非正统主角呐喊:“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儿——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很有用。贪婪能澄清、能切入、能抓住了进化精神的精髓。各种各样的贪婪……都标志着人类的上升运动。”(28) 可见,一个靠贪婪而致富的华尔街金融体系,一个靠贪婪而规制的金融游戏,一个靠贪婪而维系的西方整个资本市场,怎么会因一次危机而放弃贪婪的秉性呢?资本的人格化和人格化的资本其内在发展的否定性,决定了国际金融危机今后还会有节奏地爆发。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内在合法性的危机:以私有化的幻想逐步掏空国家的公共性品质。哈贝马斯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金融体系破产之后的世界秩序问题,深刻地剖析了金融危机的政治哲学问题:西方传统的政治谱系被解构,它来自于当下政治行动纲领被市场意志所左右,国家以及全社会完全服从于市场之命令。政纲不触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棘手问题的形成,儿童贫困,低工资并进而以私有化的幻想掏空国家的核心功能,从而容忍了把政治公共领域残存的一点协商性成分贱价变卖给利润率节节高升的金融投资商。(29) 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纲领带来的一系列私有化幻想的推进步骤分不开,如在美国,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私有化、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军事安全职责的私有化、教育及文化基础设施的私有化等,这些都属于一种有风险的社会布局,其恶劣影响与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法治国家的平等原则不相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期盼的这种私有化后果正是希望把所有公民变成相互竞争、相互欺诈、相互倾轧的“丛林中的狼”。

4.黑格尔用历史哲学证明了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绝对精神运动总是与受私向化个人财富欲望驱动的历史特殊性运动,相互契合、相互渗透的历史演变的格律;证明了精神追求自身的合理性运动与资本的抽象财富的目标实现是一致的、同时也是永恒的思想。这就为资本主义个人私欲的膨胀、资本疯狂逐利的秉性、国家实体意义的弱化、财富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种种规定性作了最完备的哲学诠释与祝福。

黑格尔用思辨的哲学对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性状作了高度抽象与概括:(1)财富是一种辩证运动。“通过辩证的运动,主观的利己主义借助普遍转化为特殊的中介,由此,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资本。”(30)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财富的运动它形式上是趋于对物的财产关系的一种合法性私人占有的物质流动,实际上是历史——受“理性的诡计—欲望的导引”,不断通过真实的历史普遍性与现实的历史特殊性的矛盾运动,绝对形式与世俗内容的分离与冲突,社会共有的同质因素和私向化个人存在的异质因素的对立与转换,实现个人充当国家普遍性的工具的目的——的自我意识过程。理性的诡计正在于,人类在欲望的引导下,实际上已成为自己所未意识到的某种更高的世界历史目的的仆人。看得出,黑格尔已不是表象地把一种不平等社会的设计放在自然法的证明上,而是利用逻辑与历史相贯通的方法,对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加以现代性逻辑必然性的证明,鲜活历史的内在精神运动的理性必然性的证明。二是黑格尔与斯密有着思想上的共同点,他们都把财富视为“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31) 但我们应当更深刻地懂得,普遍物向特殊物转化所反映的国家与个人私欲关系的本质。黑格尔不是用国家去消解个人私欲存在的合理性,恰恰相反,他是通过国家进一步证明个人私欲存在所应有的普遍性寓意和深度。他指出:“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32) 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把国家的本性与贪欲的人性相贯通的思想,远比马基雅维里的类似思想要深刻得多。(2)黑格尔把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个人分析方法上升到精神思辨的高度,视财富是个人“绝对自由的意志”的显现,它是我与他人关系中的“我的人格的定在”。(33) 从黑格尔的文本著作的诸多反思态度来看,西方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性基础正在于:主要由经济理念、政治理念、哲学理念三者一致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它深刻地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结合:客观存在的欲望与主观意志的结合;资本主义个人本位的市场行为与个人本位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个人本位的价值偏好、个人本位的绝对意志的结合。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国家是一种单纯的“应急国家”或者“知性国家”,它没有自己的实体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居于单个的人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普遍性。(34)(3)财富是以社会等级为前提,以资本的扩张条件为制约,财富扩张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扩张的动力。黑格尔认为,财富不是属于社会每个成员,它属于特殊人群,即资产阶级。“这些人群都拥有特有的生活基础和与此相联系的相应的劳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方式,还有目的和兴趣的方式。以及精神教养和习惯的方式,——这就造成了等级的差别。”(35) 黑格尔的财富扩张的动力说,包括两层意思:“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制在发展上的差异。”(36)首先是财富受资本条件的制约:资本决定着财富的变化趋势,决定着财富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决定着财富的产权人的力量,决定着财富的分配形式,决定着财富扩张的意志、性质、方向和力度等。其次是资本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据,是社会异质性、多样性存在的根据,是社会制度差异性的根据。

