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驳《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本刊评论员”的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张冠李戴论文,颠倒黑白论文,断章取义论文,评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发表的署名“本刊评论员”的文章是一篇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奇文，现剥析如下：
（1）由我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王均为首的148位语言文字工作者签名的呼吁书《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只是《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中的一小部份内容。该评论员蓄意将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意在对这148位语文工作者进行打击报复，因为他们签名的呼吁书严厉批评了《汉字文化》的实际主编徐德江的自我吹嘘，说什么“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创建了‘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该呼吁书指出“实际上他（指徐德江一伍）不但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而且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他和他任实际主编的刊物（指《汉字文化》—引者）散布了大量错误观点，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妨碍国家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汉字文化》不敢公开发表这份内部传阅的签名信的上述内容，却片面地在公开刊物上以第一篇文章的显著位置发表该“评论员”的文章，胡乱地对148位学者横加指责，这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签名信的标题是“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该评论员却胡说“以140多人冒充‘语言学界’”，这是不顾客观事实的捏造和攻击。
（2）该评论员文章说：“众所周知，一百年来，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汉字拉丁化思潮统治了我国语文界”。这是对一百年来我国改革史的恶意歪曲。一百年前的1896年是光绪22年，那时正值清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哪有什么“全盘西化”思潮？主张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即“评论员”所说的“汉字拉丁化”。这个表述不确，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字，这也是一种“汉字拉丁化”，“评论员”大概连汉语拼音也反对吧）的人中有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评论员”把他们的主张都归结为“‘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因为众所周知，正是毛泽东等人最先发起对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汉字文化》上发表的不少文章口口声声诬蔑别人“扣政治帽子”；事实上正是徐德江动辄给人扣政治帽子。“评论员”将所有主张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人都扣上受“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这就是一顶政治大帽子。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出，“汉字……是否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忙作出结论”（《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可见这是个未来学的问题。“评论员”将这个问题同政治相连，是别有用心的。
（3）该“评论员”说：“我们对于吕叔湘先生提出‘汉字拖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以及国家语委某些负责人提出‘一语双文’这一违反国家语文工作现行方针政策等错误观点，也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批评和学术讨论”。这段话有两个明显的谬误：（一）吕先生提出上述论点时正值毛泽东同志的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方针还有很大影响的时期。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改变这一方针以后，吕先生并没有坚持这一观点，“评论员”蓄意进行这种时间错位的批评，给吕先生扣上“违反国家语文工作现行方针政策”的政治帽子，是别有用心的，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二）林炎志同志在内部刊物《语文与信息》1995年第6期所刊登的他在国家语委召开的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的确谈到“一语双文”的问题。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实现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的‘一语双文’的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字和拼音文字可以并行不悖，各得其所。两者应该平行前进，都需要得到改进和发展。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一提到完善和发展汉语拼音，就认为是要扔掉汉字，于是极力反对。这个逻辑很奇怪。为什么只许你长个儿，却不许我长个儿呢？咱们一块儿长个儿，一块儿比赛比赛，行不行呢？有人硬说不行，只许我长个儿，不许你长个儿。这真是太横行霸道了。我们要改进和完善拼音，解决诸如标调的问题、分词连写的问题、同音词的区分问题，等等。过去，只要你一做，就有人说这大逆不道，要埋葬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不爱国，真是毫无道理！”。很明显，林炎志同志这段话中所说的双文，指的是汉字和汉语拼音。他三处说的是“汉语拼音”，只一处误说成“拼音文字”，但当他提到具体问题时，说的是“我们要改进和完善拼音，解决诸如标调的问题、分词连写的问题、同音词的区分问题，等等”；显然，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什么“违反国家语文工作现行政策”。“评论员”给林炎志同志扣上这样的大帽子，显然也是别有用心的，绝不是像他所说，是什么“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批评和学术讨论”。林炎志同志的讲话是发表在内部刊物《语文与信息》中的，《汉字文化》擅自将它公开，胡乱批评一气，是严重的泄密和不合法行为。
