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同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把人从中世纪的神性中心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却并没有给人以更多的人性，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越来越远离它对人进行宗教解放时许下的诺言，它仅仅保留自由、平等、民主的形式方面，把人由神的奴仆转变成这些抽象符号和物性中心主义的奴隶。人之所以丧失主体地位，缺乏否定思想，之所以难以超越物化的存在，不能突现变革社会的能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这归结为资本主义基于合理性之上的强大的同化能力作用的结果。他们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同化理论试图揭示这种缺少否定性的社会现象的内在机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据以同化的前提在于其合理性原则，资本主义同化过程是对人的物性统摄和对人性的多元化解、消融的过程，这个过程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他们由此出发，提出要批判与行动，要唤起人的否定意识和变革社会的能动性，重建人的主体地位，以便达到对资本主义同化趋势的超越。
一、资本主义同化的前提在于其合理性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成员与其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前者与后者之间具有一种类似于默契的协调关系，其外在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状态。但这种状态并不表明个体成员主体地位的确认，相反，个体成员普遍奉行一种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体成员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无对立的一体化外观，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成员的不断同化为基础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据以同化个体成员的前提条件或根据就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原则。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原则概括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原则，是一种对一切集团和个人具有自明性和可理解性的生存原则。它以提供生存的精神保险性和满足各种需求的形式兼备对社会和个人的总体意义。它主要包括经济合理性、科学技术合理性等内容。经济合理性是经济必然性的理性化反映，卢卡奇把它叫做合理的机械化计算原则，也就是一种“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这条原则包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基础。资本主义通过原子化和合理计算，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并且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都是由统一的规律所决定”（〔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2 页）。霍克海默在提出他的批判理论时说：“人类生产也总具有计划的成分。就个人及其理论碰到的事实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而言，这些事实必定具有合理性”（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他认为， 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产生出来，交换的调节作用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经济的合理性表现为它是支配自然和人的社会活动的权威或权利，并指出：“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同上，第80页）他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导言中认为，经济上生产率的提高，在为更加合理的世界提供了条件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人口，个人面对经济权力无能为力，但同时，经济权力却使社会支配自然界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不仅如此，经济合理性还使“统治权通过经济权力的形式，成了本身的目的”（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马尔库塞在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经济合理性所带来的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他认为，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对劳动者体力和劳动强度的降低，运用程序和量化标准导致的高效率，以及消费领域中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平均化、一致化等等，都是经济合理性的表现，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各种利益已变成其公民内心深处的动力，但是，资本主义“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资本主义把代表社会利益的“虚假的”需要巧妙地转化成为个人的需要，把否定的因素转化为肯定的因素，诸如此类的运作都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合理性为基础的。
科学技术合理性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它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表达和论证的可判定性和精确性使它获得了对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客观意义，并以对事实、过程以及合理性本身的非情感化表述确认并扩展资本主义的非阶级偏向性、资本主义秩序的公正性和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总体的积极意义。技术作为科学的具体化，以可操作的工具性直接赋予资本主义合理性以内在的意义。事实上，科学技术是一种二元化现象，它同时兼备客观中立性和主观运用的价值偏向性，这种双重性质使它不可避免地堕入到服务于一时兼备客观中立性和主观运用的价值偏向性，这种双重性质使它不可避免地堕入到服务于一定社会主体的从属状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由于科学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它自身“在表现形式上成为许多不完整的规律的封闭体系”，在存在的根基上，科学背离自己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无法理解发展和变化，以及它自己物质基础的社会特征”（同上，第116—117页）。技术在使世界机械化的同时，也把人机械化了。科学技术对本质的遮蔽与对人的支配，在显现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合理性的阶级偏好与价值目的。霍克海默在批判传统理论时指出，由于经验主义把科学看作是安排和重新安排事实的体系，科学只断言每个人都能感知的东西，仅仅是个人自己日常经验的纯粹形式和浓缩表达，因而经验主义对科学合理性的论证契合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需要，但是，经验主义不了解科学的二重性。一方面，科学的合理性的确在于它可以用作生产的方法，能够建构起生产的手段，有助于工业生产，但另一方面，“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问题，结果便导致一种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在对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动态联系的忽略上，而且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种原理的实际运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 页）从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而言，这后一方面恰恰是科学自身的不合理性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它自身的双重矛盾：一方面，科学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而显现出随意性；另一方面，科学必须涉及相关知识的总体，然而它对它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工作的方面所依赖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实实在在地把握住。