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2.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方法论文,楚辞论文,枢纽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主持人 朱万曙 [主持人语]新的视野和方法推动着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对于视野和方法就非常重视。他关注到“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并由此论及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其视野的开放。在《古史新证》中他言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个别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他在方法上的自我总结。缘于此，“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语)。回顾百年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胡适、鲁迅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往往都与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视野”与“方法”是相互联系又含义相异的概念。就词义而言，“视野”指目力所及的范围，“方法”则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视野意味着了解各种学术观点，关注各种学术方法，进而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方法则意味着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手段和路径。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视野的拓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视野上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还需要把握国外汉学的历史和最新动态，甚至需要借鉴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视野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古代文学研究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3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多位名家云集会议，围绕“视野与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切磋讨论。本专题从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四篇论文，以反映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思考。 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章虽然是就文化研究展开阐述，但对文学研究多所涉及，无疑拓展了我们的学术思维。 李炳海教授的《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以楚辞学案为例，论述了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以具体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文章还论述了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需要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文章以个案切入，让我们对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 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楚辞研究存在众多的学案，对这些学案加以判评，必定要经历学术上的攻坚克难。至于能否取得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这是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方法和视野，二者互补互动，相生相长，密切相关。如果分而论之，则方法的正确与否，决定学案判评的成败；而视野的宽狭程度，则制约着研究成果的大小。方法和视野的辩证关系，在许多楚辞学案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学术视野的调控，则是学案判评过程中随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从拓展视野到变换方法 学术视野的扩展，会使研究方法有所变换，二者之间的这种关联，可以在楚辞学案的判评中得到验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也是楚辞的经典。正文以如下四句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对此，王逸写道： 睨，视也。