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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对让他“思考了一辈子”的斯大林并不太喜 欢称其为斯大林，而叫科巴，在他所著的《斯大林秘闻》一书中，前半部几乎都以科巴 相称，或许这个名字最能反映斯大林在成为斯大林之前的性格和特征吧。
科巴是斯大林少年时发表诗作时使用的笔名——一个取自于他所喜欢的一部小说主人 公的名字。“科巴”这个名字既告别了幼时母亲给他取的“索索”名字的土气，又不像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学生时代所用的含有明显的格鲁吉亚人特点的真名的印迹。至 于后来叫斯大林，那也如同列宁原本并不叫列宁而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一样，是 他革命之后给自己取的名字，意为钢铁般的人。至于在他成为领袖人物之后，大家只知 他叫斯大林而很少再叫其他别的什么名了。
拉津斯基写这本50余万字的《斯大林秘闻》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在前苏联高层档案解 密后，不仅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挖掘了许多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日记和书信，而且 还采访了许多健在的关键性人物，使所著史实趋于更加确凿真实。
在这本书中，让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斯大林——先前的科巴，这位钢铁一般的人物 ，这位一走进云集着世界首脑的雅尔塔会议大厅，使得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像 听了口令一样，全都站了起来，而且两手贴裤缝立正”的人物，在他尚未成为最高权力 者之际，居然是一个逆来顺受、精于拍马屁的人。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凭仗着这一点才 走上政治显赫的地位，得到他人不易得到的一切。
十月革命爆发那一天，按拉津斯基的说法，科巴是“一个错过了革命的人”。几乎党 的全体领导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起义，但只有两个人例外：列宁和科巴。党把列宁隐蔽 在秘密住所里，以防起义失败，使革命失去领袖。那么当时也处于领导层中的科巴在哪 儿呢?托洛茨基的说法是“他成了场外队员”。当年的革命者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几乎 无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然而事实是，他与列宁在一起，“为起义者同躲在秘密住所 里的列宁接头。”科巴的这项工作并不是党给他安排，也不是特别具备这样的条件，而 是他早有准备的，“为了列宁，科巴在十月革命前几天尽可能地少引起警方注意”，而 且一直不到起义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去，从而使他具备了“与领袖在一起的充分条件”。 那么他想尽办法与领袖在一起干什么呢?拉津斯基说：科巴的想法是“万一胜利，分享 革命果实；万一失败，可保安然无恙。”这只是推测，不可作为定论。但根据他一向与 领袖形影不离的表现，完全可以这么认为，他让自己在这样十分危险的革命关头，与领 袖厮守在一起，共患难，同生死，是会让领袖永远不能相忘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此 时的列宁不仅把个人的安危全都交给了这位身手不凡的科巴，而且在政治上几乎让他承 担了领袖化身的使命，领袖的许多指示、命令的传达都靠这位忠心耿耿的科巴去完成。 他是领袖最信得过的人。这里说句题外话，那就是当后来的人们读官方编写的这一段历 史的时候，书上都写着：斯大林在热火朝天的斯莫尔尼宫里，同列宁一起领导起义。
革命胜利之后，在新政府中有科巴就是“列宁的影子”的说法。“在斯莫尔尼宫里， 他一直在列宁办公室里坐着，显然，列宁还是认为把科巴留在身边好。谁知道克伦斯基 会干什么?将军们和军队会干什么?随时有可能需要逃跑，列宁愿意让科巴留在自己身边 。”革命政权尚未掌稳，当反动势力对革命进行反扑，列宁的某些追随者发生动摇时， 科巴总是站在列宁一边——尽管当时他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是“二流角色”。在《列宁的 办公室警卫守则》中还有这样一条，只有两个人用不着报告可随时进入列宁办公室，一 时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一为科巴。可见，无论水平能力、还是革命功绩都不及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们的科巴是多么地善于运用手腕，获取领袖的信任。 尽管其余的人享有很多荣誉，但荣誉多并不意味着权力大，也并不意味着在领袖面前的 信任度高。
不久，党内展开了对“左派”的斗争，布哈林、科隆泰等在面临与进攻的德国人签定 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是坚决反对的。但列宁却坚持媾和。而此时的科巴所持的是骑墙 立场：“拖延谈判，不签和约”，但列宁刚一批评，他就立马对和约投了赞成票，倒到 领袖一边去了。科巴不是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的，但是只要领袖一需要，他马上就能放 弃所有观点和主张，十分驯服地顺从领导意志。在对党内同志的态度上，他也往往惟领 袖的态度而采取态度。列宁对托洛茨基直率的性格并不太喜欢，还因骂他是“流氓”而 记恨托洛茨基，所以总是借机把托洛茨基支得远远的。对此科巴十分了解，如果说对别 人他有时还能持一点较为温和的态度，但对托洛茨基他则一向火气很大，“准备战斗” ，因为他知道，列宁十分器重他这种火气。
那么科巴的这些表现让他得到了什么呢?1919年3月，革命的尘埃一一落定，“党占领 了全国”，在政治局会议上，科巴因列宁提议而进入了政治局，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负 责人，兼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工农监察人民委员会，同时他还是组织局委员、中央 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彼得格勒、西方和南方战线代表等，科巴的头上一下子有了 十几个委员头衔，领袖“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科巴的手中”。领袖对科巴的宠幸真可以 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次托洛茨基状告科巴违反禁令喝克里姆林宫酒窖里的酒。领 袖笑着呵护道：“格鲁吉亚人离不开酒嘛!”以至领袖曾产生过将自己的亲妹妹嫁给科 巴的打算，后来得知科巴已结婚生子，才罢了。为报答科巴对自己的信任，也体现自己 对科巴的关怀和培养，1922年春，列宁在党内特别新设了一个职位——总书记。这个职 位的设置事前未经任何形式的讨论，在列宁的提议下，由科巴担任。这个职位虽然没有 列宁这个当时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显赫，但在权力上实际上已排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了，中央和地方党委都受其支配，是俄共党的大总管。
