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进程中城市病的演化机理与防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进程论文,产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2)11-0009-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69079万人，总体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的界限，达到51.3％的历史峰值(并略高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中国城镇人口比重”49.68％的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城市化的新阶段。随着大批人口跟随产业转型及产业布局的调整而加速流入中心城市，客观上加剧了大型城市的资源负担。各国发展经验也表明，城市及产业转型过程中也往往是各类城市病集中爆发的时期，国外相关城市在应对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城市病方面的经验及教训能够为我国带来重要借鉴。
一 城市病的演化规律及阶段性特征
广义上讲，城市病由来已久，但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城市体量较小、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城市病问题并不十分突出。随着机器大工业引发的城市爆炸，大批人口和资源加速向空间有限的城市集聚，由此产生了各种城市病问题。
1.城市病的范畴界定。从理论发展脉络看，“城市病”(Urban Disease)一词最早来源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当时一些中心城市的超常规发展已超出了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卫生状况恶化等情况，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将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环境恶化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称之为“齿轮暴虐”。关于城市病，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长期以来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一些学者、机构就“城市病”的范畴发表了不同观点：如矶村英一在《城市问题百科全书》中提出，“城市病”是“有关个人、社会和集团的生活功能的失调情况”；联合国计划署则从城市病分类的角度进行了范畴界定。简而言之，“城市病”是城市资源与社会需求在一定阶段产生巨大矛盾，致使城市承载力“过载”及城市各要素之间关系失调而表现出的各种负面效应，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必然或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
2.城市病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城市病是城市转型与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的外在表现，但其背后隐藏着城市规模膨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因此，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病的表现、特征，与解决方式都有所不同。全球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演化一般规律都遵循了中心城市增长—郊区化—大都市区化的三大典型阶段，在三个阶段中，城市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1)在中心城市增长阶段，随着大批工厂和人口的涌入，工业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西方各个史无前例的城市进程。此时城市病更多体现为城市各种要素加速“向心集聚”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与需求不均衡，进而带来城市运行的“淤塞”难题，及城市环境的迅速恶化问题。据统计，19世纪前40年中，在工业发达的伦敦发生的毒雾事件不下14次，每次毒雾事件都造成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大提高。
(2)在郊区化阶段，随着中心城区城市病不断爆发，出现了产业和人口不断向外迁移的状况。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引导，此时城市病主要体现为人口及有关生产要素外向分散而导致资源配置的空间弥散与浪费，城市布局大多情况下呈现分布的无序特征，并形成城市蔓延及城市认同意识消退等一系列问题——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城市对立面”，它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郊区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被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
(3)在大都市区化阶段，“城市病”则主要体现为要素在各类主体向“多中心集聚”过程中形成的资源隔离，带来的是区域治理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指地方政权等在诸多地方之间的分割，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体制下的分裂状况)难题。芒福德将城市的无序发展，形象地概括为“四散蔓延的畸形巨大团块”。
因此，研究城市病的解决，首先在于准确判断城市所处的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特性进行相应的应对。
3.城市病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主要在于：城市体量大、战略地位突出、要素资源集聚度高等，这些特征决定了这些城市必然承载复合性的功能。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显示出，中心城市在发展演化进程中其承担的功能也呈现动态的变化态势。例如，在全球化与大都市区化的双重背景下，部分功能得到强化，部分功能则逐渐转移至区域内或全球其他节点承担。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城市群之间存在的网络联系，往往形成区域整体合力的复合性功能。而城市功能定位及空间布局的变化往往是诱发各类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核心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