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向利益的让步”思想,到斯密的“政府是市场守夜人”的思想,再到黑格尔的“普遍永恒资本”的理念,西方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进入实质性、完备化充盈阶段。从斯密的感性具体的经验层面,到黑格尔的反思中的概念系统,都全面而又立体地为创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大典奠定了重要基础。华尔街正是这部大典的21世纪的经验摹本,它以抽象的教条形式暗示着人的行为,以人性恶的公理规范着企业与国家的制度条文,以承载疯狂的个人自我意志的文化元素影响着人的当下生命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取向。尽管西方持有的传统的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有着如此荒谬的辩理:这种财富制度的设计,有助于解决“人类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欲望世界有序发展的相互协调问题;有利于人类以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的方式来抑制欲望,从而彻底改善政治秩序与人的生存环境的竞争规则。但是,我们通过上述政治谱系的历史解构,十分清楚地认清了如此重要事实: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来自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严重痼疾。西方财富体系的动力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否定性:首先,财富正是通过它调节个人主义的能力同时把他者和种种社会分裂统一起来,但是,深藏在财富体系内部的分裂力量(劳资关系的对立)又如何将想象的“自然状态”的市场变成现实的“丛林”市场的呢?这是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的深刻问题。其次,“创造性的破坏”隐藏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系统之中,制度设计的片面化、极端化使创造加剧了不稳定、不安全,最终成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的主要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财富不是受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所支配的市民社会财产关系的抽象形式,而是被私有制所遮蔽的显现物,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利益追求的动力,资本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决定了财富扩张运动的内在否定性。再次,财富的确定性的理性原则与不确定性的社会分工与产品构成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复次,财富产生的主观享受(它的富有)并非和创造商品所需劳动的花费(价值)相一致,两者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内在否定。最后,劳动对财富的支配权与资本对财富的支配权存在着深度的对立。当今的财富问题,本质上是公平正义问题,财富所拥有的“占有”和“积累”的属性,根源来自竞争和不公平的等级。公平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揭示得更深刻:财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受特定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分配制度、社会所有制等因素的制约。如果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财富社会怎能会是完全和谐的呢?财富只能放在现存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作道德评判,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规制下,它拥有着更多地反人类或反社会的性质。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因为涉及转换分配的基础和社会权力,在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公平公正的分配只能是天方夜谭。

三、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有着精神现象学方面的原因。财富关涉技术,更关涉精神。当下在财富问题上的最为深刻的矛盾,是意识经济学框架中的人类精神现象学问题。当下的危机为我们提出了财富哲学的诸多思考。由物品经济学走向意识经济学,财富作为人的类意识的感性存在对象化的异化劳动产物,又应当如何接受当下形而上的追问,这是学术界应当关注的问题。这里有三个维度需要提及。

