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云[1]2000年在《体制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镇企业是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极好的标本。乡镇企业自其诞生之日起，融资问题就成为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总体，其融资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和复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同乡镇企业的增长状况强烈地相互制约。因此，加强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帮助乡镇企业拓展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对于实现乡镇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积极影响。本文将在批评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联系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特点和乡镇企业发展的实际，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剖析改革以来乡镇企业资金来源和融资结构的动态变化，揭示乡镇企业资产结构与融资结构的矛盾，分析乡镇企业融资面临的现实难题及其成因，多层次、多方位、较系统地提出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思路。本文力图将乡镇企业融资问题与宏观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图从解决融资问题和实现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资本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和产权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完善问题；并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本文共分7章和一个结束语。第1章“导论”简要地回顾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过程，描述了乡镇企业的现状与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的相关观点，探讨了乡镇企业是否还值得研究、应该怎样研究等基本问题，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铺垫。该章认为，乡镇企业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必须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历史地、多角度地进行。根据对企业融资、融资结构的定义，探讨了乡镇企业融资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对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了概述与评论，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2章回顾了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过程，分析了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的启示及其应用的局限性。讨论了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的分类方法，并对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国际比较。基于这种比较认为，今后在我国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的选择中，需要注意加强内源融资，加快发展直接融资；需要注意制度条件、市场约束、市场结构、发展战略的配合状况；不要盲目效仿它国特定时期的特定模式。最后，考察了体制转型对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的影响。 第3章分别考察了90年代初期以前、90年代初期以来乡镇企业资金来源与融资结构的动态变化，分析了乡镇企业资产结构与融资结构的矛盾。基于这些考察和分析，对于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思路，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和启示。本章认为，要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需要加强乡镇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和融资机制的创新， 加快乡镇企业信用制度的完善和信用环境的治理（包括信用担保制度的改革）；努力为乡镇企业创造平等的融资条件和良好的融资环境，取消对乡镇企业融资的歧视性待遇；需要加强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建设，加快培育产权巾场。要索币场和资本币场，促进乡镇企业产巩要素的优化流动和资本重组，推动乡镇企业百接融资的发展。 第4、5两章着重探讨了乡镇企业的间接融资问题及其解抉思路。基于对乡镇企业银行融资难的特点及其原因的分析；第q章认为、需要采取以股份制为主的制度形式，加快乡镇企业（十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的建设。在担保机构的运行中，需要注意充分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风险防范，把担保机构的建设与优化担保机构的运行环境结合起来 科学有效地解决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的来源问题。第5章介绍了国外通过中小银行的发展来促进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经验j 评析了我国在中小银行建立。发展问题上的相关观卢 从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深入研究了农村民间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问题。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需要采取系统性的思路，不可偏废；前述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各种措施，其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实践中需要注意搭配运用。 第6章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直接融资的发展问题。首先简要回顾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基本过程，分析了改革的市场背景。其后，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和产权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认为。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特别是股份合作制的演变，主要是在体制转型时期不对称、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之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是他们相互之间利益矛盾妥协折衷的产物。其中，以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为主导的乡镇企业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奔和利益分割；对于产权改革、特别是股份合作制路径的选择，具有泱定性的影响。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和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资本化问题，是其中两条并行不悸的主线。在此基础上，联系中国近代“官利制”的实践、特别是?
