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以土地制度思想的演变为例_中国近代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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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1840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变迁，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促使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都走向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路径。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无法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现代社会经济生产方式，难以解释和解决新出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变革传统观念和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前人对近代中国经济制度和思想变迁的研究已经比较详细而深入，但大多数研究偏重从经济史角度讨论近代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思想观念变迁的比较少。①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思想的近代化转型问题；二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近代变迁也得到了一定关注。②尽管单纯从制度角度或者经济思想角度的观察已经比较细微而全面，但对这一革命性变迁过程中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机制的讨论却相对缺乏。

      本文试图从一般意义上总结和分析中国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传统经济思想如何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化，近代化的经济制度是如何构建起来的，经济思想对经济制度构建具有怎样的影响，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制度转型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当然，仅仅在抽象和宏观意义上作出判断只是武断演绎，基于微观视角的论证无疑更为重要。土地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及近代中国社会均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土地制度思想是贯穿中国经济思想演进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土地制度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是构成近代中国转型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土地思想演化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近代化经济思想形成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具有典型的转型时期特质。因此，以土地制度思想的演变考察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能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从本文的历史语境来说，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过程。本文重点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引入的情况下，传统经济思想如何完成近代的转型，并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经济制度提供思想基础；二是适应近代化社会要求的经济制度如何与经济思想在互动中完成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型。近代化转型的本质涵义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土地是农业社会最为根本的生产资料，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从土地制度及其思想的演变中观察近代化转型的原因。③如果以西欧的近代化为标准参照的话，近代化转型在土地制度及农业生产关系上的表现是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土地完全归私人所有；农民和土地相分离，成为商品需求者；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得以建立等。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转型并不是传统社会内部的自然演化发展，而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冲击下展开的。从全球范围看，可以说从新航路开辟后起，近代西方文明开始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移植，现代经济学说以“西学东渐”的方式进入中国。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深厚绵长，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传播虽然伴随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式微(但不是完全消失)，不过也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过学习和接纳西方思想制度而启动其近代化的历程。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变革中，传统经济思想对其依然发挥着内在影响。近代经济变革需要经济思想的指导，经济转型问题也需要从经济思想上厘清和解释。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思想基础。单纯依靠引进西方经济思想作为新式经济制度基础的方式并不能顺利实现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转型，因为国情差异导致西方经济制度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还须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想，并在试错和完善过程中形成新的经济思想基础。所以，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不仅单纯是西方经济思想的引进和传播，同时还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外来冲击影响下的演化。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并没有完全被取代或消失，而是在继承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如果说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是传统经济思想走向现代经济理论，那么回避传统经济思想的主体性就不能解释西方众多经济学说在中国的差异性命运。因此，有必要反思传播史研究框架，考察传统经济思想对近代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构建的影响，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的转型。

      (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

      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终点应该是构建起与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基础。西方经济学是与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相伴而生的，所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最便捷的途径。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如何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第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传播是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之一。没有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和刺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缺乏现代化的动力。“打破中国数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体系框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由古典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型，是借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冲击和刺激而完成的。”④第二，西方经济理论是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参照系。由于西方经济学代表了“现代经济科学”，不仅移植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成长最简捷的道路，而且参照西方经济学的创新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实现现代化的方向。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以及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推动着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脱离传统路线，进入与世界经济科学相融合的轨道”。⑤随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式微，西方经济学说开始取代传统经济观念和思维，典型的是“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黜奢崇俭”三大教条被颠覆，“经济学”取代了“洪范”或“货殖”的观念，“供求”、“均衡”取代了“本末”、“轻重”等概念。

      (二)中西经济思想范式趋同

      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在范式统一之前，不存在常规科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虽然没有产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却“创造出大量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还形成了许多较有系统的经济学说”，⑥具有其独特的逻辑思维、名词术语、表达逻辑和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前科学”的形态。到18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思想逐步实现了范式的现代化，构建起现代经济科学的具体形态。西方经济学包含了现代经济科学成分，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科学的转型表现为在概念、形式、方法上向西方经济学的靠近，并在范式上逐步趋同。