一是经济学与财富范围的任何数量估价的分析范式的脱离,它提出了财富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的渗透问题。财富的实体与财富的意识两者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边际主义效用概念的提出,带来了西方静悄悄的财富观念的革命。经济学的后古典时期发生了边际主义“革命”,集中体现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学说中。“革命”的寓意是:经济学的主导特征从宏观经济学分析转向微观经济学分析,从实质性经济学向形式主义经济学过渡。财富的客观实体论受到质疑:如若把财富理解为客观实体,它就无法说明财富外在形式上被赋予的人们所需要的属性,即商品拥有着使人愉悦的效用功能。戈森、门格尔、杰文斯等提出了共有的理念:经济学应当注重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的条件,而不是研究有形财富(资本)的最大化的条件。这就意味着经济学与财富范围的任何数量的计算必然脱离。财富不是一个劳动价值论问题,而是一个主观效用问题。尽管李嘉图最早发现财富产生的主观享受与创造商品所需的劳动花费有着重要区别这一事实,并且提出了财富概念的主观论和客观论的矛盾设想,但最终没有引起更为广泛持久的讨论。(37) 边际主义“革命”直接导致古典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学家们把边际原理应用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在价值概念上实现从劳动到效用的转变。杰文斯十分重视用主观和相对的术语来解释效用,即,对商品的考量,不应是商品的内在品质或劳动的花费,而应是商品从其与人的需要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情况。这里的“情况”包括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因素与精神因素交互感受的权衡。更为甚者,奥地利学派极力主张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感受,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市场抽象形式的学说。这就提出了相对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和相对财富论、主观财富论问题,更深层次地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经济学与哲学问题:市场实存着心理叠加规则,人的精神因素可以在主观感觉的经济时空里回避劳动价值论的公理,从事财富的虚拟创造;从主观效用过渡到经济学的感觉论、意识论乃至意志论,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经济学认知观念的改变,其意义与历史时间概念的发现相等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运用历史时间范畴打开了人类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相贯通的时空隧道,使人类拥有了划分和记载自己精神活动的历史坐标,从而把希腊罗马所绵延的自然时间整合为双重时间:自然的历法时间与精神的历史时间。同样,经济学效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对象,并不完全是一个机械的、牛顿式的、仅仅符合自然法规律的物质机理的世界,人的主观精神照样贯通在市场的所有时空中,所有的交易行为中,所有的追逐财富的经济事件中。令人遗憾的是,这架市场拥有的精神动力机的开动,这座充满着阿凡达式的心理体验与精神创意实验室大门的开启,一方面为传统的物质形态的市场带来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想象与说明,为真实地揭示市场的复杂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精神可以伴随着人性贪婪的欲望冲动,将客观的市场原则完全主观化、幻觉化,它像一匹失去缰绳的烈马,冲破实体经济、劳动价值规则的束缚,将市场推向危机的边缘。如打开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精神检讨书,我们会发现如此事实:金融领域的冒险离不开经济效用的主观化对经济信用的幻觉化的穿透。从效用到信用,从撇开财富的质料因追求财富的形式因,到撇开财富的实体及货币索取权追求财富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既然资本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那么,华尔街的信用就可以变成单纯主观感觉的财富设计,按照市场消费的主观心理,通过一系列的主观创意,不必考虑劳动价值规律的限制,大胆地将问题资产通过各种复杂的高级金融衍生品的系列运作,推向全球市场。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

