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贫困和就业：第三世界的大都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都市论文,贫困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载英国《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第11卷、1992年）
Ⅰ.绪言
Ⅰ.1第三世界当代的城市和有疑问的政策
不久前，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总干事在给（经济学家）的一封信中写到：“……当今大多数第三世界的大城市中，至少有25%的居民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政策的判定者有着忽视这些成百万的城市〔贫困人口〕穷人的倾向。投资忽略了他们，把支出偏向于高收入的群体。新的公路、医院、和其它基础设施绕过贫民区，对这些穷人所需要的水、卫生以及健康设施相对地较少给予关心。这些穷人在建造他们暂时蔽风雨的窝棚的努力还时常受到规划条例的阻碍。”
最近，印度重要的杂志（今日印度）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三个城市（加尔各答、孟买和德里，前两个现在的人口刚过1，000万，但预计到2000年会达到1，500万，德里目前的人口是800万，预计到本世纪末可超过1，300万）。本文对这三个大城市的状况的描述是：
城市没有成为“发展的发动机”，而正走向总的衰败。无穷无尽的移民人流涌入不象人类住巴斯蒂斯、约呼柏迪和却尔斯这些以简陋的小屋形成的市镇，使大都市变成巨大的贫民窑。城市人口的1/3居住在以粗麻布作门、以人行道作厕所的摇摇欲倒的简陋小屋里。城市人口的另一半挤在一间房的廉价出租屋内，或住在一排排多层公寓中。
市政服务近于瘫焕。过于拥挤的公共汽车、杂乱无章的道路、排长队等水的队伍、溢出污物的堵塞的排水管和未清除的垃圾堆都是无声的更具启示的将来不详预兆。城市这个巨大的文化熔炉正被激怒。可怕的少数穷人赤裸裸地显露财富则加剧了紧张，最轻微的刺激就会引致骚乱爆发、犯罪成螺旋上升，为了忘记痛苦，年青人沉溺于吸毒。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迅速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弊病、贫困、失业以及未充分就业问题已经出现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带有潜在地爆发政治问题的可能。到2，000年，5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并且从现在开始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将是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口的一倍。并且发展中国家将近有50个城市的人口会超过400万。
企图减缓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人口移动率而设计的人口布局政策大多数似乎只有极有限的影响。即使这些政策在将来取得成功，第三世界的城市也可因为城市地区的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变得更大。1985年，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0个在欠发达地区，到2000年，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将有16个在欠发达地区。
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将继续带来城市贫困人口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正象上面ILO的总干事说的那样，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大城市，估计至少有1/4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在南亚国家，城市贫困人口比例比农村要高。这种贫困的显示是由于生产率和未被保证的就业而产生的低而不稳的收入，差的健康状况以及有限的对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设施的获得。任何减少全球贫困、改善工作和就业条件的严肃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不断增长的城市贫困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的。尽管存在这些巨大的问题，但如果认为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完全起着负作用也是错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后果。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更全面讨论都证明：一般说来，直到一个国家达到很高的人均收入以前，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因此我们发现，即便是今天的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许多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部分是城市地区创造的。这些国家的特大城市对GDP有着不成比例的贡献。例如：据估计1970年在巴西，有8%的人口居住在大圣保罗，但这个城市聚集区创造了巴西GDP的36%。墨西哥城1970年居住了14.2%的全墨西哥人口却占33.6%的该国家的个人收入。1970-1971在印度，城市地区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0%，但却生产了40%的GDP。虽然这里只居住了全国人口的1/100多一点。在肯尼亚，5.2%的人口居住在内罗华，但这个城市生产了20%的GDP。
下面将讨论的是第三世界前城市面临的巨大问题，由于8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更加恶化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现有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贫困和就业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关于第三世界的主要分析和经济政策作一个总的评论。文章按下面的方式组织：第Ⅰ部分，在Ⅰ.2提供了一些第三世界城市化、大城市的增长，本文要特别讨论的大都市的基本信息。Ⅰ.3叙述了这些大都市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这里具体包括下面的分析：(a)长期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就业之间的关系。(b)农村－城市移民的结构特征。(c)第三世界和先进国家间城市化差异。(d)城市劳动的市场：分割性及非正式部门。(e)城乡相互作用及在发展政策中的城市偏向问题。(f)大都市和空间的分布不均衡，经济增长以及公平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第Ⅲ部分简单考察了有关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城市化和贫困的政策问题。