旧乡，楚国也……屈原设去世离俗，周天币地，意不忘旧乡，忽望见楚国，仆御悲感，我马思归，蜷局结屈而不肯行，此终志不去，以词自见，以义自明也。[1](P47) 王逸把诗中的旧乡释为楚国，把这四句诗说成是屈原不肯离开楚国的有力证明。王逸的这种解释，在历史上已成定案，得到古今学人的普遍认可。当下几部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沿袭王逸的说法。在历史上，屈原确实不肯离开楚国，最终以身殉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可是，《离骚》结尾这四句诗是否表达屈原留恋楚国的情感，却是令人怀疑，应该另当别论。 《离骚》结尾的大段文字叙述抒情主人公的第二次远游，在“忽临睨夫旧乡”之前，经历的地点有流沙、赤水、不周山，最终“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传说中的不周山在遥远的西北，从不周山左转南行，就可到达远游的目的地西海。篇末四句叙述的是从不周山前往西海的行程。对于“忽临睨夫旧乡”，当代楚辞学者注为：“旧乡，指楚国。此句言神游九天而下见故国。”[2](P40)这是最常见的解释，沿袭的是王逸注。这种解释存在一个很大的疑点：既然作品是以不周山到西海为空间背景，那么，从那里神升九天，如何能俯视到相距遥远的楚国呢?屈原的想象确实大胆而丰富，但还不至于达到这种违背常规的地步。有理由怀疑文中的旧乡指的不是楚国，而是另有所指。 《离骚》结尾的旧乡究竟指的是何处，仅从作品本身找不到答案，从其他楚辞作品中也没有线索可寻。但是，如果拓展视野，到楚辞之外去探寻，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离骚》正文结尾四句是以不周山到西海的地域为空间背景，并且是以西海为远游终点，所以，文中所说的旧乡应该与西海存在关联。 西海在屈原作品中仅见于《离骚》一次，而在《山海经》中却反复提及，多达八次。其中《大荒西经》有如下记载：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郝懿行注：“《尔雅》云：‘小州曰陼’。陼与渚同。”[3](P459)弇兹是传说中的西方之神，居于西海的水中高地。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颛顼后裔传说的条目，与西海前后相次，显然，这是把西海一带视为颛顼的发祥地。这两个条目的前面，有颛顼到祝融的谱系，以及祝融之子太子长琴创制乐曲的传说。在这两个条目的后面，有孟翼攻颛顼传说、祝融之弟吴回一臂的传说、颛顼之子三张面孔的传说，以及颛顼死后化为鱼的传说。由此看来，西海一带确实是楚族故地，祝融、吴回等作为楚辞始祖颛顼的后裔，在神话世界中是西海附近的土著。无独有偶，《山海经·海内经》在两个前后相次的“西海之内”的条目后面，也有以昌意，韩流到颛顼的谱系。《山海经》的上述记载表明，神话传说中的西海，是楚族的发祥地。《离骚》所说的“忽临睨夫旧乡”，指的是在空中见到祖先的发祥地，也就是所谓的旧乡，王逸把旧乡释为楚国是出于猜想，与作品的本义不合。 对《离骚》这几句诗的解释，由于把视野从作品本身扩展到《山海经》，因此带来研究方法的转换，即由传统的词语解释变为用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解读。那么，这种由视野的拓展而带来的研究方法转换，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呢?刘永济先生在论述《离骚》抒情主人公第二次远游时写道：“这节纯用虚设的辞，绝非真实的事，所以他描述经过的地方，如‘昆仑’、‘天津’、‘流沙’、‘赤水’、‘不周’、‘西海’，则皆古代神话中的山水。”[4](P53)《离骚》抒情主人公第二次远游运用的是神话题材，用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方式加以解读，有利于进行历史还原，所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推敲。 《吕氏春秋·古乐》篇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5](P288)若水指的是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它的源头确实有面积很大的水域，即扎陵湖、鄂陵湖，那里是楚族的发祥地，也就是所谓的西海。 《离骚》正文以“帝高阳之苗裔”发端，以俯视楚族发祥地结尾，前后扣合，首尾呼应。《离骚》除正文外，还有乱辞。把旧乡释为楚族发祥地，乱辞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更容易理解。“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这里的故都，指的是楚国首都。旧乡与故都对举，既然留恋旧乡不想离去，也就不再怀念当下的楚都，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文已经提到“愿依彭咸之遗则”。彭咸，彭姓，楚族祝融后裔有大彭。彭咸是楚族先贤，在屈原的想象中，彭咸的故里就在楚族的发祥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也就是在祖先故地驻留，反映的是无法为当下楚国君主尽忠，则为祖先尽孝的价值取向，是在忠孝之间所作的抉择。 对于《离骚》结尾部分的解读，由于视野的拓展而带来方法的转换，得出的结论也与历史上的定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视野的拓展也可以在楚辞作品内部进行，对于学案的判评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楚辞·渔父》是一篇争议颇多的作品。