田俊丽[2]2006年在《中国农村信贷配给及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作为主要因素的作用已经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我国的部分学者研究认为资本形成不足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源,只有加速农业资本的形成,“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十一五”规划也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可财政转移支付毕竟有限,在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信贷资金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目前农村贷款异常艰难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信贷支农问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目前来看,还没能很好的解释此问题,也没有给出合理化的建议。另一方面,早在上个世纪初,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了信贷市场中这种借款人愿意支付现行利率,却不能按照这种利率获得贷款的现象,将其定义为“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并从信用可获性、风险与利率因素、隐含性信贷合约、不完全信息、信贷合同的执行和法律制度等角度进行了解释,但这些主要以完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仅一定程度上适合中国农村,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信贷配给现象还需要结合其特殊的经济、金融情况进行解释。本文借鉴信贷配给理论,运用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农村金融理论等,采取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功能分析与机构分析相结合,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金融特征,对中国农村的信贷配给现象、原因和为解决此问题而需进行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思路作一些探讨。在分析中国农村信贷配给问题时,多数学者侧重于分析宏观层
李艳[3]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著,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王俊[4]2004年在《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各国政府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过去计划经济大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政府长期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忽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府才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受政府的影响和实践的制约，学术界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还很不系统、深入、成熟，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国外文献偏重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其理论分析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国内大部分文献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探究和宏观对策建议的较多，理论分析不够。 本论文首先对现有的企业融资理论进行了梳理。马克思的企业融资理论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发展中信用制度的演变来研究企业的融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适性。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则是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值的影响，比较微观地分析了企业的具体融资行为。但是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是建立在对大企业研究的基础上，并不完全适用中小企业的融资研究框架。从理论上说，新资本结构理论中Myers的新优序融资理论的分析框架较适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分析，但它属于对企业融资问题的静态考察，而中小企业是具有潜在的高成长性群体，在每个成长阶段都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和偏好，即具有成长周期的动态性特点。 乡镇企业决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在中国，福建省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福建乡镇企业的融资状况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代表性。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本论文重点以福建乡镇企业为例，来考察中小企业的具体融资实际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福建乡镇企业产权变迁是有深刻的融资动因的，在其产权逐步清晰化后，体制光环消失，跟大多数中小企业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遭遇融资困境;福建乡镇企业资金使用效益明显下降，其中流动资金对净利润的贡献率明显降低，而固定资产等长期性资金对净利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较之短期资金，乡镇企业的长期资金更为短缺，在长期资金中，乡镇企业更偏好权益性资金，其次才是银行的长期债务融资。长期资金的短缺，说明中小企业融资难不在于资金的短缺，而是在于融资渠道狭窄。 融资渠道狭窄，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受历史因素影响，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具有“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外生性特点，缺少市场自发形成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即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政府而非由市场自发形成，所以在市场还无法形成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机制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还是有赖于政府的支持:在直接融资体系上，建立中小企业证券市场和健全风险投资体系;在间接融资体系上，发展中小商业银行和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在信用体系上，培育社会信用文化，加强个人、企业和社会的信用体系规范建设。
丁伟国[5]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金融问题与合作金融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交织缠绕在一起时,更成为世界关注的难题。处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历史和现实矛盾复杂突出的背景之下,本研究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入手,系统分析我国合作金融发生实质性“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重建的制度安排。 首先,本文对合作及合作金融的有关概念加以明确,并着重对合作制及合作金融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条件、背景、制度和原则加以表述,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村金融组织的主要形式,以此为基础为以后的研究做出规范和界定。合作金融组织虽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发展,理论研究却并不充分。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基础的探析,以规范研究的方式探讨农信社产生的历史根源,寻求在中国农村体制转轨过程中具有效率选择的比较优势。 其次,本文主要对我国及国际农村合作金融进行详细介绍和比较分析,包括演变、现状、组织形式、结构体系等。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得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与功能的缺陷的结论。重点针对合作金融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模型化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异化与错位的现实,并通过对产生此情况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推导出合作金融变革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在国内,本文以原创“结构-功能互换”假说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链条的重新定位和业务重建的理论思路,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本文就我国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分析现行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模式,提出可供选择的三种理论模式:规范化的信用合作制模式、一级法人制的合作银行模式、分散化的商业银行模式。本文将重心放在了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探讨上,针对我国经济转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提出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思路与业务转型建议。 上述研究成果,是在我国正处国于体制转轨阶段、市场体系亟待发育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改革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取得的。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对于完善合作金融理论体系、推动转型经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崔彩周[6]2006年在《政府管理角色的创新与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其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显重要。