Ⅰ.2、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增长
(1)首先，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地城市化。在1970年第三世界还只有1/4多一点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见表1）。15年后，这个比例几乎增长到1/3。据最近联合国的一项预测，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表1、居住在城市人口的比例
世界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世界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1970 37.1
66.6
25.4
2000 46.6
74.4
39.31980 39.6
70.2
29.2
2015 54.6
76.7
49.71985 41.0
71.5
31.2
2025 60.1
77.8
56.5
资料来源：采用联合国(1987)
(2)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这些空间的重新分布，可能会提醒我们，城市化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只是一个最近才有的现象。1800年，世界只有不到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1900年只有大不列颠的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现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城市化的广度还是城市人口的绝对增长，都比发达国家在他们迅速工业化时期所经历的要快得多。贝洛克(1983)估计从1950年到2025年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人口几乎将增长16倍，从不到2亿人增加到31.5亿，这与工业化国家在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时期垢1840-1914年（城市人口）只增加了5倍的经历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世界银行(1979)年观察到：“城市化在工业国家花了几十年，这允许逐渐出现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去应付这种转变所出现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要迅速得多；而且这个过程进行的背景是较高的人口增长，较低的收入和较少的国际人口流动机会。”
(3)在第三世界内部城市化水平有显著的差异。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大约有31%的居民居住在城市地区。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几乎有70%的人是城市人口，这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发展阶段及其城市结构和历史的特殊性。早在1930年，拉丁美洲就达到了目前亚洲、非洲城市化的水平。那时拉美1亿人口有30%的居住在城镇。50年后，城市化的比例增加到占人4亿的2/3，到2000年，拉美国家城市化水平预计可达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似。
(4)表2提供了关于不同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数字，此表显示，虽然在接下去的3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率将从它目前很高的水平有所下降，但即使到2025年，第三世界城市人口仍然将以每年几乎3%的速度增长。非洲国家城市人口增长将异常地快，因为这些国家有较低的初始城市化水平，并且这些国家仍将是有很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5)与流行的印象相反，今天在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根源是已经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非从农村来的移民，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正象奥贝拉伊(1987)所论述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且农村和城市自然增长的出生率适中的地方，净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总的说来比自然增长的贡献大得多；在城市化的中间阶段，自然增长（在城市人口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在后期阶段，在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较低的自然增长率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转变到对净人口迁移更有利。
目前大量发展中国家处于中间阶段，一个最近的研究表明(UN1985)在1960-1970年间，20个发展中国家的25个大城市，37%的人口增长是由于移民引起的，而63%的增长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长。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高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一个早期的以1960年数据为基础的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出生率只比它们的农村人口出生率低15%，当然，其城市和农村人口出生率比工业化国家相应的人口出生率要高得多。但是接下来的人口统计数据指出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世界银行(1979A)。很明显，发展中国家减少生育的政策将对它们人口的重新分布有重要影响。
表2.主要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率1970-2025主要地区
1970- 1980- 2000-
1970- 1980- 2000-
1980
2000
2025
1980
2000
2025世界总体
2.25
2.4
2.2
非洲
4.6
4.8
3.9欠发达地区 3.6
3.4
2.8
拉丁美洲 3.7
2.9
1.8发达地区
1.4
0.9
0.5
东亚
2.2
1.9
2.2
南亚
4.1
3.8
2.9
资料来源：来源于表4UN(1987)
(6)第三世界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少数大都市。联合国人口署的最近数据显示，在196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居住在特大城市（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2.5%增加到17.3%，到2000年，这个比例估计会更进一步增加到23%。相反，在发达国家居住在特大城市的人口比例要么保持不变，要么下降了。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有3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400万的大城市里。这个数字是发达国家的一倍还多。在非洲，现在只有小比例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但到2025年，这个比例可能会是所有大陆中最高的。
