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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0)01-084-07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抚服以乌思藏为主的广大藏族地区的过程中，也吸取了元朝统治者扶植藏传佛教、尊崇礼遇藏族僧人的经验，所不同者，明朝统治者不像元朝那样独尊萨迦派，而是根据各教派势力集团各自为政、互不统隶的特点，采取了“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政策。所谓“多封众建”，就是对藏传佛教各派僧人赐予封号。封号的等级很多，依次有：法王、王、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等。各教派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得到了相当的荣封。
在“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过程中，明朝中央政府以各种方式派出进藏人员。
一、政府官员进藏
自洪武二年始，明太祖即遣西征军向西攻克临洮，始与吐蕃接触，自此数次遣使进入藏族地区招谕当地僧俗官员上层人士弃元降明。派遣使者诏谕吐蕃各部举措开始于洪武二年五月。《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五月甲午，“‘遣使持诏谕吐蕃。’……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招谕之。”[1]洪武三年六月，“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邓愈军门前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降。先是，命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招谕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至是何锁南普等来降。”[2]洪武七年十二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遣员外郎许允德赍诏及诰印往赐之”。[3]
明初，称西藏叫“西番”，明对西番并未全面用兵，而是加意招抚。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是一个在招抚藏族头人方面立下大功的地方官员。许允德曾两次只身到朵甘思、乌思藏，联系当地的藏族首领，“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许允德入藏招抚的最大功绩，是替明政府招抚了元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等一大批元朝委任的吐蕃首领，并使元宗室、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归降，为明王朝在河、湟、洮、岷一线建立西番诸卫所铺平了道路。
明朝廷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不劳师旅之征”的情况下，而将辽阔的藏族地区纳入它的版图，许允德功不可没。在洪武初期，许允德作为惟一出使藏区的朝廷命官，是明王朝出使藏族地区的全权代表，朝廷对他频繁地出使藏地赏识有加，擢升他为西番礼部员外郎之职。藏区地域辽阔，各部分散，许允德为完成此项任务历尽艰辛，前后在藏区各地盘桓达五年之久。洪武七年十二月，他最后一次完成安抚西宁等处任务后回到临洮，积劳成疾，客死当地。他的陵墓在今临洮城东。[4]许允德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在促进明初大一统局面形成和藏汉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洪武三年五月，明大将军徐达分遣左副将军邓愈招谕吐蕃。邓愈攻克时为藏族聚居区的河州后，遣人招谕吐蕃诸酋。洪武三年六月，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持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邓愈军门前降。洪武十年四月，“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大都督府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杀使者巩哥锁南等，故命愈等讨之。”洪武十年五月，“征西将军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崑崙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遂遣凉州等卫将士分戍碾北等处而还。”[5]
除了派官员诏谕外，还派官员赍敕赏赐。宣德三年二月丁丑“遣都指挥陈通等赍敕往西番赐弘妙广济大国师吒思巴儿监藏、安定王亦攀丹等金织袈裟、禅衣、白金、文绮表里及伫丝、袭衣有差。”[6]
明朝在统一藏区的大业完成后，驿站的重建就显得尤为迫切重要。为了及早恢复前后藏以及接连汉藏地区的驿站，明廷多次派遣大臣前往藏区检查和落实。永乐五年三月“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地，设立站赤，抚安军民”。[7]永乐七年二月辛巳，“陕西都指挥同知何铭等六十人，往乌思藏等处分置驿站”。[8]
永乐十三年二月“升陕西都指挥同知刘昭等官。先是，昭等七十七人奉使乌斯藏还，至灵藏奔站遇番贼。昭等与战，败之，贼死伤甚众，遂奔北。”[9]
刘昭除进藏处置驿站外还曾进藏买马和率兵处理族群冲突。宣德元年六月行在兵部奏：“比者陕西洮州思曩日簇番人屡窃思曩日、沙剌簇牛羊等物，已有旨命陕西三司及守洮州都指挥李达体审是实，就谕以祸福，令还所窃。今三司言，都督刘昭尝入番买马，番人信服。乞敕昭率兵与三司遣官偕往招谕”，从之。[10]