(1)控制性功能。此类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外部要素的控制力上。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处于重要节点地位的中心城市形成核心竞争力，集聚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核心功能。主要涉及金融、贸易、航运、国际政治、高端产业、创新、文化、高端消费等功能。此类功能一般主要集聚在5-10公里半径的内城。而且控制性功能越强，城市的国际地位也越高。
(2)基础性功能。此类功能主要用于满足城市的日常运行，提供城市运行必要的日常服务，如交通、居住、卫生、教育、医疗、传统商业服务等。
(3)迁移性功能。此类功能属于曾经由中心城市承担，但随着区域整体城市化以及城市主要战略变化，必须向周边区域迁移，乃至消亡的功能。如非都市型农业、高污染制造业、低品质住宅等。
上述三类功能彼此间密切联系，共同推动城市演替，相互间又形成互相支撑与关联。而各类城市病的出现，往往与上述功能的变化以及重新组合形式有重要联系。
中心城市在形成“控制性功能”的同时，需要将大量要素向空间有限的内城集聚，进而带来对部分区域“基础性功能”的巨大压力。而区域内原有的“迁移性功能”，往往能够内生城市发展必须的经济动力及就业机会，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粘滞性”，在一定时期无法迅速分离。进而造成了城市在一定发展阶段问题与压力的叠加。如果和上面阐述的“城市病”发展阶段相联系，则控制性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中心城市增长”阶段，迁移性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大都市区化阶段，而基础性功能则更多地体现在始终贯穿于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其相互关系可以下图示意：
图1 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功能、城市病的匹配关系
正是由于城市发展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形态、不同功能需求，内在地导致了各个阶段“城市病”问题的滋生。
二、产业转型与城市病演化的内在联系
国际城市发展经验充分表明，城市产业转型是一个较为漫长但却是主导了城市空间演化、城市功能迁移的重要因素，而产业转型所导致的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现象则成为了各类城市病的根本诱因。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期，全球经济资源快速向大城市集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迅速爆发，城市病相关问题也因此接踵而至。产业转型作用于城市病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产业规模膨胀必然遇到多重资源约束。近现代城市产业转型分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大时期，但是工业化初期和加速时期是城市病集中爆发的阶段。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释放，并对机器大工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城市在集聚人口和产业资源方面的动能空前增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产业的快速膨胀，使得城市资源供求关系不断变化，当资源承载力遇到上限，即成为约束城市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预先的规划，产业粗放式发展更加扭曲了城市资源的配置方式，人流、物流变得乱而无序，城市生产和生活效率受到冲击。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曾指出，工厂成了新的城市有机体的核心，生活的其他每一细部都附属于它。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
在工业化后期，发达国家一些城市逐渐步入高福利阶段，城市空间规划和功能配制都渐趋完善，具有工业化特征的城市病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导致的汽车尾气、垃圾处理、交通拥堵、噪音污染、资源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2.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必然面临城市更新和空间重构。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部分产业加速向外迁移，中心城区则保留了一些付租能力更高的高端商业和专业服务业等。为了适应产业空间的大规模迁移，纽约、伦敦、东京等一些国际大都市都曾通过建设卫星镇来缓解大城市的资源短缺“城市病”。对此，乔尔·科特金认为，在一定阶段，工业城市的没落反映了普遍规律。例如，二战以后，伦敦经济面临了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人口总数和就业人口数的总量都持续下降，就业人口从480万下降到1991年的380万左右。面对快速的产业变迁，城市新格局、新体系、新模式、新功能对传统城市设施和空间布局都产生变革的要求，但是对此很多城市显得手足无措。
3.经济社会升级必然对城市运行模式带来新的要求。无论是在工业化加速阶段还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经历的后工业化阶段，都普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升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与中小城市不同的特点，大体量经济、社会的升级发展往往是系统性的，对城市运行模式产生新的要求，其中不适应之处必然表现为“城市病”。在工业大规模外迁背景下，英国政府曾根据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在伦敦周围建设新城以疏散伦敦中心区的人口。1940年的大伦敦规划设想在农业区建立8个分散的新城以吸收人口和工业。但是在新城建设初期，由于缺乏高效的通勤方式、新城管理和功能配制不到位，使得这些新城仅仅发挥的是居住功能，不能产生就业效应。又如，在纽约、巴黎等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扩散过程中，早期也经历了典型的居住功能郊区化阶段，但是郊区的其他配套功能很不完善，都对城市运行和管理模式产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由此来看，产业转型可以视为激发各类城市病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所在，而一个城市产业缺乏预见性的无序发展更是为城市病爆发埋下祸根。后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次大的产业转型后，在防治城市病方面有着许多成功举措和宝贵经验。
