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概述（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国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涉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从1967年起连续出版了《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1967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1972年版），《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1975年版）、《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1978年版），1982年又出版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其中后三本书已有中译本。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77年。）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于1975年7 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的汇编。据称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有28位美国国内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15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其中包括商务部、中央情报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在这本书里，有相当大部分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题的。包括：1.工业发展史。 如“1949年至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用工业”、“中国的工业体制”、 “中国工业工人的积极性”、“中国石油工业的增长与前景”和“中国的钢铁工业”；2.农村和农业。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业”、“牵制中国发展的几个因素”、“1963年至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社体制”和“中国农村的工业化”；3.基本建设与电信。如“1949 年至1974年中国的基本建设趋势”、“1949年至1974 年的国内和国际电信”；4.国防经济与对外贸易。如“1965年至1974年中国的国防负担”、“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1950年至197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外，他们还研究了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推广、中国的人口问题、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布局、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等等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也是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组织了37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会同美国13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而成的。书中集中研究了中国的以下问题：1.制造业和采掘工业。如“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工业增长（1965—1977年）”、“中国机械工业的调查”、“中国能源的系统分析”、“中国矿产经济”和“中国的电力工业”；2.人口和劳动力的利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若干问题”、“中国1949年至1978年的就业政策（以农村生产妇女为重点）”；3.农业。如“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国的粮食贸易”和“中国农业技术政策和能力的演变”；4.对外经济关系。如“中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和“中美商业关系”等等。
1982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再次组织编写了《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中译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集中研究了“中国工业管理的改革”、“中国运输事业的发展（1971～1980年）”和“中国的劳动力（1957～1980年）”等经济史问题。
前苏联学者克娜瓦洛夫和莫洛佐娃研究了1949～1974年的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发展问题。莫洛佐娃认为在1974年中国有483 200 000 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大约58%，其中有22%的人口居住在城中。她还估计，1974年，中国城镇人口约为1.7亿，占总人口的20%。 她还研究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粮食产量问题。（注：彼得罗夫、莫洛佐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对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他们大致把1949年到1957年作为一个时期，1958年到70年代末作为另一个时期。他们认为中国在第一时期遵循了既定的依靠苏联的路线，出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并为中国工业此后的成功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尔后出现了大跃进，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调在主要工业部门实行手工业方式的群众运动，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对原有工业的过度使用以致达到了恶化的边缘；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把大批辅助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与矛盾》（注：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与矛盾》，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一书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的分析。
进入90年代以后，俄罗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重点转移至对经济改革经验与教训上。从下面的文献不难看出，俄罗斯学者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В·波尔吉亚科夫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注：В·波尔吉亚科夫：《中国的金融市场》，载于俄《远东问题》，1991年，第1 期。）一文中指出，中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派生性的有价证券市场因素逐步形成，到1990年中期，从事有价证券业务的公司已达38家，遍布许多大中城中。从1986年起，在广州、上海和深圳建立了外汇调节市场。作者认为，由于各种形式的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了中国调节各种活动的法律的制定，如银行法、票据法、有价证券法、金融市场管理法等等。Л·莫罗佐娃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面临的难题》（注：Л·莫罗佐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面临的难题》，载于俄《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199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改革的前10 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现代化20年规划的前10计划。但中国的改革也有许多缺陷。