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社会进程中成人教育开放改革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学习型论文,进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06)07-0016-03
一、创建学习型社会要求建立开放的成人教育体系
1.学校教育体系内部的开放。教育体系内部不同类型、形式和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开放是建立开放的成人教育体系的前提。要建立起普通教育、职前教育、职中培训、职后教育之间互相沟通，相互衔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之间更加密切联系的畅通的教育体系，使各级学校成人教育功能全面转型为具有终身教育功能的机构。
2.高等院校向社会的全面开放。研究型大学的开放主要集中在学术的辐射、文化的传播、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诸方面。教学型大学的开放主要体现在办学体制的开放、教育对象的开放和教学时空的开放，积极主动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多元化、终身化、网络化、自主化、个别化等目标服务，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国民的整体素质。
3.学校教育体系外部的延伸。国民教育体系、校外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网络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四大支柱，要建立灵活机动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四大体系的渗透和融合，使之优势互补，为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人提供便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形成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4.要充分发挥各类开放大学的作用。目前我国所谓开放大学专指一部分教学型本科院校(每年毕业的专科生人数超过每年授予的学士学位人数，举办函授类教育的人数等于或超过普通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研究教学型大学设置的网络教育学院、专科院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含各级电大、职大、教育学院、普通高校成教学院及管理干部学院)、民办高校及高等教育机构约2335所[1]，还有覆盖全国城乡的自学考试机构，这些都是处于一线的开放大学，是成人教育的主力军，其主要目标是面向国民开展大众化教育。应在体制的开放、对象的开放、时空的开放方面做好文章。服务学习型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普及实用性技术，构建高等教育层次丰富专业多样的教育“超市”，努力为各类求学者、从业者的知识更新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转岗就业提供便捷的教育方面的支持服务。因此，开放的重点应立足于投资管理机制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机制的创新上，在学生的入学资质、教育技术应用、多元质量标准及考核评价方面形成自身的特色。
二、适应教育开放的需求，改革创新成人教育管理体制
在我国普通高校系统中，除像北大、清华这样极少数领衔大学外，绝大多数大学都通过举办函授辅导站、夜大学、公开学院、自考主考或辅导类的成人继续教育，加之67所重点高校开办的现代远程教育即网络教育，高校系统就读成教的数量已与在读普教数量平分秋色，成为与普教并驾齐驱的一支重要方面军。这种开放式高等教育已成为高校为社会、社区提供教育服务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成人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国家“一级统管”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了国家、省部“两级管理，分类负责”的改革，这种政府办成人教育的“统、管、卡”体制对高校教育开放带来的弊端日渐突出。仅举招生计划为例，20世纪90年代，成人高教专升本层次招生计划从每年5万人左右缓慢增长，直到1998年才达到10万，而报考人数为37.8万，报招比达4∶1，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报招比达6∶1甚至8∶1，一些省师范类“专升本”报招比竟达10∶1。[3] 这种“刚性控制”被称之为我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设租”与“寻租”现象因之屡见不鲜。这种封闭的管理方式也妨碍了教育民主化进程。在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新阶段，“接受教育”已成为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且受到“教育法”等法规的保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从业人员的文化层次、学历达标也都做了硬性规定，政府应为他们入学创造条件，加之在职成人入学后毕业没有就业压力，更应大开绿灯。可见，为成人接受学历教育“层层设卡”的集权式管理，既不能适应社会政治、文化进步的要求，又不能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种管理体制也不适应成人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知识化、知识产业化、信息网络化、教育大众化、学习终身化等趋势和成人日益丰富多样的学习需要，成人教育必须实现教育系统的开放化、管理方式的灵活性、目标选择的民主化、信息传递的即时化、知识生产的创新化、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学习进程的终身化等，才能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人教育办学主体也才可能以鲜明的特色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然而集权式管理却妨碍着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以种种“规范”限制着成人学历教育的创新活力，最终也延缓以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为基础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21世纪前期，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将完成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全面转轨，社会政治体制将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得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逐步发育走向成熟。于是成人教育的管理只有向更科学、更民主、更灵活、更开放、更宽松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因此，成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将目前“两级管理，分类负责”的“有计划的市场体制”，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的“完善的市场管理体制”。实现成人教育体制创新的具体措施有四方面：
