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模式：关注教育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平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等状况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长期以来，社会发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掌握了大量资金和权力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因而，社会的差别越来越大。这种社会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教育，产生了教育上的很大差别和不平等。
国际上通常用教育基尼系数和教育洛伦茨曲线来描述教育整体差距程度（如上图）。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教育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
1960年印度的教育洛伦茨曲线显示，近70％的人口得不到任何教育，而占10％的人口却享受了60％多的教育。1960年到1990年，印度教育基尼系数从0.79降至0.69，30年间仅仅降低了0.10。巴西的教育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其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也很大。1960年巴西最贫困的50％的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18％，到1995年下降到11.6％。而最富裕的10％的人口，1960年占有全国收入的54％，到1995 年上升到63％。现在巴西大约有1，600万15岁以上的人口不能读写。地区差距方面，巴西东北地区文盲率是24.3％，这个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3倍。巴西农村地区28.7％的15岁以上人口是文盲，60岁以上的文盲率是34％。巴西少数民族之间文盲率也有很大差异：白人和亚裔年轻人与成人文盲率是7.7％，而黑人和混和血种人的年轻人与成人文盲率是28.7％。[1]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这种教育状况，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是关注教育平等，以满足基本的受教育的需求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教育发展模式既切合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实际状况，也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
近年来，教育作为一种人权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都在为争取人的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努力奋斗，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上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的教育目标是：全面扩大和改进幼儿、尤其是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确保到2015年使所有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并完成良好和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确保通过平等取得学习各种必要知识和生活技能机会的方案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使所有受教育者都能取得公认的、可衡量的学习成果，尤其是在读、写、算、基本生活技能等方面。[2]
长期以来，尽管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坎坷艰辛，但是关注教育平等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一种主潮，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并形成了一种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教育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法律保障、政策导向、措施落实。
二、发展中国家关注教育平等的发展模式
（一）法律保障：教育平等的基石
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能够确保教育的公平和平等，其发展模式注重的是通过立法来保障教育的平等和公正。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宪法和教育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要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平等公正的理念。
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1988年）关于教育平等的规定是：“教育是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是国家和家庭的责任，是靠社会合作来促进的。教育的目的是要充分发展人，培养个人履行公民职责并使人们能胜任工作”。
巴西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1996年修订）规定：国家对教育的责任通过以下的保障来实现：1.提供强制性的、免费的基础教育，包括对那些在适龄时期未受教育者；2.逐步实现强制性和免费的中等教育；3.对有特殊需要的受教育者给予免费的专门教育，特别在普通教育范围内；4.免费接收从0岁到6岁的儿童进托儿所和学前教育学校；5.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提供更高层次的教育、科研、艺术创作的机会；6.提供适合受教育者条件的普通夜校教育；7.在公立基础教育中，通过提供学校教材、交通、膳食和和医疗的辅助计划关怀受教育者。[3]
墨西哥宪法（1998修订）第三款关于个人权利的规定：公民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联邦、州与地方提供学前、初等与中等教育。初等与中等教育是义务教育。国家提供的教育致力于全面发展个体能力，使个体热爱祖国，维护世界团结、独立与正义。教育应该促进人类共存，通过教育使学生提升个体尊严、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重要的是拥有人人平等、友爱的信念，反对种族、宗教、群体、性别及个人歧视。第四分款规定：国家提供免费教育。[4]