她指出，中国经济的高涨与衰退、经济改革的“前进”与“后退”的周期性交替，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带着一种缺陷，即当经济改革经历一段高潮后，就用一定时间去进行整顿，从而形成一个公式：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К·基亚年科在《远东问题》发表《住宅私有化：中国的经验》（注：К·基亚年科：《住宅私有化：中国的经验》，俄《远东问题》，1991，第4期。 ）指出中国现行的住房制度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于50年代形成的。30年一贯制使得中国根本无法解决尖锐的住房问题。1977年，一个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仅有3.6 平方米。1978年政府开始实施居民住房投资体制的改革计划，到1985年，所投资建设的居民住宅面积超过这之前28年的总和。住宅建设改革的第一步是改变住宅建设的投资结构，吸引集体和个人的资金。第二步是住宅建设的商品化和公有住房的私有化。到1985年，出售给城市居民的住宅总面积为400万平方米。 提高房租是促使人们购买商品房和将公房变为私房的重要措施。А·克鲁格洛夫研究了中国的乡镇工业，他在《中国的乡镇工业》（注：А·克鲁格洛夫：《中国的乡镇工业》，俄《远东问题》，1990，第5期。）一文中指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8年的10年间，中国的乡镇工业以平均每年38%的速度发展，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6%。到1988年，乡镇工业的固定资产达1 700亿元人民币，周转资金达1 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并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生产力。对于我国在70年代末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俄罗斯学者的基本看法是承包制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存在着许多潜在问题。И·纳乌莫夫在《中国的家庭承包制》一文中（注：И·纳乌莫夫：《中国的家庭承包制》，俄《远东问题》，1990，第5期。）指出，中国农村80 年代初进行的改革，是把土地还给了能为自由集市劳动的农民。在5至6个月期间，570万个生产小队变成了1.8亿个个体农户。分散了土地、农具、牲畜等公有财产，他认为农村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最初被过高估计了，然而，这并没有解决生产问题。1985年谷物和棉花生产急剧下降。1986 ～1987年略有回升，1988年又有下降，人均口粮从330公斤减少到308 公斤。В.库尔巴托夫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率先进行改革。改革头几年，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乡镇企业得到发展。到80年代中期，大多数农业家庭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领域的困难和问题日渐突出。首先是自然因素，其次是随着城市改革的推广，城乡之间的矛盾加剧。（注：В·库尔巴托夫：《80年代中国农村的成就与困难》，俄《经济科学》，1990，第2期。 ）Л·勃尼提出了《家庭承包的潜力是否耗尽？》（注：Л·勃尼：《家庭承包的潜力是否耗尽？》，俄《远东问题》，1991，第1 期。）的问题。作者肯定了头6年农业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 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许许多多主客观因素高度密切配合的结果，并非仅仅是家庭承包所致。他指出过分迷恋于家庭承包制，将多样化的经营形式统统归结为这种唯一的承包形式，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向家庭承包制过渡缺乏应有的管理，致使集体经济基础遭到破坏，某些基础设施被毁，从而削弱了家庭经营本身。М·索恩采娃在《中国价格改革的教训和前景》（注：М·索恩采娃：《中国价格改革的教训和前景》，俄《俄罗斯经济杂志》，1993年，第3期。）一文，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过程。 她将中国的价格改革分为两大阶段，1979年至198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价格构成机制变化仅仅是把制定价格的权利由中央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第二阶段从1984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已具备系统性，价格改革的重心随着必要条件的成熟而转向逐步自由化。国家取消了对非生产性大众消费品价格的控制。1992年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在农产品自由定价方面又采取了新的步骤，包括实行食糖自由定价；在前期对生产资料实行了所谓的价格双轨制的基础上，1992年国家再次宣布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价格自由化， 取消了国家对593种产品的控制，其中包括石油、几种钢材、铝材、大部分机床产品和机电产品。她认为，中国价格改革总的来看与经济改革的其他方面是协调一致的，价格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未超过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
俄罗斯学者伊拉里奥诺夫在1998年《经济问题》4 月号（注：伊拉里奥诺夫：《中国经济“奇迹”》，《经济问题》，1998年4月号。 ）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奇迹”》一文。他认为1978～1997年的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国内总产值增长了4.7倍，平均每年增长9.6%，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了3.4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倍。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成为最近几十年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认为经济改革的类型可以从经济政策的每个主要方面反映出来。比如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预算政策，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确定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最重要指标。如果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程度的指标数值较高或不断提高，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就证明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分阶段、渐近的经济改革。如果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程度的指标数值较低或降低得特别快，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就证明这个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性质的。中国的就业领域的政策是鼓励国有领域的职工到非国有部门工作。到1995年，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人数仅为总就业人数的18.9%。由于国有经济成份的就业人数迅速减少，劳动力向非公有经济成份的流动量增加，导致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政策方面，在中国，从国家预算领取津贴、补助金和补贴者的比重在改革初期相当低，在改革过程中减少了一半。由于领取补贴的人数少了，人均补贴额低了，中国的社会开支总额从国内生生产总值的4%减少到0.9%。中国失业补贴的支出减少显然不会促使有工作能力的公民去登记失业。中国的失业率降低了近一半，从5.3%减少到2.9%，就业者在全体居民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2.3%提高到1997年的53%，这有助于更充分地使用劳动力，从而加速经济发展。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放开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连续采取了一些步骤。征收的进口关税额从1978年占进口额的17.7%减少到占1996年进口额的2.5%。 中国几乎没有使用过保护关税的政策手段，如让本国货币贬值。1979年至1997年汇率下跌的年平均速度为8.3%是相当适度的。 