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利益是制订对外战略的基点——评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苏联论文,基点论文,国家安全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主力军，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坚，在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中国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对促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对于苏联党和人民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苏联由于当时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险恶，因此，它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苏联的安全”这一轴心转动的，这就使得苏联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大国主义倾向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色彩。
道义上支持，行动上谨慎
1929年底，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不但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失业骤增和生活贫困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同时，危机也打破了一次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然而，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顺利地实施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更加剧了资本主义列强对社会主义的不安和敌视，整个国际局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为了摆脱危机，德、意、日等轴心国相继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肆意扩军备战，蓄谋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夺取世界霸权。在远东，战争的威胁直接来自日本。
日本早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了确立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日本统治集团制订了“北进”和“南进”两套方案。所谓“北进”即北上攻打苏联，占领苏联的远东地区：“南进”即南下进攻英美及其盟国，夺取南洋地区。然而，无论日本“北进”或“南进”，从战略上讲，都必须以征服中国为先决条件，因为对孤悬于海上一隅的日本来说，中国北邻苏联、南接南洋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资源丰富，是其向南北扩张必不可少的大陆基地。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对外侵略总方针，中国便成为日本实现其侵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步伐，1931年9 月18日，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仅仅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起点，而征服中国也只是其对外扩张的一个跳板，下一步日本的侵略矛头将指向何方？是“南进”还是“北进”？对此，日本侵略集团踌躇未决，它正在观察国际局势，准备伺机而动。中、苏、美、英及亚洲许多国家都在密切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
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并构成了对它们的霸权地位的威胁，但它们并不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而幻想利用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企图维持现状或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把日本引向北方，挑起日苏战争，使日、苏在战争中两败俱伤，它们便可坐收渔人之利。出于这一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美国宣布实行所谓“中立”政策，却也只是故作姿态，实际仍继续与日本进行战略物资的交易；英法更是操纵国联，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在英法等推行的绥靖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战争步骤，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打着“阻止赤化势力南侵”的旗号对中国进行侵略，欧美列强对此未采取任何实际的制裁措施，这使得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意识到“反苏”是其进一步实施侵略计划最好的护身符，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利用资本主义各国敌视苏联的心理，一面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加紧推行“北进”计划，试探苏联对其侵略行径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2年日本炮制了伪“满洲国”，赤裸裸地提出，“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1 〕曾在1931年任日本陆相的南次郎在战后供认，“满洲被认为是和苏联作战时的军事基地。无论是占领满洲，或者侵入中国，都是从日本的最终战略目的——和苏联作战出发的。”〔2〕日本在满洲不断增加兵力， 向邻近苏联国境地区移屯大批后备兵员，组织和支持中国东北的俄国自卫分子进行反苏破坏活动，制造事端，使得“以苏军为目标加强在满洲的战备，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3〕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挑衅及西方国家祸水“北引”的险恶用心，苏联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对苏联来说，未来战争的重点是在欧洲，法西斯德国是主要的敌人，但眼下最现实和直接的危险则是来自东方的日本，因此，苏联3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警惕战争挑拨者从中渔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在对华、对日政策上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
首先，在日本侵华问题上，苏联坚持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原则和立场，重申推行和平外交政策，态度鲜明地反对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方面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4〕9月23日，苏联外交部致电中国当局说：“日本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中国甚表同情。”〔5〕10月19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6〕表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这一时期，苏联竭力恢复和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时，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双方断绝了邦交和正常的交往。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主动伸出友好的手，数次表示愿意改善关系，但蒋介石出于根深蒂固的反苏反共观念，对苏联持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未予积极回应。直至1934年蒋廷黻出使苏联后，苏中关系才有实质性的改善。在会谈中，苏方表示，如果两国关系改善，苏联人将像尊敬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一样对待蒋介石；蒋廷黻则表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7 〕蒋廷黻在向蒋介石的密报中称，在莫斯科，中国红军的消息，“全不见于此地之报纸，对中央政府绝无批评之理”，可见，30年代初两国恢复邦交时，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就是一往情深的。此外，鉴于“九一八”以后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起与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冲突，苏联还增强了远东地区的防御，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5年的14个师，约24万人，〔8〕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作了认真的防御准备。