今天在第三世界发现有世界最大的城市，估计将来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城市会更多，象表3所显示的，1985年，世界有12个城市有1000万居民，其中有8个在欠发达地区，联合国(1987)估计到2010年世界将有23个这样的大城市其中发展中国家占17个，发达国家只有6个。墨西哥城和圣保罗的人口到本世纪末会增加到2500万左右。
表3.1985年城市超过1000万的城市聚集区
2000年估计规模及1970-85、1985-2000增长率
人口（百万）
平均人口增长率(%)
1985
2000
1970-1985 1985-2000东京／横滨
日本
18.82
20.22
1.55
0.48墨西哥城
墨西哥 17.30
25.28
4.27
2.67圣保罗
巴西
15.88
23.97
4.39
2.75纽约
美国
15.64
15.78
-0.27
0.06上海
中国
11.96
14.30
0.31
1.19加尔各答
印度
10.95
16.53
2.88
2.75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10.88
13.18
1.61
1.28里约热内卢
巴西
10.37
13.26
2.46
1.64伦敦
英国
10.36
10.51
-0.14
0.09汉城
韩国
10.28
13.77
4.27
1.95大孟买
印度
10.07
16.00
3.47
3.69洛杉矶
美国
10.05
10.99
1.17
0.60
资料来源；来自表6UN(1987)
Ⅰ.3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Ⅰ.3(a)第三世界的城市贫困和剥夺
世界银行在70年代初根据一个严格的贫困定义，估计大约有9亿人口是绝对贫困的，其中有7亿居住在农业地区（主要在南亚）；2亿在城镇。如果把绝对贫困定义为：“收入在不能够负担营养上适当的饮食及非食品的必须项目之下”，联合国最近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估计指出，1985年，（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也达到11.5亿，其中8.5亿在农业区，3亿多一点是城市贫困人口(UN(1989))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拉丁美洲，据“拉美人口统计中心”(Celado)1983年的研究，大都市有40%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估计可达2/3。
印度城市化国家委员会把城市地区贫民窑和公地占住者数量增多当做城市贫困和衰退的最明显的标志。它注意到从1961-1981年，印度总人口增加了50%，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在孟买，公地占住人口增加了10倍－从40万增加到400万。委员会估计，印度当今城市的公地占住人口达到3千万，在未来的15年，预计可以增加到8千万。这个委员会的中期报告承认：“这些悲惨居民出现可能是我们处理我们面临的城市问题失败的单个最生动的象征”。在印度三个最大的城市，直到1990年，公地占住家庭的居民占加尔各答人口的4%，孟买的42%，德里的几乎1/3。
较不明显的剥夺可由下面的数字看出。加尔各答，37%的家庭没有电力照明，66.9%的家庭没有自来水，50%的家庭没有自己的卫生间；德里无法得到这三种基本设施的家庭的比例分别是24.9%、48.6%、31.8%，这些设施的缺乏引起了包括霍乱、胃肠炎、传染性肝炎在内的疾病。城市化国家委员会承认这些疾病已使人的生命，生产率及工作小时数遭到本可避免的损失。
悲惨的生活状况决不只限于象印度这样的穷国，相对富裕得多的巴西（人均收入几乎是印度的4倍），“新国家发展计划”也承认甚至经过45年的进步和加速发展后，几乎还有5，500万巴西人因为饥饿、营养不良、缺少体面的住房，次于正常情况的健康状况而生活极端困难。圣保罗的“社会赤字”－这个人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数2倍的国家最富的城市最近有如下的报告：“49%的住房无下水道，5%的家庭没有自来水；43.3%的道路未铺设路面，19.9%的无路灯，圣保罗有250万人住在贫民窑，在里约热内卢，1980年贫民窑人口占其人口的32%。
Ⅰ.3(b)世界经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
在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贫困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但为了本文的目的，关于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出现的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
(1)经合组织1979-1982年延长的经济衰退－它开始于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和美国采取高度限制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所谓的“沃尔克冲击”）。英国及其它先进国家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破坏性效果并大大增加了贫困。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经过的渠道是：(a)对第三世界产品需求减少，特别是农矿产品的出口减少。(b)由于(a)的结果，农矿产品的价格下降并且因此使贸易条件恶化，(c)部分由于(a)和(b)，还有部分由于利率的大幅度增加而产生的实际利息和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负担增加。(d)援助及其它资本流入量的减少。研究表明以上四个因素应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80年代后半期的国际收支危机负几乎全部的责任。并且许多这种因素如贸易条件恶化，高的实际利率继续在整个80年代发生作用。
(2)国际收支约束转过来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大幅度缩减；特别是受这种约束最严重的拉丁美洲与非洲。在这两个发展中的大陆，80年代经常被称为“失去的10年”，两个大陆的国家在上一个10年（80年代）都经历了平均负的人均GDP增长率，拉美和加勒比海，80年代人均GDP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非洲国家则每年以2.5%的速度下降。当这些人均数字因贸易条件和净要素支出的变化调整后，我们发现1989年拉美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低15%，非洲国家则低30%(UN(1980))。