研究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用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结合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学说作为理论指南，结合政府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法学基础理论，提出构建政府管理角色创新条件下的中小企业发展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中小企业发展除了主要靠其自身努力外，外援性力量同样很重要，其中最大的外援力量来自于政府。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行为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在新形势下，政府要根据市场发展与中小企业成长规律，实施管理角色的创新亦即政府管理创新，以更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在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政府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创新管理理念，即以科学发展观和市场发展的眼光调整政府管理思维。创新扶持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上对产业选择、产业发展等予以指导和扶植；财政政策上推行多层次的税收优惠，以及在政府采购与政府财政投融资上予以政策倾斜；融资问题上，建立健全专门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规范直接融资，完善担保制度以推动间接融资发展，创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完善风险投资制度；在人力资源上，推进人才中介市场建设，并以中介市场为平台，实施对人才的多方位优惠服务，对农民工要秉持“着眼长远、把握全面、以人为本”的战略思维，妥善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政府管理创新也体现在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上即健全法制、革新政府规制制度；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即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建设，推进信息社会化服务顺畅实现等；创新区域政府中小企业管理方式，即区域政府对中小企业管理既要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中小企业管理共性，也要体现地域管理的特色性。
杜庆军[7]2004年在《中国转型期的关系与非国有企业融资》文中认为从1978年开始,中国步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时期,其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非国有企业却难以从正式金融机构那里得到资金支持,面临着巨大的融资压力。关系是市场不完全、法治不完善的必然产物。经济人是趋利避险的,在市场不完善、法治不健全,经济人不能有效避险的情况下,经济人就会利用关系跨期避险,利用关系投机获利,提高自身效用。从社会角度看,有时一些合作关系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关系的成本是加速上升的,过分建立关系往往引起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对关系应该辩证对待,既要鼓励建立关系提高社会福利,又要防止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转型期内非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是独特的,这时市场功能尚不完备,法治体系远不完善,金融体系很不发达,计划经济思维还影响着政府运作……面对这样的环境,风险相对更大的非国有企业有机会、有动机去和相关利益者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进行关系融资。首先,非国有企业会努力同仍然掌握着众多权力、掌控着许多重要资源、影响着利益分配格局的政府及其官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协助实现政府及其官员的目标,以换得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其次,非国有企业会和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力争从这个主要的外部正式融资渠道获得贷款;再次,非国有企业会和上下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分散降低经营风险,获得它们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特别是从供应商那里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在本文中,作者建立模型分别说明了这些政企合作关系和经济人之间的融资合作关系。在本文中,作者对中国转型期内非国有企业融资做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关系的确影响着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首先,实证证明非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影响着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政企关系越好,企业越容易通过负债筹集到资金,企业的负债比率就越高,非国有企业就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在转型早期,企业与政府关系越密切,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资金也就越多。其次,实证证明非国有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影响着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多少。企业与银行关系越密切,可以从银行那里获得的贷款也越多。在转型早期,关系因素是影响非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的主要因素,而企业盈利能力并不影响非国有企业从银行借款。再次,非国有企业与其供应商的关系影响着它的商业信用融资。虽然商业信<WP=6>用合作中供应商是相对被动的,但是关系依然影响着商业信用的供求。供应商与客户们的关系越密切,商业信用的供给就越多,与最大客户的关系合作越好,客户拖欠的也就越少。非国有企业与其供应商的关系越密切,可以获得越多的商业信用。作者还发现关系因素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在近期相对要明显。
胡杨成[8]2003年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困扰各国经济理论界、实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世界性难题。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加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帮助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对于实现中小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联系中国体制转型时期的特点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综合运用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剖析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结构状况，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现实难题及成因，借鉴国际经验，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选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章(第二部分)，从“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两个角度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进行了讨论，借鉴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具体特点，指出了我国以往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忽视劳动力因素这一不足之处，认为应主要从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三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界定，同时要结合具体行业的特点制定。对于中小企业地位与作用的详尽论述，则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章(第三部分)，在明晰企业融资的实质与过程的基础上，从多角度讨论了企业融资方式的分类方法，并对于不同的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了进行了比较，明确了不同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将会导致企业不同的融资效率。回顾了西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于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价，分析了该理论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指导意义。通过上述的比较和分析，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应当加强内部融资，注重商业银行贷款，同时要扩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第三章(第四部分)，主要是对中小企业融资特点和融资效率进行探讨。阐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融资的特点。从信息不称的角度解释了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深层次原因，解释了信用担保和中小金融机构是克服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政府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必要性。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环境，对中小企业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效率进行了排序。计算结果显示，从提高融资效率的角度出发，在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渠道先后顺序是：内源融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不可能通过内部获得足够的资金，因此，中小企业要注意处理好同商业银行的关系。考虑到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应当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过程，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不可能是支持企业融资决策的惟一依据，从而为建立多层次、多侧面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提供了论据支撑。 第四章（第五部分）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资金结构状况的分析来判断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上的结构、规模及其在资金筹措中的主要困难。