二、宦官进藏
招徕、宣抚乌斯藏僧，藉佛教的信仰力量来加强汉、藏两地的沟通和联系，是明朝太祖、成祖制订的一项重要国策。此项国策的要点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11]，故而宣召乌斯藏僧乃是当务之急。明初诸帝往往将宣召之任托之于太监。
永乐中屡使西藏等“绝域”的侯显是藏人。清《洮州厅志》卷十六《番族僧纲》载：“圆成寺僧正侯洛札旦正，居城南十里，始祖侯显，明洪武间以太监供差，奉旨命诣乌思藏迎如来大宝法王。显故后，传于侄朔南加产……”。
据藏史记载，侯显系洮州地方人，圆成寺（藏语称叶哇寺）是其祖先所建，侯显本人曾出资重修了寺院，他晚年时也归老于寺院。[12]所以方志中称其为侯僧正之“始祖”。永乐元年侯显以司礼少监身份担负迎请哈立麻的重大使命，除了“有才辨，强力敢任”的才干之外，[13]其族属背景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而实际上，从成祖时期开始，对宦官“多所委任”，大量宦官因之参与了诸多藏事活动，凡对藏僧的征召、册封、护送以及宣抚赏赐等等使命几乎都由宦官担负，这使得宦官得到更多接触和感受藏传佛教的机会。宦官出使西藏，从目前所见的记载看，藏人出身的侯显是第一人。“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郑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西番则率使侯显。”[14]继永乐元年到四年间侯显首次使藏后，永乐十一年和宣德二年，侯显又两次入藏，遍历西藏各地并远涉尼八剌（尼泊尔）及地涌塔等处。[15]《明史·宦官传》载：“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带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显以奉使劳，擢太监。”[16]“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适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17]
侯显之外，《明实录》记载永乐到宣德间宦官使藏者甚多，姓名可考者有关僧、杨三保、乔来喜、宋成等等。
《明太宗实录》及《明宣宗实录》载其出使情况如下：
《明太宗实录》卷108永乐八年九月壬辰条：
遣内官关僧赍书及白金、彩币，往西土征尚师昆泽思巴。
《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条：
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思藏还。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哩藏卜，遣侄札结等与三保偕来朝贡。命礼部复遣中官赍敕赐之锦币，并赐其下头目剌麻有差。
《明太宗实录》卷147永乐十二年正月己卯条：
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谕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管［馆］觉灌顶国师护教王宗巴干［斡］即南哥巴藏卜、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巴藏卜及川卜、川藏、陇答、朵甘、答笼、匝常、剌恰、广迭，上下邛部，陇卜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
《明太宗实录》卷185永乐十五年二月戊午条：
遣内官乔来喜等赍佛像、佛经、金银法器、彩币等物往乌思藏，赐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
《明太宗实录》卷217永乐十七年二月癸未条：
遣中官杨三保等赍敕往赐乌思藏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思（达藏）辅教王喃渴烈思巴、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也矢等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綵币表里有差。盖答其遣使朝贡之诚也。
《明宣宗实录》卷109宣德九年三月戊寅条：
遣中官宋成等赍敕往乌思藏等处给赐。敕都督赵安率兵一千五百人送之毕力术江。
上述诸人中，杨三保至少三使西藏，功绩堪比侯显。明永乐年间，为了纪念太监杨英（杨三保）为首的使团“赉敕往乌斯藏”，便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大昭寺大殿坛场的中央。
值得一提的还有太监刘允。“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赍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岁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匮竭。既至，为番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赍。及归，武帝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钧等言，张忠、吴德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部察院鞫治，允亦得罪。”[18]
三、内地僧人进藏