二是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反映了当代西方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存境遇。笔者以为,哲学上用主观性去消解客观性的精神偏好与华尔街金融体系疯狂推进虚拟的资本游戏,玩转个体生命主体的精神冲动,有着辅车相依的有机联系。众所周知,哲学是以诸多社会意识形式为中介去把握现实、反思社会存在的学问,它与时代的关系,与当下现实人的经济生活、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哲学形成社会的、时代的某种精神主旨、原则、品格和普遍意义,最终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统治权力和意志的集中体现。20世纪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的主要特征是:由传统的“客观真理”的追问,“世界本身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对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进行纯粹主观性的追问,对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上进行主观构成物的追问。这样,由传统的思辨逻辑而禁闭的主体、主体化和主体位置的形而上学,转向当下的超越论、现象学所预设的纯粹先验的意识哲学。从一个被理性逻辑锁定了的禁闭的自我,即利己主义行为的“原子”式自我,转向一个向意志主义、生命哲学、主观构造论开放的“超人”式自我,即经济理性与精神非理性相结合的自我。笔者以为,以现象学的精神意向性原理为维度,对华尔街财富幻象的精神生态学的分析更有意义。布伦塔诺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和心理学中,在他看来,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胡塞尔进一步阐明了具有当下时代思维特征的精神意向性的内涵,他指出:“意向性,它构成自我学的生命之本质。意向性,换一种说法,就是‘思维活动’。”它不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所固守的客观性分析态度,而是强调如此精神功能:“通过它,经验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事物,价值,实际的计划,工作等的恒常的地平线,对我们一般总是具有意义和有效性。”(38) 在他看来,世界存在的意义和有效性只能来自意识的主观性,“所谓对世界的意识所指的就是完成着世界有效性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其持续不断地获得的形式中总是具有世界,并且总是主动地重新将世界构造出来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总之,“由于主观性所起的作用世界才存在”。(39) 其实,胡塞尔描述的当下西方人内在地持有自我意识精神张力的时代特征,西方其他哲学家如狄尔泰、柏格森、尼采等都有相关的思想表述。应当说,这种精神现象的新维度,更适用西方资本与权利高度集中的有产阶级的精神定位,尤其是,财富高度集中的华尔街金融领域的高官高管们,他们迫切需要自我超越的主体性的权威和权力,热衷赋予主体以本能的冲动,巨大的财富使他们对财富本身的感觉已失去兴趣,对冰冷的财货、客观的物质、绝对的实体经济视若牛顿式的自然,如此僵化、如此平淡、如此陈陈相因、如此黯然失色,它是生命之流的冲力留下的物质废墟,然而,生命的价值与快感正在于极端风险的氛围里,从事意识的想象、精神的幻觉、意志挑战极限等冒险与感悟活动,这恰恰与福柯笔下所揭示的平民大众被规范性、苦行主义、无休止的自我利益估算而变异成一个“铁笼”,即个人为了生存被迫适应行为体系的性状,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立景观。精神的意向性在哲学的思维中提倡: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不是客观性,而是主观性,唯有主观性所起的作用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华尔街的金融体系,既是一个心理事件的发生地,更是一个精神意向的流变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极易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当信用发生动摇,危机必然爆发。华尔街金融体系极力推崇“意志经济”、“幻觉经济”、“游戏经济”,就锻炼意志与想象力而言,个人的身份被表现得柔和、易变、无限开放。华尔街金融体系给了有梦的人腾飞的空间,在他们看来,意识的流动决定了资本的流动;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剩余的触角就能够有多远。意识的流动,表现为对创新的青睐,热衷地提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的论点。虚拟实在的整个重点是“分享想象,生活在一个可以互相表达图像和听觉的世界。”(40) 投资银行家查尔斯·莫里斯指出:“试想象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实际产量’上堆叠的‘产权索求’越多,金字塔就会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从虚拟化走向幻觉经济只需瞬间就可实现。“虚拟经济”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重要范畴。笔者提出三个问题需要探讨。问题一:该范畴的时代归属有歧义。有人说,虚拟经济来自虚拟资本的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虚拟资本概念,以此判断,虚拟经济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存在了。但也有人说,虚拟经济与现时代新经济相关联。新经济的切入点便是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因此新经济即“虚拟经济”。问题二:该范畴的意义空间难以确定。有人说,虚拟经济是指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与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认为,在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概念。但也有人说,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虚拟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产权交易。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标志在于产权本身也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问题三:该范畴的“虚拟”含义定位模糊。有人说,资本以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也有人说,虚拟经济的虚拟含义主要指意识经济、创意经济、游戏经济,贬义寓意即“空套空”经济。笔者以为,对此范畴的理解需要辩证的分析态度。就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史而言,虚拟经济的胚胎发育的确是由虚拟资本发展而来,但它与虚拟资本不可等同。马克思的时代有“虚拟资本”概念,但没有虚拟经济形态。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它与“实际资本”相对照。后者通常指生产资料,但也包含马克思所说的“货币资本”。“虚拟资本”概念是从贷出的货币资本中产生的,它提出了一个予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原则相反的评价原则:虚拟资本的形成被叫做资本化。当人们按平均利息率计算及将定期取得的各种既定收益的资本总量时,资本化就发生了。(41) 虚拟经济只是虚拟资本发展到一定规模空间时才出现的:虚拟资本的运行和操控已经从金融领域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循环、经济效益系统中,虚拟资产总量与GDP总量的比值出现很大变化,前者大大超过后者。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总量为328818亿美元,GDP总量为208139亿美元,虚拟资产总量仅相当于GDP的1.6倍;而到2003年,全球虚拟资产总量猛增至3169741亿美元,增长了9.6倍,全球GDP总量达到361698亿美元,仅增长了1.7倍,虚拟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则达到了8.8的高水平。所以,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发展的高级形态,它是由虚拟资本的扩张及运动,所构成的风险和债务市场在虚拟安全基础上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它是尚未创造但已经有担保的虚拟价值的契约经济。

