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试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84－07 毛泽东一生对革命情有独钟，即使在执政之后，他依然热衷于扮演革命家的角色。晚年毛泽东声称：“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①对于革命的永恒性他始终坚信不疑。直到临终前，他还发出这样的预言：“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②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这种热情在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晚年毛泽东对革命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而且触及到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最深层次的问题。探讨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对于深化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国外以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为代表，对毛泽东晚年的革命观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国内以萧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王也扬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为代表，对毛泽东晚年的革命观有深刻的解读。但是，也应看到，对晚年毛泽东革命观的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缺少对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的总体把握和全面梳理。本文将对毛泽东晚年革命观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一、政治革命：向“走资派”宣战 毛泽东的人生信条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反抗”模式构成了毛泽东对革命起源的基本解释框架。他认为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剥削、压迫、奴役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人们不甘于受压迫，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期望通过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③ 毛泽东以“压迫—反抗”模式解释革命的起源，既是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也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自幼就具有反抗精神和倾向。他小时候最喜欢读的小说就是反映农民揭竿起义、反抗压迫的《水浒传》。在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时，他当面顶撞了父亲。父亲追着要打他，他以跳到水塘里相威胁，迫使父亲做出让步。他从斗争中总结出一条重要规律：“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④青年毛泽东更是极力主张反抗压迫。“五四”时期他就喊出了“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主张反抗一切强权的压迫，声言“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⑤为了推翻压迫人民的强权，毛泽东毅然投身革命，拿起枪杆子，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晚年的毛泽东，革命斗志依然不减。他敏锐地发现了新政权蜕变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的危险性。1956年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门槛，毛泽东就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⑥为了避免形成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毛泽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毛泽东发现这些运动实际上遭到了各种抵制，收效甚微。阻力来自哪里？毛泽东在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给出了答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⑦在这里，毛泽东提供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的基本根据。反抗走资派的压迫，向一切走资派宣战，乃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诉求。 “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考。当今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严峻形势提醒我们，毛泽东当年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发生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就会出现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理论上的“人民公仆”就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官老爷。 问题是发生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根源在哪里？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主要诱因。相应地，要防止政治权力的蜕化变质，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旦发现政权已经开始蜕化变质，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发动政治革命，重新夺权，打倒那些“走资派”。这些看法实质上都是沿袭了传统的人治观念，在现代眼光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在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制约。要防止政治权力的蜕化变质，单靠思想教化是不行的，必须把权力装进民主制度的铁笼子。当一个专制政权彻底“烂掉了”，需要诉诸政治革命时，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仅仅改换领导层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只换人而不换制度，只能说是起义、造反或者是政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无论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只要没有完成制度转型，最终都会重蹈前任的覆辙，成为新的强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如果新政权建立后不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就永远无法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不能说毛泽东不懂得民主的重要性。他在延安时期曾对黄炎培满怀信心地表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就是民主。遗憾的是，毛泽东受人治思想影响太深，他的民主观强调的重点不是建立对权力的制度约束，而是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晚年毛泽东看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民主实现形式，他称之为“大民主”。他强调，为了防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必须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收效于一时，并且时常会遇到来自体制内的强大阻力。在多次运动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孤注一掷，发动政治革命，重新夺权了。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心在于打倒“走资派”，而不在于从制度设计层面实现政治民主化。夺权之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由于排除了党政的适当分工，权力更加集中，根本无法防止权力的蜕化变质，反而导致了更多的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反思晚年毛泽东的政治革命观，我们得到的启示是：现代政治革命的重心不应当是人事的更迭，而应当是制度的民主化转型。靠政权的阶级性来保证政权的先进性，靠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来保证政权的纯洁性，从长远来看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完备的民主与法治，依靠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长久地保证政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社会主义政权的异化，防止出现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 二、经济革命：向地球宣战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不是很内行，但不能因此否定晚年毛泽东向地球开战的热情。1956年初，当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他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⑧1957年3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明确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⑨1958年初，他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⑩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1)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曾经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强调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可谓正当其时，准确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主题。毛泽东此前的注意力一直偏重于阶级斗争，因此对他来说，重视技术革命殊为难得。毛泽东提出把技术革命作为工作重点，与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思想完全一致，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的概念，并将其称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个革命”。将经济革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见毛泽东对此重视之程度。 毛泽东对经济革命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他所发出的号召上，而且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投入了大部分精力。从1957年冬天开始，毛泽东亲自抓经济，具体指导生产指标的制定和增产措施的落实。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是毛泽东在1958年致力于抓农业增产措施的基础上总结概括而成的。薄一波在他的书中对于毛泽东亲自抓农业有很具体的记述：毛主席听说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同志搞深翻。他对湖南的同志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他又对陕西的同志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毛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番薯、谷子也可以算。(12)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经济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3)这说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观之，毛泽东似乎认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 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又是违背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比如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主要是想用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升级来促进生产力的跃进。