由于藏区地域辽阔，各部分散，互不统隶，对其僧俗首领的招抚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又相继派遣克新为首的三名汉地佛教僧人诏谕藏族僧俗头领，并要求他们沿路考察，绘出地图带回。这三位汉地高僧就是元末明初高僧宗泐、克新和智光。利用汉地高僧招谕藏传佛教高僧，真可说是洪武朝的一大创举。提及任用汉地高僧为朝廷使者入藏区施行宣谕之事，首先要介绍一下金陵大天界寺。天界寺建于元代，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将其潜邸改建成佛寺，题名“大龙翔集庆寺”，宗泐的师傅、著名元末高僧文广智即为该寺的开山住持。到至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军队攻下集庆（即南京），进驻大龙翔集庆寺，僧众逃散。后该寺住持慧昙靠拢新朝，朱元璋遂“诏改龙翔为大天界寺，命昙主之”。[19]天界寺从此名重一时，声被遐迩。据载，“每设法会，昙必升座，举宣秘要，车驾亲临，恩数优洽。远迩学徒，闻风奔赴，堂筵至无所容”。[20]朱元璋还亲笔御书“天下第一禅林”，悬之寺门。有元一代，曾设有一个专门行政机构即宣政院（前身称总制院），该机构专门负责藏区事务及佛教事务，这是元代的创举。明朝建立后，不再设置这样的机构，而且朱元璋在治理藏区及处理佛教事务方面，并未照搬元朝旧制。然而，朝廷要想处理藏区及藏族僧人以及汉地佛教事务等事宜，就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正是适应这种特别形势之需要，再加上大天界寺有藏传佛教的背景，朱元璋让该寺兼管全国佛教事务。洪武元年正月，明太祖在大天界寺“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21]并授慧昙以“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封号，“统诸山释教”，“秩视从二品”、“颁之诰命，赐以紫方袍”。由此可见，明建国之初创设的第一个僧官机构称善世院。所谓“善世”者，即取其劝化世人为善之意，正如宋濂所说：“入佛之门，建善之本”。[22]善世院开设不久，慧昙即染疾，遂“罢院事”，洪武三年夏疾愈，便奉诏出使西域。据载，慧昙于洪武四年秋“至省合剌国，宣布威德。其国王感慕，馆於佛山寺，待以师礼”。[23]同年九月，抱疾出使的慧昙客寂西域。
洪武朝出使藏区的僧人克新和宗泐都是出自大天界寺。关于克新的事迹，见于记载者甚少，清人文集中对其生平事迹有寥寥记载[24]：
“克新，字仲铭，番阳人。宋左丞余襄公之九世孙。始业科举，朝廷罢进士，乃更为佛学。即治其学，益博通外典，务为古文。出游庐山，下大江，揽金陵六朝遗迹，掌书记于文皇潜邸之寺七年。兵起，留滞苏杭，主常熟之慧日，迁平江之资庆，洪武庚戌，奉诏往西域招谕吐蕃。”
此处所说“文皇潜邸之寺”，即集庆大龙翔寺，也就是明代的大天界寺。克新曾在此寺主文书事达七年之久，直至元末战乱后才离开。其时，大龙翔寺住持正是元末高僧释笑隐和尚。据《新续高僧传》等记载，笑隐共有十大弟子，克新年纪最轻。笑隐也是宗泐的师傅，故克新与宗泐同出一门。
克新奉旨出事吐蕃是在洪武三年(1370)。据载，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25]可惜至今无人见过明代汉人及藏人绘制的任何地图，因而给明代西藏地名的比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宗泐，浙江临海人，俗姓周，字季潭，别号全室。据僧传记载，此人自幼学习梵文，精通梵汉佛典，是元朝末年江浙一带影响较大的高僧。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十分重视僧人在社会上的教化功用，认为佛教是“阴翊王度”，下诏书征招高僧，宗泐则是于洪武四年应诏来住持天界寺，与明太祖个人关系密切。明太祖对宗泐礼遇有加，每当宗泐升座讲法，太祖皇帝常御驾亲幸，命御膳房每日赐予膳食，“荣遇为一时之冠”，“时见临幸，日有赐膳，尝和其诗，称为泐翁”。
宗泐于洪武十年奉旨出使西域，他的使命除招抚吐蕃部落外，还顺带“搜求（佛教）遗书”“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衔命而西。出没无人之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之矣”。[26]
宗泐完成使命，回朝复命是在洪武十四年：
十二月乙卯，“僧宗泐还自西域。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27]
宗泐此番出使西域，活动地域广阔，包括西藏阿里地区及印度。各种记载中均言宗泐西域之行是为了“搜求遗书”。但从当时历史情况来分析，主要目的应是向“俄力思”即阿里地区的僧俗上层宣谕朝廷的招谕政策。洪武八年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但这只是沿袭元代旧制，俄力思僧俗上层人士并未入朝称臣。
这里所言西域，是指藏区。《明史》中记载今西藏地区史事均称《西域传》。俄力思，系藏语译音，即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在公元6世纪前后称大、小羊同，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征服其地，成为吐蕃王朝属部之一。9世纪末叶，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在奴隶和平民大起义打击下逃至西境羊同的乍布朗（今西藏扎达县），其后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建立了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境）、普兰（今西藏普兰县）及古格（以扎达县为中心）三个政权，此后，吐蕃原来辖属的大小羊同地区遂改称“纳里速古鲁孙”，意为“领域三部”，或称“阿里三围”。元朝建立后，曾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名曰“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地区与今西藏自治区大致相等，它设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等，下面又有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说明阿里地区为军事管辖区。[28]