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年增长率从1978年的2～3%发展到1996年的17～20%，进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改革前夕的5～6%上升到1996年17%和15%。1978以来，中国出口额增长了14.2倍，超过了1 520亿美元， 进口额增长了11.5 倍。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外资额从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1%增加到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劳动分工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信贷政策方面，从1979年至1997年，中国国家银行年平均贷款增长率不超过18%，货币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4%。中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略高于7%， 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很小。预算政策方面，整个改革期间，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适当，中国才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同时，由于预算赤字一直不高，国家银行采取了有分寸地贷款的做法，这也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适当的前提。预算赤字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降至1981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后来赤字也没有超过占国内生产总值1.4～2.2%的范围。在预算赤字减少的同时，中国政府在世界经济中前所未有地采取了减少税收的做法，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4%降至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由于税收占整个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减少税收造成整个国家收入减少，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3%降至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大幅度减少国家收入之所以没有造成宏观经济混乱是因为在减少收入的同时，以超前的速度大大压缩了各项国家开支，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4%压缩到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17年来，国家收入降低了19.8%，国家支出降低了23.3%。几乎所有开支都压缩了，用于投资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降至2.1%； 用于划拨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降至1.0%；用于国防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降至1.1%；用于经济和生产补贴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降至2.1%；用于社会保障和消费补贴的支出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2%降至0.9 %；整个国家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降至10.6%。在整个国家支出结构中，中央政府的开支压缩得最多，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7%降至1996年的3.8 %。省一级压缩开支的幅度小一些，从15.7%压缩到3.8%。 经济政策的性质是使中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1979～1997年中国实行了非逐步的却又是自由的经济改革。同时，中国改革的自由性和彻底性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前所未有地减轻国家对各方面的负担，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改革取得创纪录的增长速度，是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结果。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实在80年代初就应邀来华研究当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他在后来出版的《论中国经济发展之关键》（注：小林实：《论中国经济发展之关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7年。）中，研究了中国1971至1975年、1979～1983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系数和积累率。他认为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资本系数是很高的，达到6.0%，而且积累更高，为33%（同期经济增长率为5.5%）。 1979～1983年资本系数降低到4.4%，积累率为30.3%（同期经济增长率为6.9%）。小林认为，中国资本系数之所以过高， 其原因一是中国是个大陆国家，过去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发展新产业，就不得不从各种基础设施开始，因此投资总规模总是出乎意料的庞大，根源在于经济体制；二是在进行投资积累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因而造成了设备开工率低或某些领域出现设备不足的比例失调现象；三是投资资金多是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因而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努力不足。
当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研究了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问题。他在《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注：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商务印书馆，1993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从1976年以后的13年中，中国连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1978年农业引入生产责任制，集体农业迅速地恢复到小农家庭经营，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城市从80年代初开始试点后在198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正式推行。工业方面引入了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和对价格管制的放松与废除。在加快对外开放政策方面，进出口贸易急剧扩大，另外建立了经济特区。他特别研究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指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在当时几乎不存在企业，中国所谓的企业只相当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加工厂。这个观点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震动颇大。他还研究了1984～1987年我过“经济过热”问题。他指出，从1984年秋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属于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984年以后出现的银行贷款剧增、工资水平和总额的迅速提高，导致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他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所谓“预算外资金”或计划外投资等，除去银行贷款的资助部分，并不构成经济过热的根本性原因。