在毛泽东看来，似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想法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相背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证明，生产关系并非越大越公越纯就越好。但毛泽东对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的偏好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多大改变。他虽然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坚决不肯妥协，认为这是涉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毛泽东对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的偏好客观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以彻底解决。这可以视为毛泽东经济革命观的第一个不足。 毛泽东经济革命观的第二个不足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我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力争高速度，这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设定的速度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就会欲速则不达。党内有许多同志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如周恩来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陈云反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的一连串伟大胜利面前低估了经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对经济建设的复杂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做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期，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和情绪。 与急于求成紧密相关的第三个不足是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大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对经济革命实现途径的设计。其基本内涵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广泛动员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甚至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营造轰轰烈烈的气势和热火朝天的氛围，激发群众的建设热情。1956年2月，毛泽东就曾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定能够超过苏联，理由之一是“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14)毛泽东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强调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15)1958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明确提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薄一波指出：“‘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16)在“大跃进”运动中，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发端，群众运动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大炼钢铁，投入的劳动力在1958年年底竟达到九千多万人，直接和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1/6左右。全国开挖了十万多个小煤窑，组织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些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大破坏和大衰退。 毛泽东经济革命观的第四个不足是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指导经济革命有一个独特的思想，西方学者称之为“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这一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他们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力量的驱使。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毛泽东的经济学同样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毛泽东显然不认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在私有制条件下或许适用，但肯定不适用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人民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公有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则是他的自制能力，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人，具有献身精神和克服自然局限的意志。”(17)毛泽东相信，一旦通过思想革命把人民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经济革命的丰硕成果就会指日可待。 毛泽东提出“政治挂帅”就是运用这种“共产主义新人”思想指导经济革命的典型表现。政治挂帅的基本内涵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精神鼓励，淡化物质刺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基于对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巨大成功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18)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政治挂帅”。他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打倒日本，打倒反动派，有共同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19)同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重申，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仍然是政治挂帅。(20) 为了贯彻“政治挂帅”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党中央明确要求：“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21)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提倡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甚至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 “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仍然未能认识到“政治挂帅”对于经济工作的不适用，坚持反对“物质刺激”。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保证这种关心的，是工作者的报酬以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转移。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22)在读到这段话时，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在毛泽东看来，“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批评教科书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3)这段话明确说明了毛泽东对待物质刺激的态度。 实际上，教科书关于物质刺激的观点来自于列宁。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遇到的挫折中得到深刻的教训，认为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靠热情、靠英勇精神来解决经济问题，必然要犯错误。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些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使劳动者从个人利益上去关心劳动成果，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实行奖金制度等等。 列宁的这些可贵思想看来对毛泽东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毛泽东虽然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碰了钉子，但从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看，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在他眼里，搞物质刺激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毛泽东在1959年初步纠“左”时曾经说过两段至理名言：“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24)“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25)遗憾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做到。毛泽东晚年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对于最广大人民的真实愿望和迫切要求实际上是隔膜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仍然坚持把政治挂帅作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动力机制，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三、思想革命：向人性宣战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改变精神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改变物质世界的兴趣。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深受岳父杨昌济思想的影响，认为现代化变革的关键要从改变人们的观念入手，明确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26)为此，他创办新民学会，大力鼓吹思想启蒙，希望通过启蒙从根本上改变国人之思想，这就是他说的“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27)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引兵井冈，逐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当时情况下唯一的正确选择，但由此也引发诸多难题，如何保证革命队伍的无产阶级性质，如何避免走上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就是难题之一。毛泽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二：一是组织方面的整顿；二是思想方面的改造。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是对主体的多方位改造，包括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道德观的改造，思想作风的改造，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改造等。(28)从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始终注意加强对革命队伍的思想改造。他发现并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等众多先进典型，坚持不懈地进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主题的思想道德教育。毛泽东极为重视精神激励。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革命精神，如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员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通过这些举措，毛泽东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价值观，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建国以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仅要夺取“政治领导权”，而且还要夺取“思想领导权”。