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化书》谈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际关系论文,谭峭论文,化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五代时期福建泉州人谭峭撰写的《化书》，为中国道教名著。此书分道化、术化、德化、仁化、拿化、俭化六卷，共一百一十篇，是对道教变化范畴的全面发挥。文理简畅，义理粲然，是研究谭峭哲学思想的最重要资料。本文拟探索《化书》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论点。
一、社会矛盾的严重化
谭峭一生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三个战祸绵延，动荡不安的时代。他远涉山河，云游四海，目睹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深知人民“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之所以没有衣食是由于受剥削太重。“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节苧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教不义，斯不义之甚也。”（《化书》·七夺》卷五）
人民在残酷剥削下，当然会哭泣愤怒：“夫剜其饥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夺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鸣呼惜哉！”（《化书·雀鼠》卷五）
统治者采取欺罔、鞭挞、盗窃、杀害、刑戮等等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不得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被迫铤而走险。他们知道其结果是悲惨的。但是没有别的生路了。统治者的“刑政”，他们不怕；统治者满口仁义美言，他们不信。“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贼盗，贼盗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化书·弓矢》卷三）
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如何办？统治者所想到的是加固城防，增多军粮，于是“穷民之力以为城郭，夺民之食以为储蓄”。他们认为“福可以力取，亡可以力敌”。这样的统治者“是不信于天下之人，斯道也赏不足劝，罚不足惧，国不足守。”（《化书·有国》卷三）谭峭认为统治者习惯使用的高筑墙广积粮的办法是不足以守国。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严重化？作为一个道教哲学家，他首先是站在道教的哲学观点来思考问题。
二、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
道家认为，一切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归根结蒂是由于物欲太盛。要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淡化物欲。佛说性空，道说无名，皆以虚无为本。
谭峭在此宗教思想基础上大加引伸发挥。他著的《化书》即“本斋物以言道化，本虚无以言求化，本无为以言德化……”。世界万物都是从虚无中逐步化生而成，又逐步复归于无。循环不已：“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化书·道化》卷一）
万物盛极而衰，又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犹环之无穷。”（《化书·死生》）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变化的，“……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化书·大化》）在“太虚之中无所不有，万耀之内无所不具。”“能养虚明通达，以至有无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终，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毙，神不可得逝。”他列举自然现象说明，有情之物与无情之物可以互相转化，如“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这些现象是否科学姑不置论，他的目的是要证明“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化书·老枫》）君子如果能“体物而知身，体身而知道”，即领会了超脱生死及修身治国之道。
他这个观点如果仅指自然物理的功能的变化，探索天地造物互变的妙旨，不无道理。如果以此观点推论人类能够利用本体的功能变化成仙，则与现代科学概念不着边际。但是谭峭的目的正是从一切皆化的自然观出发，落实到社会观。教人从自然现象悟出养虚的道理，以之指导言行，那末，社会就不会产生悖乱、争夺、败亡，人际关系就可维持和谐。
他认为悖乱、争夺不是客观必然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例如：“方咫之木置于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余，方咫之木置于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盖心有虚实……。”（《化书·虚实》）他否认事物的客观现实性，说什么“人无常心，物无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湿，火可使不烁。”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常有乐以忘忧的事，但他却以此经验作为摆脱饥寒痛苦之道：“志于乐者犹忘饥，志于忧者犹忘痛，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化书·虚无》）这等于给忧愁困苦中的人们开一剂麻醉药，使之看破红尘，从物欲、烦恼、争夺中摆脱出来，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灾难，以达到无忧无虑无生无死的虚无神仙境界。
一首常传诵的唐诗说：“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说的是汉李广将军夜间误以石为虎，箭射入石中，天明后再射石，箭不能入。谭峭以这个故事说明人的主观作用可以取代客观实际，从而肯定“虚无”。“射以虎者，见虎而不见石……是知万物可以虚，我身可以无。以我之无合彼之虚，自然可以隐可以显，可以死可以生，而无所拘”。
