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演进——从经济增长到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发展观论文,能力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 （2002）04－0003－07
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一维”发展观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了一条通向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之路：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民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追求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的中心任务。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在最近短短100百年的时间里， 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全球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50多倍，仅2000年的全球新增产值就相当于190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2倍。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黄金阶段，广大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也先后实现民族独立，步入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一股经济“增长热”。于此同时，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评价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等人的极力推崇之下，也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②，以GDP 增长统帅一切的传统发展理念在全球得到广泛的认同。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剧增、食物匮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社会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难题的大量涌现，传统的发展观遭遇到了极其严峻的挑战，促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以GDP增长为中心的“一维”发展理念进行反思：传统发展观只计量人工创造的价值，无法准确地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只计量人造财富的积累，无法去计量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只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重视经济结构的变化；只重视人造财富的创造，而不重视人造财富的分配。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研究GDP表达的真正含义， 我们不难发现用GDP表达经济发展，在理论层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至于交易过程中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加以辨识。因此，GDP 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而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③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 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跟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之间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 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 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有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
上述表明，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用GDP作为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尺的缺陷太多，它无法真正地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观察研究所在《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④，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而增长的另一面是，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3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4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该《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继续着，但是经济赖以增长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增长，并且有自然的极限。”这使得世界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相当紧张的关系。
二、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为中心的“二维”发展观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GDP的增长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而增长终究是有极限的。在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实质上存在着一个临界集合，从各个方面制约无限增长的“神化”，它表现为“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运行的总体临界约束；资源利用中的临界约束和可持续性维护的临界约束等多个方面。⑤以GDP 增长统帅一切的“一维”发展论者在称颂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之时，却没有认识到这种增长依靠的是消耗大量的、便宜的不可再生资源，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其后果是人类无法预料的；当他们看到全球粮食价格是20年来最低的，这是生产能力超过有效需求的明确无误的信号，因而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粮食供应约束不可能成为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粮食生产国的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全球约有10％的人口是依靠过量地开采地下水生产粮食来养活的，地下水最终枯竭将对粮食生产给予毁灭性的打击。⑥这种传统的发展观强调的是“经济第一”原则，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平衡供需的一种非凡有效的工具，但是市场规律与自然系统规律并不是统一的，实质上市场规律最终要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在过去全球经济规模小时，地球生态系统的容量完全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那时能够运行良好的经济系统在今天却难以良好地运作。而在当前全球经济每年以1 万亿美元速度增长的情况下，管理日益紧张的全球市场经济和地球生态系统（它的容量基本保持不变）之间的关系，正变的越来越困难。当经济需求正在逼近自然系统的极限的情况下，如果单纯依赖经济指标来指导经济社会活动的决策，那将是灾难性的处方，因此，迫切需要把生态原则纳入到经济决策之中。⑦
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绿色”力量率先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蓬勃兴起，并广泛渗透到学术界，逐渐影响到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这种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GDP 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在全球各国多年的经济实践中产生的负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其统帅地位也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丧失，取而被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为中心的“二维”发展观所替代。⑧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学术界也积极倡导打破追求经济增长率的这种思想迷误，对传统的计量指标“GDP”进行修正：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去衡量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和区域的实质性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表达增长与发展的数量对应关系和质量对应关系。
真实GDP又称“绿色GDP”，在理论上，真实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其中，自然部分的“虚数”，应从以下所列因素中扣除，即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的退化与资源配比不均衡；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等等。而人文部分的“虚数”，亦应从以下所列的因素中扣除，它大致包括：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⑨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1973 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指标中。列出制定每一项污染的允可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所需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GDP年增长8.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净国内生产毛额（Net Domestic Product）。他们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印尼虽然从1971年到1984年间，GDP增长率为7.1％，但是扣除由于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得损失，实际增长是4.8％。1989年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为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是对经济的贡献。⑩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GDP增长率的70％。
三、以经济、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为中心的“三维”发展观
如果说“一维”发展观关心的仅仅是人造资本的增长，那么“二维”发展观关心的就是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总量的增长。但是仅仅依靠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长还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实质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分配制度等社会因素是其实现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保障。在一个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社会里，保持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代价也极其高昂的；而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经济不仅得不到有效的发展，而且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会遭到巨大的破坏，因此，精心培育社会资本，促使其健康、持续地增长构成了发展的又一中心任务。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获得持续增长，以及三者之间获得和谐的同步增长时，才能说这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真实的进步与发展，这便构成了“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为中心的“三维”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E.Boulding在其专著《宇宙飞船经济观》中提出“循环经济”（又称“飞船经济”）的概念，这是“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观的初始模型；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出“零增长”理论，虽然这一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并且被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否定，但是罗马俱乐部对“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这一发展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80年代，国际学术领域中生态经济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崛起，为“自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这一发展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学者马世骏院士等提出的“自然界—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理论，对“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为中心的“三维”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11)