从资本化走向游戏经济学,即把经济的社会性排斥掉,变成心理的符号,追求心理的一种快感,交易引起的运筹的狂热,瞬间选择的极大值或极小值财富命运走向的感受,发疯似的快乐,呆若木鸡般的失望,许多金融复杂衍生品的设计都是心理玄学之物。英特尔公司的前领导者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在资本市场,不偏执无法把事情做好,偏执狂适合做推进者、发动机,偏执狂如尼采设定的“超人”,必须敢于忍耐孤独与寂寞,忍耐别人异样眼光与局限性的判断。偏执狂的发生机理,按巴甫洛夫的解释,它是强而不可遏制型的人所发生的,这类人的神经系统具有抑制过程不足,兴奋过程占优势的特点。华尔街在意识的流动方面大大溢出了现实资本积累可承载的极限,大大溢出了对实体经济索取权积累的极限。从证券化走向意志经济学,表现在资产证券化的推出和不断造波,随着敛财意志的膨胀,资产泡沫不断放大。资产证券化是指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进行风险隔离,通过对现金流的转换和组合,经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信用增级,最终转化成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不可否认,资产证券化既是企业资产负债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除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之外的第三种融资渠道——资产融资。但是,如果在资产证券化的意识流动中,一味地追求意识的想象力,追求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追求资本市场运作的“游戏化”创意,那么,资产的证券化就会变成如此程序:受利益驱动,把问题资产打包,在明知涉嫌欺诈犯罪的背景下,通过意志的预设、虚假评级和做假账、杠杆率的不切实际地高倍放大,然后推向全球市场。整个意识流动过程,包含着两个虚拟实在性:(1)沉浸的感觉。在虚拟叙事的共谋下,一个空套空的心理实验开始:评级公司运用历史数据或未加修订的模型处理当下问题资产的评级。(2)意识的流动,表现为美元—华尔街金融体系对未来支付的兴趣,把未来作为虚拟资本扩张的心理预期,信贷与纯投机的扩张,使得市场价格信号调控更青睐虚拟市场的价格信号。他们不再对企业利润而是对贸易风险和资本风险进行投机,如凯恩斯所说,“模仿性或盲从性的行为以及自我实现预测是金融市场的运作所固有的”。(42) 整个金融资本的运作,在意识的框架中似乎是某种演出精神生活事件的舞台。意识的本质应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里的意识充分展示了联想的节律,客观存在变成了虚拟存在的联想,甚至是幻觉的联想。复杂衍生品的开发酷似跑马场上赌博,而且是没有空间边界、超越监管视线的赌博。

三是工具理性的智能化,极易引发人们对金融体系中技术理性、程序理性、操作理性的心理崇拜,金融危机往往与金融系统的理性幻象相联系:技术理性过程的真实性、精确性往往遮蔽了技术前提预设—“理性狡计”的虚假性和有害性。它深层次地提出了如此问题:工具理性与金融体系的存在者之间最深刻的本质是什么?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工具理性这一概念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数字化、信息化、符号化时代,华尔街金融体系中最为突出之处是系统的目的理性行动,包括明确的目标定义和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的越来越精确的计算。金融体系的工具理性一方面使得财富流转在精确化的逻辑系统中被定义、被切割、被包装,数字化与符号化的输入,通过一系列的形式逻辑的识别与运算,毫无差错地将财富的流转形式输入目的地,人们从心理上对工具理性的智能化持有理性崇拜的态度。另一方面经济理性对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使得华尔街金融从业人员对风险与危机的判断过于乐观,即便是问题资产的存在,也充满着乐观自信:经济理性本能地操控着每个系统的风险防范功能,因为趋利避害是庞大的工具系统最具选择和识别优势的智能特征;经济理性本能地操控着每个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因为趋利避害同时也是每个经济人心中固守的原则。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意识创造虚拟财富有了大大的推进。符号经济取代了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人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愈演愈烈:虚拟财富的包装及其高精度的运行,使财富的精神想象时空被大大开拓:从互联网的流速到互联网的故事。支付未来,交换未来,互联网和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是将抵押贷款分成小份,重新打包,并分流给全国和全世界追求收益的投资者的完美配合。电子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交易商的反应更加迅速和果断,交易成本更低,交易速度更快捷,这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交易变成了一种赌注很大却简单易行的电子游戏。盖伦指出:技术的发达往往与人的更加非理性相一致,“无机自然的领域最容易把自己呈现给有条理的、理性的分析以及相关实验的实践。而生物学的领域和心灵的领域却无可比拟地更加非理性”。(43) 这是因为技术惯性一方面统摄人的意志,另一方面,技术观念又能够构想出关于系统目的论的总体性心理状态的力学,并通过它传递给人的生命领域,使环境的刻板状态变成生命的冲动状态,物的必然性的观念涌现,极易贯通人的意志的必然性。工具理性通过对人的心灵的作用,可以赋予人对未来预期的想象和规定,它们在满足主体人的基本形式需要的过程中所能够提供的唯一值得信赖的东西,就是定量方面的精确性和技术产品的有效性。重要的是需要认知科技、现代金融体系和人格化资本三者之间在功能上的内在联系。极度膨胀的科技意识,必然导致对人性的奴役。在今天的华尔街,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合理性与资本的经济理性逻辑相一致。前者,是以精确性、概率论、可计算性进行运作的神奇技术,后者是以最大化效益、自利行为的偏好、追求剩余的本能进行运作的属人计划。神奇的技术在数字化、信息化和虚拟化的驱动下,使属人的计划在时空坐标上更加极致地展现出来:资本的流速加快,财富扩张的速率加大,人的贪婪的欲望更趋强烈,货币幻象、资本幻象、财富幻象吞噬了工具及其对象产品的客观性,高科技智能化工具在直觉上给人以信赖:科技是最可靠的风险鉴别者,它可以把问题资产鉴别出来,也可以把问题资产变成安全资产,一旦拥有科技赋予的符号,人的理性便被直观样式所消解,技术元素翻转为信用元素,技术所承载的必然性判断,即刻变成人的意志所企及的主观性的逻辑判断,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叠加,使人在技术理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这种金融体系特征之功利和实证的秉性,大大超越了金融体系自身范围,深刻地波及人的其他生存领域,构成了现代金融领域的各种社会心理问题、精神现象学问题。尤其是,关涉工具理性引发的人的各种非理性冲动。应当充分地认识到,随着人类由本能时代向智能化时代的转变,人类的经济交往方式有了令人惊叹的改变:从物品经济向符号经济的转变,从现实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变等,日新月异的精神产品的推出,使经济性的内涵由传统的物质形态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形态。如计算机直接连接消费者个人和厂家、商家的意识,并能在各个个体的心灵之间进行纯粹思想的处理和沟通。电子交易市场的开拓,新技术和新媒介的介入,在经济的虚拟实在、赛博空间的输入过程中,电子乌托邦加创意,资本全球化空间的完整性、互联网交易市场的时空压缩、技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在虚拟叙事之中是如何相互协调的。在统一和分裂之间、超越和秩序、无法言说的及语言的假想之间,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当下人类能够利用智能化手段,超越包含客体世界矛盾直奔意志。用詹姆斯·戴德里安在《仿真: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的,“我们已经把将幻想变成现实当作生意来做了。”(44) 对如此精神现象的深刻批判应当引导我们重新反思康德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的思想。这不是拾捡资本的感觉碎片,而是将物性化的世界还原为人的世界。因此,注重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这是关注当代人生命的形而上问题。

