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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举办的“文学节”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香港已进入“九七”回归祖国的途中，值得祝愿与思考。
当香港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作为构成香港文化一部分的文学，今后发展的趋势如何？也值得考察与研究。
从历史的规律看，认识过去、了解现在、以论将来，是必要的，文学的发展也不能割断历史。
一
众所周知，香港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是香港的文化形态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学亦然。
中国有自“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传统，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已有鲁迅、许地山为香港带来新文学的种子。接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相继有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学巨子南来香港，为新文学开拓前途，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把“五四”时期形成创作主流的写实主义扎根于香港，从而产生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由黄谷柳写的《虾球传》，侣伦写的《穷巷》，舒巷城写的《太阳下山了》，夏易写的《少女的心声》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反映了二战后香港社会的变化。文学杂志如茅盾、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萧乾、杨刚前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以及《星岛日报》、《华商报》的文学副刊也为散文、诗歌循着“五四”新文学的指向而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作品。在那些年代，香港的文坛一度呈现灿烂的景象。
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了，历史转入新的阶段，香港文学也出现了另一种局面，用陈德锦的说法是“五十年代之后，在社会形态上与中国大陆的断裂而产生的独特的香港文学言说”。更明确的表述是：内地的新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而香港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原因，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连成一片的缘脉暂告中断了，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新态势，也就是“非连续性”。
在这样的新态势下，具有不同立场、观点的作家，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美元文化”作品以及亲台作家的作品。
与“美元文化”相对立的是进步报刊所发表的作品，如唐人写的《金陵春梦》，又如以阮朗笔名写的小说，曹聚仁写的《万里行》，何达写的诗歌，叶灵凤、吴其敏的散文，由吴令湄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周刊及袁和平主编的《文艺世纪》、吴其敏主编的《海洋文艺》所发表的文章，等等。
贯串于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学虽然形成对立的壁垒，但也就是在五十年代产生了多元化的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艺思潮的传人。
二
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地，以介绍、提倡现代主义思潮的文艺刊物如《文艺新潮》杂志起了重要的影响。创办人马朗宣称：“我们出版这本杂志，从头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潮流——这个新的潮流就是现代主义。我认为，通过现代主义才可以破旧立新，这是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这个刊物有系统地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而相应起了推动现代主义文学作用的是1958年成立的“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称以“推展香港文学艺术运动”和“发展现代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作为主要任务。
在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除了六十年代处于动荡之中，文学陷于沉静状态之外，香港文学是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发展的，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
一、先是通俗小说风行一时，以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代表，从五十年代以迄现在，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对传统的武侠说部起了冲击、改革的示范作用。倪匡的科幻小说则追随科技的进步而尝试新的表现。
二、现代主义文学刊物不断涌现，如《盘古》、《八方》、《诗风》、《素叶文学》等都在探索，发表了大量现代主义的作品。
三、实验小说出现了，如昆南的《地的门》、刘以鬯的《酒徒》，都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有了收获。
四、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表现形式作新的尝试，有也斯的短篇小说《养龙人狮门》，西西的《我城》、《哨鹿》，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维多利亚俱乐部》等。