      中西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起点是西方经济学的形式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包括现代经济科学教育的建立和西方经济学文献的系统引入。京师同文馆自19世纪70年代起开设“富国策”课程，⑦丁韪良使用的教材为英国经济学家亨瑞·法思特(Henry Fawcett，1833-1884)的《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本书系统介绍了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引入了“利息”(即利润)、“恒本”(即固定资本)、“贷财”(即贷款)、“工价”(即工资)等现代经济科学概念。⑧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理论正规教育的开启和现代经济科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是中国经济思想范式与西方经济学范式趋同的重要节点。由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缺乏解释力，所以西方经济学说成为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取向，可以说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第一条路径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思想内容、形式与方法的整体西化。

      中西方经济思想范式趋同的另一条路径是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现代化，即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⑨面对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代表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在内容上多有创新，而且在范式上也有新的突破。以“经世文编”为代表的经济学专著的出现、魏源等经世学家的思想异变、学习西方和发展机器工业等主张均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⑩近代民生经济学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范式革命。因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只是现代生产方式冲击下的波动，并不代表其找到了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方向，所以中国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只有通过打破其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才能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关键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否在“冲击—反应”的框架中打破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可通约性”。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新生

      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并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西方的经济思想容易解释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制度，但是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适用性不强，尤其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漕运、永佃制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虽然对近代新式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缺乏解释力，但是对于各种传统经济问题却有指导性，比如常平仓、限田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也迈出了“东学西渐”的步伐。例如常平仓对美国罗斯福新政等经济事件都产生了影响；(11)中国古代限田论的思想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中都有所体现。鉴于中国地域广大、社会阶层非常复杂、信息传递效率低，所以从整体考察，传统经济思想或许仍然持续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国民经济生活和思维方式。

      因此，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外国经济学说的批判，更是在中国经济思想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的创新发展。西方经济思想主要在学术分析反思和制度设计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要以经济价值取向的形式得到继承。近代关于经济问题的许多研究也体现出了依据中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并结合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分析的倾向，传统经济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实现了传承和新生。

      三、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制度的转化路径

      (一)从经济思想转型到经济制度转型的一般性框架

      上节的讨论旨在说明，中国近代的制度转型有赖于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提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设想，并且在试错和完善的过程中通过学术研究、政策引导等形成新的经济思想，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制度转型构建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的形成依赖于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二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下实现了从内容到范式的转换。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初步建立起既超越了传统经济思想又“调适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现代化”的经济思想，形成了经济制度转型的思想基础。

      经济制度的近代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途径也并不具有唯一性。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制度的转化可能有几种类型：一种情况是完全模仿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制度，例如中国近代的预算制度即是对西方制度的完全模仿，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关于物权的规定基本照搬了日本的物权法规定。(12)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经济思想。第二种情况的制度设计路径是，借鉴西方经济思想的同时吸收传统经济思想(即形成新的思想基础)→提出新的制度构想→通过国家权力形成正式制度，但是该制度设计可能会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兼容，从而难以推进和执行，容易遭遇失败。(13)第三种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即新的思想基础→新的制度构想→形成正式制度→实践→实践效果反馈→制度修正→完成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型。在这一路径中，新的制度不但得到实施，而且还在实践中得到修正。图1显示了从经济思想转型到经济制度转型的一般性框架。

      

