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学术化与社会化——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化与论文,学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贺绍俊（《文艺报》副主编、编审）：90年代批评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学院派批评的确立。80年代末，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已经提出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问题。但那时没有建设的条件，没有摆脱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尴尬处境。通过80年代的问题积累和不断地吸收、融汇中西方的各种思潮、文论，90年代沉淀下来才有可能培养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在资源的积累上，学院派批评最终强调的是学理性。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追求批评的学理性是从学科的行为方式和规范上，对80年代文学批评学术化和理论诉求作出的回应。80年代的批评主要是经验性的批评，经验层面的感受容易引起广大社会读者的共鸣，尤其在表达集体经验转变的社会思潮中。但经验性的批评也有它的弊端，倘若批评家的经验与面对的文本距离太大，就无法进行批评。像先锋小说出来的时候，许多批评家便失去了言说能力，这就是经验性批评的局限。因此，批评家在面对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必须寻找理论和方法的支援，在文学内部寻找批评的观察机制和论述方式。
贺绍俊：但现在整个文坛弥漫着一种非学理性的气氛，这与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冲击，毫无疑问给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消费时代的文学投降主义的倾向。消费时代的最大特点便是把一切都变成消费的对象。传媒是鼓吹消费的首当其冲者。在传媒眼中，文学只是一种消费。这同文学的本性是根本冲突的，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作家甘于投入消费的怀抱，这就是文学的投降主义倾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批评兴起并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一个问题：我们学理批评为什么不占领媒体？当然这种设想很好。尽可以在媒体中溶进学理批评的成分，但不能取消目前学理批评的生存方式，如果没有课堂上、书斋里以及学术刊物中的学理批评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众传媒上的学理批评气息。
萨支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媒体与学院的对立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学院派的像陈平原、汪晖，媒体需要借助这样的人物来发言，借助你的力量，借助你的身份，陈平原现在就在《书评周刊》开专栏。当然，可以说媒体在制造“学术明星”。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路，这样要急于确认自己的焦虑。
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院批评提出的问题是回到岗位回到书斋，而不是走向媒体。《学人》创刊的前言说，知识分子要重新回到学术。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这样一个理论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问题越来越大呢？回到岗位，回到书斋后，批评职业化了，这在西方可以，西方的学术体制提供了可以在屋里面谈论文学的条件。在中国紧追着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多，回到岗位可以吗？知识分子要领导潮流。 批评的缺席从某个意义上对这种现象说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90年代的批评更多地是被媒体和编辑取代的，比如说书商要出一本书，贴出很大的招贴画：这是当代的《金瓶梅》，这是《白鹿原》后的力作。媒体的批评要求变批评为表扬。这就是有一种骂派批评，它与表扬批评背后的利益诉求没有区别。小骂小帮忙，大骂大帮忙。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时的批评大多找不到切入点，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传媒潜在的高压还是存在的。无论是学院批评还是其他批评都有一个特定的中国语境，和西方不大一样。因此，在我看来，90年代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本土”批评。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对学院批评的态度有些矛盾。从定义上说，学院批评是一种专业化的、制度化的批评，它讲究学理背景、学术积累、知识传统、学术规范等，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但在这背后有一种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确立的诉求，身份是在区分中得到确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批评也要确立一种规范以便区别差异，设立“他者”（非学院化的、业余的、随意的批评），同时确立自我。我之所以对它存在矛盾态度，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批评有反抗性、确立自主性的一面（抵制来自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预），但同时也有压制性、排斥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与限定的条件下肯定地或否定地谈论它。
孟繁华：但现在是媒体文化权力的压抑性问题。美国有一个学术大腕人物乔姆斯基，当时他想进入媒体根本进不去。后来乔姆斯基声誉大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掩盖了，媒体就利用他，把他明星化。媒体并不是真的说，乔姆斯基，这一版要给你发言。大众传媒既然是商业性的就会利用一切，它没有贞操观念，能利用谁就利用谁。