如果说列宁是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位领袖，那么完全可以这么认为，其所建立 的这种政治体制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陷，为党内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滋生土 壤。在俄共党内，领袖是英明的，其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党内只有上级对下级的批评 和指责，而从来少有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和指谬，从而在党内就形成了一个绝对权威的核 心人物，这个绝对核心人物大有翻云覆雨之能，觉得谁可靠能干谁就可能得以重用，看 着谁别扭谁就有可能最终被抛弃。党外虽也有些监督，但革命一成功就很快被铲除了， 高尔基在他自己创办的《新生活报》上，就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对革命队伍 和革命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过一系列的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曾直接指向领袖本人。 (见《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然而，与手中握有武器的执政者相比，这一 切都是十分微弱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世界闻名的第一位无产阶级文化大师所 办的报纸仅仅存在十几个月而被勒令停刊，眼睁睁地看着执政党的种种问题如稗草一样 一天天健壮地生长起来。
科巴这样做，首先他在身世上与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们相比的确少了些优势，他是格 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是不易受到尊重的，他必须作出卓越的成就才能得到别 人的承认。然而这对当时刚出茅庐的科巴来说，不仅学识能力不济，革命的经验和胆识 也十分缺乏，此时此刻正像他自己向列宁表白的那样：“学，学，一点一点地学”，学 的同时就是对领袖的恭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逆来顺受，并更多地创造与领 袖在一起的机会，让领袖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最忠诚可靠的人。在这一点上，无论在如火 如荼的十月革命之前，还是革命尘埃落定之后，在俄共党内的确再也找不出一个人像科 巴那样做得如此完美，无可挑剔。
也许有人会把它看做是革命一致性和对领袖尊重的需要，但我仍然要说科巴的所作所 为更多的是出于他并不纯正的动机。列宁病重之后，一向表现忠诚的科巴的狐狸尾巴就 很快露出来了，1921年，列宁患脑中风，剧烈的头痛使他无法工作。有人传言，这时的 科巴高兴地说：“列宁快完蛋了”。无论此说是真是假，但他一开始就要把列宁送出莫 斯科到外地疗养，在医院里不准列宁看报，不让他谈政治，阻止他了解外界的真相则是 确凿的事实，使列宁几乎处于软禁的处境。1922年秋，列宁再次发病，并提出服毒药自 尽的要求。这时的科巴更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以总书记的身份立即控制了全党，把 列宁的权力架空了，特别是对列宁妻子及亲属的态度，陡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一说话便“粗暴地大喊大叫”。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斯大林竟然对我粗暴无礼，蛮横至极。整整30年，我从未从任何一位同志那儿听到 过任何一句粗暴的话。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请你们保护我，不要让 别人干涉我的个人生活，不要让别人无端地辱骂和威胁我。”这一切终于使并没有丧失 思维和理智的列宁认清了科巴，病床上，狂怒的列宁给科巴写了一封绝交信，并力图将 科巴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只是由于列宁后来病情一再恶化，心力不济，加上科巴再 一次地表演，写了检讨，才使得其在党内的职位秋毫无损。
在政权的争夺方面科巴是成功者。他第一个发现并有效地利用了其所在党和作为一党 执政下的机制内部所存在的弊端。而他所走的这条路(尽管后面几步走得趔趔趄趄，险 些翻船)，几乎也成为后来的所有迈向权力顶点的人的必由之路，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弊 端同从母体带来的胎记一样，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如果说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阿喀琉 斯的脚后跟是他生命的弱处，一旦中箭便会立刻亡身，那么在诸如俄共这样的党内，抓 住这一弱处恰恰能给自己的仕途带来无限光明。科巴后来走上主政之位后，果然又有了 他自己的拍马者，那就是最有秀才相的莫洛托夫，他几乎完全照搬了科巴对待列宁的方 式来对待科巴，“犹如保持着科巴当初同列宁的关系”。后来他也如愿以偿，成为党内 的第二号人物。或许有人觉得在执政长达33年的斯大林之后最终上台的赫鲁晓夫算是硬 骨头。的确，他在俄共二十大中有敢于批判斯大林的上佳表现。可是，在斯大林活着的 时候，他也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不仅如此，而且还曾肉麻地把斯大林称 作“父亲”。
党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惟命是从、唯唯诺诺、将最高权力者神化 的现象无疑是一种精神腐败。这种精神腐败的历史是悠久的，个人崇拜越严重，这种腐 败越严重，历史正为我们不断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