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必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我过去曾经发表过文章，也在一些高校中文系讲过，但总觉得言犹未尽。这是因为汉语与非汉语研究的相结合，虽属于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但涉及到对语言的认识，特别是对语言发展演变如何认识，而且还关系到怎样认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关系，怎样进行我国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轻易就能认识到位的。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汉语研究结合非汉语；另一是非汉语研究结合汉语。在这里Q主要讲汉语研究如何结合非汉语的问题。论述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我今天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讲：一是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看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二是从我国的语言国情看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
1.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汉语非汉语的研究必须相结合
随着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科学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这当中既有认识论的变化，也有方法论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促使汉语非汉语的研究必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1 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之一是，对语言的分析研究逐渐从单一角度、单一方法向多角度、多方法的方向转变。人们研究语言、认识语言，已不再停留在单一固定的模式上，而是追求多角度、多方法。多角度、多方法的语言研究，其实质是语言研究视角的扩大，这样做有助于对语言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实际。汉语非汉语研究的相结合，就是语言研究视角的扩大，符合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
语言研究视角的扩大，有不同的层次。在语言内部结构上，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几个要素的结合是一个层次。研究视角的扩大，指的是研究语言中的某一成分，必须考虑到与其相关的其它成分，也就是要摆脱过去那种研究语音的不管语法，研究语法的不懂语音的偏向。语言的各要素，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在相互制约中存在，在互为条件中演变。因而，研究语言如果只是死守一个角度、一个方法是不可能接近真谛的。
举个例子来说，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使动范畴的研究虽是个语法课题，但在研究中不能只困在语法范围之内，而要把语法点与语音、语义结合在一起分析、观察。藏缅语使动范畴的语法手段，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是通过语音变换构成对立的，其中有清浊声母变换、送气不送气声母变换、松紧元音变换、不同声调变换等不同语音形式。不同语言存在的不同语音变换形式，是语音演变不同特点的反映。有的语言屈折式很少，成为残留，是因为语音简化引起的，如清浊声母对立消失、松紧元音对立消失等。由语音简化引起的屈折式退化，促使分析式的兴起。分析式是通过词汇手段表示使动范畴的语法意义的，既有语义问题，又有语法问题。由此可见，要较好地完成藏缅语使动范畴的研究，必须把语法与语音、语义结合一起。（注：参看拙作《藏缅语族语言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载《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29No.1。）
从语言演变的不同时期看，有现代语言、古代语言的划分；从语言的地域变体看，有不同方言的差异。因而研究语言，要顾及现代语言、古代语言、不同方言的关系。这是语言系统的又一层次。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下面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示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注：参看1977年5月5日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题为《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讲演。） 汉语研究许多人按这条路子去做，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也是这样。
例如：胡坦先生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一文，（注：该文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 通过拉萨话与藏语别的方言、古代藏文的对比，大致理清了藏语（拉萨话）声调产生、分化的条件和规律。藏语有三个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康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尚未产生声调。藏文产生于公元七世纪左右，是一种拼音文字，是按当时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的。论文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并与代表藏语七世纪语音的藏文进行比较，求出藏语如何由无声调到有声调、从声调少到声调多的演变过程。文中认为：藏语古无声调；拉萨话声调是后起的现象；影响声调分化的主要因素在于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前缀音脱落、韵尾的简化。这是声调研究的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