科学的这种局限性使得它所具有的合理性成为一种片面的合理性，然而这却是“取决于社会生活之需要”的合理性，尤其是当它物化为技术上的合理性时，它就转化为“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这一思想后来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他说：“科学的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设施中，这些技术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和文化形式，一方面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合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4 页）马尔库塞和其它理论家一样，都把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归结为工具性的运用，经济合理性和科学技术合理性其实是以功利和效用为目的、以世界及其构成要素为手段的工具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它们与同化的关系而言，工具理性是同化的理论依据，经济合理性是同化的基础，而科学技术则是同化的动力，它们相互交织，形成了资本主义同化的前提。
二、资本主义同化是对人的多维钳制与总体收摄
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个体成员之间的一体化关系是由一种以合理性为前提条件的强大同化力造成的。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看法，资本主义同化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方、以个体成员为被支配的一方而组成的一种关系，即前者基于合理性调控、制衡和统摄后者，后者基于合理性认同、确信和依托于前者，从而形成一种共时态的或结构性的包容认同关系。其次，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力量系统，从对象上看，它是社会的秩序整合力和个体成员的身心统摄力的统一；从性质上看，它是国家制度的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的软化力的统一；在表现形态上，它是资本主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在这种力量系统中，国家依据合理性原则，以普遍的可接受性动用和行使各种力量，达到操作和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作为被支配的一方，个体成员则依据对同样原则的认同，自觉或自发地适应各种外在的貌似必然性的支配力，成为资本主义同化力的支撑点和作用点。第三，资本主义同化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持续动态过程，由于同化的双方处于永久的矛盾之中，二者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必然依赖于资本主义长久的同化作用，因此，同化自始至终表现为一个谋求动态平衡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体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的成就或能力就在于它始终赋予这个过程以单向性，即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个体成员行使决定权的无碍性，个体成员的顺世主义价值观念作为同化的价值成就更加提高了这种单向性作用的速度和效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资本主义通过合理化控制和操纵达到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否定和人的能动性的剥夺，个体的人则以主体性的出卖、个性和才能的转让，谋求一种片面而自足的生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同化理论的不同表述，主要体现在卢卡奇的物化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之中，其中物化论侧重于在本体论意义上说明同化，文化工业论侧重于说明精神生活层面的同化，单向度理论则是对同化现象的直接的系统探讨。
（一）资本主义物化对人的同化
所谓物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个体成员不可避免和难以超越的定在与趋势，是“每一个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从共时态上看，它表现为普通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结构，这种商品结构的意义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它一方面通过现实多样化、具体化的方式囊括全部人际关系及其内容，另一方面又将人际关系及其内容以所谓商品结构的客观性遮蔽起来，从而使人的自主性消融在商品结构造成的物化世界中。从历时态上看，人的活动不是由他自身所固有的自律力而是由外在于他的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操纵和控制的。从而，一方面，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商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耸立在个人面前，他不能以自身的活动来改变他所面对的世界及其过程，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它不得不象任何消费品一样，必须以独立于人的方式去运作。物化从生存的本体论方面赋予个人以必然性，个人通过片面的物化获得生存的本体论意义。
从相反的角度看，物化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同化力。卢卡奇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合理化实现社会同化的过程，它具备“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同上，第97—98页）。资本主义还造成了“与它自己的结构相吻合的法律制度和国家形式”（同上，第106页）， 因而同化体现为政治结构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使得官僚政治制度中的工作人员变成毫无主动精神的片面存在物，是独立人格被分割、被消解的一架自动机器。除横向同化外，还有一种垂直性的同化，这就是物化结构的渗透性。卢卡奇指出：“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同上，第104页）。 人的外在物化状况，契入人的心灵，迫使人从意识上认同和接受人的物化，“因而涉足整个社会的统一意识结构”就应运而生了（同上，第111 页）。资本主义通过物化结构的心灵渗透，侵蚀人的道德领域，通过对道德的支配强化着意识的物化结构。
（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对人的同化