但是，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对待远东问题的基调是立足于防御，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因此它对中国往往限于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而对日防御也是以不引发苏日冲突为前提。这一时期苏联外交的基本方针仍是谋求改善苏日关系。“九一八”之后，苏联虽一方面声明在道义上完全支持中国，但另一方面，当日本向苏联提出不要在中东铁路沿线屯兵，不要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要求时，苏联就声明，继续履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竭力避免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以防被日本找到反苏战争的藉口。为了稳定两国关系，苏联政府还曾先后于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 月多次建议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均被日本政府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加以拒绝。苏联在改善苏日关系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中东铁路的让渡。中东铁路位于中国东北，原为苏共同管理，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后，便以此为借口不断进行反苏挑衅。鉴于中东铁路事实上已沦于日本控制之下，无法正常运行，1935年3月，苏联完全撇开中国，以14000万日元的价格将其在中东路的权益让渡给了日本操纵下的伪“满”。中东铁路的让渡，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却完全不顾中国的权益，由日苏双方擅自达成协议，进行让渡，这是苏联为了取得“远东和平”而作出的卑怯的让步。这样做也造成了对伪“满”事实上的承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总之，苏联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立场基本方面仍是维护和平、反对侵略，但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却常常打着“不干涉”的旗帜，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方针，而对中国的态度则较冷淡，有时甚至采取牺牲中国某些权益以求得与日本关系的“缓和”。
积极援华抗日，避免两线作战
日本为进一步扩大对外侵略，1935年正式提出“广田三原则”，妄图与蒋介石结成同盟，以华北、西北为反苏基地，在“防止赤化”、“共同防御”的旗号下，推行“北进”方针。苏联十分担心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联日反苏。1936年，日苏关系日趋紧张，“北进”声浪日高。8月，广田内阁把“北进”列为国策；11月， 日本又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意大利也加入该协定，表明了轴心国反苏反共的共同愿望和协调行动，这不能不引起苏联的高度警惕。事实很明显，一旦形成东西合击苏联的态势，苏联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难。据此，苏联也在谋划着下一步的对策，其主要内容是拉拢蒋介石，促使其留在抗日阵线内，并以积极的姿态加紧对华军事援助。
由于日本久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其进一步的侵略计划，为了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之前，同年6月， 日军在《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中声称：“以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应首先予南京政府以一击而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9〕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为了完成“北进”计划的一个步骤。同一时期，日本对苏联的军事试探也升级了。从1931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止，日军共挑起过300多次与苏、蒙的边境纠纷， 但规模都较小。而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则是日本对苏联两次大规模的试探性的挑衅行动，双方都出动了数万官兵、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对阵，结果均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对于这两次军事挑衅，苏联方面是本着“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的原则，予以坚决回击，使得日军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有了深刻体验，进攻苏联的企图不得不在准备和试探阶段止步，不敢贸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虽然如此，但日本这一系列的行为已使苏联迫切地感到日本对它的威胁更接近了，而在欧洲，随着法西斯德国侵略势力的增强，苏联同样面临着遭受进攻的危险。这样，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就有可能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欧洲无疑是苏联的战略重点。然而，一旦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尽量避免来自日本的攻击。苏联深知单凭军事实力的优势是不足以使日本黩武主义者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其丧失进攻苏联的力量。于是，苏联把目光投向了已独立抗击日军数年的中国。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占城掠地，逐年增加兵力，但始终无法使中国屈服。相反，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持续高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日军约80%的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并不得不维持其有生力量和战略物资的巨大消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军事潜力。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如果以中国为屏障，牵制住日军主力，解除其东顾之忧，对它来说，自然是最有利的。因此，从1936年起，苏联开始把援助中国纳入保卫自身安全和实现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的轨道，通过增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达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无力“北进”的目的。
1936年，苏联指示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中苏合作问题进行活动；1937年春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访苏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明确提出：蒋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很坏，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此后不久，中苏于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随后又于1939年6月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从1937年到1940年间， 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了中国极大的援助。苏联代表团曾在1937年11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和其他场合有力地声援中国正义的抗战，呼吁各国对日本侵略者采取集体制裁，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国联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日本空军对中国城市的野蛮轰炸。从物质上来说，1937年至1940年苏联先后给了中国4.5亿美元的贷款，价值3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约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保卫中国的空战，其中近200 人在战争中牺牲。在此期间，一大批在苏联的中国革命者纷纷回国，投身抗战第一线，其中包括送蒋经国回国，也是对华友好的一种表示。苏联的这些支持和援助，与英、法、美当时所采取的观望态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国家的援助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而无实质性的行动。
对于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本国安全利益为出发点的。1940年秋，斯大林在对即将出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的谈话中十分明确地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0〕因此苏联的对华援助更多地是从对苏联的实用价值出发，而很少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利益和需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态度差异。
苏联是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援助对象的，因此援华的各种物资几乎全部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虽然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但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敌视而得不到任何援助；苏联向中国派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当时“在所有战区都有苏联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11〕1938年王明回国时曾要求苏联向延安提供援助，伏罗希洛夫回答说，“如果没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允许，苏联向中国共产党供应武器是不当的。”〔12〕对此，美国记者斯坦因评论道：“中苏外交联系和军事联系也似乎只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13〕苏联对待国共两党的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主要是出于苏联领导人对两党力量的分析。斯大林在同崔可夫谈话时说道：“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而国民党则不同，“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日本资本无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和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领导人制订对华政策时的真实意图：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又无外援，不可能成为抗日的领导力量，因此对共产党的援助没有意义；第二，如果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就会给蒋介石及西方大国造成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印象，不利于苏联同他们的合作；第三，蒋介石政府是抗日的主力，中国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又是英美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而援助中共，容易得罪蒋介石，还可能驱使日蒋媾和，加上苏联一贯不欢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方针，因此，在援华抗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完全受到冷落，就不难理解了。