      图1 从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到经济制度转型的一般性框架

      (二)一个案例：从“涨价归公”到土地增值税制度

      土地财税制度是土地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涨价归公”到建立土地增值税制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经济思想制度化案例，具有转型期的特征。孙中山看到西方贫富悬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情况，对西方制度进行了反思，提出应该采取土地改革措施，避免城市土地增值归地主所有从而使大地主成为大资本家。在比较了西方土地国有化和私有化、暴力国有化与和平渐进国有化等制度安排后，他选择了“涨价归公”和“平均地权”的模式。这个过程既是对西方制度思想的选择性吸收，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扬弃。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依据对西方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借鉴，不然，“他在伦敦所阅读的许多经济书籍中独接受亨利·乔治之说和同盟会宣言把‘平均地权’突出地揭示出来，将是不可理解的”。(14)

      孙中山排除了共产主义式赎买和强制分配方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借鉴了亨利·乔治单一土地税的思想，要求涨价部分完全归公。这反映出“涨价归公”思想不仅仅是对西方土地国有思想的引介，同时还具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烙印。孙中山在提出平均地权纲领前就已经持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5)其早期提出的“地能尽其利”的主张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相契合。从孙中山论证“涨价归公”合理性的论据中也可以直接看出传统的土地公有经济思想的延续，“涨价归公”的实现方式具有鲜明的国家干预色彩，与土地国家所有权观念具有一致性。孙中山认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16)

      土地增值税制度是作为实现“涨价归公”和平均地权目标的国家制度安排，在充分借鉴西方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设计制定的。1924年，孙中山邀请主持青岛土地增值税实践的德国专家单威廉(Wilhelm Schrameier)草拟了《土地登记测量及征税条例草案》。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延续了将西方土地增值税制度作为实现平均地权目标的思路，但对土地增值税制度缺乏规范、深入、科学的研究，从而未能设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安排。虽然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1930年《土地法》、1941年《非常时期地价申报条例》等多部全国性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构建了基本完整的土地增值税立法体系，但是从制度实践的层面来看，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并没有在全国顺利开展。(17)从制度层面上看，土地增值税制度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创新。由于制度环境和制度目标的不兼容，这种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基础上引进西方经济制度的方式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鉴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复杂性，转型时期制度构建必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并不断试错的过程，简单的移植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上述案例表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着影响，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标准，选择性引进国外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之间应该形成何种内在关系才能触发传统经济制度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

      四、近代化转型中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互动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符合凡勃伦制度演进理论的环境要求，其经济和社会制度随着思想习惯的改变而缓慢演化，思维习惯则随着技术革新或其他物质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适应。在近代中国大转型背景下，经济生产方式、经济思想、经济制度都处于剧烈变动过程中，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经济思想既为原因，亦为结果，新思想建设新制度，新制度复产出新学说，二者盖互为因果焉。”(18)正是在思想与制度的交互式动态影响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演进以及理论与实践的逐渐契合。

      (一)经济思想与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在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层次方面，史学界流行器物—制度—心理三段式演化形式的观点。基于这一观点，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三个层次为技术—思想—制度。(19)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可以纳入“器物、制度、心性”的框架中去，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所侧重又互相交叉、重合、渗透，将中国社会变革或近代化构造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20)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过，在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具有独特性，即思想的先行性更为突出。若是将思想分为作为社会共识、社会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和学者或领袖的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近代思想转型的路径。第一阶段：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明(器物—制度—文化)。当学者从文化层面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思想的先行性就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个阶段也许在形式上比较切合“器物—制度—文化”模式，但是事实上作为外生性思想变迁，这个过程并不是由器物产生制度进而形成文化，而是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思想观念的阶段性、偶然性的传人和发生。很多先进观念的传入和发生由于没有相关制度和生产方式支撑，成为了“孤立的历史事件”。第二阶段：构建现代文明的阶段(文化—制度—器物)。在此阶段，经济思想的能动性开始发挥，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独立发展道路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从文化思想层面去思考制度选择、制度设计。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在一定目标和价值观指导下，选择思想和制度，为器物和民生服务。第三阶段：社会稳定发展的时期(器物—制度—文化)。也就是在一个社会框架基本构建、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制度和文化作出相应调整。

