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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两个关键话题：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改革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改革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就是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化。 (一)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全面”。过去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议题相对单一，主要强调经济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秉承十八大精神，强调“五位一体”的改革目标，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和历届三中全会的最大不同。“深化”——深化改革就是要从制度层面推进改革。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中长期特征是依法通过制度推进和制度联动实现改革整体价值，不仅是单一地强调经济制度改革。下一步，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度改革都要实现联动，即协调性地共同推进。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话题。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另一个关键话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现在学术界争论较多。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在未来五到十年我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必须加紧建设和推进四个体系的现代化。 第一是权力体系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是权力体系现代化的国家。从目前我国权力体系运行的实际情况以及文明世界的一般标准来看，权力体系现代化有三个标准：廉洁、廉价、有效。在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语境中，一个权力体系是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权力体系，其衡量标准首先就是廉洁，即不贪污腐败、不以权谋私、不公权私用，这是公共权力合理性、合法性的前提，如果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甚至为小圈子大量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价值，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其次是权力体系的运行是不是廉价，也就是说是不是很便宜。如果权力体系运行费用太贵，老百姓就消费不起。廉价是衡量权力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最后一个标准就是有效。这是衡量国家治理是否现代化的关键标准之一。什么叫有效政府？什么叫有效的权力体系？从当代世界范围来说，所谓有效政府，主要是指“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政府。 什么叫转变政府职能？从理论上来讲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限权，即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其核心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划清政府权力边界，明晰政府权力清单。过去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改革，包括审批制度改革。第二是放权，即下放政府权力。把政府权力下放到能够有效地运行公共权力的最低一级政府。所以，审批制度改革就是清理、消减、下放审批权限，做好权力下移，让最了解人民诉求、最贴近社会实际的人与机构真正实现“权责一致”。第三是分权，即权力要有序、有效地向社会组织转移，真正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乃至个人的共同治理，建设一个人人有权利、人人负责任的和谐社会。由此，转变政府职能是新一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过去一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搞权力清单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虽然，改革效果还有待商榷，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一方面要强调放权的数量，另一方面更要强调放权的质量，做到有效放权。 权力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否则建设现代化国家就是一句空话。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加大反对权力腐败的力度，提出“八项规定”、反“四风”、走群众路线、反特权等等，连续出台方方面面的“纯洁权力”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条例，目的就是要建设廉价、廉洁、有效的政府。在2014年一年中，平均每月有五项改革措施出台，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权力体系。权力体系不现代化，权力就没有威信、没有信用，好的法律政策就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落实，最终造成国家治理的无力和无效，造成社会失序。 第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法治是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最大的区别。现代化国家是按规则治国，即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执政党是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而传统国家是“以德治国”、忠孝治国。二者的治国理念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在目前中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在这么一个巨型国家、巨型社会搞现代化建设，没有规则或规则执行不到位是不行的。我国现在所有的毛病和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规则缺失，或是规则在实践当中执行不到位。所以，我是比较不赞成所谓“道德治国”这种提法的，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治国理念，是在历史语境下所形成的一种话语体系。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规则治国、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北大著名教授胡适曾经讲过：“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讲规则而不是只谈道德，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正常国家，道德就会自然回归，社会就会向善有序。”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有了法治，道德自然就会回归。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大于人”“法大于权”，而我国传统社会特别是从宋明以后，始终是权大于法。皇帝口含天宪、金口玉言，基本上是以人代法。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权，就可以破坏法律规则。所以，解决“以人代法”“以权代法”仍然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还继续是一个人人不守规则、人人不负责任的社会。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确实抓到了点子上。 第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国家都是一个民主治理的国家，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民主与人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关键在于未来五到十年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即社会主义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能真正按照宪法原则和价值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能真正实现公民的五种权利，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能真正让老百姓切实参与到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中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现在，中国改革之所以动力不足，之所以看来效果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建立起人民群众有序有效地通过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性渠道和平台。