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演变的逻辑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布局论文,逻辑论文,总体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概念和理论，其中包含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概念和理论。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概念和理论。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如何理解这个布局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发展的逻辑与意义，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是对这个总体布局的初步理解。
一、总体布局的演变
第一，从二位一体到三位一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概念提出以前，没有总体布局这个概念，也没有关于这个布局的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提法，更没有二位一体的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三位一体，指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统一。所谓四位一体，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外增加了社会建设。它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一。二位一体的提法至今还没有。所谓二位一体，是指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二位一体，不是作为确定的提法、概念被提出来的，也不具有一定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意义，但它的确是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把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提出①。直到现在，这个战略方针也没有改变。三位一体虽然可以被看作二位一体的逻辑延伸，但是，这不能被看作“战略方针”转变为“总体布局”。“总体布局”始于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概念同四位一体概念是同时出现的，也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概念一同出现的。这三个概念同时出现在胡锦涛于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集中出现在以下论述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但这并不表明三位一体的实践或事实只是从此时才开始，作为概念它与四位一体一同出现，而作为事实它比四位一体则要早。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还应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思想的形成，实际上早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三位一体的认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正是从“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的角度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正确的政策②。经济建设是个基本概念，比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概念出现得要早。改革开放前，例如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出现经济建设概念③。文化建设概念最初的含义比较狭窄，不具有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的那种全面意义。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是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思想建设④，文化建设相对于思想建设而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现在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思想和其中蕴含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思想，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种特定表述形式还未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文化建设概念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具有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的全面的和相对独立的意义。
政治建设概念比文化建设概念提出得要晚些。在1994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见到“政治建设”的提法，但它是一个与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提到的从属于党的建设概念的一个具体概念，而不是构成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那种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政治建设。三位一体意义上的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政治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规范表述形式，据考察，最早见于中共中央2001年9月20日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指出：“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⑥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分别谈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概念前后相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表述形式。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明确提出“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⑧，表达了明确的三位一体思想。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能不能说我们当初坚持二位一体的建设的总体思路，而没有提出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因为社会的政治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出现，从而决定了我们党还没有可能提出政治建设方面的任务？回答是否定的。在客观上，社会的政治方面的矛盾表现实际上同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表现同样激烈，甚至更为激烈，因而政治建设的任务同经济建设的任务、文化建设的任务可以说同样迫切。所以，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民主政治建设任务⑨，只是这个任务还没有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并列提出，没有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并列提出。原因是思想方面的，即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思路还是二位一体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总体布局”思想。
第二，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内容、意义和思想渊源作了系统阐述，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里，第一次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概念和三位一体、四位一体概念。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⑩。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谈到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他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并根据这个新要求对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进行了专门阐述(11)。社会建设是个新概念，产生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后。同上面关于对社会生活中政治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政治建设任务提出的意义的认识一样，这里还可提出：以上概念演变是不是说明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社会(狭义)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一定是出现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领域之外呢？实际的社会建设的任务产生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后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发生的普遍性、深刻性和激烈程度可能不如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问题解决的要求不像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来得那么迫切，但是，矛盾和问题以及根据这个矛盾和问题提出的解决任务则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重视社会建设领域的问题，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12)1994年10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13)，1995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又特别谈到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医药卫生等重点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问题(14)。2000年5月，中央还专门召开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座谈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讲话。应该承认，中央提出以社会建设为新内容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根据就在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大量涌现乃至激化，决定了党和政府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指导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思路上，越来越关注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15)的全方位视野。
第三，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思想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五位一体指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在原来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个转换比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转换来得自然。这是因为，一方面解决了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思维转向(将在后面专门说明)，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中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这一转换与发展的结果，既强化了作为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思想基础的现实性思维，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二、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关于总体布局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个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实际价值。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与“总体布局”含义相近的概念有“纲领”、“战略方针”、“总任务”、“战略部署”、“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基本纲领”等。这些概念与总体布局概念比较起来，不是显得过于笼统，意义不够明确，就是显得意义过于狭窄(如“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本文中用“总体思路”表达在“总体布局”概念形成之前与之相近的内容和意义，但也认为这个概念不够确定、具体，表达不出“总体布局”概念具有的确切含义。与上述“含义相近的概念”比较，“总体布局”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总体”，而在于“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然是总体性的事业，这个事业如何开展，如何实现它的战略目标或“总任务”，不能停留于目标的设定和任务的提出，而要在目标的实现上下工夫，要有谋划、有布局。“布局”不仅更接近于目标实现的实践环节，而且它直接是目标实现的实际战略部署和行动步骤，因而含义更加明确、具体。现在，理论上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并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联系起来，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发展的总体画面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