（4）“评论员”说“《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者和作者把诸如‘汉字是优美、高雅的文字’一类观点作为‘声讨’的内容是令人吃惊的……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定性为‘伪科学’并采取‘声讨’的方法，这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特辑》是在“徐德江语言文字谬论摘评”中提到徐的“汉字是优美、高雅的文字”这句话的。接着有对这句话的“评”：“这是很容易蒙人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汉字本身无所谓优美不优美。书法家可以把它写得很优美，不会写字的人也可以把它写得十分难看。如果汉字本身已经很优美了，何必还要书法家？汉字本身也无所谓高雅不高雅。高雅与粗俗是指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而言，汉字（其实任何文字都一样）可以记录内容高雅的语言，也可以记录十分粗俗的语言。”这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根本没有违反党的双百方针。“评论员”明知广大读者看不到内部材料《特辑》，蓄意不引这段评语，胡批一通，是故意制造混乱，别有用心。《特辑》中的“首都语文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声讨伪科学”中列举了徐德江的许多谬论，指出他“缺乏语言文字学的基础常识。例如，分不清语言和文字两个概念，说‘字就是书语的单词’；分不清元音和辅音，说‘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元音’符号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根本不懂什么是词，说‘口头语言中不存在同音词’，‘人士’‘人事’‘人世’单纯从口头语言角度考虑，是一个词’，信口开河，胡说‘汉字是开发智慧学习汉语的图画、积木和魔方’。在这样的人的‘著作’中，违背语言文字学基础常识的‘新探’‘新构想’俯拾皆是。就是这样的人，肆意挥舞棍棒，攻击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胡批现代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歪曲国家的语文政策，攻击国家语委。”《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中所收《徐德江语言文字谬论摘评》列举了徐的更多谬论，这些谬论难道不是十足的伪科学的表现吗？《汉字文化》是可以出口的刊物，这些谬论坑害了海内外许多不懂语言学的读者，严重败坏了我国大陆的学术声誉。徐德江还极力把他的种种谬论向小学和幼教界扩散，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教学。徐德江参加台湾台东师范学院1995年举办的“第一届小学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见该会论文集，第710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联名在会上发言：“关于汉字的科学性，相当一些语言文字学者尚未了解。1988年至1989年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连载了我们的十论汉字汉语的科学性，现在收入拙著《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中英文本，科学出版社出版）”。徐德江与人合写的《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和《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错误百出，对这些文章和上述小册子苏培成教授和我都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徐德江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感到内疚，进行深刻反省，反而对批评者倒打一耙，乱扣帽子，这是不能容忍的。令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徐德江竟然在《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封面上为我所用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每一种科学批评性的意见，都是我所欢迎的。至于那种不过拿所谓社会舆论作幌子而我从来不对它让步的偏见，那末，佛洛伦伟大诗人的格言，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对我是适用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徐德江对批评他的一系列谬论的几十篇文章，什么时候表示过欢迎，哪怕一次？相反，《汉字文化》1996年第一期《煞一煞语言文字学界的不正之风》对待伍铁平批评他的一系列文章是这样表态的：“徐将伍批评他的文章收集起来，阅后感到，一是伍的论述很浅薄，有一定学识的人自会分清是非，二是（徐——原文无主语，这是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加上去的）国内外学术活动繁忙，无暇顾及。所以徐将伍的文章存放起来，待有时间，集中回驳一次”。请看，徐德江的态度多么傲慢，多么狂妄。这是欢迎批评的态度吗？我们希望徐德江哪怕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伍的论述究竟怎样浅薄。我们倒可以替他举一个例子。伍铁平在《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德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中指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徐却误作‘语言学之父’，时间错位近一个世纪”。试问徐德江，这个论述有什么浅薄的地方？你怎么不拿出你高深的见解对伍铁平进行反驳呢？伍不过是陈述了铁的语言学史实，难道还需要像徐德江所说，经过什么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徐德江歪曲语言学史的谬误吗？伍铁平对徐德江的批评开始于他发表在《语文建设》1993年第8期的《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吗？》。从那以后三年的时间伍铁平发表了八篇批评徐德江一系列谬论的文章。请看徐德江这个没有公职，靠受雇于《汉字文化》发迹的“要人”，三年内竟忙于国内外繁忙的学术（？）活动，无暇对伍铁平对他的“很浅薄”的批评进行反驳，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否则不早就把学识很浅薄的伍铁平驳倒了，何至于还需要劳神这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上法院告状呢！其实，徐德江并非“无暇顾及”，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对伍铁平和所有批评过他的人早就连篇累牍进行了蛮不讲理的谩骂，对此伍铁平在《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刊《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中已进行揭露和反驳，就不在这儿复述了。