(3)虽然经济增长既不是减少贫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经验研究表明，总的来说这两个变量呈负相关，而国际收支危机不仅减低了经济增长，而且通过其它重要方式对贫困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国际收支约束和低经济增长一起，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常常会对社会的生活条件差的群体具有不利效果。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国家，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通过改变财政、货币及商业政策来对经济危机作出反应，这些调节措施不可避免地对收入分配和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4)经验研究表明城市地区经常是最先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产生新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收支逆差迫使很多国家压缩工业原料、备用另部件等的进口，这就转过来导致了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及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虽然这种“进口窒息”对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具有逆的作用，但由于后者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更多的来自国外的投入物，所以它常常是更直接而且更迅速地受到影响。因而墨西哥在石油繁荣的1977-1981年，制造业曾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到这期间的末尾，在制造业及其产业几乎创造出100万个工作机会，主要是在大城市地区。但是从1982年的国际收支危机开始，工业生产当年就降低了4%，1983年下降了8%，在这样一个劳动力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的国家，不仅没有创造出现的就业职位反而是大规模解雇工人，因而劳动力存在大量过剩。1983年实际工资下降了25%，到1987年，实际工资估计只是1981年的一半。同样在另一个穷国坦桑尼亚，初级制造业由于80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而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工业设备利用率在80年代中期只有可利用的20%。
(5)辛格和特巴特拜(1994)通过对非洲和拉美（在这里由于80年代经济衰退整个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比较的部分业绩详细分析出结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农业部门比其它部门的处境要好得多，他们同时也证明：因而在过去的10年，农村的贫困比城市贫困的增加要少得多。在从整体看来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不大的地区－亚洲，80年代无论是农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都明显减少了。
Ⅱ.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结构特征
Ⅱ.1长期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就业和城市化
长期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生产、就业、需求、外贸及其它变量的结构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据当今国家的历史经验，库兹涅茨(1971)在他的古典研究中作出了如下总结：
(1)长期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在国民生产中所占份额上升以及农业所占份额下降相联系。
(2)农业就业人数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下降而制造业所占比例上升，直到这个国家达到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3)、(1)和(2)都带来工业品市场的扩大。
库滋涅茨的假设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到证明。这个研究指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说来，1%的GDP增长在正常条件下与指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越低，其制造业增长弹性越大。表4报告了以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1960-1975年数字为基础的UNIDO(1979)研究的全面结果，这个表给出了以国家规模及其它特征区分各种国家群的制造业增长弹性的交叉截面及时间数列的统计法。这些估计表明，在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下，这个弹性值为1.5。
当我们从统计的关系转向经济分析时，我们发现有一个系统的经济思想主体，它不仅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会比整顿经济扩张更快，而且在提高整个经济生产的增长率时把政策因素的重点放在制造业。简言之，在最简单的势均力敌下，当制造业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远比食品及农业产品的大时，制造业就可能相对地增长得快一些。第二，道循阿林扬的古典研究（当然在他之前还有亚当斯密及其它古典经济学家），从结构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制造业是属于收益递增的，不仅仅是静态的，而更重要的是从卡文多的动态意义上说都如此。因为这些有利的需求弹性和动态的规模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增加相联系，在另一方面，农业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在失业，生产率与产业的提高常与劳动力就业减少相关联，这样，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从两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率：(1)通过吸收多余的劳动力和(2)通过提供现代工业投入。这些投入可以提高土地和劳动力两者的生产率。第三，也有人认为制造业的扩张还可以增加技术变化的步伐，也有助于提高除农业外的其它行业的生产率。
表4.六个国家群与GDP相关的制造业增值弹性分析
以1960-1975集中的交叉截面和时间数列为基础
资料来源：UNIDO 1979
a.估计值是据下面的回归方程OnVit=αi+βi lnyit+β[,2]ln(Yit)+Uit在这里：U：人均制造业附加值 Y：人均GDP
i国家下标 t时间年 u代表扰动项目
b.Ih－大的高收入国家 L1－大的低收入国家
S[,2]－小的低收入国家 S[,2p]－具有初级产品生产取向的小国家
S[,22]－具有工业产品生产取向的小国
CP－中央计划国家