《明实录》中的“俄力思”正是“阿里”一名的不同译音。至于“巴者万户府”，暂不清楚它的藏文对音，也难以说明这一万户府之地望为何处。今考元代所封十三万户中没有一个称作“巴者”的万户。考虑巴者万户使者与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使者同道而来，此万户亦应在阿里地区，至少临近近阿里地区。
明代在阿里地区建制是在洪武八年：“诏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帕木竹巴万户府、乌斯藏笼答千户所，设官一十三人。”[29]按惯例，总是招谕在先，朝贡次之，而后才建立行政机构。但从明代诸种史料记载来看，洪武十四年正是俄力思地方第一次派人入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由于阿里地区山高路遥，交通不便，明太祖沿袭元朝旧制，仍于其地设置军民元帅府，招谕之事则缓行。早在洪武六年元末代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及元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来朝时，向新朝举荐六十名元代土官，朱元璋立即设置若干行政机构，并以所举土官继任之。当时有朝臣提出异议，建议“来朝者授职，不来者亦弗予”。朱元璋回答说：“‘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万里来朝，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之。降诏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曩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所举故国公、司徒、宣慰、招讨、元帅、万户诸人，自远入朝。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尊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之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30]
智光，本姓王，山东武定州庆云人（今山东省庆云县），生于元至正八年十二月。年十五岁时入大都吉祥法云寺出家。师从迦湿弥罗国（今译尼泊尔）班智达萨诃咱释哩国师，遂精通梵语及五明之学。萨诃咱释哩于元未来华宣敷佛法，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大旅行家和大布道者，其影响施及智光平生。[31]
明朝建立后，智光率弟子往南京朝觐太祖，明太祖发现他兼通梵汉（梵实则指藏语），于是命他驻锡钟山寺翻译其师班智达所携经典，所译文字词简理明，深得太祖嘉赏。后遂命智光携弟子惠便出使西域。智光前后三次出使西域，两次是在洪武朝，一次是在永乐朝。明宣德十年(1435)初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名号，同年六月圆寂，在北京阜城门外故刹三塔寺举行了隆重的荼毗盛典。25年之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智光法师还被追封为“大通法王”，这是见于记载的汉族高僧被封为法王的惟一一例。
智光在洪武朝两次出使藏区。
第一次是在洪武十七年。《明实录》洪武十七年二月己未条：“遣智光等使西天尼八剌国。”
《智光塔铭》云：“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春与其徒惠便奉使西域，至尼巴辣梵天竺国，宣传圣化，众皆感慕，已而谒麻曷菩提上师，传金刚曼坛场四十二会。礼地涌宝塔。其国敬以为非常人。”[32]
《明史·西域传》记载：“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尼巴剌），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33]
铭文记载亦可与明史记载相互印证。
上文所言尼八剌或尼巴辣即今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一带。智光出使尼八剌，实际上是指智光西行所达到的最远点。13世纪以后，因中天竺比哈尔(Bihar)一带佛教圣地为伊斯兰教所毁，佛教学者遁入尼八剌，以故藏人多到尼八剌求法深造，智光作为藏传佛教僧人，当时也必然是循着藏尼间大道南下，意欲寻访精通佛教五明的大班智达及周游佛教圣迹。洪武、永乐两朝，智光曾多次奉命前往乌思藏等地区，与其政教首领交往，并陪同他们晋京，进一步加强了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之间的联系。同时还数次出使印度和尼泊尔（即梵天竺国和尼八剌）等国，为发展中国与这几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智光于洪武二十年自西域还朝。同他一道入朝者不仅有尼八剌使者，还有乌思藏及朵甘地方的使者，据《明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庚午，“西天尼八剌国王马达纳罗摩、乌思藏、朵甘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搠斡尔监藏等各遣使阿迦耶等来朝，上表贡方物、马匹、镔铁剑及金塔、佛经之属，贺明年正旦”。“僧智光等自尼八剌国使还，献马八匹，却之”。[34]