资本主义文明既体现着征服自然的成就，也包含着对人的统治，其中，资本主义对人的同化，通过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作用得到集中的表现。霍克海默把工具理性叫做主观理性，以区别于作为批判理性的客观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目的对于手段的支配，其价值由对人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它消除了思想中的矛盾和否定因素，为现实辩护并屈从于现实，因而，它是一种肯定的理性。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是这种理性的拥护者，在他们那里，“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努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的东西。”（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7年版，第8—9页）。工具理性是总体理性发展过程的片面化，是对客观理性的反动。这是因为，人类理性本来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通过启蒙，它“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第1页）；它以自由、平等、幸福诸观念衡量一切，主张人的生活的总体的和谐，强调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即它本来是一种客观理性或批判理性。客观理性是理性的人学根基，代表着征服自然和使人摆脱世界魔境的启蒙精神。由于它追求一种人对自然统治的知识形式，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通过提炼抽象的普遍性，建立纯形式的或程序化的范畴体系，因而它必然由对人性的张扬转变为对人性的钳制，“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启蒙精神去掉了不能统一衡量的一切东西。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量，而且使人们变成与实在相同”（同上，第10页）。它赞同社会强迫手段，以被操纵的集体统一性否定每个个人的意愿。这样，启蒙精神就由客观理性转化为主观理性，即“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同上，第26页），变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工具理性对人的内在同化表现在思维和语言两个方面。首先，人们普遍接受形式逻辑的规则，按这些规则规定的范围和方向进行思维，因而思维的形式结构或句法学为人们所看重，而思维形式的语义学及其所反映的矛盾问题则被忽略，这种看重形式保险性而淡化意义重要性的价值偏向，是人的思维被同化的重要特征，它表明工具理性已契入人的思想领域，对思维的有机整体性特别是思维的形式结构的内在内容、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统一性作了彻底的分解或拆构，因而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消溶了思维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其次，人们交际中的语言，是一种规范化和程式化的语言，因而也是一种理性化的语言，工具理性对语言的同化表现为它把词汇“变成了约束感情的紧身服，而不是变成了约束谎言的紧身服。”（同上，第155页）。 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演变，很多词汇将逐渐“丧失了进行判断的能力，从而也消失了区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同上，第192页）。
此外，人们注定要遭受的大众性文化或文化工业的同化，则是一种更普遍的精神同化。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性本身意味着同化，“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资本主义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如果个体不想被毁灭，那么，他就得变形以适应这些新形式”（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274页）。但是，个体自身的调整和对社会生活新形式的适应，同资本主义对他的精神同化是一致的。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对人的同化表现为欺骗、抑制、约束、塑造、模仿等方式的综合运用。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文化工业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不过是引起了人们由于兑现理想的愿望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爱好，因而，“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135页）。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 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因而，“文化工业最终使模仿绝对化了”（同上，第122页）。
（三）资本主义同化的多元性与政治同化的一元核心性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资本主义同化现象的审视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话，那么，马尔库塞对这种现象的剖析则具体、系统得多，并且指出政治作为同化的灵魂渗透于各种同化形式中：首先，他把同化看成是个体心理认同与社会运作方式相互作用和契合的持续过程。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中，用“同化”及其相关术语“潜化”、“一致化”、“模仿”等来表示个体心理认同方面的内容，用“一体化统治”、“控制”、“抑制”、“操纵”、“协调”等术语表示社会对个人进行同化的动作方式。其中，个体心理认同方面在整个同化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他说：“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植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在潜化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由外在的强制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自愿的过程，“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同上，第10页）。“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同上，第11页）。这种潜化、模仿和一致化，反映了个体对社会压抑、控制和操纵的认同与内化，是同化的深刻性渗透的表现。
其次，同化是多重形式和一元政治核心的统一。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文学艺术、实证哲学、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内的多元形式的总体同化，其中，政治同化作为政治统治合理性和政治意识形态合理性的现实表现，是其它各种同化形式的轴心和灵魂，是多元同化形式的一元化核心。他说，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把“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同上，第1页），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因而， “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同上，第10页），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同上。第2页）， “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同上，第18页）。即使这一点被偶然的现象所遮蔽，也不能把某种似乎是非政治性的同化形式看成是缺少政治理论的单纯的同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对消费品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消费者被同化的过程：消费者以各种消费品来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沦为无主体性的对象，受到蕴含于消费品中的制度因素、态度、习惯、生活观念、思想情绪等等政治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受到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同化。政治同化的渗透性或一元核心的支配性在人们常用的话语领域尤其明显。马尔库塞认为，人们交际中的语言“总是命令、组织、引导人们去做、去买、去接受”（同上，第79页），因而语言在实际上执行着行为主义的功能，通过调和对立面、为对立面的一致服务，以对政治意义的掩盖而表达政治的意向，即“语言的功能化表示一种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的省略”（同上，第80页）。以致人们经常使用“自由”、“平等”诸名词却不知道其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同上，第81页）。一元化的政治同化就是这样来支配各种同化形式的，它将人的有限性和片面性置于一种合理性外观之中，从而遏制了人对有限性和片面性的超越，抑制了人们对总体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资本主义同化对人的消极影响