与发展观的演进一样，衡量发展的指标也需要不断的演进，以实现与发展观的对应与统一。因此， 如果延用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GDP）、真实GDP（“绿色GDP”）指标来表达“自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中心的“三维”发展，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进步就显得过于狭隘和有失客观。1995年9月，世界银行在其《1995 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12)世界银行报告中所指的“扩展的财富”是由“自然资本”、“人造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4大组要素共同构成⑤， 它们共同构成了评判世界各国或地区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标尺。自然资本主要指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等；人造资本主要指机器、厂房、基础设施等；社会资本主要指“人类组织性”和“规模性”的社会价值；人力资本主要指人的生产能力所具有的价值。依照该指标体系，世界银行计算了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真实“财富”，并对其中9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5年的发展预测、排序。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过去被绝大多数国家视为“财富”首要因素的“生产资本”，在“扩展的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20％，这表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国家“财富”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而在过去，它们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了。“扩展的财富”能更加准确地评估这一个国家真实财富的存量和发展水平现状，特别是提出了“储蓄率”的概念，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有力的判据。按照世界银行对储蓄的定义：“储蓄是国家的生产量减去其消费、生产资本折旧以及自然资本消耗后的总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只靠剥夺自身的自然资本去增加收入，并把其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则不仅当代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贫困，而且还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机会，其可发展能力就会被不断地削弱，表现出“负储蓄”的特征；反之，增加财富净值，表现出“正储蓄”的特征。《世界发展报告》主要作者Connor认为：“出售某些自然资本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完全取决于出售之后的钱做什么用了，是用于购买进口豪华汽车还是用于发展儿童教育。”世界银行专家还对世界各国的“储蓄率”进行动态判别。例如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一个“负储蓄”阶段，并且在80年代又加快了速度，只是在90年代才略有改善，但“负储蓄”的趋势仍在发展。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储蓄率抓住了现实的重要方面，着眼于储蓄率的动态变化也说明了长远后果。”由此可见，“扩展的财富”最成功之处是通过“储蓄率”概念的应用，为国家和区域的管理者与决策者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去监测、预警财富动态消长，去有效调控和规范国家和区域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四、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多维”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1987年由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即现在人们通常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标志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最近10年以来，世界各国已经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内涵和哲学的思辩中逐渐解脱出来，从理论层面深入到可操作的具体实践之中，可持续发展成了指导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被迅速地编写和融入到各类具体发展规划之中和发展行动之中，成为诊断国家、区域发展是否协调、有序、健康的重要标准。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贯穿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两大基本主线，实现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实现人类为“当代”的努力与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实现人类为“本地”发展的努力与为“其他”的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理想目标。这种以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和“人之人间和谐”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生态、资源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且还要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诸多因素。例如，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人口目标是实现人口总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载能力达到广义的动态平衡；经济目标是实现人均财富应随着世代的更迭而实现稳步增长；社会目标是实现人均财富差异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呈现逐渐减小的态势；科技目标是实现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当“抵消或克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率；环境目标是实现由环境与发展的“两难”境地到环境与发展的“双赢”局面的转换；生态目标是实现“生态服务价值”随着人类财富持续增长而保值和增值；资源目标是实现资源消耗的“零增长”，仍至“负增长”，资源利用效率的4倍或10倍的跃进。(13)可持续发展追求目标所具有的这种全面性、综合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的“多维性”，因此，我们又称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多维”发展观。
与发展观的演进相对应，评判发展的指标也由“财富”跃进到“能力”，即由“三维”发展观对应的“扩展的财富”指标跃进到“多维”发展观对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可持续发展能力亦称可持续性，1992年里约会议通过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如下的明确阐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具体地说，能力建设包括一个国家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对政策和发展模式评价和选择的能力，这个能力提高的过程是建立在其国家的人民对环境限制与发展需求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增强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中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十分明确地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顺利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人民的能力以及经济、资源、生态与环境条件。(14)”在最近一期的《科学》杂志刊登了由23位世界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者联名发表了题为“可持续能力学”的论文(15)，其中对于可持续能力有如下的定义：“可持续能力的本质是如何维系地球生存支持系统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能力”。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在《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一个特定系统在规定目标和预设阶段内，可以成功地将其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稳定地约束在可持续发展阈值内的概率”，即“一个特定的系统成功地延伸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小，既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程度的基本标志，又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着力培育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的总和。(16)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可由其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分能力：生存支持能力、发展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和智力支持能力，共同作用与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合力”表达。从理论说，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也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度（数量维）、协调度（质量维）和持续度（时间维）的综合表达，可持续发展五大分能力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任何一个分能力出现问题，都会最终毁坏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的表达，但是，这五大能力对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的贡献与所起作用又各有侧重，其中，生存支持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临界基础；发展支持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环境支持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限制；社会支持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证；智力支持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教支撑；当前探索与建立一整套成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监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估、监测已成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
如何快速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卓有成效地推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系统在特定时刻所具有的数量表征和质量表征，那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则是获得此种表征的动因来源和促进未来继续增长的潜在准备。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就不可能产生和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不可能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进行动态的比较和有效的度量。从理论上说，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可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16)：决策能力建设（包括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总体设计、战略实施步骤、战略进程监控等）；制度能力建设（包括立法能力、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运行机制建立能力、游戏规则制定能力以及灵活反应能力等）；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包括人口素质能力、国际竞争能力、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等）；经济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信息化水平提高能力、集约化水平提高能力、资源转化能力、经济成长能力等）；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包括生态环境缓冲能力的提高、生态环境自净能力的提高和生态环境抗逆能力的提高）；社会进步能力建设（包括社会组织能力、社会协调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稳定能力和社会公平调控能力等）；以及道德约束能力建设（包括伦理道德的完善、社会公信力和凝聚力、优秀文化的传承、健康心理定式的形成等）。
2002年是“里约宣言”签署的10周年，联合国计划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更大规模的“Rio＋10”世界首脑会议。在短短10 年时间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动不仅仅总是领先世界一步，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思考中，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完整地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发展的审慎选择；一个时代对于生态环境的整体关系；一个国家对于全球思考的伟大贡献”。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之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面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中国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把中国人口规模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巨大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江泽民主席在宣读《APEC领导人宣言》时指出的，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这既是长远的考虑，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各成员国最广泛、合作基础最好的领域，我们应把这个战略选择变成具体的战略行动，稳步推进，务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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