我根据切纳里和赛尔奎园(1975)的研究画出的图1的前两个部分，概括了观察到的人均收入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在产出和就业中所占份额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则描述了人均收入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应关系。曲线反映了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历史经历，当然也只反映了变量间的平均关系。它们不一定代表对将来的预测，因为观察到的关系可能因为新的变量的介入、特别是今天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快速人口增长而调节得大一些或小一些。从图1前两个部分所观察到的结果非常有趣：制造业和农业在产业中的份额在相当低的人均收入水平（700美元左右）就达到相等；但在就业中的份额直到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才达到相等。就业结构的改变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是两方面的：(1)工业相对于农业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和(2)最近的超过工业吸收额外劳动力的能力快速的劳动力增长。
图1 结构转化的外貌
a、生产结构转化，b、劳动力结构转化，c、城市化。资料来源：以霍利斯·切纳里和伊丙斯·赛尔奎因的《发展的型式1950-1970》（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银行出版社1975）为基础能画的曲线可运用于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
人均收入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的上升有关。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得益于建立在城市周围集聚的节约（见下节）同样重要的是象阿瑟·刘易斯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农业地区自然增长的人口必次在城市找到就业。否则，除非付出巨大的代价世界农业土地不能增加的地区，家庭农场将进一步变小。刘易斯观察到在19世纪末的德国，人口每年以1.2%的速度增长，那时大约有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的人口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这样吸收了来自农村和城市两者自然增长的人口。同样，最近几十年的拉美，人口每年的自然增长率是3%，城市化率是50%，城市人口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吸收了全部自然增长的人口都住进城市地区。但这种情况在亚洲并没有发生。因为虽然亚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拉美的低（大约为2.5%），但城市化率也较低(25%)，因而如果亚洲的城镇吸收全部自然增长的人口，城市人口每年必须以10%速度增长，刘易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一个复杂的工业体系内，如果生产要获利，它们相互依赖的各个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平衡增长，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增长每年不可能超过4%的速度。
刘易斯同时也指出了一个简单但却是从政策和分析两个方面的观点看极其重要的关于城市化成本的论点。这些成本，特别是基础设施支出是巨大的。他认为城市化需要一个象19世纪世界资本从欧洲流向新世界那样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那些城市人口每年以低于3%的速度增长的国家（法国1.0%、英国1.8%、德国2.5%）输出资本，而那些城市人口每年以快于3%的速度增长的国家（澳大利亚3.5%、美国3.7%、加拿大3.9%、阿根廷5.3%）借入资本。”
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期间结构转化的大体特点相似，但下面的事实我们可以区分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与发达国家过去经历的过程的不同：
(1)象上面注意到的，迅速的人口增长
(2)第三世界许多地方农业缩减（特别是在亚洲）与发达国家迅速城市化时期相比，如今第三世界的土地、人的比率要低得多。农业中低劳动生产率和无地劳动力的增加将可能是增强城市地区移民压力的因素。
(3)便宜的交通和便利的大众通讯工具。电视、收音机和其它大众传媒提供了关于城市生活机会的信息，因而鼓励了移民。同时，与19世纪的欧洲相比，今天发展中国家相对地较高水平的现代通讯工具也减少了移民成本。
(4)大大减少的国际移民的范围，在19世纪后半期，大约有5000万人离开欧洲到南、北美洲、澳洲、新西兰和南非。同时，几乎是同样数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出国去谋生，主要是作为契约在热带国家的种植园工作（刘易斯1987）。随着过去的15年中石油繁荣之后，尽管有大规模移民工人到中东国家，但这种国际移民的相对规模比19世纪要小得多。当今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固定的民族国家疆界内。第三世界国家多余的农业人口很少有机会移民到国外，更不用说在外国土地上从事非城市的职业了。
Ⅱ.2、集聚的经济和最优城市规模
制造业群集在城市地区的主要原因是集聚的经济。这种经济无论是从分析还是从政策的观点看都很重要，因为它使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人口空间分布更平衡的任何措施时所面临的困难更加显著。集聚经济、特别是在第世界的大都市，呈现好几种形式，我们把最显著的几种形式列在下面：
(1)有可供现代工业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电、水、下水道、通讯、飞机场等。所有这些设施都是极端昂贵的，在发展中国家有限的人均收入条件下，除在少数地方外是很难提供得起的。
(2)具有专业化的工商业服务，例如：金融的机构、律师事务所、银行、贸易协会、咨询服务、设备出租的机构、实验室和专业学校等，这些活动对现代工商业非常重要。它们若要经营获利需要一个最小的人口规模。
(3)即使大城市的失业率可能比小城市低，但前者具有巨大的熟练劳动力的“蓄水池”，这让企业不需要为了应付意外事件而积蓄这种劳动力。
(4)外在之物的作用十分重要。厂商大规模经营可以带来更低成本和更好的服务，这转过来改进了购买这些投入和服务的其它厂商的经营。这个过程形成了扩展市场和加快技术变化的有机的良性循环。
(5)除工商业经营外，大都市的吸引力还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知识界、工商界、文化、政治及宗教精英相互交流的中心点这个事实。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相互交错。
鉴于这些规模与集聚经济、自然会提出当城市大到超过某一规模时是否会产生不经济的问题。存在最优的城市规模吗？很清楚在第三世界的任何大都市都存在由于拥挤，巨大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引起的很明显的不经济。但研究者们一致同意不存在唯一的城市规模。当今第三世界的城市，墨西哥城、圣保罗、汉城已经达到了东京除外的发展国家以前没有达到过的人口规模。指出下面的事实作为参考可能是有用的：1970年大东京地区（东京加上齐川、神奈川、和知里县），在半径为50英里的范围内有2，410万人。