人人看起来都有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人又都感到无力，感到有话没有地方说。但是什么样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参与政治过程或社会过程，其实这就是当前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民主绝不是一句空话，绝不是可有可无，社会主义能不能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程度和水平。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两个轮子。中国要真正快速地进入一个现代化社会，这两个轮子都要发挥作用。如果只是法治发挥作用，那么，就有可能变成专制；如果仅仅是民主发挥作用，那么，就可能变成无政府主义。要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顺利地推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中国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非常艰难，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是民生服务体系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生服务体系非常完善，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安全、安宁、安心。民富则国强，发展了、繁荣了、国家富有了，就要把民生服务体系搞好，就要把实现社会公正放到治国理政的优先位置，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大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社会失序。民生服务体系建设有两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一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分配体系，消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现实；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公众都能均等地享受到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等方面的服务。所以说，民生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四大体系非常关键。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实现现代性治理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五到十年我们能否初步建成这四大体系，这四大体系又能否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真正落实到位，真正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 2.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公共管理的层面来讲，国家治理能力一般是指“依法治国”的能力，主要包括五个基本内涵。 第一是公信能力，也叫公信力，即政府权力体系的公信力。政府只有有了公信力，好的治国理政的政策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有了老百姓的拥护，政策才能落到实处，政府的权威性才能体现出来。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权威不是来源于权力本身，而是来源于权力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源于民心所向。所以，没有公信力就没有权威性。政府没有权威性，就没有社会的控制和治理能力，就容易把社会带入风险社会，带入一个弊病丛生的社会，带入一个人人不安全的社会，带入一个人人不负责任的社会。所以说，政府的公信能力很重要也很关键。过去一年多来，我国政府之所以要加大力度反腐败、反“四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是要重构官民关系，改变权力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第二是责任能力。任何现代性的政府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根本体现。政府负责任的程度，与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程度成正比。没有人民民主，就不会有对人民负责的权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现在所有问题的产生，都与一些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官员个体的责任能力的下降有很大关系。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单位化、单位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导致公共权力不是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负责，而是为自己和自己圈子里的人负责，导致社会的公共精神消失、诚信消失。所以，公共机构的责任能力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国家管理相当到位，靠谁？靠官僚、靠公务员。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日本平均1.8年换一次内阁，内阁走马灯似地频频更换。但是，日本公务员队伍相当稳定，这是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石。其实日本社会真正的治理核心是官僚组织，是公务员。日本公务员大多是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生考取的，工资也不高，基本上就是同等职业工资的平均水平还偏下一点。但是，日本公务员为什么如此负责和敬业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职业的荣誉感，为国家工作的荣誉感。二是职业的安全感。日本公务员队伍是长期雇佣，就是一些私营企业也是长期雇佣，目的是培养员工对于企业、公司、单位的这种忠诚感。所以日本公务员是“铁饭碗”，德国也是。公务员天生就应该是“铁饭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打破这个“铁饭碗”，我认为这值得商榷，除非你能先打破现代官僚体制。所以，中国改革下一步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打造一支对国家和人民忠诚的公务员队伍，打造一支负责任的公务员队伍。而这都离不开严密的组织和负责任的官僚体制，以及公务员为国家为民族的服务精神。所以，公务员的责任能力、政府的责任能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最可靠保证。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贪腐了、不负责任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没有进步的希望了，更不可能实现国家强盛。 第三是执行能力，即执行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执行能力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再好的政策，再好的理念，再好的法规，在实践中如果落实不了，执行不了，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现在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执行力不到位，很多政策制定得不错，但一执行就走样。好政策关键在于执行，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力不够。2014年上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组部调研就特别强调制度执行力。要落实制度执行力，首先要出台合理的制度组合。什么叫制度组合？就是制度配套。政策制定出来了，谁来落实？谁来监督？也必须有明确规定。没有这一组合，仅有好的制度、好的政策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说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执行能力很重要。 第四是监督能力。政府权力下移以后，并不是说政府没事干。大家都清楚，现代政府一般做两件事：第一是制定一个好的公共政策，第二是监督政策执行或者落实，政府就该干好这两件事。现在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行政审批权下放和转移以后，一些社会组织、一些企业或公司，利用政府转移或下放的权力胡作非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监督。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强对转移和下放了的权力的监督。 第五是服务能力。