语言的内外，又是一个系统。语言内部，是指语言本体结构的诸要素；语言外部，是指制约语言发展、演变的社会、人文等条件。语言研究必须联系说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历史才能有成效，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里不再多说。
从所研究的语言扩大到与另一相关语言相结合是另一层次。汉语与非汉语的结合，属于这一层次。一个个具体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构成一个语言关系系统。所以要认识一种语言的真面目，如果只研究这个语言是不可能取得完满结果的。因为，对一种语言特点的认识，除了要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外，还要通过比较来发现单一语言研究所看不到的特点。有的特点，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对一种语言的观察和分析上，往往难以发现它是个特点；但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就有可能显示出它是个特点。
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其中有的是亲属关系，有的没有亲属关系，是类型学关系，或是接触关系。其中，参考亲属语言的特点及其研究成果对语言研究具有特殊价值。亲属语言比较，一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个方法是构拟原始母语和寻找一组亲属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所不可缺少的。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参考亲属语言的特点及其研究成果来研究自己所研究的语言，与构拟原始母语及寻找亲属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为了加深所研究的语言而采取语言研究视角扩大的做法，也就是为我所用的做法。通过亲属语言比较，往往能帮助你揭示所研究语言的隐性特点，区分出某一现象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我和蒋颖在做藏缅语反响型量词的研究，并以此反观古代汉语的反响型量词，有一些体会。反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s），是指与被限定的名词或动词形式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量词。在藏缅语的许多语言里，反响型量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如哈尼语：孩子一孩子：（一个孩子）；河一河：（一条河）。藏缅语的反响型量词起源较早，性质特别，在量词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过去对它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语言上，不同语言的综合研究较少，因而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次，我们对藏缅语的反响型量词进行了综合研究，看到反响型量词虽是个体量词的一种，但在性质上与其他个体量词有较大差异。非反响型个体量词用来称量名词时，除了语法意义外，都还有较明显的概念意义。反响型量词也有表示“称量名词的单位”的语法意义，但其语法功用超过了语义功用。特别是典型的反响型量词还不具有概念意义，仅是语音和语法的结合体。但从量词的发展上看，反响型量词作为早期的个体量词，在整个量词体系的发展中处于中介地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经历了由“语音语法”结合体向“语义语法”结合体发展的过程。这与语法化过程相反，是一个“由虚到实”的演变过程，可以称之为“词汇化”过程。藏缅语与汉语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藏缅语有如此能产的反响型量词，古代汉语有没有？都说古代汉语有反响型量词，但各家列举的都仅是“玉十玉、田十田、牛十牛”等一些例子，为什么没有从古代文献中发现出更多的例子？还有个问题是，这些例子反映出的“名+数+量”的语序，究竟是古代汉语“数量词修饰名词”的修饰关系语序，还是用于纪事、列举使用的主谓关系语序。这涉及到古代汉语有没有反响型量词。但从藏缅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以及藏缅语反响型量词演变的规律上看，古代汉语应该有可能出现过反响型量词，因为这符合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量词产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这个认识可以确定下来，那么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那就是古代汉语的反响型量词后来为什么停止发展了，在后代的文献中就不再出现新的例子，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是否与语序由“名+数+量”转变为“数+量+名”有关？尽管这些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但非汉语的参照对认识古代汉语的反响型量词是很有益的。（注：参看戴庆厦、蒋颖《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该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上面讲的是亲属语言的参照。即使是非亲属语言的参照，比如汉语研究参照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等语言，对语言研究也是有益处的。这个问题留在后面讲类型学问题时再讲。
1.2 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之二是，语言研究从以描写为主转为描写与解释相结合；而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则有助于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语言研究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真正认识语言的本质和规律，光有全面、细微的语言描写是不够的，还要有对语言现象、规律的科学解释。描写只能提供对现象的认识，而解释才能透过现象进一步看到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解释是更高层次上的认识活动。但要对某一语言现象做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则必须参照别的语言。