对于这篇作品的缘起，王逸作了如下解说：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业。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吟叹，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6](P179) 根据王逸解说所得出的结论，《渔父》是以屈原流放于江、湘南楚之地为背景。作品开头写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从“游于江潭”之语推断，似乎《渔父》确实以江南为背景。可是，作品是以渔父唱沧浪之歌结束。沧浪水名，《尚书·禹贡》有明确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7](P152)这里说得很清楚，沧浪之水是汉水的一个支流，位于大别山以北，与长江还有一段间隔。这样一来，王逸的解说就与《渔父》的记载出现矛盾，渔父怎么会到长江以南去唱沧浪之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的学者作出如下解释：屈原流放到南楚期间，遇到他贬谪汉北期间结识的渔父，两人进行交谈，渔父唱了沧浪之歌。[8](P658)这种邂逅相遇的机会实在太少，没有任何材料作支撑。可是，如果要认定《渔父》不是以屈原流放南楚为背景，就必须对文中“游于江潭”之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无法推翻王逸的序言。 把视野拓展到《渔父》之外的楚辞作品，这桩学案就可以得到解决。《九章·抽思》写道：“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两句诗表明，《抽思》是屈原贬谪汉北期间所作，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例证。《抽思》乱辞又写道：“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王逸注：“潭，渊也。楚人名渊曰潭。”[9](P140)这几句诗采用的是纪实笔法。既然是屈原在贬谪汉北期间所作，因此诗中的“江潭”，指的就不是长江的深水，而是汉江水系的某处深渊。以此类推，《渔父》中的“游于江潭”，指的也不是游走于长江的深水旁，江不是专指长江，而是泛指流量很大的水域。按照传统的说法，“江，先秦专指长江……后来引申为江河的通称。”[10](P564)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得到普遍的认可。但从楚辞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抽思》和《渔父》中，江都不是作为专用名称长江出现，而是指水势很大的河流。 《抽思》、《渔父》对于“江”的这种用法，在《老子》一书中也可以见到。第三十二章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河上公注：“譬言道之在天下，与人相应和，如川谷与江海相流通也。”[11](P132)第六十六章又写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严遵解说称：“江海处下不为广大，故能王而不休也。”[12](P86)无论是老子原文，还是河上公、严遵所作的解说，江海指的均是百川的归宿，泛指处于低处的大河大海，江不是专指长江。由此看来，江用于泛指大水，是先秦时期楚文学经常采用的表达方式。 话题再回到《渔父》，既然其中的江潭不是专指长江的深渊，那么，渔父唱沧浪之歌就只能是在沧浪之水所在地，作品是以屈原贬谪汉北为背景。对于这桩学案的判评，是把视野拓展到《渔父》以外的楚辞作品。这种拓展使得对《渔父》的解读不再沿袭王逸的解说，而是从楚辞内部寻找佐证。内证法得以成功运用，得益于视野的拓展。如果局限于《渔父》本身，作品提供的内证与王逸给出的结论无法协调一致。一旦把视野拓展到《抽思》，先前的困惑和矛盾就迎刃而解。 由学术视野的拓展而带来研究方法的更换，是楚辞学案判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契机，视野对方法具有生成功能，制约着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对于具体操作而言，重要的是选准学术视野拓展的方向和切入点，所要拓展到的领域必须与判评对象存在关联，能够提供破译学术悬案的密码，绝不能盲目拓展，导致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落到实处。 二、由变更方法到拓展视野 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互补互动，相生相长，可以通过拓展学术视野而变更研究方法，也可以通过变更研究方法而使学术视野得以拓展。楚辞学案的判评，有时就是采用变更研究方法的途径，收到拓展学术视野的效果。 传统的楚辞研究重视定性，而忽视定量。实际上，运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对楚辞学案进行判评，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把研究工作拓展到新的领域。 《九歌》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楚辞作品，关于它的由来，王逸作了如下说明：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若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13](P55) 按照王逸的说法，《九歌》是屈原流放到沅湘一带所作。他有感于当地土著的祭祀歌词过于鄙陋，因此创作出这组诗。近代有些楚辞学者不同意王逸的说法，认为《九歌》所提到神灵多数规格很高，不可能是民间祭祀的对象，因此，这组诗是屈原为宫廷祭祀而作，是他在朝廷任职期间创作的，与沅湘民间祭祀无关。