结束语

度量财富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今天,财富的不同存在形式正设计着我们走向未来的生活方式,新的财富体系要求我们拥有更为崭新的、科学的、合乎人性的财富理念,在整个全球化经济进程中,运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去体验并且创造获取财富的源泉,这显然已经是经济学领域外的问题了。今天,财富概念的外延有了拓展,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新的财富概念,远远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组要素的总和构成。财富概念的如此变化,必然带来财富的时间空间量度发生变化。新财富指标的意义也应当朝着财富的可持续性发展而转变。对西方资本制度的过于迷信,误认为:资本+工具理性+因特网=完美的、理想的、永恒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市场的秩序被资本加以理性化、制度化,资本把世界座架了,一切都那么合理、合法、圆满。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却带来了又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感觉破灭。此次华尔街危机是否会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这个上帝正是美国的资本制度在全球的称霸地位。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华尔街的德性显现,是一种即将得到修复的理性的瞬间堕落呢,还是深埋在现代性把神性化的人转向俗性化的人的人性缺陷、制度缺陷引发的结果。历史与现实已做出回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完全服从于异化劳动和资本扩张过程的绝对命令。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35、1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6页。

⑤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650页。

⑦(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2、8页。

⑧⑨⑩(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54、531、535、541、542、548页。

(13)(15)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晏智杰、刘宇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6、17页。

(14)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册,第539页。

(16)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页。

(17) 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胡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8)(19)(20) 赫希曼:《欲望与利益》,李新华、朱东进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49、20页。

(21)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3页。

(2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15页。

(23)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第195页。

(24) 赫希曼:《欲望与利益》,第32—33页。

(25)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第204页。另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2页。

(26)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5页。

(27) 参见《河北法学》2009年第10期。

(28) 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第4页。

(29)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30)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卷,郑一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31)(3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260页。

(33)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7—318页。

(34)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28页。

(35) 黑格尔:《精神哲学》,第334页。

(3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11页。

(37)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52页。

(38)(39)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3、144、183—184页。

(40) 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刘千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41)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第340—341页。

(4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第260页。

(43) 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44) 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陈明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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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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