智光第二次出使事明史中缺载。据塔铭记载，“比还，复往，复率其众来朝”，另外几则碑记亦有相同记载。此次出使回朝时间应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明实录》记云：“洪武二十三年(1388)十二月庚辰，西番诸夷曰西天尼八剌国、曰灌顶国师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曰乌思藏卫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曰仰思多前司徒公哥巴思、曰乌思藏卫都指挥使司佥事班竹儿藏卜、曰分司佥事管卜儿监、曰辇思寨官喃儿加、曰咂力巴辇卜、曰扎唐千户端竹藏卜、曰宣慰使列思巴端竹、曰乌思藏卫镇朵儿只藏卜、曰班竹儿藏卜、曰汝奴藏卜、曰的瓦占寺僧星吉旦遣使扎萨巴鲁等表贡方物，贺明年元旦。”[35]
文中所说的“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即“扎巴坚赞”，是明代乌思藏地方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集团同时也是教派集团的帕木竹巴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在元代即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至明代，帕竹政权更是炙手可热，其他较小的地方势力及教派集团无不望其马首是瞻。它对朝廷的向背，直接影响着乌思藏地区的稳定与否。另外，文中的“俺不罗”即“羊卓”；“咂力巴”即“蔡巴”，都是较大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的僧俗首领共同派遣使者一道来朝，很可能就是随同智光一起来的。
明太祖对藏区的招谕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仅十余年间，藏区各部僧俗首领纷纷来朝，接受朝廷的封号、官秩、印诰等，而明王朝也基本上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整个藏区的行政建制。[36]
四、藏族僧众进藏
在明朝前期，即洪武、永乐、宣德时期，朝廷每每派遣使团赴乌思藏等各藏区，其具体使命主要是封赐宣抚藏区各部政教首领，而执行这些使命的往往都是宫廷宦官。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会差派驻在京城的藏僧执行一些特殊使命，有时是协助宦官使臣担任翻译联络工作。景泰三年受封为“大智法王”的安多藏僧班丹扎释就曾在永乐年间多次奉旨出使乌思藏地区，在延请噶玛巴得银协巴入朝一事上功不可没。宣德十年(1435)，宣宗皇帝敕修班丹扎释所驻锡的大隆善寺，并为其雕刻紫檀木等身坐像一躯。此躯坐像“披袈裟袒右臂，结印于胸前，光头圆脸，丰面大耳，颇有光彩”。[37]班丹扎释木雕像原存北京西城护国寺护法殿，“文化大革命”时移至故宫，后又移至北京法源寺，至今保存完好。雕造木像事足以证明明朝皇帝对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高度宠幸和隆重礼遇，这在明代众多的藏族高僧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这是彰奖他对祖国统一及民族团结所做的突出贡献。寺中所藏《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碑文记录了班丹扎释的不朽功绩：“永乐间，征之赴阙，馆留京寺，对扬称旨，尝偕近臣陪送大宝法王远抵其国，道力所致，神物护持，涉历山川，略无险□□□，太宗皇帝嘉叹久之，授以僧录司阐教，赐予甚隆。继而屡奉使命，往还西域，远夷率服，边境无虞，师之，以慈化物，佑□□□国，推诚之至，凯庸可得窥测也哉。宣宗皇帝践祚之初，加以今号，金章宝诰，特宠之吁，何其□□。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新立之，所费之资□□□”。[38]
及至明朝中期，因为逐渐有许多藏族僧人常驻京城，他们多次往来于藏区与内地，熟悉两方面情况，同时又可适应高原气候条件，更容易克服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带来的许多困难。由于这些因素，自成化以后，朝廷经常派遣京城藏僧出使乌思藏等藏区，执行朝廷对藏区政教首领封赐宣抚事宜。
成化十三年，礼部曾为出使藏区完成使命的驻京藏僧请赏：十二月癸卯，“礼部奏：‘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并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驼等物。都纲等如讲经例给赏。其国师无赏例，今加赏彩段一表里。上等马每匹加赏丝一匹，驼只如回回例，每只彩段三表里’。从之”。[39]
至明武宗正德年间，由于皇帝对藏传佛教僧人的特别宠信，派遣驻京藏僧充任朝廷赴藏区使命更趋频繁。正德二年八月，“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同时还派遣十名京城喇嘛与之同行。札巴也失以“远赍赏赐，徒从稀少，不便防护”为由，乞请再增加从员，最后皇帝又增派了十名喇嘛作为随员。正德十三年，“遣大护国保安寺番僧觉义领占札巴等充正、副使，率其徒二十七人入乌思藏国，封其酋为阐教王”。充当朝廷使者除了可以得到朝廷例行的一些赏赐外，外派藏僧也会趁机寻求更多经济利益。领占札巴等人请求朝廷提供马匹及快船三十只，用以“贩载食盐，为入番买路之资”。因为入乌思藏封授事朝廷已安排妥当，户部不准许札巴等人的额外要求，依明朝法律，私自贩载食盐是犯法的。但武宗偏袒札巴等人，特别准许他们的请求。后来在出使过程中，“札巴等在途科索亡厌，州县驿递俱被凌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40]