埃及在19世纪就开展了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斗争。1923年教育机会均等写入了埃及宪法。1971年埃及公布的宪法中保留了这一原则。因此，任何教育政策的改变都不能违背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埃及宪法规定了两项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国家确保所有公民机会均等，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责任和义务平等，没有种族、出身、宗教、信仰歧视。埃及宪法规定教育是基本权利。国家负责监督教育，确保公平。基础教育（初等教育和预备教育）是义务的。国家不同阶段的公共教育是免费的。公民具备读写能力是国家职责。1923年宪法第19条规定6—12岁儿童的教育是义务教育。同年另一部法律规定义务教育免费。1944 年宣布初等教育免费。1951年宪法第142条规定中等教育免费。1952年7月23日革命宣布所有阶段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是免费的。1981年宪法第139条规定， 为所有埃及六岁儿童提供九年教育是国家责任。1991年第17款规定扫盲和成人教育是国家责任，并规定建立读写教育与成人教育权威机构，明确责任与义务，并提供资源资助扫盲与成人教育项目。1996年第12条保护儿童，包括儿童健康、社会及教育保护，也包括提供儿童教育特别是残疾儿童的教育与康复。[5]
印度宪法（1950年）第45条规定：国家应努力在自本宪法生产之日起10年内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直到他们满14岁为止。在初等教育方面，联邦政府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协调机构；开展初等教育的研究；发起试点项目；消除各邦之间的差别并保证机会均等；对欠发达的邦提供财政援助。印度宪法第29条规定：宗教、种族、种姓、语言或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取消公民进入任何国立教育机构的权利，或从国家基金中获取资助的权利。印度宪法尤其关注对弱势阶层的教育，第46条规定：国家应特别关心并促进低弱阶层的教育经济利益，尤其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经济利益，并保护他们免受社会歧视及各种形式的剥削。政府还为残疾人的教育设立特殊学校。[6]
（二）教育政策：教育平等的导向
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关注教育平等发展模式是以具体的政策来进行导向的。例如巴西政府已制定和实施了在巴西教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政策和计划，主要有：全民教育十年计划；全面援助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东北地区基础教育计划；印第安人教育计划；学校学生资助计划，等等。其中，全民教育十年计划的总目标中规定：扩大学校覆盖面，使学龄人口入学率至少达到94％以上。通过学校减少留级率（尤其是在一至五年级），来确保学生的升学率，使80％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较好的成绩读完小学；要给大约320万较贫穷的幼儿增加受教育机会；通过“全国全面援助儿童和青少年计划”，要给城市边缘地区的120 万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援助。要给370万文盲和460万教育不足的人提供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7]
墨西哥政府（1976—1982年）根据《联邦教育法》提出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墨西哥人，特别是学龄学生都能受到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社会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改进国家的文化风气；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实行分权的管理体制。[8] 墨西哥教育部据此制定的15项重点教育改革计划中包括：确保所有孩子都完成小学课程，达到小学毕业程度；加强西班牙语教学，并为土著居民提供双语小学教育；要为印第安儿童开办双语小学，让所有5—7岁的孩子都能学会西班牙语。另外，还要让成年土著居民都能受到完整的西班牙语教育；为成年人提供受基础教育的机会，确保100万14 岁以上的人在一年内摘除文盲帽子；为200万没有读完小学或初中的成年人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并免费为他们提供教科书；大力发展幼儿教育，使所有5 岁儿童都能受到一年的学前教育；向所有要求受初中教育的人提供普通教育；要求在6年内把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提高到90％；改进现有的图书馆，在城市和市政府所在地建立新图书馆，争取到1982年，全国图书馆数目增加到2000个，并在没有图书馆的居民点建立3500万个文化站，以发展民众的读书活动，大兴良好的读书习惯。
2000年埃及总统宣布了2000—2010的教育目标是：1.重新制定发展教育课程的有效政策，以彻底减少提供给埃及儿童的教育质量的差距。2.提高各阶段的入学率，应包括所有的6岁儿童。3.为天才儿童提供发展和提高才能的机会，计划中包括科学的、语言学的、文化的、艺术的能力，以开发其潜能，促进天赋发展。4.竭尽全力实现为全体学生卓越的原则。5.逐渐扩建幼儿园，以吸收60％的4—6岁儿童，将幼儿教育纳入教育系统，提供适当资源使义务教育延长至中等教育成为可能。6.为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机会加入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建立中心以吸收这些儿童（为100％的特殊需要儿童创设条件）。特殊需要儿童包括童工和残疾儿童。7.继续努力在学校传播技术，促进埃及儿童运用技术能力的发展，使其具备适当的才能，适应第三个千年和全球竞争。[9]
印度国家的教育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争取早日实现宪法第45条的规定，为所有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确保入学儿童能够圆满完成规定学业；竭尽全力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纠正各地区、各阶层间的不平衡现象，重视少数民族、女子和残疾人的教育；及早发现智力超常儿童，提供各种鼓励机会，促使他们充分发展；抓紧业余教育和函授教育，提高函授教育的地位。[10]