前几年，我与傅爱兰一起做过汉藏语述宾结构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汉语、藏缅语的述宾结构特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谓语对宾语的选择关系或宾语的类别上看，藏缅语宾语的类别较少，主要是受事宾语。汉语的工具宾语、方式宾语、处所宾语在藏缅语里几乎全当状语用，与谓语构成状谓结构。比如：汉语的“吃大碗”，在景颇语（属于藏缅语）里必须说成“（用）大碗吃”，汉语的“去北京”，景颇语必须说成“北京（处）去”。那么，汉语的宾语类别为什么比藏缅语复杂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类别？我们的解释有两条原因：一是汉语的分析性比藏缅语强，谓语和宾语的关系除了语序外，主要靠语义关系，因而能够容纳更多的语义关系。而藏缅语则有较多的形态变化，述宾结构的语法标志除了语序外，还有格标记和形态变化。这些语法标记的限定，使得述语与宾语的搭配比较严格。藏缅语的大多数语言，主语、宾语与施事、受事是一致的，即主语是施事者，宾语是受事者；即使改变了语序，将受事者提到施事者之前，也还是宾语。二是与语序的不同有关。汉语是“VO”型语序，宾语大多居于句子的末尾，有可能容纳更多的宾语类别；而藏缅语是“OV”型语序，宾语在动词之前，述宾结构的语序与状谓结构相同，二者能由形态或助词区分清楚，这就限制了宾语类别的扩大。总之，汉语也好，藏缅语也好，其述宾结构的特点是由各自语言的内部结构特点决定的。参照藏缅语述宾结构的特点，对汉语述宾结构呈现出复杂现象的解释会有一些帮助。（注：参看戴庆厦、傅爱兰《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原载《方言》2001年第4期。） 值得注意的是，形态发达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述宾结构的特点与藏缅语族有许多共性，汉语述宾结构的研究，不妨进一步参考阿尔泰语系等语言，这肯定对汉语研究会有好处的。
1.3 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之三是，越来越重视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研究。汉语非汉语研究相结合，能为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研究增添大量新的养料。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和认识，是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言开始的，然后再进行多种语言的综合对比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具体语言个性的认识上，但后来发现只注意个性还不够，必须研究语言的类型，研究语言的共性。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当代语言类型学学派。语言类型学是通过语言比较，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比较，研究世界语言相同、相异的特点，从复杂的、无限的、纷繁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少量的、有限的类型，其目标是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普遍性，包括语言结构、语言演变、语言认知、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这个学派一出现，很快就风行一时，成了热门，成为当今语言学三大学派——形式学派、功能学派、类型学派之一。我国语言丰富，是研究语言类型学的广阔天地。汉语与非汉语的结合，既能深化我国语言的研究，又能丰富语言类型学研究。
先举个四音格词的例子。这两年，我与孙艳一起从语言亲属关系和类型学关系两个角度研究汉藏语的四音格词。我们看到，亚洲地区许多语言都有四音格词，除了汉藏语普遍有丰富的四音格词外，与汉藏语没有亲属关系的南亚语系也有四音格词，而且不同语言之间四音格词的语音结构和语义、语法的特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共同点。比如，绝大多数四音格词都具有连绵特征，即音节之间具有双声、叠韵或谐韵等韵律关系。常见的音节类型都有AABB、ABAB、ABAC等类型。不同语言的四音格词，在功能上都具有较强的表意特征。存在这些共性绝非偶然，必定有其语言类型学的理据。但阿尔泰语、印欧语则没有像汉藏语这样的四音格词。四音格词的出现与否、发达与否，似乎与语言类型有关。我们看到，形态变化少的分析性语言，一般比形态变化多的语言容易接受四音格词。再说，四音格词的出现与否、发达与否，与这个语言是否讲究韵律有关。我们还看到，讲究韵律的语言，四音格词比较丰富。（注：参看戴庆厦、孙艳《四音格词在汉藏语研究中的价值》，载《汉语学习》，2003年第6期。） 类型不同，决定某一语法范畴的差异。
再举个声调的例子。亚洲地区有声调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包括有亲属关系和无亲属关系的，声调都存在共性和个性。共性方面主要有：
（1）在有亲属关系的语群内部，声调的发展往往不平衡，一般都可分为发达型、不发达型、萌芽型、无调型等四种不同的类型。如：藏缅语这四种类型都有。属于发达型的语言如哈尼语，声调比较稳定，区别意义的功能较强。属于不发达型的语言如独龙语，声调虽已固定，但区别意义的功能相对弱些。属于萌芽型的语言如嘉戎语，虽然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但是声调区别意义的功能很小，只有极少数词用声调区别意义。无调型的语言如安多藏语。再看与汉藏语没有亲属关系的南亚语系孟高棉语的情况。孟高棉语中有声调的语言有三种声调类型：属于不发达型的有德昂语广卡话、布朗语关双话等，有的有两个调，有的有三个或四个调。老挝克木语北部方言的昆话等属于萌芽型，只有两个调，有少数对立的词。佤语岩帅话等属于无调型，音节音高的高低不区别意义。
（2）从无调型到有调型转化都要经过“固定音高”的阶段。固定音高不区别意义，又称“习惯音高”。如：藏语安多方言的浊声母都读得低些，清声母都读得高些。老挝南部方言的鸟话的固定音高也是这样：轻声母读低些，浊声母读高些。
（3）声调的产生和发展是声韵母简化、词的音节数减少的结果，是一种补偿手段。通过藏缅语四种声调类型的比较，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共性：凡是没有声调或声调不发达的语言，声母韵母都比较丰富，而且多音节的比例较大；而声调发达的语言，声母韵母都比较简单，而且多音节的比例较小。也就是说，声调发达与否，与声母、韵母的丰富与否以及多音节词的比例大小正好成正比。如：属于无调型的道孚语，声母有299个，韵母有58个；羌语（北部方言）有声母90个，韵母244个。而属于声调发达型的哈尼语，声母有30个，韵母有20个。两相对比，界线分明。从藏缅语声调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声调不是原始藏缅语固有的，而是后来由于语音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某些语音功能弱化后出现的“补偿物”。我们设想，原始藏缅语有丰富的声母、韵母系统，多音节词的比例较大，但后来由于声韵母系统的简化，多音节向单音节演变，语言内部需要新的补偿物，于是出现了声调。这是藏缅语内部表达手段的转换。又如属于孟高棉语族的佤语岩帅话没有声调，但有声母53个，韵母162个，元音分松紧两套；但有四个调的布朗语勐昂话，声母只有25个，韵母有99个，元音不分松紧。
