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解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追求人口均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本质上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人口均衡的概念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需求不断升级的今天，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追求人口规模适度方面，而是有了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层次上，它要求不但人口自身各个要素之间要相互协调，而且人口与外部各个因素之间也要相互匹配；在内容上，它要求不但要实现人口数量上的理想状态，而且要实现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状态。所以需要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概括和反映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人口发展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口均衡”的概念被提出来，成为描述新时期人口发展目标的最佳选择。
均衡的本意就是平衡，指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或一个事物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的相等、相抵或相适。应用在人口发展方面，它至少包括下面两层含义：
第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力量相平衡。它是指人口发展既不能落后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发展，也不能超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所能承受的范围。
第二，在人口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作用要平衡。人口内部各要素是相互作用的，而且各要素都有自身的理想状态。例如，人口规模的理想状态是适度，人口素质的理想状态是不断提高，人口结构的理想状态是各部分比例恰当，等等。所以人口各要素内部力量的平衡是指各个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都应向其理想状态发展，不会由于其中某一个(或多个)要素的发展而使其他一个(或多个)要素背离它(们)的理想状态而发展。
综合上面的观点，我们对人口均衡做出如下定义：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2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发展的不均衡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人口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发展一直面临着许多不同形式的问题和挑战，人口理论研究与政策探索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虽然这些问题表现诸多，包括人口规模过大、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态势严峻、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许多方面，但是这些问题的实质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口发展的不均衡。
在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通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尔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尽管这些政策致力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在不同时期政策的侧重点也有所转变，政策手段更是多种多样，但是归结起来却有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纠正人口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引导人口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先面临的人口问题就是人口规模过大、人口增速过快的问题。究其根本，这是人口不均衡发展的一种表现。其实，无论人口规模的大小还是人口增速的快慢，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问题。正因为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超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才成为真正的问题。
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中国人口增长与土地、粮食、就业岗位等资源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曾提到：“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这是对当时人口过快增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失衡现象的准确刻画。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这种失衡现象表现得更为严重。1959-1961年间，由于粮食减产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均消费量大幅减少，其中粮食消费减少了19.4％，猪肉消费减少了69.9％，粮食、农副产品供应严重短缺，营养不足现象普遍存在，死亡率不断攀升，人民生活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1962-1965年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急剧增长；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人们的自发生育泛滥，人口严重失控，继续高速增长。1949-1971年间，由于死亡率自50年代就开始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基本维持在原来的高水平上，造成人口增长率的迅猛上升，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在60年代，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500万，最高的1963年竟达到2954万人(见图1、图2)。此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空前的尖锐：人均耕地面积从1965年2.14亩的水平下降到1970年1.48亩的水平，1970年的人均粮食比1955年还降低了10斤；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因为部分消费资金要用于新增加的人口而受到限制，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1965年仅增加17美元，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反而下降；商品与服务供应紧张，几乎所有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全部配额限制供应，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也出现严重的困难；人口规模对社会经济资源产生巨大压力，“大炼钢铁”、“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活动造成经济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可见，当时的人口发展已经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极不协调，对人口自身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发展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图1 1949-1970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Figure 1 The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in China from 1949-1970‰‰
图2 1954-2008年中国人口的出生人数(万)
Figure 2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China from 1954 to 2008(ten thousand)
面对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从19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质正是通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改变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失衡的现象，使人口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跨越，使人口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不均衡状态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均衡状态，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1971-1998年间，我国因为计划生育因素少出生人口3.38亿。在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人均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元增至3094元；而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只能分别从363元增至4099.5元、从197.3元增至1954.4元。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1970-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从293.2公斤增至401.7公斤，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将使我国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1997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森林面积、水资源分别为1.15亩、0.11公顷、2275立方米，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将分别降至0.93亩、0.09公顷、1836立方米。引用上面这些数据的意义不仅仅是数据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的角度。可以看出，当我们对计划生育政策成功之处进行评价时，都是从它避免了多少人口出生、多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的角度出发的，这就有力印证了计划生育政策所解决的人口问题实质就是改变人口失衡状况、引导人口向均衡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现了失衡的现象，特别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生性别比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是其它年龄人口的性别比的基础，对总人口性别构成起根本性影响。