      如果抛开器物层面，那么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两种类型(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思想如何作用并转化为经济制度的两种路径)。第一种是“思想—制度—思想—制度”的思想先行模式。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制度具有指导性，制度的建立需要经济思想的先期探索和讨论。例如，在中国近代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之前，学术界和理论界进行了大量讨论，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西欧、东欧和日本的土地制度，提出了地权分配、耕作制度、土地经营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方案。20世纪30年代，法国法学家利昂·狄骥(Leon Duguit)的社会连带说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受到推崇，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潮在中国盛行。有学者提出对土地所有权要予以限制，实行所有权的制度化，这一思潮影响了其后国民党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和政策的设计。在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新的制度设计后，如能顺利转化为付诸实践的制度，制度实践的效果还将反馈于经济思想，促发思想的进步和升华，再进一步对制度进行调整、修正和完善，如此构成一个新的正向循环。例如，西方土地单一税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形成土地增值税制度构建的思想基础；近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土地财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制度的形成和运行阶段；在制度施行之后，理论界根据实践情况进行审视和反思，促进了经济思想的修正。再例如制定地价税法规是地价税思想制度化的主要步骤。学术界通过各种渠道表述了对土地财税的关注，并进一步反馈给立法机构，从而独立的见解得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制度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土地金融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中也存在。(21)

      第二种可以归纳为“制度—思想—制度”的制度先行模式。经济制度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思想，不仅是经济思想积累的来源，也构成对经济思想的检验，推动经济思想的发展完善。近代中国新制度的产生大多开始于对西方制度的直接模仿和移植，属于外生性制度变迁。这些外来的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并不确定，在应用的过程中往往会激发新的经济思想，而运用经济理论分析解释这些经济制度变革的过程，也就是新的经济思想产生的过程。同时，近代许多经济制度与相应的经济思想都是外生的，但随着国人对该制度认识和反思的深入，逐渐形成了新的“本土化”的经济思想和制度改进方案。比如清政府邀请赫德进行的海关制度建设、孙中山邀请单威廉开展的土地增值税制度创新都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制度的冲击，并随着中国学者对该制度认识加深，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这种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来源于西方制度的冲击，并反作用于海关制度与土地增值税制度的改造和完善。

      (二)经济思想与制度变迁的转型约束

      本文第三部分讨论的一般性框架所基于的假设条件是能够顺利实现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制度的转化，但是“具有科学内涵或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思想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这是由制度变迁的多重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决策者的利益所系。因为任何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要转换为制度，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22)经济思想向经济制度的转化还受到以下约束条件的制约。

      第一，制度的可兼容性或适应性。如果经济制度具有足够的兼容性，经济思想制度化就会比较顺畅。近代化转型时期制度的兼容性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传统经济思想与外来经济思想的兼容性；二是传统制度和新式制度的兼容性；三是制度环境和制度目标的兼容性。如前所述，土地增值税制度与中国土地产权制度不匹配，又难以解决基于土地生产率低下的近代中国土地问题。“涨价归公”的制度目标与中国土地制度环境严重不匹配，即使政府政策性介入推动也依然是无能为力。土地金融制度的例子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新式金融机构在1918年开始涉足农村金融，不过到1934年，传统金融(即除银行和合作社外)在华北农村地区仍占压倒性优势地位。虽然近代中国选择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来促进人们的行动转换，以期实现新式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兼容，但是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制度目标与制度环境的兼容性。因此，这种机制设计没有实现解决乡村危机和平均地权的目标。

      第二，制度的创新精神。新制度的形成和成熟离不开对既有经济制度和外来经济制度的反思，并需要在不断试错中寻求符合本土特色的机制设计，然而这一点却可能受到学术创新精神的制约。在土地增值税构建过程中，由于孙中山特殊的历史地位，民国地价税研究主要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范式对孙中山地价税思想予以论述，并对国民党地价税政策进行阐述。地价税立法的理论依据也基本上遵循了孙中山思想，“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和“自行申报”的思想在相关法律规定中都得到了体现。于是，地价税研究和地价税法规难免趋同。这种倾向导致了对地价税在中国适应性等关键问题探讨的缺失。