由此而来，《九歌》的创作缘起成为一桩重要的学案。 如果摆脱从内容上对《九歌》加以定性的习惯做法，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那么，这桩学案的判评就会比较顺利。可以确认屈原在朝廷任职期间的作品有《离骚》、《惜诵》，这两篇作品除了《离骚》的乱辞，其余均是采用四句成章的结构形态。即使是屈原贬谪期和流放期的作品，主导形态也是四句为一章。《九歌》则不同，其中除了四句为一章的结构方式，还有三句成章者、六句成章者，这在屈原其他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对于《九歌》的这种结构庞杂的文本形态，王逸已经提到，称它是“章句杂错”，所下的断语是正确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从沅、湘土著的祭祀中寻找。《九歌》是配乐演唱的祭祀歌诗，有固定的曲调。为了适应演唱的需要，歌词各章的句数无法整齐划一，就会出现参差错落的章节。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祭祀歌诗的曲调填词，因此，无法否认《九歌》与沅、湘土著祭祀的关联。 采用定量统计的方式判评《九歌》创作缘起的学案，可以证明王逸的说法是可信的，同时，这种量化方式又使得对《九歌》的审视拓展到作品结构形态的层面。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探讨，会发现一系列带有规则性的结构单元。《九歌》总共255句，采用的是语气词“兮”字置于句子中间的方式。以“兮”字为分界，主要采用三种句型：2+2类型48句，3+2类型130句，3+3类型70句，三类总计248句，占《九歌》的绝大部分，只有七句属于例外。《九歌》句型结构量化的结果表明，这三类句型以中间语气词为界，所用的字数或是前后相等，或是前多后少，基本上见不到前面字数多而后面字数少的情况。由《九歌》句型结构的量化分析，又引出楚地歌舞的特点，要对所谓的《激楚》歌舞曲进行辨析。由《九歌》的这种句型结构分析进一步向外拓展，还会发现战国时期楚辞作品在句型结构的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基本遵循，以及汉代九体对这些句型规则的继承。 对《九歌》学案的判评，通过采用量化统计的方式，把视野拓展到作品的结构层面。而传统的楚辞学，则往往是偏重意义的阐释，忽视形式结构方面的探讨。因此，如果能够不局限于语义结构，采用形式结构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起到拓展视野的作用。 《九章·抽思》的后半部分有少歌，有倡、乱。对于其中的少歌王逸注：“小吟讴谣，以乐志也。”洪兴祖所作的解说更为具体： 《荀子》曰：“其小歌也。”注云：“此下一章，即其反辞，总论前意，反复说之也。”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乱。少歌之不足，则又发其意而为倡。独倡而无和也，则总理一赋之终，以为乱辞云尔。[14](P139) 王逸、洪兴祖均是从语义结构的角度对少歌加以解说，洪氏所引的《荀子》原文及杨倞注见于《赋篇》，所引注文略有差异。后代楚辞学者基本是沿袭王逸、洪兴祖的说法，从语义结构的角度解说所谓的少歌。如果转换角度，从形式结构方面切入，那么，所谓的少歌就会得到更准确的定性。《抽思》全文分两个大的板块，每个板块又由两部分构成。少歌前面是全文的主干，篇幅很长，它与少歌结构构成第一个板块，后面的倡和乱构成第二个板块。少歌前面的篇幅是全文的主干，而少歌则是对前面主干的呼应，二者有主次之分。所谓的少歌，相当于音乐术语所说的副歌。至于第二个板块的倡和乱，倡指首倡、引领，乱则是终结、回应。两个板块的各自组成部分，是彼此呼应的结构形态。 释少歌为副歌，从语义方面也能找到根据。先秦的官制体系中，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前者为正职，后者为副职。既然如此，把少歌释为副歌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明乎此，则《九歌》的《大司命》、《少司命》名称的由来，也就不难理解了。王逸引《星传》等天文学的材料，以天宫有两颗司命星辰进行解说，后人亦多承袭，陈第写道： 《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传》云三台：上台，司命。又：“文昌宫第四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15](P206) 陈第是把王逸的注加以简化，明确指出两司命之称是由星象而来。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又对两司命作出如下解释： 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死，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16](P36) 王氏此论，当代楚辞学者多从之。大司命统管人的生死，这从诗中“何寿夭兮在予”可以得到印证。至于说少司命主管人的生育，在诗中却找不到证据。中国古代秉持的官本位理念，既然官职的正副分别以太和少称之，因此，想象中的司命神也有正、副之分，各以太和少称之。至于《荀子·赋篇·佹诗》的小歌，指的也是副歌。小歌前面是《佹诗》的主干部分，小歌对主干起辅助作用，相当于乐曲的副歌。先秦的官制，也以大和小表示正副。《周礼》所列官职，有大宰、小宰；有大司徒、小司徒；有大宗伯、小宗伯；有大胥、小胥；大师、小师；大史、小史。如此等等，数量众多。正职和副职，分别在称呼上冠以大和小。由对《抽思》形式结构的分析，把其中的少歌与先秦的官制相沟通，使得研究领域由文学拓展到行政领域，并且一并解决了《荀子·赋篇·佹诗》中的小歌学案。 