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合作调查室主任丸山伸郎，从产业技术进步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的发展分析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1988年他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产业技术进步》（注：丸山伸郎：《中国工业化与产业技术进步》（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书中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研究了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了50年代的人才培养、苏联对华的经济技术援助的作用；“大跃进”时期的经济目标、研究与开发体制的改革；经济调整时期重点建设的领域选择、技术引进与设计革命，估计了当时研究开发所取得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时期投资分配方向的改变、“三线”建设的功过、地方的工业化过程、人才培养的混乱、再次引进技术与军事优先的战略；现代化探索时期的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技术引进与“洋冒进”的挫折、工业化战略的转移；改革开放时代的技术改造、合资企业的状况与翻番计划和新技术革命等。同时，他还研究了中国的钢铁工业、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技术发展过程和达到的水平；研究了中国的研究与开发体制的基本枢架及其缺陷。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南 亮进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对象为日本），1990年他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一书（这里只概述有关中国经济的部分）。（注：南亮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全书共9章，各章的内容大致是：第一章， 简单回顾中国自解放后至今的经济发展过程；第二章研究了中国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金融、贸易机构、产业组织和企业所有制形式及组织等方面的现状；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能源、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要素；第四章农业分析，指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农业迅速增长，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肥料投入增加和品种改良等；第五章，工业分析，他指出，中国自解放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政府采取“自立更生”政策，在工业品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以后，国家为了提高企业的积极性而采取了各种新的政策，其结果进一步加快了工业的发展速度；第六章，国际贸易分析，他认为中国长期强调“自力更生”结果忽视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1978年以后，由于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技术和进口产品，使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第七章，讨论了中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来源问题。他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比例（资本积累与GNP 的比例）一直处在较高水平，这是维持中国经济较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家曾一度对投资失控，投资无法按计划进行。不仅如此，投资者可以直接从银行筹措资金，银行为了便于融资，迅速增加货币供给，到1988年，便引起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第八章，对中国的人口问题、雇佣问题、国民生活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由于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中居很低的位置。但人口过剩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剩的人口造成过剩的劳动力，又成为妨碍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因素。中国的国民生活虽然逐步提高，但同时又出现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这些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凯姆·安德森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心的要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与比较优势变化作了深刻的、有分析力探讨。他在《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注：Kym
Anderson: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China Effects on Food,Feef and Fibre Markets.）一书中指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30年间，当时实行的严厉的计划，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远远大于国际的甚至是国内的产品与投入物的价格的影响情况下，生产和出口专业化的部门间的变化也与理论所期望的大体一样。在那段时期，实际人均收入每年增长4%，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 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略高。同样也因为是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挤在世界7%的土地面积上的国家，有理由认为，在1978年以前的30 年中，中国的经济在结构上有所调整，使之不再过分依赖农业并将比较优势逐步从初级产品转向非熟练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农业在中国净物质生产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3下降到1978年的1／3，而1949年比重只占1／8的工业部门到1978年几乎翻了两番，这些变化是由于政府强调鼓励重工业的政策，政府规定的价格使工业企业的增值迅猛提高而在农业中则被压低。70年代以前，中国出口收入农产品收入占一半以上。但是自1970年以来，这一比重稳步下降，到1987年仅为20%。农产品出口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由于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其比重从70年代中期的46%增加到1987年的66%。
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滨田康行研究了中国的股份公司制度与证券市场的成长问题。在他主编的《中国の株式会社制度と证券市场の生成》（注：日本证券研经济究所：《中国の株式会社制度と证券市场の生成》，奥村印刷株式会社，1995年）一书中，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变化。研究了建国初期中国的证券市场。分析了当时发行的几种证券，如生产建设公债、人民胜利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等。同时还研究了证券的流通市场，书中指出，1949年6月， 天津证券交易所设立，1950年北京证券交易所开设，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随之取代了以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为基本特征的新民主主义体制，证券市场再次在中国消失。进入80年代，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民经济中资金的供需体制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农村金融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的资金由以前依赖政府逐步转变成主要依靠市场，国有企业在制度上的股份公司化，再加上当时政府财政收支的恶化及其国库券的发行，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新的金融调控手段的运用，以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外资的大量引进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重新出现。