集聚经济和最优城市规模问题的另一个相关方面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可能会相互取消。鉴于在任何地方（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以外）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发展都需要巨大的费用，第三世界必须以敏感的形式来承受平等与效率这个两难问题。在第Ⅰ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怎样对GDP作出了不成比例的大贡献。为了公平，工业活动原则上应散布到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小城镇和农业地区，但这种政策的效率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即使在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意识形态及政治原因，政府在过去的40年作出了巨大努力去分散工业活动，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仍然对整个工业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自己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空虚矛盾，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认为虽然必须采取措施把工业分散到中国的内陆地区，但沿海城市（如上海）的继续发展不可忽视。同样，世界银行(1979A)着重提出：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下降在开始。所有这些国家的农村－城市移民不断在继续，使所有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定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工商业分布在有限地区的约束下，在不久的将来人口集中状况转变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这就是为什么老在增进最大城市内部效率的政策要积极奉行而不能在分散化的借口下来逃避。
这并不是否认一些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从大城市转移到小城市甚至农村市场的乡镇不能盈利。但是由于(1)基础设施成本和(2)集聚经济，单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分散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个观点在下面将要进一步讨论。第三世界奉行有选择的工业分散的措施，奥贝拉伊(1988)曾有讨论。
Ⅱ.3农村的城市人口移动和城市偏向
农村－城市人口移动是一个有着大量论著的巨大课题。这些论著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下面这些：移民的原因、移民的特征，移民对农村地区及城市地区的经济的社会的影响以及公共政策对移民的影响（奥贝拉伊·1987）。新近对这些文献作了精辟的综合评述，为了本文的目的，将各种研究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论点概括如下：
(1)象第Ⅰ部分所提到的，虽然移民仍然是第三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平均看来，它已不如已经居住在这些城市的人口的自然增长重要。移民和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对的作用在第三世界不同的地区当然不同。最近的证据，象先前提到的那样指出，从总体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大约2/3的人口增加来自于人口自然增长。
(2)鉴于仍然存在大量的农业人口，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还由于在Ⅱ.1和Ⅱ.2所分析的结构因素，将仍然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潜力。在发展的较早阶段，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伴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例如在印度的旁遮普，农业中复种的引进（“绿色革命”使之成为可能）代替每年种一次就真正引起了农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但由于Ⅱ.1所讨论的原因，在中期到长期阶段，农业将由于生产率更进一步提高而释放出劳动力。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农业最后雇佣了劳动力的很小比例。
(3)因此，农村－城市的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所讨论到的结构性因素。但研究表明其它因素如大众传媒、教育制度和政府政策也可以影响移民。例如以泰国内部移民调查分析发现在移民来源地区，只有两个社会经济变量与向曼谷的移民的比率显著地相关：有电视机家庭的百分比和每日到曼谷和火车的数量。在委内瑞拉，对高中生的调查表明：收音机和报纸对学生居住偏好的影响比无论是学生在其它城市的经历还是家庭接触的影响都要大（奥贝拉伊，1987）。
(4)政府政策可以以多种方式冲击农村－城市移民。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的“城市偏向”。这个领域的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常常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认为第三世界在太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工业化（常常是进口替代型）及城市地区，而对农业发展投入的资源太少。这被认为对农村－城市移民及收入分配有许多不利的影响。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论点。他们认为因为工业化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并且也是农业自身进步不可缺少的，所以必须优先发展工业。“城市倾向”的程度，即使有的话，是很难测量的，可以得到的经验估计经常相互矛盾且仍然在争论之中。不过，这里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平衡发展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给定的发展阶段、他面临的机会与约束，政府政策引导了太少或太多的投资到农业或工业，以致使得整个经济长期发展增长率比本该取得的增长率低。
(5)有大量的来自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证据显示移民是相对少数的几个群体。象奥贝拉伊(1987)从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总结所揭示的，这些移民倾向于是年轻人，常常比农业地区的年长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大冲劲的人。