资本主义的同化既以合理性为前提，又以多样性和深刻性强化了这一合理性，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合理性，是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在人的问题上，恰恰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同化的不合理性在于它对人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同化造成了人的二重化。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他所拥有的文化和文明越多（即资本主义和物化），他就越不可能是一个人。“人的聪明才智不再是他个人的有机部分，人成为如同外部世界的各种物体那样的可以‘占有’也可以‘抛弃’的东西”（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第111页）。 他面临并听任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的“规律”的摆布，始终是作为事物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活动的。人虽然有创造现实的才能，但不能发展他自己的个性，才能的发展“使人的个性变得扭曲、卑微”，“前者总是不断地为后者设置障碍，因而两者形成了一定的对立。”（乔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829页）。如果说人有什么能动性的话，那么他只有作为他自己的“能力的小贩”，他才是能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不仅变成了社会的（被动的）观察者，而且也堕落成为面对着他自己对象化和物化的工作而无动于衷的人”（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这其中既存在个体工人的人格分裂，工人的人格对工人自身异化了的存在无能为力，袖手旁观，也存在个体资本家的人格的二重化，资本家作为人同样被分解为商品的运动因素和这一运动的客观的、软弱无力的观察者两个方面；而资本家作为资本的傀儡，也必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所控制而成为被动的客体。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无一例外地被二重化，陷入二律背反的境况之中：一方面，当他作为人要保全自己的主体性时，他必然变成没有个性的被动的客体；另一方面，当他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展现自己的独立人格、消除被动的客体化和非人化趋势时，他又势必要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从生存的社会背景上看，人的二律背反性直接映现出资本主义同化力对人的生存领域、人的心理态势和人的价值取向的侵蚀和扩散，是商品特性及其交换原则的人性化表现，它迫使人不得不以异化的方式承受并体现商品特性对人的有机结构的消融与取代，在物化的商品世界中，人被迫仿照商品的性格和特征，并作为一种待售出的物参与普遍的市场交换。
其次，资本主义同化造成了人向内心的逃遁和个性的被扼杀。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把管理细节的常规程序和标准化、齐一化的文化产品，契入私人闲暇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人内心精神生活的崩溃”，在接受各种文化形式的操纵时，人们实际上“已经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里”（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第263页）；在消费、享用五颜六色的文化产品时， 人们“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因此，反映在文化产品中的技术的威力、政治的理念、 生产的增长、家庭的转变、生存的社会化，共同将人推向回归之路，遁入内心，“今天的个人实质上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他的理智行为不再与他的人类本质内在地相互关联。他们采纳环境发布的任何指令。大众的判断，不论真、假，如同其它的社会功能一样都来自上面的指使。”（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然而， 这种向内心的逃遁，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并不表明人的个性的独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化和非个性化的倾向，剥夺了个人的创造能力，达到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个性成了一种幻想。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而且还由于“个人是以牺牲个性的名义取得成就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因此， 迎合潮流，趋向时尚，消费追求模式化，一律化的倾向，正是与个性的消失或被扼杀紧密相关的。
第三，资本主义同化造成了人的单面性和阶级结构的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社会“存在的一切形式都具有本质上的否定性”（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但是，由于同化从社会各领域中消除了反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一切因素，阻止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遏制了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危机，因而形成了没有反对意见的一体化状态，社会变成了没有否定因素的肯定性社会。这种社会表面上赋予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文化生活和政治抉择的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只是“被管理了”的、“给定的”自由，是阻碍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批判的哲学研究》波士顿1973年版，第223页。 ）人们事实上以屈从于社会的政治需要、以接受社会的操纵与控制为条件换得片面的自由和麻木的幸福，因而成为没有反抗性和否定性的“单面人”。在国家的需要和目的被普遍接受、传统的麻烦点被消除、各种分裂因素得到控制的“单面政治”的作用下，在颂扬接受、认同和顺从主义的“单面文化思想”的熏陶下，人的“单面性”具有不可超越的客观必然性，甚至“总统和汽车一样被售出，……总统必须发挥他之所以能被买进的作用：他必须能确保买卖的一般进程。”（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英文版，第15页）。因此，人的“单面性”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不幸和彻底异化的表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合理性证明，是资本主义经由同化所达到的肯定的一体化的个体基础。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不同的个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而且还把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这两个先前的敌手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联合起来了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体化状态。
四、超越资本主义同化的可能方案
面对资本主义同化对人性的消极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求助于精神力量达到干预资本主义同化的目的。所不同的是，卢卡奇特别看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首要作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看重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性。