从1981年开始，政府先后发行了公债、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财政证券、基本建设债券、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并放开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是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诞生的。80年代中期是正规的股份公司导入的时期，随即股票交易市场出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关于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发展，他们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4年7月～1987年2月，是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产生期，1987年3月～1987年9月为摸索期，1987年10月以后为股份公司的发展期。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在题为《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怎么走？》（注：李兴耕、李宗禹、荣敬本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一文中，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体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同时从工业企业中征收的税收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举例说：“在1950年，全部收入中有34%来自对工业企业的征税，而到了198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8%，而且相对于税收的弹性比大于1。从1953～1978年，国民收入年递增6%， 而税收竞有7.4%的上升”。他认为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各有利弊。一方面这种体制可征集到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它可以按政府的意愿将资金支配到所需的部门或产业。弊端主要体现在它对地方政府本身去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和限制其支出方面提供的激励因素非常差。此外，由于政府控制了全部资金和现款的流动，使企业的活力受到极大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总收入变化很大，原因是非国有部门的人力发展。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经济学教授黄佩华， 在题为“财政改革和地方工业化——毛以后中国改革顺序中的问题”（注：《现代中国》（美国英文版）杂志，1992年4月，第18卷第2期。）一文中，研究了改革前中国的财政制度。他认为中国改革前的财政制度直接效法于苏联，它只有两个突出特点：政府收入对工业的绝对依赖和对国有企业利润和税收的依赖。农业和加工业的剩余以有利于工业的行政性价格被转移到工业部门，在那里人为地制造出高额利润，然后通过营业流通税和上缴利润送到国库。 这种财政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保持了高额财政收入。 从1953年至1978年，政府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3%， 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率则为6%。到70年代末，政府预算从50年代初占国民收入的30 %上升到近40%。工业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到1983年达到顶峰，占95.5%。这一制度的另一优势是行政上的便利，国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直截了当地征收利润和税款。他认为这种制度只适应于“行政命令式工业化模式”。从1980年起，中国对原有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分灶吃饭”的名义下，实行五种收入分享办法。其宗旨都是要给地方留下足够的资金以满足预算开支，同时最大限度地尝试各种不同的鼓励征收收入的刺激办法。这一制度的好处是提高了地方征收税金的积极性。在中央与企业的关系上是实行“利改税”的办法等。
近些年来，外国学者对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经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于1992年在俄国《经济学问题》杂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东欧和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而中国却取得了成功？”的文章，（注：《经济学问题》（俄国）杂志，1992年第11期。）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是损害国有部门，而是通过改变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途径达到的；第二采取了真正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措施；第三，采取向非垄断部门价格倾斜的政策，特别是改革初期对农产品价格倾斜的政策。新加坡学者陈康、美国学者加·杰弗逊、英·辛格共同撰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注：《比较经济学》（英文版），1992年6 月号。），他们认为中国前10年改革的经验是：第一，农业和乡镇企业在改革中起了先锋作用；第二，渐近式和局部式改革取得较大成就；第三，港、澳、台对大陆改革起了推动与示范作用；第四，基层的积极性和自发性改革对中央控制型改革的出台和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四、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题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J.K.Fairbank）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系统研究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发展变化的历史。如果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研究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同其他方面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这本著作就是一种板块结构。假如打开费氏主编的这本书，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有关经济史部分是相对独立。在第一部书中，第三章开始研究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探讨了本世纪中期中国人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作了估价，还在此基础上试图解释为什么比较成功的“一五”计划很快被抛弃，而代之以一个规模巨大、空前的失败的发展计划——“大跃进”。第七章分析了大跃进的缘起、大跃进的战略、大跃进的发展过程和大跃进以后的大调整。第八章进一步分析大跃进的经济战略、大跃进中的工业、投资的规模与类型、农业政策，估计了饥荒的范围和政府对饥荒的对策。研究了六十年代经济的恢复与调整，包括农业与工业的恢复与调整、价格的稳定等。在第二部书中，接着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蔓延与政策及措施。包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崩溃，工业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的调整。最后对1979年以后农村政策的改变作了研究。