贺绍俊：我觉得中国大众传媒还不能等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的传媒，因而不能以西方传媒的运行规律和法则来衡量中国的传媒。中国非常强调新闻出版的管理，一些大报借助于党政的优势，可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近十年来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结合市场方式运作的报刊，还有专业性报刊。比方说《文学评论》，严格说来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在比较完善的社会体制中，它应该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但《文学评论》在学术上并不是彻底的独立的。
陶东风：越来越专业化、学院化的文学批评怎样保持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怎样有效地参与文学以外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学院批评既然是学院的、高度专业的，它就是一个非常自律、自主乃至自我闭合的场域，因而也就必然与公共领域存在隔阂。另一方面，现在的公共领域由于缺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有效参与，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蜕变为一种伪“公共领域”，比如明星的隐私（身高、肤色、星座、口红等），在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上炒得火热。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本应是民主平等地讨论重大社会问题的空间，而不是热衷于明星的这个嗜好那个隐私。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无法逃脱被其收编的命运；而另外一些则“洁身自好”，坚决抵制，但是这样一来也就难以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样既与公共领域沟通，同时又不被改造呢？
萨支山：学院批评并不仅是退回书斋，其操作是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意识。整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学理”，如“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政治学，它对50—60年代的文学当然是批判性的。它获得了巨大的认同以至成为一种经验性的东西。而在90年代我们又发现80年代创造的文学本质、文学永恒的观念存在问题，发现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样又开始做学术清理工作，包括清理80年代文学批评的问题。
王光明：讲到学院批评的一些负面因素，像不能介入公众社会，不能在公共领域起到作用，但学院批评难道可以包打天下？比较专业化的学院批评回到岗位，追求批评的学术性、学理性是必要的。我们是否对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抱着过高幻想和期待？总是把它理想化，或理想化地想改造它。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某一学科的学者能不能影响所有的层面？在30年代，瞿秋白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新文言”，主张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这种理念经过40年代以来的制度化过程，终于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取代了“新文艺”。在诗歌领域，向民歌学习成为一种时尚并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然而它并没有改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反而让人民失去了本来可以期待的许多好诗，倒是一些完全听命于诗歌和内心要求的作品，逃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用，比较有独立的美学价值。现在公共领域的构成成分远比过去复杂，有的人根本对文学批评不予理睬，我们怎么去影响？文学批评该面对什么，我们要对谁、对什么负责？不少人注意到大众传媒批评并没有起到批评的责任，是变相的商业广告，并未对文学负责。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究竟对什么负责？
孟繁华：学术制度规定了学术生产或精神生产，不认同学术制度就要淘汰出局。到了90年代，过去旧的制度被解构，建立起了新的制度：媒体的制度。包括周国平、郑也夫等知识分子介入媒体，不管知识分子如何想在媒体上表达，媒体都要按照它的生产方式来要求。这种新的媒体制度一点也不比传统的文学生产制度来得温柔。因此，到90年代以后，80年代以来处于前沿批评界的人都回头去做学术史、思想史，不搞当下的批评。像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季红真等等，都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带头人。学院批评的兴起是为了抗拒当时一种非学院化的批评或叫非批评的强侵入与干扰，就是把批评纳入知识范畴里面，使非批评无法进入。
王光明：文学批评无法全方位地介入公共生活，但有自己的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根本原则的有机“整体”，也不能要求每个局部都得充分表达人工构造的“原则”，社会“无中心但有主流的结构”（阿尔都塞语），内涵无比丰富复杂，其中每个局部虽与整体相关，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且局部与局部之间又常有矛盾。辨析这些关系，是为了从文学批评的功能出发反思自己的“发声”位置，自觉限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野心，消除不能直接“济世”的道德负疚感。在现代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能承担现实的全部事务，不可能直接给所有的人群带来福祉。它们是社会历史“大叙事”中的“小叙事”，好像在一个大故事里具有独立性与自我坚持的小故事，通过文学品格的关怀来关怀社会生活。文学批评为文学负责与为公共生活负责并不矛盾。
（王光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