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政府给百姓、给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其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 总之，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包括上述四大体系和五大能力。未来五到十年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四大体系的建设和五种能力的实现和提升非常关键。要正确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个人认为，必须从治标转入治本，从反“四风”、反腐败、反“三公”消费转变到依宪依法规范权力运行的新阶段，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二、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主要标志及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而转型社会的一个基本状态就是“风险社会”，换句话讲，转型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目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比较多，从价值到现实，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是从理论高度讲，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这几年，政府的公信力或者说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障碍，不合作的情况表现得非常严重。应当承认，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是个严酷的事实。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必然带来政府的合理性或权威性的下降，由此必然会带来政府的社会控制、治理能力的下降，随着政府的社会控制和治理能力下降也就必然会把中国带入风险社会、带入一个不安全社会，这是制度演化的必然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声势浩大地反“四风”、反腐败，就是要提升政府的威信，改变政府的形象。政府有威信了，说话老百姓才信、才合作，这个社会才会团结，如果政府没有威信，那政策再好都没有意义。 第二个标志是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是某个人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一些公共机构存在组织的不负责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会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不安全社会。风险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生活安全没有保障，生产安全没有保障，各种各样的事故频发。由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或单位不负责任，消解了公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和信仰，淡化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使个体的人生活失去了方向，结果使中国社会形成“两弱社会”。第一是整个社会的“弱智化”，这是群体弱智，没有远见卓识。中国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聪明、很会算计、很精明，但一进入需要相互交往、相互合作的领域，就只顾眼前利益、个人利益，理性被蒙蔽，相互伤害造成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及整个社会的弱智化倾向。由于社会和个体的成长没有了方向，没有了价值观，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理性，没有了法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社会状态的表象看起来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算得很清楚，实际上却人人吃亏。第二是整个社会的“弱势化”。弱智化的结果是社会没有什么强势阶层，都变成弱势阶层了。正常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其应有的权力和利益，现在社会信任消失了，都成了弱势群体，不小心就被骗了，轻则破财，重则要命，社会的哪个阶层看起来都不强势。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是危险的，我们每个人感到无能为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由整个社会的官僚体制不负责任造成的，知法犯法、有法不依、不依法执政、不依法行政、不依法治国、权大于法、人大于法，法律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刚性约束作用，有人特别是权力持有者可以打破法律的刚性标准，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彻底地消解了文明社会的规则，其逻辑演绎的后果可能造成一个人人不守规则的社会，造成人人可以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导致整个社会都弱势化。所以，中国社会改革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关键在于通过责任型政府建设来推进法治型社会建设。 第三个标志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什么叫“理论的不在状态”？就是理论很多，但是这个理论不在状态，通俗地说，就是这个理论环顾左右而言它——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自我表达，假话、空话、套话说一大堆，但是关照现实的理论却很少，解决问题的理论很缺乏。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没有理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知识是什么，是对真理的追求，只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我们才能制度创新、社会创新，才能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上，权力必须服从于知识。只有按照常识办事，倡导知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发展，老百姓的福祉才有保障。所以，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需要搞清楚，知识是关乎“智识”的科学，不能向权力低头。在西方，从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把知识从宗教权力和君主权力下解放出来，使知识成为社会创新和人的解放的动力，使权力服从于科学、服从于知识，使知识与权力分开。而中国的传统是知识与权力高度融合，知识服从于权力，制约了理论创新、思想创新，限制了科学知识的发展。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理论创新不足，这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时候能自己思想了，能自己说话了，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第四个标志是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把中国由封闭社会、高度一致的社会带入开放社会或多样化社会，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崛起，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自由度的提高以及价值选择意识的增强，标志着我国社会正在形成一个主要由理性国民组成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它却有可能把中国带入风险社会，为什么？因为多样化社会与高度一致性社会、封闭型社会的治理方式是不同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治理理论创新。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方式也必须创新，不能按照过去的那种方式来治理现代社会。我们现在的治理方式亟待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的就是适应开放性和多样性社会的现实要求。 三、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我认为，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 第一个是利益结构的紧张。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这一问题不仅决定着中国未来社会的稳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因此，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我个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改革任务应分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两方面：一是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化、规范化改革。