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独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自觉意识，包括对人的物化、人的非主体性的存在以及支配这些现象的多元因素的统觉；其次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意识，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造的必然性、改造方式和过程等关键因素的意识。此外，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辩证法的力量，它推动着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走向统一。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是一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动力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在形成过程始终面临着与不能发现社会存在总体、掩盖阶级斗争实际状况的资产阶级意识以及其它各种错误意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斗争，由于它“不仅必须克服这些内在的（资产阶级）矛盾，而且它必然还要同约束无产阶级的行动、同那种只从经济地位出发的行动路线作斗争”（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因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能够从根本点上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能自觉地以它的行动影响历史的天平，并且这点是决定因素”（同上，第78页）。无产阶级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越是紧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越有力和直接决定它的每一个行动”（同上，第79页）。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半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的偶然性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变化的进程，就在于它凭借自己的阶级意识“揭示出社会的性质，并逐步地完成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结合”（同上，第80页）。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指明超越资本主义同化趋势及其危害，它使无产阶级既成为历史的主体，又成为历史的客体，是无产阶级成熟的标志。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及其对资本主义同化趋势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决定作用，这就是卢卡奇方案的核心之所在。
法兰克福学派的超越方案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等人所倡导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所谓批判理论是一种以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作为认识基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认识方法，对生产自身生活方式的人进行研究的理论。与把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进而为社会现实作意识形态辩护和科学肯定的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是专门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设计的，其主要功能是批判，即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存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和否定。在霍克海默看来，“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50页）。为此，批判理论要以控制和压迫为主题，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对当代资本主义加以全面的批判，从而在物化世界中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在非人的事物下面发现人的根基。但是，如何把事实与价值、理论和实践、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赋予批判理论以阶级基础，使之转化为变革社会现实的政治行动纲领，这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无力解决的重大课题。霍克海默指出，由于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因而“不存在可以由对批判理论的接受加以指导的社会阶级”（同上，228页）。 这种拒绝把批判理论归属于无产阶级的做法，不仅使其解放的设计失去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和理论的历史依托，而且还为整个批判理论定下了悲观主义基调。例如，在马尔库塞那里，一方面他认为，革命反抗的可能性存在于由流浪汉、没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的被剥削者、被迫害者、失业者和将失业者这些人所构成的下层社会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之中；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行动虽然包括了人类的最先进意识和它的最深受剥削的力量的聚会，但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给我们以根据去预计到这种事情将发生，不能“将其合理性转化为历史实践，”它“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假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1页）。这就是马尔库塞在充满激情的理论批判之后所得出的悲观结论。在马尔库塞之后，随着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相继谢世，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其悲观主义格调而逐渐被淡化，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后裔”则转向建构新的社会交往理论，来延续法兰克福的批判传统。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同化理论从内在运行机制方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化能力，指出它不仅有效扼制了人的独立意识和反对意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把社会两大阶级纳入到无对立的一体化状态，消除了把人从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出来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从而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质变的可能性。这一理论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审视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何以消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因，为我们认识当今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社会生活和世界体系格局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试图发掘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建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由于它把马克思关于精神武器（新哲学）与物质武器（无产阶级）相统一的解放原理人为地割裂开来，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真正旨意。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缺憾中的又一缺憾，也是我们必须注意分析批判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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