五、爱情小说大量出笼，依达、凯伦、亦舒、严沁、林燕妮、李碧华的作品拥有许多青年读者。
六、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也各树一帜。社会小说有杰克的《名女人别传》、《改造太太》，高雄的《经纪日记》、《二十年目睹香港怪现状》，都是流行一时的讽刺作品。到了八十年代，有梁凤仪以擅写香港商业竞争、财经风云而成为多产作家。
七、以都市题材进入创作的一批作家如金依、海辛、陶然、张君默、东瑞、白洛、陈浩泉、巴桐、陈娟等，反映了都市小说的新发展。
八、香港的新诗创作，有沿“五四”新诗道路成为写实派的诗人如何达、王一桃、张诗剑、黄河浪、舒非、梦如等。也有现代派的诗人如戴天、古苍梧、也斯、黄国彬、胡燕青、羁魂、秀实、陈德锦等。
九、散文、杂文则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是多姿多彩的文体，按内容可分社会性、专业性、抒情性、政论性……融汇中外、贯通古今学识以见于散文、杂文的写作，可说是名家辈出，如余光中、董桥、小思、梁锡华、黄维梁、金圣华、胡菊人、岑逸飞、张文达、柳苏、高旅、忠扬等都是，表现的形式是短小、精悍，多能直抒胸臆，直到现在仍然成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的文学多元化所呈现的缤纷景象是成就的记录，是与香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由于适应商业经济及市民趣味的需求，因而就有文学多元化的出现。
三
跨入八十年代，随着香港回归提上日程，《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了，《基本法》制定了，香港文学也转入了新时期。
从历史意义来说，结束了香港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今后将循“一国两制”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但于文学方面却出现了有忧有喜的现象。
不必讳言，对香港的回归，文学作品对过渡时期的香港已有所描绘。刘以鬯、陶然、陈浩泉、叶娓娜、也斯、白洛、梁锡华都在作品中接触了香港人的心态，描写对香港前景有所忧虑而移民的形形色色成了突出的题材，许多散文杂文也有忧时的抒写，这也反映了作家的观察带有关心政治的倾向。
与关心政治有关的是向来处于散漫状态的作家，在这过渡时期却自动组织起来了，先后有几个较大的文学团体组织，如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香港文联）、香港笔会等。从各个团体所制订的章程可以看到，都是标出以维护作家权益、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的，各个团体的成员成分各有不同，但是在这过渡的敏感时期形成组织，也就对文学事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看来是出于“九七”的政治因素所推动，向来在殖民统治下不受重视的香港文学，却因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成立，以拨款方式对作家及作品的出版加以资助了，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文学著作有了数量较多的出版，全港中文报章也锦上添花，多家大报开辟了文学副刊。另一方面，举办文学征文比赛也蔚为风气。香港文学团体与内地的交流也加强了，这有助于香港文学扩大影响的空间。
这一系列现象，对作家创作及文学发展无疑是积极的鼓励。
四
如今，“九七”在望，屈指可数了。香港文学的前景如何？当是文学界所关注的。
根据香港文学所经历的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看，可以作出理性的考察，得出如下的判断——
七十年代的经济飞跃，是促进香港文学呈现多元化的重要因素；香港的经济继续繁荣，文学也会有欣欣向荣的远景。
但是文学本身有其规律，就是创作自由。《基本法》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已规定了可以自由发展，这是对创作自由的保证，有利于推动文学事业，也有利于促进各个文学流派的竞争。
香港处于东西文化汇合点，有利于作家文学事业的追求，不论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都可在形式方面借鉴有益的技巧而有新的表现。就是以外文写香港题材的作家，也有用武之地，反映怡和集团历史的《望族》就是一例。
香港是商业经济的都市，文学已呈商品化，也就有流于庸俗化的倾向。为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仍需要社会的帮助，因此如艺术发展局所采取的支持鼓励的做法，“九七”后会继续推行。
最后，我还想强调三点——
一是香港是人才荟萃之区，已拥有一支文化素养较优的作家队伍，创作力量不弱。过去的成就已证明，香港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两方面的探索，已有了可观的表现，这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来说是具备了主观的条件；加以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汇合点，客观环境对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因此作家也必然充满信心，一定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为香港文学也为中国文化大厦缀上光采夺目的珍珠。
二是今后香港政经贸易文化文学的前景，不论荣枯得失，都与内地的治乱分不开。前任港督麦理浩曾向香港工商界提过“向北望”的警句，值得深思。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云：“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也可引为香港参证。具有智慧、良知的作家，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应该付与充分的关注，而不是游离于现实，清高自许，隔海观望，漠不关心。
三是香港是国际城市，也是联系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作家的一个中心，多年来通过香港文学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发展已取得很好的成绩，可以预见，今后在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组织、研究上会有进一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