英裔美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其宏篇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以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他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应该从1956年开始，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即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这两个事件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毛泽东以此为契机随即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跃进”，以谋求经济上的突破。1960年，在人民的痛苦声中结束了“大跃进”。这一过程恰恰引发了领导层的分歧。苏共二十大和后来的非斯大林化，使毛泽东决心偏离苏联的道路而走所谓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到60年代中期，这一准备已经完成，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在中国开创一条新道路的实验。我们注意到麦氏所采用的仍然是西方历史学者惯用的注重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不过，他又往往透过人际关系的表像，指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不同认识，及其结合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与产生这些不同认识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方法应该说是可取的。在经济方面，他详细研究了社会主义“高潮”在农村和城市到来的过程。即农业的合作化和城市中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研究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与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具体实施；对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批判；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全面退却；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等。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对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始终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本书从18世纪谈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只占较小比重。书中第十章重点论述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包括对建国初期经济基础的讨论，如当时面临的制度环境等，并对1949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机制和阶段进行了剖析；分析了资源的配置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消费、储蓄和投资及其变化；最后分析了国家在经济增长及中的作用和动因。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和《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注：部分译文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编：《美国教授论毛泽东时代的两篇文章》，《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33。）两本书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 ～1977年，工业产量以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 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时期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该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伯恩斯坦，长期从事中国的青年与农村问题的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上山下乡》（注：Thomas P·Bernstein:"Up to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ess,1977.）一书。 他将中国的知青运动作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政治体系支撑下所展开的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实践来研究。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经济意义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精辟的议论。在经济方面，他主要研究了下乡知青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他指出城市青年到农村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作为一般的领导者和革新者，他认为知青担任领导职务同中国整个政治体制有着重要的关系。当时的政治体制是下乡青年或明或暗的后盾。另一方面，知青也会运用自身相对先进的价值观来改造农民和整个农村社会。包括成为农业革新的主要力量和推动者。这无疑是整个农村社会包括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第二，农业技术革新，他对当时报道的大量城市青年进行技术革新，为农村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的说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下乡知识青年作出了技术革新的贡献。许多知青是不具备搞科研作贡献的能力，而且有许多知青搞得技术革新有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所起的作用。第三，知青当乡村教师，他认为，下乡知青当教师的比例各地有较大差距，但总的比例并不低。第四，充实农村劳动力，他指出，所有被送到农村的知识青年都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对那些没有较优越的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劳动是他们的基本活动。但知青在整个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是相当低的，而在国家农场、军队农场的知青则是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此外，他还研究了当时下乡知青的人数和各地的分布情况。
五、对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评述
从上面的概述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从区域上讲， 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基础并且热衷于中国经济史问题研究的国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基本代表了国际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最高水平。而且，他们研究的角度，甚至他们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对国内同行学者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和借鉴意义；（2）从国外学者研究的范围上讲，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 是相当广泛的。他们不仅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同时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包括体制、人力、资本和经济政策，研究了工业、农业、金融、贸易等部门经济史。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历史时，总是要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一些研究；（3 ）从上面的综述还可以看到，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近2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也普遍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对1949年到1978年间，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俄罗斯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倍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