（三）教育措施：教育平等的落实
1.经费投入
巴西宪法就联邦、州、市三级对教育的投入作了如下规定：国家应使用不少于整个国家预算13％的资金发展教育。预算是来自联邦所得税的收入。州政府：应使用不低于25％的州所得税收入，投入文化和教育项目。市政府：所得税收入的25％必须用于维持和发展教育。[11] 1993年，巴西给2800万的学生发送了约8400 万册的课本，课本所用的资金约达1亿1千600万美元。 全国学校教具计划提供包括钢笔、铅笔、黑板擦、笔记本、尺和其他用具。1993年，该计划给2800万学生每人发了一套学习用品。另外，词典、地图册、百科全书等以低价出售。巴西对贫困学生实行国家助学金制度。2002年全国有870万儿童享受助学金，7—14岁儿童入学率97％，2003年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的8％。
墨西哥政府在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系统实行免费供应课本制度，这对普及初等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行为初等义务教育学生免费供应课本的计划，后来在公共教育部设立“全国免费课本委员会”，专门负责免费课本的编辑出版、生产和分配工作。据墨西哥官方报告，自1985年到1988年间，免费课本委员会已生产、分发小学课本15008万册，小学教师用书168.8万册，幼儿课本108万册，幼儿园教师用书8万多册。为了普及初等教育，墨西哥政府也给成人教育机构免费供应课本。1981年，为7000个成人教育机构免费提供小学课本6500万册。国家成人教育研究所还免费提供成人教育系列教材，每份装为一包，称“学习包”，1985—1986学年共提供学习包208.4万个，1986—1987学年又提供学习包155.07万个。[12]
埃及教育的经费投入包括：基础教育1990／1991年至1995／1996年教育经费增长大约45％（基础教育与预备教育，共八年级，平均每年增长7.6％）；基础教育投资的增长（学校建设与其他基础设施大约35％，平均每年增长7.3％）；政府投入教育经费增长的百分比从12％到19％。在1995／1996—2000／2001五年期间基础教育入学率增长12％：农村／城市比例及女童／男童比例的小幅增长。1952年埃及教育预算为2300万埃磅，1969年上升为3330万埃磅。1970年以后，增加速度加快，1984年公共教育费用达到11.865亿埃磅，占国家总支出的8.9％。1996 年公共教育费用占国家总支出的14.09％，从1990—1996平均每年增长7.7％。1988年政府在正规教育上的投入占GNP的10.9％，占总的公共费用的18.5％。埃及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从小学到大学均实行免费教育。埃及政府决定在1992—1997年每年投入20亿埃磅用于学校的改造和维修。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要求，埃及政府还将每年至少投入600—1000万埃磅用于新校舍的建设。埃及教育建设机构计划从1992／1993年起，每年建立1500所新学校。专门为女童建立学校，目前已建立3000所。1991／1992年，政府投资1.5亿埃磅，维修了3928所学校。[13]
印度对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加。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逐步上升， 1950 —1951年为1.2％，1960—1961年为2.5％，1970—1971年和1980—1981年均为3％。1992—1993年教育支出占GNP的3.8％，占政府支出的11.46％。[14] 印度政府还对落后地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学生书籍、文具免费供应，免费发送校服，设女生出勤奖学金，免费供应午餐等。
巴西、墨西哥、埃及和印度教育经费的投入可见表1。
2.扫盲教育
巴西很早就颁布了“青少年与成人功能性扫盲和终身教育法”。该法的重要内容包括：[16] 巴西政府已将青少年与成人功能性扫盲和终身教育置于长期优先地位，巴西政府要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大、中学生支持扫盲工作，前者是义务性的，后者是自愿性的；依法制定青少年与成人扫盲和终身教育的计划并实施年度检查；建立扫盲运动基金会；将大众传播媒介与扫盲工作结合为一个总的体系。
埃及扫盲教育：到1972年，农工联盟已在1500个村庄的农业劳动者中执行了为期一年的向文盲开战计划。第76号法令（1973年）也规定，所有未服兵役的大学或高等学院的毕业生，都必须在参加了教育部在全国组织的一个月的培训班学习之后，参加一年的社会服务工作，包括扫盲教育。
印度扫盲教育计划包括下列内容：划出识字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优先对妇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进行扫盲；资助成人教育事业中的志愿组织，办好成人教育中心；号召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成人教育活动；加强扫盲后教育，巩固扫盲成果；资助出版教材；培训各级成人教育工作人员；建立成人教育与保健、农业、畜牧业以及社会福利等事业部门的适当联系，加强协作；利用传统的和电子技术传播媒介，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3.特殊教育
埃及举办了以下几种特殊教育学校：一个或两个班学校；八年制实验学校；综合性中学；语言学校；天才儿童学校和弱智儿童学校；各种专门学校；伊斯兰教教育学校。埃及政府制定规划，从2002／2003至2015／2016，每年为1000名特殊需要学生提供300万埃磅专门费用，每年提供667个教室用于特殊需要学生教育。
印度残疾人教育具体措施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行，应向行动困难者和其他轻度残疾儿童实行与他人一样的教育；尽可能在县城为严重的残疾的儿童提供带有宿舍的特殊学校；要为残疾人合理安排职业训练；要重新确定教师培训计划，特别是低年级教师的培训计划，以解决残疾儿童的特殊困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鼓励人们志愿为残疾人的教育作出努力。
墨西哥对特殊教育的资助的情况可见表2。
4.女童教育
女童教育呈现严重的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的趋势，主要原因是许多家长把送女童上学看做是一种消费，是“额外的负担”，由于宗教和等级的偏见，广大农村地区女子早婚、早育的现象仍在继续。
根据1981年调查，印度75％的妇女仍是文盲，而且在边远地区，妇女识字率要低于5％。在全国几乎一半的地区，女性识字率要低于15％。早在1959年，印度成立了全国妇女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迟早成立国家女童和妇女教育理事会；中央政府负有尽早实现女童受教育机会平等的责任；调查社会对妇女人才的需求情况，激励女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中央任命一名联合教育顾问级别的高级官员负责女童和妇女教育问题。有些邦还采取设立女子学校、免费供应文具书籍、免费发放校服、免费供应午餐、设立女生出勤奖学金，鼓励贫困家庭送女童上学。[16] 印度女童入学率的情况，可见表3。