      第三，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应该包括可行的机制设计、较低的改革成本、实现机制设计的逻辑自洽和激励相容。比如土地增值税的施行往往被理解为增加居民税负，受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方的反对和抵抗。同时，外生制度安排尤其需要和国情相适应。即使是正确的制度变革，如果没有恰当的实现机制作为支撑，那么也很难执行。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还必须依赖于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想，并在试错和完善过程中通过学术研究、政策宣导等形成新的经济思想基础。这是通过对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关系进行探究而得出的重要启示。

      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导致了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下的各种复杂的近代化演进路径，这为理解现代经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不是简单的西方经济思想取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而是中外经济思想交互影响，以适应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认识和思考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主体，不仅需要考虑西方经济学说的外来冲击，同时也要更加注意到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以及传统经济思想如何实现其“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经济思想转型的趋势不是对西方经济学说和制度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也不是抛开西方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而是中西方经济思想的趋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经济思想基础和制度安排。

      第二，中国经济思想成功转型有利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多元化。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并没有被外国经济学说完全替代而失去民族独特性，而是一直在独立探索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制度的转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具有唯一路径。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制度具有指导性，政策制度的建立需要经济思想的先行探索和讨论；经济制度是经济思想的体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思想都能转化为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对经济思想的积累、推进和提升具有反作用。近代化制度的能否完全建立，既依存于是否形成了与近代社会需求相吻合的经济思想基础，同时还取决于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之间能否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制度的兼容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经济制度的施行是对经济思想的检验。制度的实践效果能否被顺畅反馈并促进经济思想升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制度—思想—制度”的思想先行模式和“制度—思想—制度”的制度先行模式并没有优劣之分。

      第四，经济思想现代化归根结底需要与经济现代化相一致，只有当经济思想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并形成一种成熟的经济制度的时候，才称得上经济思想现代化。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的经济制度，而应该分析中外制度环境差异，充分比较各种制度设想，然后选择引进新的制度并创新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是对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提出一些假设，并不能解释近代社会的全部经济变迁。不过，可以确认的是，西学不等同于现代学说，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绝不是通过简单地引入和模仿西学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充分重视和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批判性和选择性地学习西学中适用于中国土壤并具有学术张力的部分，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思想体系和具有充分激励的经济制度。

      ①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5—167页；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②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83—102页；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转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19—126页；朱俊瑞：《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程恩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1—16页；熊金武：《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③王昉：《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50—156页。

      ④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⑤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⑥赵靖：《赵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⑦最早的一次“富国策”期末考试约在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之间，即公元1877年1月29—31日。参见[清]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28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85页。

      ⑧傅德元：《〈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第112—119页。

      ⑨熊金武：《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初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判定与继承创新》，《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4年第7辑，第11—25页。

      ⑩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1)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12)《大清民律草案》是于1907年起由沈家本主持起草，到1911年基本完成。其中关于土地权利的规定体现在该草案的“物权”编中，这一编由日本人松冈义正起草。

      (13)在近代中国，新的经济制度层出不穷，有的付诸实践，而有的仅仅停留在纸面。例如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土地法》尽管在纸面上建构起了比较系统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却难以付诸实施。

      (14)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15)胡显中：《对孙中山早期土地思想的再认识》，《学术月刊》1991年第6期，第80—81页。

      (1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4页。

      (17)王昉、熊金武：《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财经研究》2010年第1期，第34—43页。

      (1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19)王翔：《论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层次》，《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第106—110页。

      (20)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3—14页。

      (21)王昉、缪德刚：《近代化转型时期农村土地金融供给》，《财经研究》2013年第1期，第38—48页。

      (22)钟祥财：《中国古代收入分配中的市场意识》，《财经研究》2006年第5期，第3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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