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他在狱中反思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29)毛泽东也许没有接触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他的想法与葛兰西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夺取“思想领导权”，其基本途径就是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全社会开展思想革命，让社会主义价值观进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晚年毛泽东为开展思想革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极为推崇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价值观，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大力倡导，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振作革命精神，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入到新的革命中去。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0)他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1)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明确提出，思想文化领域的纲领是“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西方学者认为，这无疑是向人性宣战。著名的“老三篇”成为当时全体中国人必须烂熟于心的人生教科书，毛泽东时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精神时代。在这个时代，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众多英模人物，诞生了无数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包括歌曲、小说、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在英模人物和优秀革命文艺作品的激励和鼓舞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经受了灵魂的洗礼，分享了精神的盛宴。思想革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们的精神能量，用精神的充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毛泽东时代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奉献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感人的记忆。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晚年领导的思想革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开展的思想革命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其局限之一是过于凌空蹈虚，忽视了思想革命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教育，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要求个人要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说是统筹兼顾，实际上对人民的个人利益缺少应有的关照，长期下去，势必会让人民有疲惫之感，反而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产生疏离。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2)话说得极为朴实，但却是任何一位精神领袖都无法忽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 局限之二是在价值观导向上过于偏狭，忽视了人民的多元精神需求。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革命，把革命价值观神圣化、绝对化，将革命价值观当作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唯一内容，当作全体人民都必须接受的价值观，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根据现代社会学的观点，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主流价值观，都会大力弘扬主旋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其他价值观的存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民的精神需求趋于多元化，完全排斥非主流的价值观，全社会长期只有一种声音，人民的多元精神需求受到压抑，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思想自由的空间，人们的思想就会僵化。社会就会丧失活力，社会发展就会走向停滞。毛泽东临终前对此似乎有所反思，认为大批“封资修”的结果是“百花齐放”没有了，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临终前的几年，经常会看一些香港电影，比如当时风靡世界的李小龙功夫影片。他还开始痴迷于自己曾严词批判过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题材的传统戏剧。这充分说明，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也有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事实证明，只允许宣扬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存在，是非常荒谬的。长期灌输单一价值观，封杀其他价值观，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导致人们产生逆反情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一度流行“躲避崇高”的现象，就是这种逆反情绪的表现。 局限之三是方式过于简单化，忽视了精神领域的特殊性。思想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方式来进行。要想让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靠外力强制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即使一时成功了，也无法长久维持思想革命的成果。晚年毛泽东实际上陷入一个怪圈：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短时间内思想革命好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运动过后，一切恢复到原状，毛泽东不得不通过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巩固其成果，最终患上了运动依赖症。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经多次说过，思想革命不能急于求成。“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33)毛泽东虽然也看到了精神领域的特殊性，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耐心去做和风细雨的说服工作，在实践中主要采取了政治运动、外力强制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人口服心不服，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政治性剧场化行为。(34)人们言不由衷，都像剧场里的演员一样，仅仅是为了演给观众看。这样的虚伪“表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司空见惯，它对于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诚实的人格养成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四、结语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革命的雄心壮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强化。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思想领域，毛泽东试图全方位推进他的革命事业。从这一角度看，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非虚言。毛泽东临终前总结自己的一生，认为他干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大事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今天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所以有些学者出于维护毛泽东的意愿，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这个总结，试图提出其他的总结。(35)但在笔者看来，最好还是尊重毛泽东自己的总结。抛开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性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毛泽东对自己的总结还是很到位的，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本色。纵观古今中外，毛泽东堪称最为彻底的革命家。夺取政权对毛泽东来说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人性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试图挑战乃至颠覆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秩序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不惜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惜与多年的同事和战友分道扬镳。虽然最终他还是失败了，但他探索新社会新道路的愿望和勇气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从时代的高度认真反思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是毛泽东留给历史的艰巨任务。这种反思，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和人类命运的思想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13-07-18 注释： ①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7－48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④《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9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6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7页。 ⑧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9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351页。 (1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82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07－70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2页。 (1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33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7页。 (17)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19)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20)转引自胡长水：《乌托邦荒原：“三面红旗”剖析》，萧延中：《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176页。 (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22)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87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2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2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28)刘林元：《毛泽东改造主体思想论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29)任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226页。 (34)张博树：《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35)参见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许全兴：《毛泽东一生第二件大事之我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标签：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