既然万物（包括自己在内）都是虚无，自然生死、显隐都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这样就不会患得患失，尔怨我怒、人际之间不得安宁。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引下，就可以探讨其他人际和谐的道与术。
三、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思想
道教所崇奉的老子庄子都是鄙视仁义、主张“绝仁弃义”的。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们认为仁义是违背自然无为的思想。但是，后世道教徒却基本上偏离了道家原来的思想路线，从儒学吸取思想营养。如《太平经》张调为道要忠君、孝亲、敬长；《老子想尔经》肯定忠孝仁义。谭峭这位道行高超的道长也重视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在《化书》中多处引述仁义礼乐，并阐明它的作用，希望能辅助道教思想的调剂人际关系。
他以阴阳五行家所讲的金、木、水、火、土，与儒家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解释人际关系。他说：“五常者五行也。仁，发生之谓也，故均于木。义，救难之谓也，故均于金。礼，明白之谓也，故均于火。智，灵通之谓也，故均于水。信，毅然之谓也，故均于土。仁不足则义济之，金伐木也。义不足则礼济之，火伐金也。礼不足，则智济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则信济之，土伐水也。始则五常相济之业，终则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性也。”（《化书·五行》卷四）
五行相生相克是自然现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仁、义、礼、智、信的作用，配合五行来解释，更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信奉，运用于处理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可以说是谭峭对儒学理论的一项发展。
由于谭峭是道教徒，他在吸取儒家理论时没有忘记老、庄的思想。他要说明“道、德”是统率仁义的：“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灵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道，虚无也，无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静也，无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万物生，万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义。义济安拨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礼，礼秉规持范，心有疑滞，故授之以智。智通则多灵，故授之以信。信者成万物之道也。”（《化书·得一》卷四）
他强调仁义道德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仅仅靠聪明才智勇敢是不够的。“智者多屈，辩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夫大人之机，道德仁义而已矣。”（《化书·海鱼》卷四）
在那战争频繁，政局不稳，“臣可以择君而仕，君可以择臣而任”（《化书·大臣》）的乱世，道家的虚无清静的道德，在尘世间不受重视，必须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孕育万物，济世拔危而在五常中，特别重要的是“信”字。“信者成万物之道也”。孔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疑人者为人所疑，防人者为人所防”（《化书·黄雀》卷二），尔虞我诈，互不诚实，很难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但是，光是抽象地谈仁、义、礼、智、信，还不能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孟子有句名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膝文公上》）谭峭接受了这个观点，予以发挥：“是知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教之善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化书·鸱鸢》卷五）五常思想能否在全社会推广实施，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否没有大问题。如果群众贫困到连吃穿二字都不能解决，仁义之道也就难以实施了。
四、俭与廉对处理人际关系的作用
如何解决群众的衣食问题，谭峭认为：“俭者均食之道也”，“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化书·奢僭》），“余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化书·太平》卷六）要天下太平，不至于神怒人怨，关键在于领导阶层能够节约。
他认为，“俭”是五常之本，“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化书·损益》卷六）他认为历代的兴亡与俭者大有关系，“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化书·损益》卷六）因为有俭的约束，才能使五常之道为人们所遵行。“守一之道莫过乎俭，俭之所律则仁不荡，义不乱，礼不奢，智不变，信不惑。”（《化书·御一》卷六）封建的礼教内容是成系统的，互相关联的。实施五常不能忘本，不重视俭，五常便失去依存的根本，便会流于空谈或走样。
谭峭说的俭，范围很广，不仅指财富，还扩大到养生学。他说：“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食。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化书·化柄》卷六）
针对当时的朝野尚奢侈，谭峭在《化书》中多处强调要俭：“君俭则臣知足，臣俭则士知足，士俭则民知足，民俭则天下知足”。这是说居上位者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天下财富就有余了。追求名利之风就会收敛了。”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罔，无骄佞。是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化书·三皇》卷六）他认为“俭”可以消除贪污腐败欺诈、争夺、游手好闲，可以促进生产，推行礼义，以至于理想中的三皇之治，人际关系臻于融洽。