至于徐德江说“有一定学识的人自会分清是非”，337位语言文字工作者（80%以上有高级职称）的签名信严厉谴责了徐德江违背语言学基础知识的种种谬论，是非已经很分明了，无须再等待将来去分辨了。
徐德江为我所用地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对他进行严厉批评的书文一概斥之为“拿社会舆论作幌子的偏见”，他要绝不让步，他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欢迎批评的态度吗？
徐德江还为我所用地引用恩格斯的话“一种科学和一项新的解释的提出，都包含这门科学术语上的一次革命”，为他进行狡辩。徐德江明明是不懂得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许多众所周知的科学术语的正确涵义，胡乱批评一气，明明在炮制伪科学，却要冒充他进行了“科学术语的革命”。徐的这种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作为他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可饶恕的亵渎，必将激起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更强烈的愤怒。
（5）“评论员”说“《汉字文化》杂志多年来正是以弘扬汉字和汉字文化为宗旨”。我们且不说“汉字文化”这一提法本身就很不科学，因为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民族，其文化同汉族迥异，也不否认《汉字文化》中的某些作者的确怀着弘扬汉字的良好愿望，但是徐德江利用《汉字文化》这个阵地，不仅连篇累牍地歪曲和攻击国家的语文政策，攻击国家语委历届领导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发表文章肆无忌惮地否定我国40多年来教育战线所取得的成就，胡说“40多年来，俄国的教育制度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帮助，反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见《汉字文化》1993年第4期；其实俄国[该文实指苏联]教育制度影响我国主要是在1949年到1959年，约10年），攻击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多理性而少人情……意境贫乏”，严重伤害了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在世界上占多数），包括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①]。试问徐德江，这是“弘扬汉字”吗？不仅如此，徐德江还通过《汉字文化》这个刊物，不断肉麻地吹捧他自己（这方面的言论多得不可胜数，本文第1部份仅引用了几条），这是“弘扬汉字”吗？徐德江不仅吹嘘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发表文章，吹捧他“既熟谙中国语文研究发展史，又熟悉世界上现存的形态语言中最发达的俄语或俄文的现状，这就为他架设当代语文理论体系大厦提供了两种最典型的材料”；“徐氏的语文理论框架不独是重新认识汉语、俄语、英语等大语种的响导，恐怕也会为其他语种的研究铺平道路”。（见《汉字文化》1991年第1期第62页；其实，徐对中国语文研究发展史和俄语都一窍不通；他的文章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时错误百出）；徐还在《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第50页上自诩为“学界前辈”，试问“评论员”，这是“弘扬汉字”吗？
（6）“评论员”说：“对（有语病，原文如此）不同的学术观点定性为‘伪科学’并采取‘声讨’的方法，这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这文明我们强调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在防止和克服‘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当前和今后主要是防止‘左’的错误倾向的主张是符合语文界的客观实际的”。这段奇文有以下谬误：（一）上面我们已指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将徐德江的违背语言文字学原理的许多谬论定性为伪科学，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伪科学进行声讨并不违背党的双百方针。凡是错误的东西都要进行批判；对伪科学进行批判、声讨，正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使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排除伪科学的干扰，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同徐德江的分歧不是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科学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徐德江把他一系列谬论冒充为学术观点，意在抬高他的身份。徐德江并未经国家任何机构评审，冒充“研究员”“教授”，在《汉字文化》上多处印着上述头衔，这同他将其伪科学冒充为学术一样，都是在欺骗读者。对这种欺骗行为不进行彻底揭露，不进行斗争，就会危害我国的学术事业；（二）把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同伪科学所进行的斗争，说成是左倾，这才真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行为。一个没有公职，不属国家任何机构的徐德江，和由他们几个人办的私人同仁刊物，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根据断言我国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对这种事关全国全局的重大问题乱下结论，乱扣政治帽子，是要负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左倾”和“右倾”都是政治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左倾”的注释是“①思想进步的；倾向革命的；②分不清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的”；对“右倾”的注释是：“思想保守的；向反动势力妥协或投降的。”试问“评论员”和徐德江，你们说语文学界有谁“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又有谁“思想保守，向反动势力妥协或投降”？你们的上述论断难道还不是典型的乱扣政治帽子的行为吗？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徐德江在《汉字文化》上发文，肆意否定我国教育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诬蔑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少人情，意境贫乏”，影响我国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些错误观点及其流毒难道还不该加以批评、肃清吗？