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观点来看，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就是人口性别结构偏离了它的理想状态。而所谓人口性别结构的理想状态，是指男性数量与女性数量的比例合适，处于正常范围之内。经过世界各国大量数据统计的结果证实，人口的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3～107。而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见图3)，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高达120.6。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的状态。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直接原因是非法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进行性别选择的终止妊娠。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均衡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男性会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形成严重的男性过剩、婚姻挤压现象。婚姻性别挤压也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构成威胁，容易滋生性犯罪，拐卖妇女等现象；而在婚姻市场中受到挤压的多为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个体，庞大的大龄未婚底层男性群体的存在本身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就是一种威胁，可能产生犯罪、暴力等一系列问题。
图3 1982-2008年部分年份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Figure 3 The SRB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08
认识到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是人口不均衡发展的一种表现后，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国家治理出生性别比的政策，政策的脉络和逻辑就显得格外清晰。面对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的现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扭转性别结构不均衡的现象，使人口的性别结构恢复到均衡状态。针对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政策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是通过“打击两非”行动等直接制止性别选择行为，实现人口性别结构均衡；另一方面是通过“奖励扶助”、“关爱女孩”等活动，营造有利于女孩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环境，从根本上扭转人口性别失衡的趋势，实现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
进入2000年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出现年龄结构失衡的状况。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老龄化水平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2％，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比重为7.1％。2000-2007年，老年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龄化。2009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突破1.13亿，占人口总量的8.5％。据预测，到205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本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及其占人口比例的增加并非是一个问题，甚至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从人口是否均衡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这种趋势，则能够理解到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老龄化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问题。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还处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还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在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备和供应还不充分，还没有能力应对如此迅速的老龄化进程。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规模的不均衡。这是指人口规模控制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人口规模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但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会因此而减慢，却会使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必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所以在对人口进行调控时，必须全面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老龄化加快两个方面的问题，力求找到一个人口总量不要增加过快、老龄化速度也不要过快的最佳平衡点，使总负面影响达到可能的最小值。
相应的，我国应对人口年龄失衡的政策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我国加快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应对模式，使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对出生人口进行调控，在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之间寻找平衡点，使两者都向自身的理想状态发展。
3 提出“人口均衡”发展目标的必要性
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将实现“人口均衡”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人口均衡发展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现实中人口自身往往不能自动实现均衡，甚至我们观察到更多的是人口不均衡的现象，人口要素之间、人口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比如，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曾有一个阶段，死亡率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而生育率却并不随之下降，造成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的发展往往对资源、环境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形成更大的压力；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由于生育的孩子减少，人们更有可能对性别进行选择，使人口性别失衡的现象更为严重，等等。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人口均衡”作为一种人口发展的总体性目标提出，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第二，人口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必须实现均衡发展，不能也不可能先发展其中一方面，然后再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可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我们可以选择“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但是在人口发展中，这样的优先战略是行不通的。因为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例如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一个都不容暂缓发展或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且人口变量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变化具有长期性、周期性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当我们为了顾及某一方面发展而忽视另一方面发展，而等到日后再来纠正这种失衡的现象时，所付出的时间、经济和社会代价将会是巨大的。
4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问题是社会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不仅要将实现“人口均衡”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还必须站在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人口的均衡发展问题，致力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如前文所言，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人口政策的实质是引导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那么，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目标则是对我国多年来人口调控理论思考与政策实践精准概括。而且，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是无法割裂其中之一而谈其他的。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后，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使原本就紧密联系的人口、资源、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势在必行的。
标签：性别比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老龄化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均衡教育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