1.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不再直接实施管理。教育部要真正转变职能，集中精力搞好成人教育统筹规划、立法规定、资源整合、人才预测、市场培育、社会监督、质量评估、调研统计、信息交流等工作，宏观把握国家成人教育发展的大方向，及时提出成人教育新理念、新思路等指导性意见。教育部要有步骤地将目前掌管的直接管理工作权限逐步适时地下放给地方，直到办学主体。譬如，办学资格审查权、办学规模审批权、办学质量评估权等，可以下放给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入学招考权、教学控制权(专业、计划、大纲、教材等)、文凭发放权等，直接下放给办学主体。
2.成教实行多级管理，更要注重权限下移。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成人教育的地域性很强，与经济社会结合紧密，因而更要强调其管理的“地方化”和管理权限的下移。成人教育发展的规划权、办学资格审查权、教学质量评估权都应交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省教委(教育厅)确定成教发展规划，根据规划提出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招生办学的指导性计划将更为切实可行。由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省办学力量、教育资源有较清楚的把握，由其审核成教办学资格、评估教育质量将更准确可靠及时，且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成效、社会评价会直接反馈到省政府、省人大，这有利于对省级教育部门工作实绩的考核监督，有利于通过增强其责任意识以促进区域成教发展。
3.办学主体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竞争发展。成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是促进办学主体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扩张发展，面向人才供求市场，依法自主办学，通过公平竞争，激发创新活力，形成鲜明特色，为成人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各类成人学校及开办成教的普通学校，是成人教育办学主体的骨干部分。让学校享有充分的依法办学自主权，自定招生规模、具体培养目标，自主设置专业、拟订大纲、实施计划、安排课程、组织教学、考核管理、核发文凭，自己对教学质量、文凭价值、学校声誉负责，接受人才市场的评价和全社会的检验，也就自己掌握着本校的生存、发展命运。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再加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使成人教育形成“自主办学，自求发展，自我约束，政府监督，以质为本，竞争发展”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最终让市场去决定文凭价值乃至学校的命运。
4.建立开放的市场准入机制，培育多元化的办学主体。在建立学习型组织中，企业应该成为重要的成人教育办学主体。企业办学甚至办高等教育，是发达国家办成人教育的经验之举。目前仅在美国就有约2000所公司大学，但我国迄今除极个别知名大企业办有“培训学院”等教育机构外，大多数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开发和人才培育的主体，这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创新力、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大型企业独立开办、中小型企业联合开办成人教育；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通过审核准予有水准的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办高层次的学位教育(硕士、博士教育)，培养高智能创新人才。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街道社区、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在举办成人教育方面也都有各自的优势，成人教育要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将他们纳入“多级管理，自主办学”范畴，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发展空间和平等的竞争权利，让他们汇入我国成人教育的洪流，形成全社会办教育的新格局。
三、成人教育体制创新的策略选择
1.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开放成人高教的入学条件。成人招生制度改革包括入学资质、录取条件、考试方式、考试内容等方面，录取条件处于成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地位，在具体操作中是需要认真慎重对待的问题。“文革”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函授教育和夜大学教育，此外，还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其他业余高等学校教育，以及1980年开始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普通高等学校的函授和夜大学招生，均由招生学校单独举行。其他业余高等学校的招生，实行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则由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省、市自行办理。“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成人高教事业发展迅猛，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也开始了由分到合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学校单独招生；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招生；全国统一招生。从1986年至今，教育部和原国家教委实行的对各类成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是根据我国当时特定国情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它遏制了社会上一段时期内出现的乱招生、乱办班、乱发证的“三乱”现象，有效地提高了新生的入学质量，促进了成人高教事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4] 为了推进学习型社会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的“社会需求主导型”，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对成人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为出发点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市场需求主导型”，处理好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与学习者需求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达到服务社会，服务考生，造福千家万户的最终目的。