三、产业转型进程中城市病防治的国际经验
我国许多城市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加速时期，而上海、北京、广州等一些相对发达城市则正经历着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按照国际经验，这两个阶段都是城市病集中爆发的时期，我国人口众多和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则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病的严重性，因此，迫切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在产业转型进程中防治城市病的成功经验。本文结合大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逻辑主线，重点梳理出如下几个方面内容，其相互关系也体现在图2中。发达国家相关城市在应对产业转型带来的各类城市病方面，主要经验有：
图2 产业转型背景下“城市病”的表现及城市治理
1.人口膨胀问题及解决方案。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共性之处是自然增长趋于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依托产业发展的迁入式人口增长能够在短期内造成城市人口“爆炸”，其来源有国内移民，也有国际移民，同时长期居留和短期逗留者数量也呈显著增加。国际城市对此采取的成功举措有：一是以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东京都政府在二战后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使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开始聚集，大大降低了东京城市的人口总量。伦敦则通过一系列规划，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功实现了产业空间置换，使“雾伦敦”转变为“酷伦敦”，并有效解决了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膨胀的难题。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分散中心城区压力。东京于1958年、1982年和1987年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
2.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防治。绝大部分国际大都市都呈现出城市规模螺旋式膨胀的趋势，在产业转型期由于城市规模急剧扩大、人口激增，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短缺问题——如土地供应紧张、房价趋高、工业用水与居民用水供应不足、人均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等资源瓶颈问题。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10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国际城市对此采取的成功举措有：一是建立卫星镇以紧凑城市空间格局。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曾通过建设卫星镇来缓解大城市的资源短缺“城市病”。通过完善卫星镇功能并推行就近就业理念以减少资源消耗。纽约市的人均“碳足迹”是全美最低的，居民每天人均开车距离仅为14.4公里。远小于全美41.6公里的平均水平。东京除建立卫星城外，还通过建立紧凑型城市综合体(层高受限，具有商业、娱乐、餐饮、休闲等多样功能的建筑)来节约空间资源，或是建设立体型建筑，使城市活动向空中发展。二是完善资源保护立法，强制资源再循环。纽约市于1989年通过立法，将垃圾再循环定为法律强制性项目，并在各区进行推广，包括免费提供宣传材料，发起住宅区垃圾再循环倡议；实行学校和私营部门(如餐馆、超市等)垃圾再循环，违者重罚。日本政府已经制定了《推进循环性社会形成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利用促进法》、《食品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法》、《汽车回收利用法》、《容器包装回收法》等极具细节性的环境保护法。三是加强生活节水。纽约在夏天干旱时，为缓解城市用水紧张，采取了强制性节水措施、建立城市分级干旱状态制度、呼吁市民节约用水等一系列节水措施来加以缓解。四是依托技术创新全面推广使用清洁能源。1990年代中期，纽约市交通局开始购置混合动力公交车替代传统型柴油公交车，因为混合动力公交车比传统公交车节油30％以上。1995年到2006年间，纽约公交车的颗粒物排放量下降了97％、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了58％。另外，纽约市还通过征收燃油税、过桥过路费、高额停车费来限制私家车的出行。
3.城市环境治理的国际经验。在国家和城市的工业化阶段及后工业化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环境恶化问题。例如，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突出地体现为工业“三废”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及工人居住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在后工业化阶段，则突出地体现在汽车尾气排放、噪音和光污染等新的问题。伦敦、纽约等城市的经验主要是：一是严格控制污染源，将污染企业进行搬迁。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立法在城区设立无烟区，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等煤烟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68年又颁布了一项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1983年，《大伦敦发展规划》修改草案又增加了生态保护的章节，提出了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政策。