(6)就农村－城市移民的经济效应来说，证据表明移民当然改善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在许多拉美城市，土著－移民相比较表明，移民倾向于更快地找到工作，常常具有更高的城市收入、并且更热心是追求教育。但农村－城市移民对整个经济影响的证据却较混杂。在有些情况下，农村地区流出的移民由于大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年轻人及更高进取心的人，所以使农村遭到了损害，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移民汇回的汇款及更广泛的与外界接触导致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对印度旁遮普（奥贝拉伊和辛格，1983）的一项研究指出，移民对农业技术的发展有正的帮助：两位作者发现具有较高比例的移民和移入者的家庭与没有移民的家庭相比，更高地使用了拖拉机并改进了农业技术。同样地，移民对城市的效应（对城市劳动力、住房等），有些例子是正的，另一些例子则是负的影响。但象奥贝拉伊(1987)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这种研究是以微观经济的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而遗憾的是这些数据不适合研究移民的更宽广的宏观经济效应。
(7)因为移民改变了城市地区的年龄和性别结构，很清楚它对城市地区有极其重要的人口统计学的影响和对城市中就业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包括计划生育）政策意义。奥贝拉伊(1988)对这些问题曾作过全面的讨论。
Ⅱ.4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性及非正式部门
从60年代中期以来有大量关于第三世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这种劳动力市场如何运转？客观存在的运转在什么范围内对失业、低生产率和贫困有作用？大量的这种研究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主持下完成的。把割裂的劳动力市场（从现代劳动经济学的观点看的）与发展经济学论著中经济的二元论的传统概念结合在一起，很多研究者发现根据所谓的“非正式的”及“正式的”部门（的划分）来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有用的，前者通常是指“未受保护”工作，也就是在最低工资、健康和安全以及福利的劳动立法保护之外的工作。很多这样的工作是临时的、不安全的、不固定的。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也包括“边际活动”如叫卖兜售、擦鞋和家庭服务。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各不相同，并且不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但可以从已经完成的研究中辨别出下面的结构：
(1)城市贫困不仅仅只是非正式部门所有，而且在正式部门的许多部分也发生。非正式部门的很多家庭可以比正式部门的人的收入要高。并且最近国际劳工组织的大型多国调查（罗杰斯、将出版）指出，从总体上看，非正式部门的贫困与就业呈正相关。1983年在巴西的大城市，与“未被保护”的工人中52%的人贫困相比，“被保护”的工人只有10%是穷人（也就是收入低于最低工资）。同样只有11%的“有工会组织的部门”的工人是穷人而“没有工会组织的部门”的工人中有66%是穷人。在哥斯达黎加的城市，75%的贫困家庭的家长及其它54%的贫困家庭的家长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只有32%的非正式部门的家庭是不贫困的。在孟买（印度）40%的临时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之相比在小企业中的固定工只有10%、大企业中的固定工只有1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2)关于发展中国家可自由竞争的城市失业的作用存在大量的争论。有人认为不断增长的自由竞争的城市失业是第三世界城市的主要问题。其他人则认为它不是最重要的，而相对地较富裕的人如“受过教育的失业”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许多第三世界的失业是自愿的，并且主要的问题不是这种失业，而是低生产率和低收入（贝里和萨霍特，1984；辛克董，1987）。
两种论点在经验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很高的支持。首先，有证据表明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它们获得较快工业增长率的70年代，被测量的自由竞争的失业虽然有相当的数量，但大为下降了。而在拉美的城市由于80年代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则大幅度上升。其次，经验研究也表明，失业率确实是与贫困相关而不只限于社会情况相对较好的部分。表5重述了国际劳工组织多国研究中关于失业贫困的数据，该调查表明，虽然贫困不是简单地由于失业的原因，而且许多失业的人并不穷，但从总体上看，贫困与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
表5.国际劳工组织各国研究中的失业和贫困
资料来源：罗杰斯（即将出版）
a.由于不同的贫困的定义，次群体在国家之间不是严格可比的，因此它们必须解释成反映了一个相对地位，由于各种各样的定义及参考期间，失业率在各国之间也不是严格可比的。
b.1－就业率：1971年相似的数据几乎没有给出失业率－三个群体中每一个都是1%。
(3)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不完善，也有大量的证据。同一职业在同一城市内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异，存在着由于性别、年龄、种族等不同而引起的歧视，并且进入正式的部门工作存在许多障碍。国际劳工组织的多国研究阐述了性别歧视。它发现在孟买，工厂的男性固定工人与临时工人报酬相差160%，而女性则相差33%。在巴拿马，正式部门的男性与女性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妇女的比例比男人要大得多。
也有证据显示教育给人提供了更好的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指出，在菲律宾和巴拿马的城市，未受过中等教育是一个解释贫困的关键变量。例如在巴拿马，35%的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与之相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这样的比例是11%。在加尔各答的这种调查研究发现消费水平是与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所有变量密切地相关的。这些证据以其表面价值告诉我们，由于市场不完善产生的差异要小（人力资本方法）。但也有研究表明教育更多可能被雇主用来作为筛选工具而不是作为工人相对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歧视穷人是由于穷人更少有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象罗杰斯（即将出版）观察到的：“……贫穷与低的教育水平同过早缀学、如孩童的劳动市场准入限制了教育证书以及获得培训的可能性相联系，这样就使劳动力不熟练的低层次存在变成了永久性。”