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直接融资、外部间接融资以及企业内部融资三个方面剖析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基于这些考察和分析，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和启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在融资渠道狭窄，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和制度环境因素。为此，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应当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的融资条件和良好的融资环境；取消中小企业融资的歧视性待遇：在稳定发展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发展。 第五章（第六部分），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做法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小企业山于受经营规模的限制，其投资会更多地依赖外部环境。无论一国采取何种融资体制，其融资都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为此各国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制订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如：管理机构，政府法规、金融服务、贷款担保和社会辅助体系等。借鉴国际经验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多层次、多侧面的融资体系，拓宽融资渠道，使融资结构更为合理。同时为了推进这一融资体系的建立，本章从政策、法律、法规、金融服务、贷款担保和社会辅助系统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建议和对策。 第六章（第七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并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小企业融资有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资本市场亟待发育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尚待建立完善的今天，无疑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刘成奎[9]2005年在《民营经济融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营经济是完全依靠市场规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以赢利为唯一目标;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其产权关系是比较清晰的;民营经济具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分配和激励机制。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不是由国家计划来引导的,而是主要通过市场引导的,它和国家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民营经济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在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就业,增加税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民营经济融资的实现依靠融资制度。融资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主要依靠融资结构和融资效率。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依靠预期的交易规则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各自的交易目的,并降低交易的各种风险,进而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反观我国的融资制度,其在融资结构、融资效率上都不能适应民营经济融资的需要,如在降低交易成本、价格发现、风险转移等方面都无法很好地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因此,我国融资制度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营经济则可以从融资制度创新中获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西方国家企业融资理论发轫于M-M理论,之后它发展成三个主要流派,即企业融资的委托—代理理论、企业融资的信息传递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的控制权理论。我国学者对民营经济融资问题也进行了很多的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民营经济萌芽阶段、波折发展阶段、高速发展阶段。 在萌芽阶段,国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对私营经济还是没有给予正式的承认;国家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营经济融资的税收、金融政策,但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内源融资是此时的主要融资方式,银行信贷只是一种补充方式。 在波折发展阶段,国家承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国家继续创新有利于民营经济融资的税收、金融制度,此时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依然明显。1989年之后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处于波折发展之中。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国家明确规定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在税收制度方面开始将民营经济列为和国有经济对称的市场主
钱陈[10]2006年在《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详细分析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将土地要素和农村部门引入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构建起一个包含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运用该模型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并利用1998～2003年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基本上验证了理论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结论;然后,将政府行为引入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别讨论了土地利用控制、公共财政收支和人口迁移限制等政策行为对中国城市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国城市的相关数据或案例进行了验证。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城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中国的城市规模与人均非农产值、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二是若政府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规模进行控制,则在Tiebout条件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土地指标禀赋呈正相关性,且人均建设用地规模存在唯一的均衡值;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与城市化率之间呈负相关性,而与人均非农产值之间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随着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的增加,城市规模会出现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趋势。三是若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来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品,理论证明在没有地方公债市场和满足Tiebout条件时,政府征收的所得税率存在唯一的均衡值;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税率的变动,城市规模、公共支出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均呈“倒U型”的变化。但实证分析却发现,公共支出与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税率变动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虽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于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却几乎没有影响。四是若政府可以通过限制城乡人口迁移来获取权力租金,则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城市发展是有利的。理论分析表明,当政府之间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城市化率、城市规模和人均效用水平均要高于政府垄断竞争状态下的值。且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政府竞争程度的上升有利于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从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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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型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D]. 丁伟国. 东北林业大学. 2005
[6]. 政府管理角色的创新与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D]. 崔彩周.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7]. 中国转型期的关系与非国有企业融资[D]. 杜庆军. 复旦大学. 2004
[8].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D]. 胡杨成. 安徽农业大学. 2003
[9]. 民营经济融资制度研究[D]. 刘成奎. 武汉大学. 2005
[10]. 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研究[D]. 钱陈. 浙江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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