现在，第二方面正在搞，效果很好。第一方面还没有涉及太多，但收入分配公正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最艰难的问题之一。从北大今年出的一个研究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基尼系数达0.73%，而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是0.4%。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475%，而武汉的中南财大发布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63%。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研究数字，都说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有资料显示，现在中国最富的5%的家庭占有全社会财富的23.4%，最穷的家庭占有全社会财富的0.1%，相差234倍，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到5倍。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纳入改革议程，否则，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所以，利益结构紧张是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还是从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贫富差距都是社会矛盾集聚、积累、发酵并最终引起社会混乱的导火索之一。 第二是制度结构的紧张。现在中国的各种制度组合、制度体系相互之间不配套，甚至不衔接、不协调的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不协调。所谓改革，说到底就是制度性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的改革。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快，成效也显著，但是，我们在旧的社会体制框架或治理框架下能不能持续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个问题。所以，制度结构紧张也是个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如果说我们下一步不大力推进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关系的改革，那么，我们的经济成果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 第三是文化结构的紧张。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相互冲突。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大问题。中国用三十多年时间快速地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主要特征是熟人社会，靠道德约束人的行为，而现代社会主要是陌生人社会，靠法律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圈子里面，道德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规范是真实的，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是陌生人社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用规则来制约。但是“依法行为”的规则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一个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正处在一个从道德规范人向法律规范人过渡的时期，所以，个体的行为方向不是很明确，是非善恶判断标准不是很清晰。有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出现这样的状态——遇到一些需要判断是非的场景，怎么处理、应对，心里不是很清楚。因为中国现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道德规范人向法律规范人转化过程还没完成，整个社会显得价值比较混乱，人的行为无规则，价值空白现象比较多，既有社会的价值盲点，也有个人的价值盲点。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加快现代文明的进程，就必须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消除存在于公民个体心理和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文化结构性紧张。我们必须要教会公民尽快地适应现代社会的依法行为规则，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约束人的行为规则也必须变。 第四是价值结构的紧张。当代中国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价值体系，一种是传统价值体系，一种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一种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实事求是地讲，目前这三种价值在中国都有市场，而且这三种价值体系之间还相互冲突。这也是个体的人在价值选择上显得比较盲目和混乱的原因。因此，必须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和价值方向，简单明确地给老百姓一个核心价值追求，是我们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任务。目前，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我认为二十四个字太多了，核心价值是关于或反映这个社会的“社会本质”的价值，要简单，要让每个老百姓都记得住。所以，2009年社会上在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曾撰文提出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两个原则：第一，核心价值就是政治价值，不能把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都摆进去，那不叫核心价值；第二，核心价值必须是反映社会本质和社会目标的价值，要与其他社会形态所信奉的价值明确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点一定要给老百姓讲清楚。当时，我个人提出，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核心价值可以表述为八个字，即：“公正、民主、民生、和谐”。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要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过去30多年，我们是以“经济”为核心构建改革话语；未来3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资本主义搞“自由民主”社会，那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搞一个“公正民主”社会。美国社会叫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中，自由排在第一位，社会中自由的价值和自由的制度最重要，如果没有自由，其他后序价值就不能实现。与之相对比，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搞一个“公正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公正的价值与公正的制度，只有公正的社会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表述越简单越好，越能让老百姓记住越好。核心价值应该只是政治价值，不能和社会价值、个人价值、道德价值相混合。政治价值是前提，是核心，没有基本的政治价值，这个社会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都很难实现。所以，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传统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相互交错，二十四个字表述里面没有突出核心，里面既有资本主义价值、传统价值，也有社会主义价值，但是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公正”二字凸显出来。我们要建设公正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 总之，中国目前进入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的还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或紧张没有解决。因此，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它们形成的规律，以便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标签：风险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依法治国论文; 时政论文;