1970—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女童在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从1970年的38％提高到1992年的68％。东亚国家（83％）和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87％）正在与发达国家的水平（97％）相接近。阿拉伯国家女童初中的毛入学率在近几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由1970年的32％增加到1992年的60％。与男性相比，同一期间内，女童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由占男童入学率的67％提高到86％，女童的毛入学率在发展中国家每年递增1.7％，而男童仅为1.2％。
5.其他措施
墨西哥针对落后地区的特点，实行灵活办学的措施，如：在居民分散的边远地区举办寄宿学校或寄宿学馆，就地开办简易小学或单班学校；轮训单班学校教师，以提高落后地区教师水平等。同时，政府集中财力、物力，逐步改善落后地区办学条件，如修缮校舍、提供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品等。据统计，仅1993年就修缮教室1.2万多个。[17]
埃及的中等技术教育有很大发展。以工业学校为例，1978年，埃及仅有工业技术学校135所，而到1989年，已增至396所；学生人数也从原来的10多万增加到近40万。其中尤以开罗省和东方省的中等技术教育发展最快。中等农业技术的学生数从1978年的4万余人增加到1988年的11万余人。1978年埃及有中等商业技术学校505所，1988年增加到700多所。
印度的具体措施包括：动员贫困家庭送孩子上学，直至他们14岁为止；对来自从事诸如清扫、屠宰、制革等职业的家庭的孩子来说，学校入学考试预考制度从一年级起实施较为合适；按照制定的计划，为居住在县城学生住宿区中的表列种姓学生提供便利；校舍、幼儿园和成人教育中心的位置的确定，要使所有人都能参加学习；不断进行发现新方法的教学以更大地参与教育过程。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计划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予以实施。这些方式和渠道包括：在农村地区建立继续教育中心；通过雇主、行业工会和政府的有关机构进行职工教育；建立午后教育机构；较大范围促进图书的出版和图书馆及阅览室的扩建；利用广播、电视和电影作为群众和小组的学习媒介；创立学习者团体和组织；制定远距离学习计划；组织自学辅导；组织以需要和兴趣为基础的职业计划等。[17]
三、发展中国家教育平等的成效
自1921至1986年的65年期间，墨西哥的教育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墨西哥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5年增长到6年以上；文盲人数从66％降到8％；在校学生总数从85万增加到2500万；教师人数从2.5万增加到100万；学校数从1.2万增加到15.4万；小学入学率从22％增长到98％；现今，每3个墨西哥人中有1人在校学习；每3 个儿童中有2个能进学校；每5个小学毕业生中有4个能进中学；每10个墨西哥人中有1个工作在教育、科学、艺术或文化领域；每年出版发行8200万册的免费课本。1980年，小学生人数由440万增加为1470万，中等学校人数由40万增至470万，成人具备读写能力的比例也达到83％。[18]
埃及教育发展成就也是巨大的，表4反映了埃及学生和学校数量的增长情况。
印度无论基础教育还是读写能力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小学数目增长了14％，高小数目增长了36％。入学儿童增加了2,403万，增办了130,000所学校，新增了530,000教师。小学女童入学率从41％增至44％，高小女童入学率从38％增至40％。同时，脱盲率有了实质的增加，达到13.2％（从1991年的52.2％增至65.4％）。独立后的五十年间，文盲减少了3,200万。这十年间政府教育投入从3.84％增至4.11％。[20]
总之，近十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越来越关注教育平等，这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是紧密联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临南北差距迅速扩大的局面，如何实现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紧迫课题。[21] 为此，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了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的经济赶超战略。印度在《科学政策决议》中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付出巨大代价，还要不惜高价培养和获得科技人才和咨询人才。基于此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教育发展模式。例如，在60—90年代期间，拉美各国将24％的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其结果基础教育昂贵，而高等教育便宜。但是能够享受高等教育补贴的大部分是富有者阶层，因为衰败的基础教育早早就剥夺了下层平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结果，导致了教育上更大的不平等。
与印度的赶超战略相对的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这些国家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条件，在首先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能力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发展起了重化学工业和其它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与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韩国等发展中国家走的是重基础教育的发展路径，着重强调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积极消除文盲，由基础教育到中等教育，逐步提高各级教育入学率，减少了教育的不平等（见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