正是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宗旨的，因此并不是坚持一贯的。诺门坎事件后，日本感到苏联是一块硬骨头，啃不动，要实施“北进”计划困难重重，力不从心。而在中国正面战场，继徐州、武汉、长沙会战后，“南进”的路线已经开通，因此，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就确定了“南进”方针。1941年4月，苏、 日双方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日本解除了南进的后顾之忧，而苏联则获得了在对德作战时日方中立的保证。此后，苏联便逐渐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当然，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 苏联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和最困难的局势，它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德作战，再也无暇东顾，因而也更加担心受到日本的袭击。为了向日本表示苏联严守“中立”的立场，苏联不但完全停止了对华援助，而且还尽量避免与中国的直接接触，“对于当时有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苏联都坚决避免与之同席，以免给人‘对日联合战线’的印象。”〔15〕1941年12月，蒋介石曾要求苏联对日宣战，组织军事同盟，斯大林复电指出：“苏联现负抗德战争的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争上之胜利，实系英、美、中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16〕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1942年3月， 苏联政府召回全部在华顾问。此后，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直到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协议并与国民党政府达成某些谅解之后，苏联才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败亡。
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已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苏联在制订其对华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共的作用和影响。当时，由于中国对外的正式代表是国民党政府，所以苏联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人的组织，曾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共产国际中期以后实际上已成为苏联操纵各国共产党实现其对外战略的一个工具，因此它对各国革命的指导必然深深地打上苏联意志的烙印。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深受其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由于王明执行共产国际“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即打击中间阶级、不要同盟军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党没有及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起来团结抗日，丧失了争取群众共同抗日的大好时机。1935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年。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起草了《八一宣言》，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实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策略转变。在帮助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首先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1936年7月23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17〕这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
共产国际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历史功绩的，但由于它的许多指示往往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对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利益考虑较少，因而带有很大片面性，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事例上。
其一，1936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态势的扩大，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开始逐渐靠拢，双方在对日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谅解和一致，于是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苏联与中共产生了分歧。1936年7月， 共产国际开会专门研究了中国情况，8月上旬， 共产国际电告中共将南京政府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然而在当时，蒋介石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剿共”行动和对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运动实行镇压，中共和红军首先必须保卫自己的生存，争取联合其他抗日民主力量，形成一股能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抗日洪流，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显然，在当时立即实行“联蒋抗日”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共中央没有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建议，从“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方针。对此，苏联和共产国际深为不满，批评中共“民族主义倾向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18〕
其二，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1937年8月， 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引起了苏联的不安。苏联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依靠蒋介石抗战来拖住日本侵略军，因此，深恐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会惹恼蒋介石，危及统一战线，所以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指导思想，表现在王明回国后，当即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他批评党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抹杀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原则分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实际上是自动放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重蒋轻共、援蒋压共的做法也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 苏联对这一赤裸裸的反共事件态度暖昧，只是通过其驻华大使向蒋介石作某些暗示：内战意味着灭亡，并将影响苏联的对华援助。同时却要求中共保持克制的态度，“采取措施避免内战扩大”。2月， 崔可夫向周恩来转达了苏共中央的意见：日本还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介石让步，要缓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利益，而要求中共以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换取蒋介石的抗日行动，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根本利益的，也是中共决不能容忍的。中共第一次直接抵制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坚决揭露并谴责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反共高潮和企图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事实证明中共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蒋介石也被迫声明“今后决无所谓剿共军事”。