（7）“评论员”说：“在科学领域中，唯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话用在徐德江身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徐德江违背的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起码常识，根本不是什么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随便举个例子：徐德江说“国际音标符号所表示的‘元音’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见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众所周知，国际音标是国际一流语音学家制定的符号，其中明确规定了用不同的符号分别表示不同的元音和辅音；徐德江否定这种国际公认的约定，只能表明他的无知。他的这种言论难道还需要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谬误吗？在徐德江的所谓著述中，这种谬论俯拾皆是。尹斌庸、苏培成主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和伍铁平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严厉批评了徐德江的大量谬论。徐德江不敢正视这些错误，不敢列举一条具体事例来进行反驳（因为他无法反驳），而是抽象地进行狡辩，只能证明他理屈词穷。伍铁平在《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中的一些错误》（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中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1+1=2，是不能蔑视和违背的。匈牙利出生的科学哲学家、数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任何时代的科学体系……都有一个核心部分，包括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它是不容反驳和否定的。’违背这些基本原理，只能表明作者（指徐德江——伍）的无知，最后会撞得头破血流。”“评论员”和徐德江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个批评呢？
“评论员”说：“稍有科学史常识者都知道，一些重大科学原理的产生，往往就是对该学科某些基本原理和常识的否定”。“评论员”妄图将徐德江的种种谬论冒充“重大科学原理”，只能令人捧腹。他所否定的基本原理和常识正是语言学中的ABC，即1+1＝2这种常识。穆奈泰比说过：“如果阳光的存在还要论证，世上就没有让人能理解的东西”。徐德江对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胡乱批评，就是类似否定“存在阳光”这类常识。徐德江将他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教授相提并论，似乎许先生也同他一样，否定“语言文字理论的一些常识性说法，即基本原理”（见“评论员”文章），这是对许先生的亵渎。徐德江为了证明他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常引用已故朱星对徐所做的错误肯定；现在徐德江又在玩弄同样的手法，祭起亡灵，反正死无对证。
（8）“评论员”说：“真理往往是少数人首先认识和发现的”。这话用在徐德江身上同样完全不合适，因为徐德江的大量言论全是谬论，不是什么真理。徐德江在诬告伍铁平的“民事起诉书”中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提出的关于词结构的新公式以及我对西方语言文字理论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常识的质疑与见解，是得到语言文字学界一些专家赞同的”。现在徐德江看到以国内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王均教授为首的148名（截止到1996年8月1日本稿写成时，已增至337名）语文工作者的签名，签名者中80%以上有高级职称，分属全国90多个单位，指出徐德江“不但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而且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不得不承认他是“少数”，这同他的“起诉书”中的自我吹嘘相比，倒也不失为一大进步，只可惜他这少数（其实是孤家寡人）所炮制的全是谬误，而绝非真理。
“评论员”指责签名“不利于学术界的稳定、团结，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妨碍了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殊不知正是徐德江在法庭尚未开庭以前，违法在《汉字文化》1996年第一期上公开披露他的起诉，诬蔑伍铁平和西安外语学院侵犯了他的所谓名誉权，激怒了全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纷纷自发地写声援信或签名，证明他的所谓“学说”“公式”全是谬误，可见干扰正常学术讨论、妨碍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的正是徐德江。徐在《汉字文化》上恶意咒骂不同意他的谬误、批评过他的所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使用了“文改狂人”“宵小恶人”“文革遗风”“恶劣的文革遗风”“毫无学术价值和研究风格的恶劣货色”“学术赝品”等等词语。徐德江什么时候像“评论员”所说的那样曾经“从团结、稳定的大局出发？”“采取（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评论员”和徐德江（其实是一回事）动辄毫无根据地攻击那些对他进行过正确批评的人采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方法；实际上一贯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的正是徐德江。随便举一个例子：徐德江毫无根据地批评当时任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的王均教授“党同伐异”、“利用职权、阳奉阴违、排斥异己”、“霸道的学阀面孔”、“赤膊上阵”、“颠倒黑白肆无忌惮攻击国家领导人”（见《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徐德江用他的两个笔名余心、木子[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发表的文章），这难道是“评论员”所自我吹嘘的那样“从团结、稳定的大局出发”吗？是“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这倒是真正的“恶劣的文革遗风”。“评论员”指责对徐进行过批评的人“窒息正常的学术批评”，徐的上述言论倒是真正的“窒息正常的学术批评”。徐德江一贯贼喊捉贼，这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不论徐德江和“评论员”如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也欺骗不了全国广大群众。