(4)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从静态观点看是分割和不完善的，但动态地看，它可能运转得相当好。有证据显示，在拉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在70年代到80年代它们的失业率随经济活动水平而变动。
(5)最后应该指出，对第三世界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认定引出了好些重要的分析和政策问题：非正式部门的适宜规模是什么？这个部门是对就业作出了真正的贡献或者它仅仅只是代表了产生于不能经济利用的低生产率的隐蔽性失业，或是由于衰退的结果，正式部门的破坏而去非正式部门寻找工作？政府能够或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有这种措施的话）去发展非正式部门？这些问题奥贝拉伊(1988)曾有详细讨论。
Ⅱ.5第三世界和先进国家大城市的结构差异
为了完整性及政策目的的缘故，我们愿简单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先进国家大城市间和主要的结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一个对巴黎和伦敦合适的政策框架可能对解决加尔各答和圣保罗的问题毫无帮助。两个国家集群城市的基本差异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属于那种被称为“成熟的城市化”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大城市不想增大规模而经常是其原有人口的部门移至小城市。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先进国家的小城市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它们已经拥有了现代工商业活动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因此当大城市由于拥挤，较高的房租或交通不方便而引起的不经济太大的，就会有人或工商业转移到小城市或郊区，因此在成熟的城市化，城市至城市的人口移动是影响城市体系的主要因素，城市－城市移民的决定因素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农村－城市移民大不相同。
更进一步，在先进国家，有一些很不同的人口统计的、技术的及其它因素将影响大城市将来的形状，可以这样说，这些国家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主要人口统计的趋势是退休与老年人的增长。这些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可能是境况较好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指数比的年龄为主），他们的爱好如偏爱对大城市将来的发展及整个城市体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人们在闲暇花用上的增长可能是影响发达国家／城市经济活动形式并决定他们在城市层级中地位的主要因素。
Ⅲ.改革框架和政策研究议事日程
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急待要求注意的问题在第Ⅰ部分已经略述过。在前面第二部分讨论分析的问题以及在第Ⅱ部分的前几节关于贫困和城市化趋势的考查对需要讨论的具体政策问题提供了政策框架的必要部分。但也有一些与这个框架相关的其他因素值得讨论，我们把它们概括如下：
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中，许多政府对他们目前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强烈不满。这已被联合国1979和1983年对其成员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调查所证实。在1983年调查中，在被调查的126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3个国家政府回复说他们的人口分布部分或者全部不够理想(UN,1985A)。
第二，很多政府多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减缓流入大城市的人口或改变城市地区人口状况。奥贝拉伊(1987)曾考察了世界不同地方政策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政策及具体计划。反对移民的政策包括对人口流动直接的行政和法律控制措施（如中国、波兰、古巴、印尼、坦桑尼亚、扎伊尔等）。有证据表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政策除在短期外，从整体上看来是不很成功的，况且这些措施会产生严重的人权问题。
政府也尝试了一些不太严厉的减少农村－城市移民的方法，如工地安置计划、各种增强农村生活吸引力及阻止在城市生活的措施。这些措施同样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且农村－城市移民仍然保持在相当显著的规模。（在这里）重新指出前面所讨论的人口统计趋势是主要的：现在在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对人口增长的贡献比农村－城市移民的贡献大。另外在亚洲和非洲进一步的农村－城市移民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的生活和城市贫困问题不能再逃避而要直接面对。但另外一个必须记在心里的十分重要的政策框架因素是资源的约束。资源约束对所有的穷国来说当然是永久性的问题，但它在目前第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更为紧急。它意味着所有的努力必须首先是增加已投入到城市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就是说为了鉴别所有服务不佳的区域和更好地利用现存资本，就要在城市的微观经济水平上将其为生产的消费系统来看待下作全面的分析。这不是否认第三世界的城市需要追加的资源，但必须发现新的方法去培育这种资源。
有大量探讨关于第三世界城市贫困和政策某一具体问题的文献。但这些研究很分散，而且常常不是在系统的比较的基础上作出的。要更好地理解问题，及帮助第三世界城市选择可以奉行的政策，比较的研究是必要的。要知道这些城市在本世纪余下的这几年到下一个世纪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阶段对第三世界不同地方的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在同一框架内进行详细研究是非常有用的。这些研究必须涉及到这些城市贫困的程度和性质；在各种人口的子群体中提供服务的差异；对增加就业的约束、现存的处理人口增长、贫困、就业、住房及提供社会服务的现有制度的结构能力与容量；动员资源及有关问题等。对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内罗华、拉各斯、北京、上海、加尔各答、雅加答、汉城、开罗的比较分析将特别有用，因为在它们中间，一些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一些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彭本荣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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