研究方法的更换对学术视野的拓展，不仅体现在广度上，还体现在加大深度上。比如，对于《离骚》抒情主人公的三次求女情节，通常都是从总体上加以审视，探讨求女的意蕴，追问是求圣君还是求贤臣。而用相互对比的方法进行解读，则显得相对薄弱。如果把纵横对比的方法加以运用，会明显地加大研究的深度。抒情主人公所求的女包括宓妃、有娀氏女、有虞之二姚，她们分别位于西方、北方和东方。可是，《离骚》没有设置到南方求女的情节。为什么会如此呢?答案很容易得出，楚国位于南方，因为那里无女可求，所以，才转向别处求女。言外之意，楚国无圣君可求。这是通过求女对象设置的有与无的对比，揭示出的深层意蕴。《离骚》对所求的三位女性，唯独把宓妃写成负面的角色，而其他两位女性则是抒情主人公的思慕对象，是正面形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要从当时的政治地图中去思索。宓妃是西方之女，当时的几个诸侯大国，秦国位于西方，宓妃的游乐自恣，傲慢无礼，折射的是屈原对秦国的厌恶之情。如果不进行上述两个系列的横向对比，求女情节的深层意蕴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掘。 研究方法的更换会带来学术视野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从这种意义上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拓展学术视野的推动力。 三、学术视野与判评的博与约 学术视野涉及治学的博与约。通常情况下，治学不博则很难做大，治学不约则无法精深。如何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事关学术视野的确立和掌控。汤炳正先生的楚辞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学术亮点颇多。他把自己的治学历程概括为由约入博，又由博返约。这是许多有建树学者的共同经历，可以说是一条成功之路。至于在楚辞学案判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仍有许多具体操作原则需要加以遵循。 一是以博济约。屈原是才子兼学者型文人，他的作品博大精深，解读难度极大。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采用以博济约的方式处理历史悬案，从而给出合乎作品实际的结论。 《天问》结尾八句是楚辞解读的难点，各种说法纷纭复杂，留下众多疑点。对于这桩学案的判评，就要采取以博济约的方式，调动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把其中的疑点逐一加以解决。首先是根据用韵情况进行断句，对诗句按照作品给出的顺序加以排列：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 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 何试上自予，忠名弥章。 根据押韵情况所作的断句排列，八句诗明显分为两章，纠正了以往“何环穿自闾社丘陵”误读的做法。这种断句分章，使八句诗的义脉清晰可见，每章各有自己的表述事象，不相混淆。需要做的第二步是疑难词语的训诂。“何环穿自”，其中的自字历来未得确解。《说文解字·自部》：“自，鼻也。象鼻形。”[17](P136)《说文解字·王部》：“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18](P9)自，本指鼻，又有初始之义。扬雄《方言》卷十三：“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19](P17)经过辗转训释，可以确认《天问》中所说的“何环穿自”，指的是吴军入郢，毁坏楚国宗庙，挖坟掘墓等事，从而与子文出传说剥离开来，纠正旧注的误读。后四句诗则要考察《左传》、《史记》对令尹子文立身行事及当时楚国政治的相关记载，逐一落到实处。但是，问题到此并没有全部解决。屈原为什么在《天问》的结尾，选择吴楚之战和令尹子文的事迹为题材，这就要联系《天问》的创作背景予以解答。屈原的《天问》作于贬谪汉北之际，他前往汉北途经当年吴楚之战的地域，以及令尹子文家族最终覆灭的旧址，这是他选材的契机。《天问》结尾短短八句诗，需要运用声韵、文字、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知识，才有可能完成学案的判评，是典型的以博济约的案例。 楚辞其他学案的判评，虽然多数不如《天问》结尾八句这样复杂，但同样要经常采用以博济约的方式进行。《九歌》首篇是《东皇太一》，这首歌诗用于祭祀的哪类神灵?古今学人给出的说法多达三十余种。在以循名责实方式进行判评的过程中，需要援引《韩非子·邪饰》篇以太一为星名的记载，又要从《管子》书中找出把星与东方相配，以及祭星的段落，还要参照礼书有关祭星仪式的叙述，也是以博济约，用以破译东皇太一的确切所指。 二是以约统博。楚辞学案判评一般是从微观入手，针对具体字句进行操作，得出相应的结论。有的结论虽然是从有限的几个案例得出，但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需要在楚辞中广泛搜罗，用已有的结论带动其他同类学案的判评。 楚辞中经常出现灵字，有时它表示的不是神灵、奇异、灵验等常见意义，而是指的降落，是一种特殊用法。《九歌·湘君》写道：“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灵，精诚也。”[20](P61)把灵释为精诚，这样一来，扬灵就成为扬抑精诚，在语义上很难圆通。对此，王夫之提出质疑，认为扬灵指的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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