“俭”固然是每个人都应该遵行的，但更重要的是领导者应该俭。他说：“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化书·悭者》卷六）领导者“俭于台榭则民力省余，俭于宝货则民财有余，俭于战伐则民时有余。”（《化书·雕笼》卷六）
领导者的带头作用不在于口头上宣讲，而在于实际上的行为，谭峭认为，俭与谦密切相关：“谦者人所等，俭者人所宝，使之谦必不谦，使之俭必不俭。我谦则民自谦，我俭则民自俭，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化书·解惑》卷六）如果领导者不重视俭，不倡导俭，不以身作则，整个社会便会趋向奢侈。贪污腐败，物质供应不足便会产生：“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则臣不是，臣好奢则士不足，士好奢则民不足，民好奢则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天下何弊不有。”（《化书·食象》卷六）
他认为人民常以领导者的行为为榜样。“上之所好好之，上之所恶恶之。”领导层趋尚奢侈，人民必然不会以俭朴为荣。那末，有经济能力奢侈者固然奢侈，没有经济能力奢侈者则力求创造奢侈的条件。努力生产者固然不少，作奸犯科者也是很多。不能只看到刺激生产一面，而忽视了败坏社会正常秩序，使人际关系混乱的另一面。谭峭认为，不尚俭必然弊多利少，“天下何不弊之有”——“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其来也势不可遇，其去也力不可拔”（《化书·大化》卷一），乱世形成矣！当然，治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很多，然而俭是根本，不抓根本，其他办法难以长久见效。
当权者要保护他们的宝贵权势，又不从俭入手，只是玩弄仁义、道德、刑礼，结果“道德有所不实，仁义有所不至，刑礼有所不足，是教民为谣邪，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化书·大化》卷一）可见，谭峭是反对假仁假义，反对伪君子的。
五、调剂人际关系有道还须有术
谭峭说：“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术以至于犯罪，廉洁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术以至于暴民。材辩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术以至于罪祸”（《化书·常道》卷三）。
术——本是战国时期法家申不害所倡导的，法家强调诉讼，反对儒学。韩非子说：“今世皆曰：‘尊王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集释》）法家完全否定仁义之道，这是谭峭所不取的，他采纳了法家用术的思想以弥补仁义之道的不足。他以驾船、发弩为比喻：“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化书·求化》卷二）船之柁、弩之机，就是“术”。靠了这两件小东西就能操纵船与弩。同样的道理，实施仁义之道如果有求，“一人可以君兆民”。
如何使“术”？谭峭列举原则数端：
一是慎施恩赏，并非凡赏赐都可以得到好报答。他说：“侯者人所贵，金者人所重，众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按：侯爵不如公爵高），众人分玉而得金者不乐（按：金比玉贼）。是故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当也犹为争夺之渐，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为也。”（《化书·恩赏》卷三）恩赏本为激励部下的手段，用之不当却产生坏的效果。他主张以“天下至公”取代赏罚：“有赏罚之教则邪道进，有亲疏之分则小人入，夫弃金于市，盗不敢取，询政于朝，谗不敢语，天下之至公也。”（《化书·谗语》卷三）
二是施恩勿望报，自然有报。人际之间的交往常有施恩行惠之事，受惠者不喜欢别人宣扬，也不高兴对方索取报答。不讲不言，受惠者反而牢记在心。谭峭说：“救物而称义者，人不义之；行惠而求报者，人不报之。民之情也，让之则多，争之则少；就之则去，游之则来，与之则轻，惜之则夺。是故大义无状，大恩无象。”（《化书·救物》卷四）这些话是化自《老子道德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八十一年》）他以养马乳婴作比喻，说明受施恩者必然有感激之情：“养马者主，而牧之者亲，养子者母，而乳之者亲。”（《化书·养马》卷五）婴儿与马都是无知的。马对牧人亲，婴儿有奶便是娘，谁养育他，他便对谁产生爱心。
三是与群众同甘共苦。谭峭观察自然现象，蚂蚁从来没有背叛蚁王的。“因其君与众同居同食同戮罪者。心相通神相通，气相通，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化书·蝼蚁》卷四）君王如能像蚁王一样善待群众，哪会有众叛亲离之事发生！
四是要有容人之量，要能刚柔相济。谭峭说：“誉人者人誉之，谤人者人谤之，是以君子能罪己，斯罪人也。不报怨，斯报怨也。”（《化书·神弓》卷四）又说：“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所以民道君之德，君盗民之力。能知反复之通者，可以居兆民之职。”（《化书·酒醴》卷三）这又是化自老子的名言：“将欲废之，必国与之，将欲夺之，必国予之”（《老子·卅六章》）这是君王统治百姓的权术，懂得运用者，可以使百姓甘心受骗。
法家所谈的“术”，在道家看来，可以笼统的以虚无之术概括之。“虚空无心而无所不知，昊天无心而万象自驰，行师无状而敌不敢欺，大人无虑而元精自归。能师于无者无所不之。”（《化书·狐狸》卷二）万事万物归结于“无”。无为则无不为，必然胜于有形之术多多矣。他以人的食欲作比喻：“有言臭腐之状，则辄有所哕，闻珍馐之名则妄有所嚥。臭腐了然虚，珍馐必然无，而哕不能止，嚥不能已……知此理者可以齐奢俭补荣辱，黜是非，忘祸福。”（《化书·哕嚥》卷一）他不了解人们的心理作用是源于条件反射，脱离客观实际，无限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
“无”是道家、道教的根本教义，如果能够渗透“无”的学说，那末，奢俭、荣辱、是非、祸福等等自可完全置之度外，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必然淡化，人际之间没有或少有尔争我夺，人际关系自然就理顺了。
《化书》全文虽无一语明确谈人际关系，但我们从此书中可以理解到，谭峭是力求以说教的方法调和人际间的矛盾。他既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惨遭遇，又肯定君主臣民的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他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共利互助，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能够无为而治，使人际关系无亲无疏，社会回归到原状的自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