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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官僚主义体制——隐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象征——已到处受到严厉的批评。过去，主张技术至上论的无名之辈们在平淡无奇的会议上讨论的有关发放贷款、贸易配额等无聊的议题，而今已成为激烈巷战和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活动的诱因。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抗议活动。2001年热亚那会议时一名示威者的死亡，或许成为反对全球化多场冲突中的第一例。
事实上，全球化在一夜之间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决策层、舆论专栏和学校激烈讨论的最紧迫问题。因为，财产所有者与赤贫之间持续扩大的鸿沟，已使第三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陷入苦不堪言的贫穷境地。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一再承诺在全球范围减少贫困。尽管如此，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口此后约增长了1个亿。此间，全世界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2．5％。在非洲，对非殖民化后寄予的厚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代之而来的是整个非洲大陆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危机已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引进，在俄罗斯和其它大部分转型国家并没有实现预先承诺的目标，相反，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空前的贫困。为了明白它们为何处境窘迫，须关注一下对全球化起着引导作用的三个最重要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是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上决定的。它们的成立，是国际社会为遭受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欧洲重建融资，以及使全球免遭未来严重经济危机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用全世界纳税人筹集的资金来融资的公共机构。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对为它筹集资金的公民、又对生活条件受它影响的人们没有直接汇报履行职责情况的义务，因而人们对此还应保持记忆。实际上，它接受成员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监管。这些部长和总裁通过一个复杂的表决程序来行使他们的监管权，而表决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投票权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工业国家有着说话的份量，事实上其中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拥有否决权。
当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时，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了新的传教机构，它们将体现这种思想的方案强加于抗拒它的贫穷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常常急迫等待该机构贷款和额度分配的安排。这两个机构本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进而可能的话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然而，这两个机构只不过成了体现七国集团意愿的帮手，而这些意愿最常见的不过是对它们想实施的某种替代性战略进行活跃的民主式讨论罢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经济机构的所有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扼要地概括：管理，即谁作出决策和为什么作出该决策的问题。这些国际机构并非简单地受最富的工业国家支配，而是受这些国家贸易与金融业特殊利益的驱使。选择这些机构顶级决策者的程序已经说明了上述问题。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今基本上仅活跃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它们是受工业国家的代表指导的。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在闭门选举情况下产生的，而且人们也压根未指望这些职位的候选人在“第三世界”积累过什么实践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已经历了差不多60年，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多经济政策方面规定的义务、尤其是提前实现国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以现今形式出现的全球化并无成功的记载。它在生态上有着后顾之忧，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没有贡献可言。从中央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出了这么多的差错，以至于除了中国、越南及几个东欧国家以外，在其它有关国家贫穷在飞快地增长，收入在猛烈地跌落。
一些人觉察到有一条简便的出路：他们要将全球化埋葬。而这样既不可行，也不值得向往。全球化毕竟大大改善了医疗福利事业，创造了一个为更多的民主和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在全球范围积极向上的文明社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向全球化过渡的方式和方法。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随处可闻。从美国国会设置的委员会开始，到宣讲有关全球金融结构变革报告的科学家，一直到每次大型国际会议差不多都要随之爆发的抗议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措辞已有所改变，当今它们开始更多地谈论贫困，至少世界银行在许多项目方案中认真努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许多批评家对此却保持怀疑。
我认为，全球化可以这样来构建，那就是让其潜力得到积极的发挥。我们不能让全球化的车轮倒转，我们仍须与它一同生存。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构建这样的全球化，使它能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了能使全球化的成果得到均匀分配，首先需要对管理体制，也即国际经济机构的领导和监督体系的构成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在此，必须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而且必须保证，在世界贸易组织内不仅仅经济部长的意见方能引起反响；同时还要保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不仅仅财政部长的意见才会得到关注。有效的共同决定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有必要创建一个不依附国际经济组织的“思维加工厂”。除了从根本上修正上述两个国际机构的管理体制外，更加公开和透明化成为国际经济组织更加充分地考虑穷人的请求、重视环境及政治与社会共同利益的最重要的保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承担的公开信息通报义务，还远远跟不上适用于一个民主国家政府的相应标准。它们试图封锁涉及批评的有关报道，而常常又对阻止消息的泄露力不能及，最终被迫公开这些信息。在我看来，以下的改革步骤最为紧迫：
·资本市场自由化(尤其是“烫手的游资”—hot money)的危险必须得到普遍的承认：改革破产法和债务的延期清偿。如果私人贷款接受者不能满足国内外债权人的偿债要求，即应申请破产，其债务不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担保的范围内予以承担及偿付。国家偿付能力的问题较为复杂(例如在阿根廷)，但尽管如此，作为回旋余地也应扩展破产和延期清偿的范围，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发挥中心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最大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同时又担任破产法庭法官是有失公允的。
·较好地调整银行业：放弃金融业的调整及夸大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重要性都是错误的，并对稳定起到负面作用。上世纪80年代，泰国限制用于不动产投机的贷款发放是正当的，而要求泰国取消这些限制则是错误的。
·改善风险管理：由于汇率的猛烈波动，当今全球各国都遭受了额外的风险。毫无疑问，工业国家能够更好地抵御这种风险，它们应当对有关保险市场的建立提供帮助。
·财政援助：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名副其实的“发展援助”，还需要更多的财政援助。以往较少数额的援助就能改善公共卫生医疗事业，明显降低文盲率。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持久用于发展援助的融资基础，它不听命于美国或其它国家变化无常的国内政策。针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利用全球经济资源为发展援助筹措资金，其中包括海底矿物和海洋捕捞权。
·改善社会保障网络。
·免除债务：不免除债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增长。这些国家以长年出口收入的很高百分比用于偿还债务而流向工业国家。迎接2000年到来的庆典活动动员了国际上广泛支援对债务的免除。由于国际的压力，2000年末24个国家随着债务的免除而渡过难关。但是债务免除的范围必须扩大。而目前根据商定，只有最穷的国家才能从中受益。
在过去的年代，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告诫，为了长期的成功，体验手术股的痛苦是完全必要的。现今面临风险的不是这个或另一个国家的成功，今天它涉及到世界经济的未来。只有当国际机构经历了或许是痛心疾首的变革过程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它们本该完成的任务：赋予全球化仁慈的面貌。
(译自德国《DEUTSCHLAND》杂志2002年8-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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