其三，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为集中力量抵御德军的进攻，东部地区防御力量削弱，担心日本乘机“北进”，曾通过共产国际于1941年7月和1942年5月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在内蒙一带集结行动，武装保卫苏联。而这两个年头正是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最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从50万缩减到30万，解放区人口从8000万缩减到5000万，敌我力量悬殊，而苏联却不顾中共的困难处境，一再要求八路军跋涉远征，去牵制日军，这一指令明显地表现出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其实，“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还可追溯到更远，早在1925年斯大林就提出了“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共产国际的实际活动中。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认为“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此不顾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通过共产国际号召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保卫所有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搬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未及时打出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丧失了团结抗日的大好时机。此时，苏联又重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要求兄弟党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错误决定。所不同的是，此刻的中共已走向成熟，它的独立自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中共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为此，苏共竟然认为中共军队不主动出击就是不关心苏联命运，不关心世界革命前途，指责中共“游而不击”，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指责明白无误地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倾向。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不可能脱离各国无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而存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顾自身力量的强弱，不顾自己的民族利益，盲目地听从指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革命实践中，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对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局势风诡云谲，复杂多变，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也经历了几个曲折。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它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的。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援助，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国际主义原则。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行的是与欧美帝国主义截然不同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从这一宗旨出发，苏联坚决地反对法西斯集团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积极支援被侵略国家人民为抵抗侵略、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和帮助，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战争与和平、侵略与被侵略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是非爱憎，界限分明，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其次，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存在着局限性。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审时度势，变换政策和策略，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以损害别国利益来维护和谋取本国的安全利益。中东铁路的让渡和《苏日中立条约》所附的声明，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基础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外交手段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都是应该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无权牺牲别国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无论大国或小国，强国或弱国，都应遵循主权平等的原则，任何国家和政府不得凭借实力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尤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第三，发展党际关系要以正确的原则作指导。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明显地暴露出苏联的大党主义倾向。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它常以领导党自居，再加上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制的原则，并以国际纪律来保证其决议的实施，就使得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及抗日战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是同中共平等协商，而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再则，共产国际这样远离各国实际的世界革命“指导中心”，又受到苏联政策的左右，其指示和决议必定有许多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利益的。从苏共、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这一段历史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党际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论大党还是小党、老党还是新党，都应独立自主、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不能由某一个党充当领导和旗手角色，对别的党发号施令，更不能把一个党的纲领、政策和观点强加给其他党。各国的革命和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情况，要靠各国人民自己去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19〕，“照搬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0〕，各国党只有结合本国实际，走自己的路，才能走向胜利的明天。
中国的抗日战争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曾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今天，我们回顾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既是为了牢记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健康地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
注释：
〔1〕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文书》第204、205页。
〔2 〕赛沃斯奇雅诺夫著：《美国在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中的积极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3〕〔8〕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9页。
〔4〕《申报》1931年9月26日。
〔5〕〔6〕《国闻周报》第八卷第39期。
〔7〕《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莫斯科1971年版，第640、643—644页。
〔9〕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61年版，第333页。
〔10〕〔11〕〔14〕〔18〕瓦·崔可夫著：《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64、34—35、34页。
〔12〕约翰·吉廷斯：《世界与中国》。
〔13〕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编：《抗日战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1986年版，第388页。
〔15〕别列日柯夫的讲话，《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16〕梁敬錞著：《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6页。
〔17〕转引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24 页。
〔19〕《周恩来选集》（下），第30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军事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战争力量论文; 蒋介石论文; 历史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