在后续的规划中，又陆续加强了城市绿地空间、城市生态公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与举措。二是针对汽车尾气污染，建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并根据排放情况实施不同的限制举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汽车数量猛增，汽车取代燃煤成为伦敦大气的主要污染源。针对此，伦敦大部分市镇通过详细检测，确定了各自的空气重污染地域，在这些地方建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对这些区域有的放矢地实行更严格的污染治理措施，其中特别是对主干道采取交通限流，对重点车辆进行限行，禁止排放不符合标准的车辆上路等措施见效明显，减少了重污染区的机动车尾气污染。三是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大力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实际上，从二战以后，纽约、伦敦等一些国际城市不同程度出现了制造业衰退——“去制造业化”现象，这一方面是产业升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加强环境治理取得的效果。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伦敦贝丁顿零碳社区零碳概念被引入，并将展区命名为“伦敦，低碳之都”。这印证着伦敦城市新的发展趋势：伦敦政府侧重于让伦敦在低碳经济中成为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的领导者。据有关统计，伦敦的低碳产业年产值已高达40亿英镑，占全世界低碳总产值的2％；伦敦还计划在未来几十年的低碳经济中吸引到400亿英镑至1400亿英镑的投资。
4.交通拥堵问题治理的国际经验。工业社会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创造了汽车时代。然而机动车总量不断扩大使城市交通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包括大城市在内的交通系统的运行方面，出现了城市中心交通拥堵、交通安全等诸多社会问题，对此，许多国际大都市在通过城市发展目标制定交通发展战略，发展集约型城市形态，创造短距交通出行环境，以及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多方面满足乘客需求等做了许多的探讨与实践，这些为我们应对大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一是扩充以公交为核心的短途公共交通运输。1976年，德国的弗莱堡市为实现环境城市目标，制定鼓励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出行的城市交通政策。在主要干线设置了能够切换交通信号的公交专用线，使公交速度与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建设自行车道和完善自行车路网，鼓励近距离出行采用自行车，在换乘站修建自行车停车点等措施，同时也重视利用轻轨(LRT)等与从郊区进入市区的铁路相连接方便进入市区人员的转乘。在东京等城市，公交车站均设置有时刻表，通过时刻表乘客可了解车辆运行时刻，把握公共汽车到达时间与开往其他方向交通发车时间的衔接，使出行的换乘等候时间最小化。二是采取不同区域分级征收过桥过路费、交通拥挤税、高额停车费，限制私家车进入中心城区。针对日趋严重的汽车拥堵问题，伦敦从2003年开始征收交通拥挤税。周一至周五，凡早上7时到下午6时30分期间进入伦敦市中心的普通轿车，都要缴纳5英镑的“买路钱”。伦敦交通局资料显示，拥挤税效果明显，政策实施后，伦敦市中心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汽车量减少了50％。新加坡则实行了非繁忙时间用车计划(OPC)牌照系统，该种牌照采用红色为特征，拥有该牌照的车只能在周一到周六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才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而申请该类型牌照可以享受较为可观的税收优惠。三是实行分等级的停车收费系统。例如，为有效减少车辆进入市区，弗莱堡市采取不同区域分级停车政策，在市郊进出市区的停车场中施行免费停车，在市中心区采取停车高收费标准以限制车辆进入城市中心区域，在实践中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四、结论
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变化。究其根源，各类城市病的出现大体上都能与城市产业转型找到对应的联系，产业发展也因此而决定着城市长期运行的方向、质量和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空前的产业大发展和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而多年来粗放型的产业发展道路留下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开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交通恶性拥堵、垃圾处理不力、城市空间失衡等问题。这些现象在一些特大城市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一些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小城市却正在体验着城市病的困扰。既然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已经经历了产业转型过程，并展示出城市病演化的一般规律，这为中国城市在新一轮产业转型过程中预防各类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带来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经验。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在剖析城市病产生、演化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通过前瞻性的规划、系统化的建设、精细化的管理来使处于产业转型不同阶段的城市最大限度地少走弯路，并推动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