第二，关于三位一体的意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表述形式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它的现实基础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或人的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因而在理论上，经济、政治、文化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其一定的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概念，从功能上来说，对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说明仍然是有效的，它们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概念。它们对于人的活动的说明也仍然是有效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是人的基本社会活动。正因为如此，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思维一直是关于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分析和实践观察的基本方法，以至于成为人们分析与观察社会的习惯性方法。但是，在生动的和变化着的现实生活面前，这种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和思维。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现实来说，三位一体仍然是基本的，但在变化了的现实和新的任务面前，它不再具有“总体布局”的意义。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它的被超越是必然的。
第三，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是思维方式的创新。四位一体的呈现，表明了我们关于总体布局的思维基础发生了转变。它是打破、超越关于社会观察的传统“社会结构”思维的结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结构，这种结构作为思维结果首先来自对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而不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为思维行动的社会结构分析，太容易使人们陷入那种既定的惯常的三位一体分析模式，因而不可能发现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社会(狭义)生活领域，它的矛盾和问题，它的建设在总体的社会建设中的意义。而一旦人们不是首先从社会结构入手，而是从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入手，在今天这样发展中的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势下，就不可能不发现那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发现社会建设的意义。社会建设概念和社会建设理论的思维创新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一种严格按照社会结构思维对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观察和描述，回到一种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观察社会生活的唯物辩证思维上来。它在坚持关于社会生活过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内容的认识的同时，给予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其他方面以认识和概括性表达。社会建设概念、理论的直接意义在于，它对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外的更加广泛和接近人民生活实际的领域给予关注，并为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实践、生活提供可能的科学的指导。
第四，关于五位一体的意义。五位一体的思维基础仍然是四位一体的思维基础：既是现实的，又是动态的。其意义表现是在以下两个方面：(1)我们的关注点，即我们的理论、发展战略和事业布局回到了人的活动的基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是我们生活、活动的自然基础，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具有广泛的和深刻的影响。生态环境出现问题，不仅制约我们的发展，而且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能以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生态文明建设概念，表达了一种历史-自然观，即把自然加入到文明范畴，把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由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个概念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过去为了最大限度地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效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那样一种传统的破坏性态度，转变为一种不仅保护而且积极建设的实践辩证法和环境伦理。(2)它彰显了二位一体的关于发展的总体思路的意义，即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我们承认，从二位一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发展，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思路和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是一种进步。但二位一体并不因此失去其意义。它是一种具有世界观高度的认识，具有本体论意义。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上，我们当然要超越那种把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的旧唯物主义，坚持基于主体性充分发挥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观。但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提出，给予我们一次检讨那种忽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人的主体性过度发挥的历史—自然观或实践-自然观的机会。
第五，关于总体布局发展的实质。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由社会结构或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向更广泛的方面扩展的过程。包括教育、就业、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在内的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总体布局，同经济、政治、文化这些社会结构与生活的基本方面一样得到关注和投入，甚至在一定时期得到超出这些基本方面的特别的关注与投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但是，这样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和事实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二者是一致的。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政治、文化发展，不是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而人民生活不能得到相应改善、提高，群众生活没有保证，社会不稳定，这既不是社会全面发展，也不是社会协调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了，生态环境却被破坏了，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了，甚至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环境恶化的威胁，那么经济发展的意义何在？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转变的逻辑实质在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亦即科学发展。
第六，总体布局的历史性、辩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无论是它的三位一体，还是四位一体、五位一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都不是在一定时期突然出现的。每一形态的总体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决定其形成的基本根据是社会生活过程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思想根据是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每一形态的总体布局。正是因为总体布局形成与发展的根据在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就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形态的总体布局看作最后的、不变的，看作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还有，关于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按照现有表述形式，它们是否依次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是一般的基本的关系。经济是基础，它决定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经济对社会(狭义)的关系，一般说来也是经济决定社会，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那么，经济对生态环境是否也具有像对政治、文化、社会一样的决定关系呢？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其说经济决定生态环境，不如说是生态环境决定经济。但总的来说，它们不具有那种严格的决定论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谁决定谁是不确定的，实际的关系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这实际上涉及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的关系状况，即人们在现实实践中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关系表现为某种辩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规定，它的首要地位是不变的。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则要按照实际生活过程中社会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来理解和处理，而不能严格地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它们被提出的时间先后来理解和处理。哪一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是主要的，哪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首先的。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忽略的。就当前而言，我以为，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是最迫切的，是应该放到除经济以外的优先地位的，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的现实性、合理性所在。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1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4页。
⑦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31、38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7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7页。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51页。
(1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9页。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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