（9）“评论员”和徐德江动辄攻击批评过徐的人“违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其实，一贯反对国家的语文方针政策的正是徐德江。随便举个例子：徐在《汉字文化》1990年第1期第59页发表的一篇文章，公然质问“汉字简化好，好在什么地方？”这不是反对国家的“简化汉字”的方针又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不能对“简化汉字”善意地提出意见，也不是说现在推行的简化汉字每个都很合理，不能改革。然而，如果像徐德江那样，全盘否定汉字简化方针，废除已经通行了几十年的简化汉字，在我国大陆的文化、教育、出版、印刷等方面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这是不言而喻的。
（10）“评论员”说：“《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所谓‘利用神圣的法律来窒息正常的学术批评的开展’的提法是荒唐的。我国的法律的性质是维护民主，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窒息正常学术批评的是‘声讨’一类的‘左’的东西，而不是我国的法律”。这是对签名信《语言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的断章取义和恶意歪曲。该签名信是这样写的：“徐德江对语言学界的批评不但丝毫不加考虑，反而采取恶意攻击、乱扣帽子的做法，予以抵制，甚至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伍铁平教授侵犯他的‘名誉’，企图蒙混舆论，利用神圣的法律来窒息正常学术批评的开展，这种行为，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可见这句话是针对徐德江的。徐蓄意删去该句话的主语“徐德江”和动词“利用”（指徐德江利用法律），把它歪曲成针对我国的法律，这是挑拨离间，别有用心。该签名信根本没有像“评论员”所歪曲的那样，“指责我国的法律”“窒息正常的学术批评”。至于“声讨伪科学”，这绝不是什么‘左’的东西，而是为了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所必须进行的斗争，是一件大好事，而不是什么坏事。
（11）“评论员”说：“他们（指“首都语文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声讨伪科学”的作者）妄加评判：汉字落后论是‘真科学’，汉字优越论是‘伪科学’，现在必须‘签名’‘声讨’‘打假’”。这是歪曲和捏造。《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中没有一个地方宣扬“汉字落后论”，更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汉字落后论是‘真科学’”，徐德江的这种信口雌黄的捏造，其目的是为了把水搅混，歪曲我们同徐德江炮制的伪科学所进行的斗争的实质，掩盖他的“伪科学”的面目。至于徐德江的伪科学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经详加列举。上面我们还指出过，将汉字凌驾于其他文字之上，不利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这只是徐德江的伪科学的一小部分内容。签名信《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中明确指出，徐德江“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他冒充“教授”“研究员”，我们揭露徐德江假教授、假研究员、假语言学家的面貌，这就是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所说的在语言文字学界打假的部分内容。由此可见，阻碍我国语言文字科学健康发展的，正是徐德江在语言文字学界掀起的这股歪风邪气，正是他所炮制的伪科学，而不是进行打假的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学工作者！语言学界的这场打假的斗争正方兴未艾，无论徐德江如何狡辩、挣扎，诬蔑“‘语言学界打假’活动是与双百方针完全对立的”，也抵挡不了这股汹涌澎湃的潮流。
（12）“评论员”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包含了讲大局、讲科学、讲民主、讲法制等一系列重要的内容”。“评论员”没有注明出处，我们无法核对。我们奉劝徐德江用这段话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行。你诬蔑我国“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这是讲大局吗？你的“著述”错误百出，这是讲科学吗？你在《汉字文化》上挥舞棍棒，攻击我国德高望重的语言学老前辈吕叔湘、周有光先生和国家语委历届领导，恶毒咒骂所有批评过你，甚至仅仅是不同意你的观点的人，这是讲民主吗？徐德江面对伍铁平对他一系列谬论所进行的有理有据的批评无言对答，只得恶人先告状，对伍铁平进行起诉，企图用这种方法枪打出头鸟，打击伍铁平，并借此达到打击所有批评他的人的目的，这是讲法制吗？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3月3日做的报告《关于讲政治》的文章中（见《光明日报》7月1日）指出：“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听之任之，不能让那些同党的宗旨和纪律不相容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徐德江怎么不敢引这句话呢？徐德江违背党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全盘否定我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胡说“由于没有正确语言理论（？）的指导，‘教育革命’（原文此处有“中”字，不通，删）把一个严格的科学实验（？），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给中国的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见《汉字文化》1993年第4期第26页，疑问号和着重号是我加的——伍）；徐德江还诬蔑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挑拨民族关系，利用他所控制的《汉字文化》肉麻地吹捧自己，我们对徐德江的所作所为就是不能“听之任之”，就是不能让徐德江掀起的这股不大不小的歪风邪气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在语言学界“讲政治”应包括的部分内容。
注释：
① 徐德江一贯将汉字凌驾于其他文字之上，打着爱国的幌子，实际上是宣扬民族沙文主义。他在这方面走得这样远，以致于蓄意歪曲在汉城举行的“汉字文化圈内生活汉字问题国际研讨会”，将它说成是“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会议（见徐德江：《中国汉字之魅力》，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5月14日），把这一提法强加于会议。这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