正德年间，由于皇帝对藏僧的特别优宠，也使得有些藏僧有恃无恐，不守法度、寻衅恣事时有发生。至嘉靖年间，由于世宗皇帝好道不好佛，几乎未再任用京城藏僧出使藏区，仅有的一次发生在嘉靖后期。嘉靖四十二年，由于乌思藏阐化王请求袭封王号，“上以故事，遣番僧远丹班麻等二十二人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对监之”。但此次京城藏僧出使事宜也不顺利，由于途中远丹班麻等人产生矛盾，不受朱廷对的管束，朱廷对回朝后向礼部报告远丹班麻一行在途中“肆为骚扰”。礼部因此向皇帝奏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无已，则下附近藩司，选近边僧人赍赐之。上以为然，令著为例。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41]
除了驻京藏僧入藏完成使命外，已归附的藏区首领也参与了入藏招抚活动。
洪武初年明军攻克河州之后，打开接触广大藏区的门户，河湟一带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最先归附明朝，并且得到了明朝敕封，成为明朝管辖之下行政地方的官员，朝廷把他们作为进一步招抚乌思藏等地僧俗首领来归新朝的重要人力资源。这些安多地区的藏族人与乌思藏地方的藏族人虽有一些区域性语言差异，但有共同的民族特质及其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沟通起来相对方便融洽；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地近中原地区，甚至是长期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混合聚居，他们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也比较熟悉，有许多人通晓汉语汉文，由他们转达朝廷的旨意更为便捷、准确；再其次，他们本身都是蒙元时期的地方豪酋，归附后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并且委以重任，还继续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担当要职，他们自身的经历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能够充分地反映朝廷的民族宗教政策导向。因此，由这些人领衔率团出使藏区招抚，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见于记载的参与入藏招抚的藏族首领有：
洪武六年二月，“（乌思藏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等辞归，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诏谕未附土酋”。[42]韩加里麻此番出使招抚是颇有成效的：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寅，“乌思藏帕木竹巴辇卜闍吉剌思巴、赏竺监藏巴藏卜等遣使进表及方物。先是，命河南（州）卫镇抚韩加里麻同国师喃加巴藏卜持敕至乌思藏招谕未附番酋，并以文绮赐之，至是，来谢。诏赐文绮、禅衣及织金文绮有差”。[43]
在洪武初年的对藏区僧俗首领的招抚中，明朝还特别起用一批兼通藏汉语言的安多或康区藏族人，委任他们以“通事舍人”等官职，作为朝廷的使节出使藏区做招抚工作。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八月，巩哥锁南以通事舍人身份出使西域招谕吐蕃。[44]巩哥琐南的事迹，在史书中没有更多的记载，但我们知道这个为沟通汉藏关系作出贡献的藏族使者最终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明实录》记载：洪武九年七月，“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招谕吐蕃还至川藏朵工之地，皆遇害”。[45]明朝廷对巩哥锁南之死极为震惊。这不是一件孤立简单的事件，它涉及朝廷与藏区的联系有可能被人为切断，朝廷“广行招谕”藏区僧俗首领的战略部署可能会半途而废，明太祖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为确保与藏地联系的畅通无阻，朝廷决定派兵西征。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洪武十年四月，太祖“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大都督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蕃”。这是一次速战速决的用兵，仅用一月时间，邓愈所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实录》说：“征西将军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遂遣凉州等卫将士分戍碾北等处而还。”[46]
明太祖还任用已经归顺朝廷的藏族首领出使乌思藏地方，让他们向那里的僧俗首领转达皇帝和朝廷的旨意。最早归顺明朝的藏区首领何锁南普原为元朝的吐蕃宣慰使，于洪武四年，受许允德招抚后，纳款归降明朝，朝廷封授他为河州卫指挥同知。他入朝以后，曾奉朝廷旨意出使乌思藏地区，圆满完成任务回朝复命后，明太祖对他十分满意，特地命中书省对他加以褒奖。洪武十二年七月戊申，（太祖）“敕中书省臣曰：‘君子贵守信而行义’，今何锁南普自归附以来，信义甚坚。前遣使乌思藏宣布朕命，远涉万里，不殚勤劳。及归，言皆称朕意。……宜加礼待，其赐何锁南普米、麦各三十石。”[47]
余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王朝从实际出发，分封地方首领和留京宗教领袖，适时派出入藏人员，并通过经济上的茶马交易，对藏区实施了相对有效的管理。我们梳理这段历史，目的是让世人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并从中受到教育。
收稿日期：201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