2.放开本科招生计划，以市场需求为上限，教育部应放开对各省成招本科计划的控制，由指令性计划改为行政性咨询，搞好年报统计，便于制订教育发展规划。同时，变本科全国统考为省(市)统一组织的入学测试，由省根据考生数划定录取分数控制线，各主办院校根据考生志愿进行录取，由品牌、市场决定办学主体的招生规模。以此为起点，根据市场竞争的有序化程度，逐步把本科招生权下放到各办学院校，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在开放本科招生权的过程中，省政府应管住本科办学的准入权，对申请举办本科层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权的单位资质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保证公平公正。为监控本科办学质量，初期可采用对几门公共课实行抽考的制度，由省级政府组织实施，并予以公布。但这仅是权宜之计，最终要过渡到社会监督、民众选择、优胜劣汰的市场化模式。在此，可借鉴现代远程教育招生管理的方式及中央电大开放教育试点经验，由主办院校经过测试自主招生，学校对学习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无形资产负责。政府实行“入局”与“出局”制度，搞好动态管理。
3.全面开放专科学历教育。专科教育属于大众化教育的最低层次，随着成人高教社会需求的高端化，专科教育面向社会全面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广东省考试中心的统计数据还表明，在近年成人高考中，报考专科的考生数接近或低于专科招生计划数，对专科进行计划控制已无实际意义，实是劳民伤财之举，因此不应再设置门槛，应全部免试入学，实行“宽进严出”、学分制和双证书制管理。随着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层次的提升，专科学历教育培养目标为各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和高级劳工，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蓝领”，应对任何求学者打开大门，建立“学分银行”，促进学分互认，实行进出自由，普及专科教育。对修满学分者由主办者发给毕业证和从业资格证。通过开放教育，使高等专科学历教育全面融合到社会和社区中，成为高中后或同等学历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便利之所。
4.加强招生的法制化管理。在WTO背景下必须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成人高等教育，与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接轨。境外成人高教组织可以到国内招生，国内成人高教组织也可以到境外办学，高等教育机构将形成内外结合、纵横交错的办学服务体系。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是非常重要和及时迫切的。另外，高校获得招生自主权后，不仅要有高校内部改革、自我约束的微观内在自律机制，还要有较为明确的法规、条例的宏观外部条件的支持。目前我国高教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办事、缺乏法制环境，对成人开放教育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要加快教育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5.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放办学。要利用国际互联网提供的新技术以及卫星通信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开展4A教学，即“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学到自己想学的知识”。大学应抓住教育信息化的机遇大显身手，通过“个别化”教学和“个性化”、“建构式”学习，在空间上提供远距离学习的机会，在时间上提供在不同的时候学习的条件，最大限度地为全民参与的学习型社会服务[5]。
6.建立开放的成人教育评价体系。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是高校成人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高校的成教评估主要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估为主，侧重于内部评估。但在大学成教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日益开放的今天，必须引入社会评价体系和指标，使大学成教的声誉、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服务水平的评价向社会和公众转轨。国家既要鼓励学校建立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与自评制度，增强大学的自我约束力，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同时也要支持建立社会中介机构，建设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实践树立其评价权威，从以行政评价为主过渡到以社会中介机构独立评价为主，形成外部评估与自我评估相结合、相促进的评价模式。对违规办学危害消费者利益者鼓励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这既是国家新世纪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之必须，也是大学成教走向开放过程中改革发展之必然。
7.赋予地、市、县以成人教育监督评价权。[6] 建立社会评价体系，还可以探索赋予地市县一定的成人教育的管理权、监督权与评价权的制度。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与办学主体最为贴近，对办学主体的办学行为、教育质量、社会声誉一清二楚。由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不同层面直接负责对成人教育的管理特别是监督，在成教评估中尊重和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对实现成人教育“依法治教”的有力鞭策。再结合各省建立的教育督察巡视制度，就可以为成人教育办学行为营造自主发展和规范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环境。
本文为教育部学生司委托，中国成教协会招生专业委员会下达的“成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课题”，中成招[2004]第19号文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