（4）声调分化的条件主要是韵尾舒促、声母清浊，而且大多数语言是韵尾舒促影响声调分化在先。如嘉戎语新萌芽的声调按韵尾的舒促分为两类。（注：参看戴庆厦、刘岩《从藏缅语、孟高棉语看亚洲语言声调的起源与演变》，载《中国民族语言论丛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 德昂语广卡话的促声韵只固定在高平调上，舒声韵则因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高低两个调。
以上所谈的声调的这些共性特点，对研究汉语声调的产生及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语声调产生的历史长短如何，现不得而知；上古汉语究竟有几个声调，各家说法不一。但藏缅语声调研究的成果有助于汉语声调的研究。藏缅语声调研究的成果有两点已取得了共识：一是藏缅语声调产生的历史不会太长，这可以由藏缅语有一些语言至今尚未有声调，以及反映七世纪藏语语音特点的藏文也显示出当时的藏语也没有声调这些事实中得到证明。二是藏缅语的声调与汉语没有共同的来源。从以上两点可以推断，原始汉藏语共同语不会有声调，汉语的声调应当是在汉语与藏缅语分化之后产生的，其历史不会太长。藏缅语声调分化的条件，与汉语会有一些共同点，对汉语声调的研究会有借鉴作用。
不仅如此，汉藏语声调的对比研究，对解释人类语言为什么有的语言有声调，有的没有，具有一定的类型学的价值。
再如，汉语述补结构范畴的研究，如果能参照阿尔泰语、朝鲜语述补结构的特点，也能为认识汉语述宾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提供有益的思路。因为阿尔泰语、朝鲜语的述补结构与汉语相比，无论在类别范围、语义关系、句法特征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有助于反观汉语的类型学特征。
2.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汉语非汉语研究必须相结合
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是无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都会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带有本国国情的特点；也都会利用本国的优势资源，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科学研究。语言学也是这样。
我国的语言有什么特点？从宏观上看，一是语种多，是世界上的一个语言资源大国。全国56个民族使用100种以上的语言。二是语言特点多样、复杂。100多种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南岛等五大语系，有分析、粘着、屈折等不同类型。语言使用人口多少不一，多的如壮语，使用人口在一千万以上，少的如赫哲语，现在的使用人口在百人以下。语言功能大小也很不一样。有的语言如蒙古、藏、维吾尔等语言，使用范围广泛；而有些语言如独龙、阿昌、基诺等语言，只在较小地区使用。有的语言有文字，有的没有。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不同语言相互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频繁。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加上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在语言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影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要科学地、深入地认识我国语言的特点必须注意语言之间的关系。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是双向的。但由于人口的原因，经济文化的原因，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各少数民族语言都毫不例外地与汉语有过接触，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汉语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我国众多的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占绝对优势。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全国总人口有1,242,612,226人，其中汉族有1,137,386,112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5％。少数民族人口有105,225,110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5％。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料可查的就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一首《白狼王歌》，是后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王为了歌颂中央政权使用一种藏缅语写作的诗歌。从诗歌的用词上看，当时这种藏缅语已借用了不少汉语借词。有不少语言受到汉语的深层影响。如：白语中的汉语借词高达60％以上，语音、语法方面也受到不少影响。历史上汉语在不同时期留在少数民族语言里的成分，对于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都有宝贵的价值，可以从中窥见历史上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汉语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了汉语。特别是在史前，少数民族语言有可能比后来更多地影响汉语。在汉语（包括不同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已经从汉语里发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成分，而且预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从汉语里发现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结合，是发展我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我相信，这个结合点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事这项结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